《上海管理科学》专稿 || 贾利军等：文、字与华夏文明断代及其社会治理模式初探

扫地僧一一 2023-10-11 发布于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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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中国传统管理文化守正创新”专栏

摘要

华夏文明先后经历了“文以载道”的文阶段和“字以呈象”的字阶段。文阶段主要使用以易经为代表的承载宇宙大道的符号体系，其社会治理模式是“天师集团”、“君王集团”和百姓有机结合人文化成的模式。字阶段主要使用始于仓颉造字以来的汉字系统。在字阶段，天师集团内隐于君王系统，君王成为社会治理的核心。汉字使用，民智开启，民众会因为不同的望文生义而产生分歧，社会治理从直接替天行道转化为依据大道的解释而间接替天行道，也就产生分歧、统一、再分歧的螺旋式发展进程。

壹

“文”和“字”

我们今天称之为“文字”的这样一个范畴，在真正的中国文化中其实是两个概念，即“文”和“字”。所谓“文”指的是以易经为代表的上古华夏先贤所创造出来承载宇宙大道的符号体系。文以载道的“文”就是这个概念的当代遗存。文的创造者有很多，其中，伏羲是最典型的代表；上古时期的文符号系统也有很多，但是最成熟的就是我们今天仍然在使用的易经符号系统。也就是《周易·系辞传下》[1]中所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纹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字”肇始于黄帝令仓颉造字，关于这一点，诸多古老典籍都有描述，《淮南子·本经训》[2]中说：“昔者苍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世本·作篇》[3]中有：“苍颉作书”的记载。《荀子·解蔽》[4]中说：“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韩非子·五蠹》[5]篇、《吕氏春秋·君守》[6]篇中都有“苍颉作书”的记载。从以上典籍描述不难看出，造字的人肯定不止仓颉一位，但是仓颉是集大成者。也就是上述《荀子》中说“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仓颉之所以能够集大成，就在于他传承了从文时代一以贯之的华夏先贤创造符号的本质逻辑，也就是“制器尚象”。汉字的“制器尚象”指的是，如何用汉字来拟象需要表达的世间万物。这种拟象要尽可能地传达出事物的本质特征，也就是古人所说“圣人有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这里的“賾”原意是指深奥、玄妙，这里是本质的意思；象其“物宜”就是用合适的符号来表达事物表象背后的本质。对于汉字的造字而言，华夏民族的先贤造字不是简单地，一厢情愿地对世间万物进行简单、粗暴的符号化指代。而是探究万事万物背后深刻的道理，用尽可能与之匹配的符号来表达出事物的本质特征。直至今天，汉字辗转变迁，但是其造字的逻辑从未改变。所以，即使是今天的人们仍然可以阅读理解古人的篇章、典籍。

贰

“文”和“字”的

文明断代指征

综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和“字”，她们分别所对应的是两个宏阔久远的历史时期，也就是中华文明的“文阶段”和中华文明的“字阶段”。换句话来说，如果我们对整个华夏文明做一个简单的划分，就可以划分为“文阶段”和“字阶段”。文阶段从伏羲画卦成文一直到黄帝令仓颉造字，这是一个非常久远的历史阶段；所谓“字阶段”就是从黄帝令仓颉造字一直到我们今天，都可以称之为字阶段。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从文到字这是一个长期过程，是文逐步内隐，而字逐步普及的阶段。这个阶段从黄帝令仓颉造字开始一直延续到秦始皇统一汉字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跨度。在这样一个历史跨度里，人类社会的历史叙事同时并行“文逻辑”叙事和“字逻辑”叙事。越久远的历史时期越是倾向于是“文逻辑”，而越靠近当代社会越倾向于是“字逻辑”，这是一个基本的发展进程。但期间因为地域分布、亚文明层级等因素，错综复杂、混杂发展。因为这样的文、字交融，就造成了当代考古对这样一个历史时期非常迷惑的原因。这是因为，当我们用“字的逻辑”去反推“文逻辑”时代的社会发展状况时，甚而我们用字的逻辑去反推“文逻辑”和“字逻辑”混杂发展历史时期的状况时，这就如同用一个婴儿的思维去思考一位政治家伟大政治举措的深刻原因，非常容易南辕北辙，常常不知所措。

三星堆考古就非常直观地展示了这样一种逻辑背后的困惑。比如，三星堆发掘过程中经常有专家或网友感慨：为什么这么发达的文明却没有发现文字？但了解我们上述的文、字界定后，大家一定会明白：三星堆只是没有发现“字”。事实上，在三星堆发掘过程中出现的“文”随处可见。比如被网友们戏称为“外星文物”的状如汽车方向盘似的的器物，极有可能就是一个重要的“文”概念——五行的实物表征。根据这个文的实物，我们大致可以推断，三星堆文明是使用十月太阳历的部族。这也就可以解释专家和网民的一系列困惑。比如，三星堆文明怎么突然终止了？三星堆文明怎么会有大量的祭祀坑？等等。其实以上的种种困惑大致可以给我们一个基本指向：即三星堆文明应该是黄帝令仓颉造字前后的文明，是文、字杂糅时代，所以才会产生这样的困惑。后续的考古科学探测大致与这种断代吻合。当代学者赵殿增[7]在研究中总结：“一期”的时间大致定位在新石器晚期，测定年代范围为4740-4070年左右；“二期”的时间大致定位在夏代及商代前期，测定年代范围为4070-3600年左右；“三期”的时间大致定位在商代中晚期，测定年代大约在距今3600-3200年左右；“四期”的时间大致定位在商代末期到周初，测定年代大约在距今3100-2875（前后80的时间误差）年左右。即三星堆文明是距今3000-5000年的文明。这个时期大致是中原地区的黄帝文明的前后。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的文、字的断代功能。

当今社会，夏商周的历史断代为什么这么困难？根源也在于“以小博大”，以“字逻辑”揣度“文时代”，更兼之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采用西方的考古标准来推演中国的考古发现，必然是南辕北辙，必然是不知所云。

叁

“文”时代和“字”时代

的社会治理模式

“文阶段”的社会治理和“字阶段”的社会治理也是有着本质的不同的。在“文阶段”，整个社会分为三个功能集团：天师集团、王权集团和百姓集团。在这个历史时期，天师集团负责为整个社会提供智慧支持，是具体的“文系统”的创造者。天师集团在不同的华夏亚文明里有不同的称谓，比如在某些民间传说中又被称为“巫”。这个“巫”和我们当代被西方概念witch污染后的巫概念有着本质的不同。

从甲骨文到楷书的造字不难看出，甲骨文的“巫”强调的是巫的功能即对四季变迁规律的把握，而楷书造字则是强调具有这种功能的人：巫字上下两橫代表着天地宇宙，中间一竖表征贯通天地宇宙规律，所以巫就是贯通天地宇宙规律的人，就是天师，类似于当代社会的国家智囊。王权系统负责行政实施，百姓集团进行具体的工作。这样，人类的智慧、人类的管理、人类的实践就构成了一个有机朴素的整体。这样一种关系、这样一种社会治理模式在《黄帝内经》之类的典籍中可以得到相应的佐证。这样的社会，不会有太多的世俗功能，但是整个社会的治理高度未必比后世“字时代”低，甚至在某些方面，由于没有世俗的侵扰，反而可能更加高明。所以，《商君书·画策》[8]中说“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描述的就是这样一个朴素通达的“文时代”。

理解了文时代的社会治理模式，同样可以解释“三星堆”文明的“突然性”。这个突然性就是诸多学者理解的突然出现和突然消失的问题。比如，根据若地[9]在《“三星堆遗址器物断代暨巴蜀文化研究”座谈会综述》一文中总结的争议，当时有学者认为，观察新出土的器物，其所代表的青铜冶铸技术以及其所代表的青铜文化都具有断层和突发性，是“突然出现”的，并依此将三星堆文化的断代上限拉回到春秋中期。同样，当代诸多学者与网名也推三星堆文明的“突然消失”也是大惑不解。但是如果我们了解了上述的文时代华夏文明的社会治理模式，对此就不会大惑不解。在文时代，人文化成的社会治理模式下，天师系统或者说巫系统是整个社会的核心。整个社会运转的根本力量在于他们。但是天师系统和君王系统的关系并非永远是友好的。当天师系统背离君王系统时，社会就会发生动乱或停滞。以三星堆文明为例，如果我们上述的猜测是正确的，三星堆文明使用的十月太阳历，即每年十个月，每个月36天，这样就是360天，与每年365天差5天。一年差5天对农业生产影响不算太大，但是两年、三年就会影响一个节气，就会对农业生产产生巨大影响。这个时候就可以由天师集团使用闰月等方式来调整。当天师集团与君王系统背离时，这种让历法重回平衡的做法就没有人可以做了，这样农业生产就发生了紊乱。但是普通老百姓并不知道这背后的原因，他们会认为自己的部族被老天诅咒了，他们会大兴祭祀，当祭祀也不能发生作用时，这个部族就会撤离这个区域，这就是突然消失的原因所在。三星堆文明后来发掘出的大量祭祀坑，大致可以佐证这样一个推理。同理，文时代一个文明的出现，也是君王系统与天师集团的机缘巧合、风云际会，也是二生三的一个具体的社会表现。从旁观的角度来看，会有一个突兀的感觉，尤其是文时代天师集团之于社会功能的凸显，这样一种文明的勃发模式也会加深旁观者的“突然”感。

当代社会受西方进化论假说影响较大[10]，总是喜欢用“茹毛饮血”这样的描述去揣度人类的上古社会。其实不同的文明有不同的发起模式，的确存在着一些从“茹毛饮血”发展进化而来的文明，但是华夏文明就典籍记载和考古佐证，大概率是一种生而高明甚至是生而巅峰的文明起源模式。这种文明，从一开始就具备了框架的完整性和高度，此后的发展则是对这种文明在内容上的充实。之所以我们是这样一种“生而巅峰”的文明发展模式，就在于中国人探究世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简而言之，中国人探究世界的世界观是以“道”为核心的整体论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囊括了人类社会所有据以进行科学研究的各种世界观认知:原子论世界观、结构整体论世界观、有机整体论世界观。关于这一点，在老子《道德经》[11]中有非常清晰的描述，即“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所谓“一”，就是太极。事物发展处于这个阶段时，使用原子论世界观是可行的，因为处于太极态，整体与局部具有同质性，所以采用原子论世界观，还原论方法论和抽样的方法是可行的，这就好像，我们如果想知道一锅粥的味道，只要舀一勺常常就可以了；所谓“二”就是两仪、四象。事物处于这个发展阶段，就已经具备了基于线性逻辑的复杂结构，这个时候，简单的抽样是不可取的，进行建模研究是比较妥当的。由于处于这个发展阶段的事物仍然是以可拆解的思维进行研究，所以结构整体论可以看作是复杂的原子论，是原子论按照一定的逻辑的组合，所以它的方法论依然是还原论方法论；所谓“三”就是阴阳五行，是事物发展到有机复杂阶段.在这样一个阶段，无论使用抽样还是建模其实都无法获得事物的本质属性。这是因为，基于还原论方法论的任何方法都会破坏事物的有机整体性，当事物的有机整体性被破坏时，事物的本质属性就不再显像，这就如同人死了，人之为人的精神属性就荡然无存了。

所以，传统中国社会把人类的认知自上而下分为“道”、“象”、“器”三个层次。“器”探讨的一事一物之理；“象”探讨的是一类事物背后的规律；而“道”探究的则是万事万物共通遵循的规律。也就是说，中国人的科学研究是一种分层科学研究，自下而上，探究的规律普适性就越强，直至可以解释一切事物的终极科学规律——道。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方的科学是分科科学（Science），这种科学的“科”等同于中国科举考试的“科”，它是把一个完整的世界分割成不同的功能模块，据此进行研究，所以这种科学所能达到的规律性认知仅仅等同于中国文化中的“器学”认知。近年来，人类社会发展的有机性前所未有地提高，人类社会与大自然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倾向于必须遵从大自然本身的规律，西方学术界的“可重复性危机”日趋严重，这才促成了他们呼喊学科融合研究、跨学科研究。但其实这种自发的科学研究追求在西方世界里是不能自我完成的，这是因为当前人类研究的对象更多呈现出有机整体的属性。这种有机整体性其实是无法用组合的方式获得的。这就好像我们杀了一头猪做了一千根火腿肠，但是我们无法反过来用一千根火腿肠拼出一头活猪来。这其实就是还原论方法论对于作为有机整体研究对象的致命缺陷。这也是爱因斯坦晚年悲剧的根由：爱因斯坦晚年试图将当时的物理学认知用比较简洁的物理学规律统一起来。由于他是西方世界公认的最聪明的人，所以整个西方世界信心百倍。纽约时报不惜使用了耸人听闻的标题《爱因斯坦将统一所有的物理学认知》。

但是众所周知，直到这个西方世界公认的最聪明的人去世，他也没有找到达成他理想的任何希望。与之相反，比爱因斯坦时代早两千多年的中国春秋时期，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在读懂中国的道科学经典《易经》之后，发出了这样的感慨“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万物之道”。这之间巨大的反差不是爱因斯坦不够聪明，而是世界观和方法论差异造成的巨大鸿沟，这就好像一个走路快的人，如果他走错了方向，他的优点就成为了他致命缺点，他走的越快，他离目标就越远。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初级阶段，我们需要研究的对象并不复杂，还没有达到有机复杂的地步，或者说我们和这个世界相处的关系还比较简单、粗线条，这个时候，使用原子论世界观或结构整体论世界观似乎是有效的。但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我们逐步发现我们所处的世界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这个时候，除了升级世界观、方法论，没有其他的办法。这也是西方世界这两年又自发兴起“质性研究”的原因。所谓“西方质性研究”其实就是用人这样一个有机的巨系统来作为研究的工具，研究具有有机整体属性的研究对象。但西方产生这样一种研究范式是一件非常诡异的事情。因为在原子论世界观、还原论方法论为基础的文明里是生长不出真正具有实效的整体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这就如同鸡蛋孵化不出大象那样，这其间不是表象的不同，而是文化基因的不同。所以你会发现“西方质性研究”对于世界观、方法论没有任何清晰自洽的论述。这最大概率上是从东方中国的经典科研范式——易经范式中获得了部分灵感而拼凑出来的四不像研究。因为我们中国人从文明之初，就确立了以道为核心的整体论世界观，以“天人合一”方法论为基础的易经科学范式[12]。关于这一点，在《庄子天运》[13]中有精准的描述：“水静则明烛须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静犹明，而况精神！圣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圣人休焉。”在人类的上古时期，华夏先祖伏羲能够创制易经；神农能够开创农业、中医药；轩辕黄帝可以开具人类社会雏形，都是基于这样一种范式，所以他们被称为圣人，从圣（聖）字的造字我们就能够明白，这是指可以和天地相通的人，这就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绝不仅仅是一个哲学概念，而是一个科学规律。这是因为华夏先贤早就发现：整个宇宙是一个五行嵌套系统，宇宙是最大的五行系统，而人也是一个五行系统。人与宇宙之间可以形成全息映射的关系，这就是天人合一。当代人谈“量子纠缠”不过是天人合一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所以我们不难发现在《黄帝内经》[14]中有这样的描述“天有四时五行，以生长收藏，以生寒暑燥湿风。人有五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故喜怒伤气，寒暑伤形。暴怒伤阴，暴喜伤阳。厥气上行，满脉去形。喜怒不节，寒暑过度，生乃不固。故重阴必阳，重阳必阴。故曰：冬伤于寒，春必温病;春伤于风，夏生飧泄;夏伤于暑，秋必痎疟;秋伤于湿，冬生咳嗽。”这就是典型的天人相应的描述。严格意义上来说，整个《黄帝内经》抑或整个中医药体系都是天人合一思想的具体应用。所以，整个华夏文明就是以“道”为核心的整体论，以“天人合一”为标尺的方法论所构成的文明系统。这就是我们说华夏文明是替天行道的文明，是天人合一的文明的由来。

华夏文明“文时代”的社会治理本质上是一种替天行道的“人文化成”模式。这种治理模式在《易经·彖传》中有详细的描述：“刚柔相错，谓之天文；文明以止，谓之人文。关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刚柔交错就是指的是阴阳交，就是老子所说的“三生万物”。三生万物成就人类得以存续的宇宙，其背后的规律就是天文，天文就是道。人类明白宇宙大道就叫作文明（明文），依据宇宙大道知所进退，就是人文。所以说，明白了宇宙大道就知道了寒来暑往，宇宙变迁的道理；明白了宇宙大道将其用于人类社会造福人类就是人文化成。我们中国人所说的文化就是“人文化成”四个字的缩写，意思就是按照宇宙大道造福人类社会，就是替天行道。

从西方科研范式由量化转质性的历程，我们就不难理解，最早的华夏先贤以通过天人合一的路径达到的“明心见性”其实是最高级别的质性研究。这个阶段的华夏科学研究对宇宙大道理解的结构深度和框架广度是迄今为止的人类认知巅峰。这也是为什么当今社会，术科学如此发达，人们却越迷恋易经这一华夏上古科学巨著，即使是后来的易经通俗版本——《道德经》[15]也成为全世界最受拥趸的著作。这是因为此后的人类科学研究乃至世俗生活仅仅是在某一个层面，内容广度的框架下向前发展。

黄帝令仓颉造字之后，人文化成的基础发生了巨变。荀子用“仓颉造字”而“有鬼夜哭”进行了隐喻，这个隐喻《淮南子·本经训》中这样解释：“（造字之后，人们）能愈多而德愈薄矣。故周鼎著倕,使衔其指，以明大巧之不可为也。”汉代高诱则进一步解释：“苍颉始视鸟迹之文造书契，则诈伪萌生，诈伪萌生则去本趋末，弃耕作之业而务锥刀之利。”

以上，他们共通言说的其实这样一个事实，在过往目不识丁的百姓掌握了知识之后，就会从过去无条件服从聖人、君王号令的集体，变成了一个个具有独立自我价值判断的个体集合，这样，聖人、君王的指令就会因个体的“自我意识觉醒”而不能尽善尽美的贯彻。这可以看做是人类社会发展否定之否定，螺旋式上升过程中的第一个“否定”和“下降”。这其实也就是《史记》[16]中所说“轩辕之时，……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这个时期，过往朴素而平静的生活因为“字”的引入而不复存在。这也是从黄帝开始，华夏文明的社会治理方式开始发生巨变的根本原因。

自轩辕黄帝开始，过往的天师集团、君王系统和百姓的关系发生了较大的改变。在轩辕黄帝之前，天师集团承担着整个社会治理的核心职责；而自从轩辕黄帝之后，君王系统逐渐成为社会治理的主体，天师集团成为附属，而整个百姓群体则分化为各路诸侯。这是一个世俗君王系统把天师集团权力纳入自己统治能力的过程。自此以后，替天行道的华夏文明中，关于“大道”的解释权就从过往的天师集团（或巫集团）让渡到君王系统。整个过程，被后世史书称之为“绝地天通”。例如，《尚书‧孔氏传》[17]中说：“帝命羲、和，世掌天、地、四时之官，使人、神不扰，各得其序，是谓'绝地天通。” 《史记·太史公自序》⑬中说：“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後，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中，对这样一个过程记载的比较详细的是《国语·楚语》[18]中的记载：“昭王问于观射父曰：'《周书》所谓重、黎寔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无然，民将能登天乎？’对曰：'非此之谓也。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月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处位次主，而为之牲器时服，而后使先圣之后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号、高祖之主、宗庙之事、昭穆之世、齐敬之勤、礼节之宜、威仪之则、容貌之崇、忠信之质、禋洁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为之祝。使名姓之后，能知四时之生、牺牲之物、玉帛之类、采服之仪、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摄之位、坛场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旧典者为之宗。于是乎有天地神民类物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异业，敬而不渎，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祸灾不至，求用不匮。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无度，民神同位。民渎齐盟，无有严威。神狎民则，不蠲其为。嘉生不降，无物以享。祸灾荐臻，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

这里必须要明晰一个概念，上古华夏中的“神”的概念，并不是西方文化中的人格神，它指的是天地宇宙大道的具体功用。所谓“绝地天通”指的是在过往的“文时代”，宇宙规律、天地大道的具体表现方式就是“文系统”，而文系统又是由天师或巫集团掌控的，所以一切依照宇宙规律、天地大道进行的人类社会实践都是由这个集团主导的，在这个时代，整个社会的运转因为有绝对的权威，所以显得朴素而有序。但是“字”发明以后，文、字相传，民间的聪明人或多或少知晓了一部分宇宙规律、天地大道，于是就成为了各自区域自发的“天师”或“巫”，但也因为他们仅仅是一知半解，也就造成了他们对整个社会规则的抵触或误解，整个社会就呈现出“民神杂糅，不可方物”的混乱局面。在这样的背景下，过往“人文化成”朴素的社会治理模式逐渐失效，整个社会从以“知晓天道”为唯一中心发展到不仅要“知晓天道”还要通过“管控”保证人们按照天道生活发展。也就是“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所以，整个社会的治理核心就从天师集团转为君王系统。但是这个时期的君王系统已经融合了天师集团，具有了过往的二合一功能：知晓大道和践行大道。而天师集团也内隐成为君王系统的一个构成部分。

其实，“绝地天通”可以看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是一个争夺天地大道、宇宙规律的解释权的过程。这个过程自黄帝令仓颉造字一直到东周末年，一直在不同程度上发生、发展着。这个过程也同时影响了此后的历朝历代，这其实就是中国历史上伴随朝代更迭的各种封禅、祭天以及各种盛大祭祀背后的真正涵义。

东周末年，渊源于这个时期的君王系统再次式微，作为内隐于这个君王系统的天师集团从一个集团溃散为一个个个体，散落民间。这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纷乱的根由和诸子百家的真正由来。其中，作为天师集团最后一代的集大成者——老子的归隐可以看作是天师集团以内隐的方式消亡的标志性事件。而老子所著的《道德经》则是典型的“字以载道”经典文言文版本，它可以看做是“文系统”或易经的“字版本”。

自周朝末年，到秦始皇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六国，这期间发生的各种纷乱和当年黄帝令仓颉造字后社会“民神杂糅”的局面异曲同工。而秦始皇的“书同文、车同轨”的统一六国，也可以看做是第二次的“绝地天通”，秦始皇自称“始皇帝”的勇气也源于此。后世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则可以看作是第三次“绝地天通”，这也是汉兴盛一时的原因。

秦代普及的形声字则把华夏文明带入了真正意义上的“字时代”，从此，世俗生活不仅可以形成文字记录，而且可以最大半径地口耳传播、交流，“字”真正成为了老百姓的生活工具。老百姓的世俗生活及大地丰富起来，中国进入了真正意义上的字时代。

字时代的到来，做到了民智开启，这对于个体的成长无疑是有益的。但是一个个个体心智的提升又给社会治理带来了永无止歇的新问题、新难题。这就是老子所谓“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孔子所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19]等话语的本质。学界往往将其等同于当下社会所理解的“愚民统治”，而忽略了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关系属性。其实想想自工业革命以来，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因为所谓的“科技昌明”而加速危机的过程，我们也许可以对这样一个手段赋予新的理解。

如果说文时代的社会治理模式是“人文化成”，字时代的社会治理模式则可以看做是“制器尚象”，即社会治理从直接替天行道转化为通过一个中介介质间接替天行道。这样一个中介转换带来了无限的管理可能性，即老子所谓“道可道、非常道”，也使得人类的管理更多地在“象”的层面上显得扑朔迷离。

肆

结语

但无论如何，人类是不可能重新回到“无字时代”。“文时代”可以看做是华夏文明社会治理的“道生一”时期，而“字时代”的蓬勃发展则可以看作是华夏文明社会治理的“一生二”时期，这个时期的一切纷争都可以看作是基于字的发展而带来的各种思想分歧。结束这种纷争、纷乱的唯一出路就是“二生三”，即中国的历朝历代先贤们提供的人类重回宇宙大道的方式：教化万民。也就是文、字合流，“六亿神州尽舜尧” [20]。只有这样，我们才有肯能在更高的基础上天人合一。所以我们历来强调大一统，无论是组织形式还是思想意识。因为宇宙大道是一个有机整体，只有我们在组织形式上，心智模式上形成一个有机整体，才有可能替天行道而天人合一，这就是我们这个文明自称“国家”的原因，一个国必须发展到象一个有血缘纽带、人伦关系的家庭那样，整个国才能成为一个有机整体，才能具备替天行道的真正能力。

作者简介：

贾利军，华东师范大学管理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东方营销学、人力资源开发、易经易理。

参考文献

[1] 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2] 淮南子[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9.

[3] (汉)宋衷注、(清)秦嘉谟等辑：世本八种[M].北京：中华书局，2008.

[4] （战国）荀况著,孙红颖译.荀子[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16.

[5] （战国）韩非著.韩非子[M].长沙：岳麓书社,2015.

[6] （汉）高诱.吕氏春秋注[M].北京：中华书局，1954．

[7] 赵殿增.三星堆考古发现与巴蜀古史研究[J].四川文物,1992(S1):3-12.

[8] 商鞅著,张觉注.商君书[M].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1.

[9] 若地.“三星堆遗址器物断代暨巴蜀文化研究”座谈会综述[J].社会科学研究,1995(01):83-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