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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工程兵副司令员武宏回忆:为解决随军家属就业,白手起家办工厂

 Loading69 2023-10-12 发布于四川

1968年,某工程全部竣工后,师部与所属各团陆续撤离工区。师部移防河北某地区,原先留守大同的随军家属也陆续搬至师部驻地。

在大同,由于城市较大,企业较多,加上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随军家属都能在当地谋得一份工作。新的师部驻地不行,只是个小镇,根本没有像样的国有企业,地方政府也无力解决一个师的随军家属的就业问题。随军家属不能就业,一是对稳定军心不利;二是军官的家庭收入减少,生活出现困难;三是没有就业的家属不能自食其力,容易闹家庭矛盾,影响部队的稳定。现实问题出现了,摆在我们面前,怎样才能解决这些问题,化解这个矛盾,也摆在我们面前。

'活人不能被尿憋死。'我们必须想办法解决家属就业的问题,地方政府安排不了,我们自己想办法解决。1966年毛主席发表了'5·7'指示,毛主席说:'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1969年是毛主席的'5·7'指示发表三周年。我们师办有农场,为什么不能再办个工厂呢?有了工厂,家属问题不是就可以解决了吗?

1月24日我主持召开师党委常委会,研究办工厂的问题。

办工厂,就要像毛主席说的那样,生产出自己需要的且能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生产出国家需要的紧缺的产品。还要办一个劳动强度既不能过大又要适合女同志特点的工厂,依据以上要求,我提出办个纺织厂,供党委常委们研究参考,是否合适。常委会上,王凤阶、贺俊峰、李恩宝、杨久平等同志都发了言。大家通过分析,认为办纺织厂是比较合适的。国家纺织品供应紧张,容易得到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支持,缓解自身困难和支援国家建设。同时,纺纱织布适合女同志干,劳动强度也不算大。大家很快统一了认识,决定办纺织厂,并要求在毛主席发表'5·7'指示三周年时正式投产出布。

办纺织厂,说起来容易,办起来难,我们这些拿枪和拿铁锹十字镐的工程兵部队对办工厂一窍不通,但我们有决心把纺织厂办好,我们要在干中学,学中干,并力争出好布,多出布,支援国家建设,服务人民群众。

说干就干,我就是这个脾气,决定了的事情,我是一抓到底,办不成决不罢休。我随即召集司、政、后领导开会,抽调人员组成办纺织厂的筹备领导小组,同时选派比较聪明精干、又比较年轻的家属到北京国棉三厂学习技术。

1969年春节,工程科的刘景堂副科长正在河北三河县出差。正月初三我即让司令部李恩宝参谋长打电话催他办完事速回师部。刘景堂接到电话后,即于正月初四赶回师部。我与王凤阶副师长、参谋长李恩宝给他交待任务。我说:'随军家属迁到师部来了,解决了干部夫妻两地分居问题,但这里的地方政府解决不了她们的工作。所以师党委决定,为了把随军家属安排好,让她们能有一个工作做,咱们自己办一个纺织厂,具体的事由你办,望你克服困难,白手起家,把这个工厂办起来,并争取在毛主席发表'5·7'指示三周年的时候投产出布。'

办纺织厂需要厂房。我令安装营把仓库腾出来一部分作厂房,解决了一部分。不足部分,由安装营负责盖房解决。

春节过完,春天来临,安装营的广大干部战士领受盖房任务后,即开始了打土坯。师部驻地由于地处长城以北,初春的北国,依然寒气袭人,战士们赤着双脚和泥,冻得两脚赤红,脱坯的战士们,手都裂着大血口子,但他们依然不怕苦、不怕疼、不怕累。手裂了,抹点凡士林药膏贴上胶布,继续干。战士们的这种精神令我感动,也让我心疼。但是任务紧迫,我不得不忍痛让战士们继续干。为了减轻战士们的痛苦,我让师卫生院派出医生在脱坯与盖房现场轮流值班,随时为战士们包扎伤口;让管理科每天把澡堂的水烧好,使战士们每天都能洗上热水澡;要求安装营的各连安排好伙食,加强营养,让战士们吃饱吃好,保持体力。我也经常坚持到脱坯和盖房现场与战士们共同劳动。

安装营的干部战士们看我经常到现场,而且对他们的生活安排很细,激发了他们的劳动热情。经过三个月的苦干,4月底,一座土坯厂房盖起来了。

在安装营脱坯盖房的同时,我派刘景堂副科长带上一批人分别到北京国棉一厂、三厂学习取经,争取他们的帮助与支持。国棉一、三厂的同志们对我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落实毛主席的'5.7'指示办纺织厂,非常支持。我亲自到国家纺织部、北京市纺织局联系,寻求他们的支持。纺织部和北京市纺织局也很支持我们办纺织厂,并当即表态:要人,我们去人;要设备,我们无偿支援。

我从国棉三厂请来余副厂长和几个技术人员来做计划。经过协商,大家认为,要办厂,就要有一定的规模,但规模也不宜太大。规模太小,不能满足随军家属全部就业,而且成本太高,无利可图;规模太大,设备、技术跟不上,就不能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同样是浪费。大家一致认为,总体规模应控制在拥有50台左右的织布机,其他设备都要以满足这50台织布机而定。

厂房有了,计划有了,设备从哪里来呢?

北京国棉一厂、国棉三厂和天津国棉五厂各无偿支援我们一批机械设备,国棉三厂的技术人员与修理营将国棉一厂和三厂闲置不用的旧清花机、并条机、整线机拆装修理了一部分,我们又从上海订购一部分新的织布机、粗纱机、细纱机….

织布机的问题解决了,与织布机的配套设备也解决了。

纺织厂的备流程与工作流程是:清花机(这个机器很大,主要是清除棉花中的杂质)-﹣梳棉机(被清花机清理过杂质的棉花是不成形、杂乱无章的,经过梳棉机梳理后,使棉花纤维形成有序、平整的排列)-﹣并条机(主要是将排列有序的棉花牵制成长条,实际上就如农村老太太在纺线之前将棉花搓成长条的那个工序)-﹣粗纱机(将棉条纺成粗纱)-﹣细纱机﹣﹣整线机﹣﹣浆线机﹣﹣织布机﹣﹣整理机(将织好的布通过人工进行排除疵布的一道工序)-﹣打包出厂。

清花机,是天津第五纺织厂的旧设备,经过改装无偿支援给我们,并派来技术人员进行安装调试的;国棉三厂在技术革新中撤下来的旧机器无偿支援了我们3台;并条机是国棉一厂在技术革新中撤下来无偿支援我们的;粗纱机和细纱机是我们从上海纺织机械厂订购的;整线机、浆线机、整理机和打包机是由国棉三厂的技术人员和修理营的战士一起加工制做的。

为了加快办工厂的进度,争取在'5·7'之前出布,筹备组的同志们以及修理营的干部战士,在国棉一厂、三厂的技术人员的指导下夜以继日地苦干。奉命到上海纺织机械厂采购织布机的薛弼友助理员吃在工厂、住在工厂达一个多月。由于纺织机械厂的织布机的生产任务早已下达,并被武汉等地订购完,按常规,我们订购的织布机要在六七月份才能生产出来。薛助理员不厌其烦地到销售科说理由,讲原因,并与武汉等地的采购人员协商,请他们能从其订购的织布机中匀给我们几台。薛助理说:'我们部队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办工厂,师长下了死命令让我一定在毛主席发表'5.7'指示三周年之前把织布机运回工厂,并投入运行,不然我交不了差。'经过薛助理反复做工作,上海纺织机械厂销售科的同志和武汉等地的采购人员分别请示自己的上级领导,给我们匀了30台织布机,并迅速发货,使得我们的工厂能够按计划正式开工投产。

在国棉一厂、三厂技术人员的帮助下,5月初,50台织布机及与其配套的设备全部安装调试完毕。

办纺织厂,光有厂房设备是不行的,还要有原料,如棉花、维尼龙纤维等,不但要有原料,还要有销售渠道,要织得出布,还要销售得出去。在盖厂房及运作各种设备的修理、采购、安装调试的同时,我与筹备组的同志一道研究原材料供应和产品销售的渠道。通过调查了解,牛栏山有个维尼龙工厂可以供应维尼龙,北京市花纱布公司可以供应棉花并回购布匹。于是我即派人到这两个单位联系维尼龙和棉花的供应问题,之后我们与北京市花纱布公司和牛栏山维尼龙厂签订了供销协议,请他们供应我们原材料并回购我们的布匹。这两个单位很支持我们的工作,答应了我们的要求。

1969年5月7日,正值毛主席发表'5.7'指示三周年,我们的纺织厂正式开工投产了。国棉一厂、三厂的一批老工人手把手地教刚进入纺织厂的随军家属。随军家属们在干中学,学中干,很快掌握了要领,成为合格的纺织工人。她们很高兴,很激动,感谢我们为他们办了一件大好事,解决了她们的工作,增加了收人。

5月7日当天,我们在纺织厂召开大会,庆祝毛主席'5.7'指示发表三周年,庆祝纺织厂办厂成功。北京市纺织局、北京市国棉一厂、三厂的领导及牛栏山维尼龙厂、北京市花纱布公司的领导同志也应邀参加了庆祝大会。

庆祝会上,我代表师党委讲话,讲到我们为什么办纺织厂以及在筹办纺织厂期间的艰辛。我说:'我们在很短的时间里能够把纺织厂办起来,特别要感谢国家纺织部、北京市纺织局、北京国棉一厂、三厂、牛栏山维尼龙厂、北京市花纱布公司、上海纺织机械厂对我们的大力支持,感谢工厂筹备组和修理营的干部战士的辛勤劳动。我们把工厂办起来了,是我们响应毛主席号召的一个具体体现,是我们为解决随军家属工作问题的一个重要举措,我们一定要把工厂办好,多织布,织好布,支援国家建设。'

会议结束后,我陪同北京市纺织局、北京市国棉一厂、三厂的领导及牛栏山维尼龙厂、北京市花纱布公司的领导参观了纺织厂,观看了纺织女工(随军家属)的工作程序。各位领导对我们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白手起家办起了拥有50台织布机的纺织厂大加赞赏。

原工程兵副司令员武宏回忆:为解决随军家属就业,白手起家办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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