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天才诗人，也是长安城里忧伤的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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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读《长安客》一书时，四年级的女儿正在背诵杜甫的《江畔独步寻花》——黄师塔前江水东，春光懒困倚微风……这是教学和考试的要求，或许也是“亲近母语”的经历。

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她不会知道杜甫写这首诗的背景。有可能终其一生，她都不知道这一背景，伴随着对这首诗以及杜甫这位诗人的遗忘。

作者在《王维：天之骄子的陨落》一章里说：“久居在长安，战争变成一桩只通过诗歌想象的壮丽事件。”这里可以套用这句话，在今天的学生眼里，古代诗歌变成了只通过教学考试才出现的文化遗产。

我们的诗歌教育是一个非常奇异的存在，它既不强调诗歌的文学性，因为语言文字的基本构成已经大不相同，犹如一门外语；同时也不强调它的历史背景，因为另有历史课，而一首诗和一个诗人的背景往往说不尽，超出教师和教学的能力。

它往往大肆强调情感和思想，并且有一种把一切诗歌简化为伟大思想和正面情感的趋势。诗人往往在这种简化的流传中被剥离得只剩下一个高大剪影，尤其在语文教学中，诗人的形象等同于楷模和完人。

关于挫折、消沉、悲伤哀痛、无力彷徨等等，是不宜多提的；而关于猥琐、奸诈、投机、逢迎等等，则是需要剔除的。只是，任何正常的人都知道，人生就是充满这样的词汇，深陷这些情绪的泥沼之中的不甘和奋起，才可能成就诗歌。

从这个意义上说，《长安客》是一本不合时宜的追本溯源的书，它详细地讲述了王维、杜甫、李白、柳宗元（同刘禹锡）、白居易（同元稹）、李商隐和圆仁等诗人的生平。

贯穿他们生平的主题词，是挫折和失败，偶有柳暗花明。但整体而言，他们的失败触目惊心而且无可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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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诗人的失败，都和“安史之乱”密切相关，有的是当事人，有的是受安史之乱影响下日渐衰败的政局的受害者。

安史之乱发生时，唐朝已经建国近140年，历经数个朝代。但相当多的读者对唐代历史的认识和对唐代诗歌的认识存在一个错位：

对唐代历史的认识受到《隋唐演义》《薛刚反唐》等评书影视的影响，尤其是前者，基本上局限在初唐，局限在李渊李世民父子和武则天的时代，进而会把伟大诗人和诗歌出现的时间不自觉前移，“贞观之治”如果对应着李白杜甫白居易，该有多么荡气回肠。

可惜的是唐代伟大诗人与诗歌的出现，和隋末唐初的英雄们完全不同步，一百多年后，在“开元盛世”的晚期，我们熟知的诗人才登场。而他们真正意义上的成熟和爆发，则是在大唐由盛转衰的那个时刻。

仔细考察《长安客》中描述的每个诗人的人生轨迹，他们的诗作，大多也产生于个人濒临绝境、人到中年、晋升无望、身体老朽、妻离子散之际。

杜甫最好的《秋兴八首》，写于他离开成都辗转于夔州的途中，那首著名的《江南春逢李龟年》写于他漂泊在湖南时期。《长安客》里写道：“李龟年本比杜甫年长许多，杜甫第一次听见他唱歌，才十几岁。如今，两个白发老头竟然分辨不出谁更老一些。”

李白那首著名的“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同样是写于他作为罪犯流放夜郎（贵州正安县）的第三年，朝廷大赦天下，死罪改流放，流放以下赦免，李白立刻写出这首轻快明媚的《早发白帝城》，而此前，他已经作为一个坎坷失败的人度过了几乎一生。

在那之后，李白一反狂放风格和仙风道骨的气息，连续写下“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至于柳宗元，那句“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也是写于被贬永州的时期，这一时期他还写了著名《永州八记》，官场与世俗都让他绝望，不得不寄情山水，犹如后世的寄情丹青、金石、考据等等。

春风得意时当然可以作诗，也不乏佳作，但真正意义上的诗歌，而非诗句，大概只属于挫败和绝望的人生，只属于此生了了的老年。在此我无意证明“诗歌只属于老年”，因为我认定如此。

当然可以通过数据加以佐证：诗人写出佳作佳句的年龄多大，在生命的那个阶段，而佳作佳句的认定看被引用的数量。

我只是想说，诗歌确实属于老年，因为老无所依，唯有诗歌。《长安客》也证明了这一点。

从这个意义上看，《长安客》说 “他们是诗国闪耀的群星，他们是长安城里忧伤的年轻人”，在阅读之前，我一度认为这是一部探究伟大诗人的青年时代的著作，“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衣马自轻肥”、“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之类的盛世美颜。

 

但《长安客》本质上是一本非常“残酷”的书，写伟大的长安，写春风得意的客人，却在开始部分用超长的篇幅，详写了长安的衰败，写了安史之乱的毁灭性，写了唐玄宗的进退失据，写了此后多位皇帝深陷安史之乱的漩涡之中。

翻开《长安客》，扑面而来的是一片衰败狼藉，一股难以为续的艰难气息。相当于一个人到了中老年，疾病缠身，好运不再，周身上下散发出药味汗味臭味和死亡的气息。在这样的气息之下，诗人们开始出场。

我依然认为，唯有这样的气息才能产生诗歌，“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这句诗的意境就是，黑暗、沉默压抑、无菜无酒，青春不再，故乡消亡……

唯有诗歌还可以让这一切复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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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客》一书，有一个沉默的主角长安城。一座城市是否伟大，正是看它是能否“自行”产生不朽的文字。

例如巴黎，有《红与黑》，有《巴黎：一席浮动的豪宴》，有诗人于坚的《巴黎记》。再例如纽约，有《美国往事》《曼哈顿》《出租车司机》等等不计其数的电影。

关于长安的辉煌、气象、包容和无穷无尽，太多的文字都可以为证。而《长安客》中的诸位大诗人，更是在终其一生证明长安的伟大。

最为极端的是杜甫，晚年的诗作几乎句句不离长安，长安已经在那个时代最伟大的诗人笔下，演化为一种信仰和光源。

这里或许有一个非常庸俗的问题，那就是，这些诗人作为官员，对长安的念想岂不就是对做官的渴望吗？事实或许也是如此，但做官是途径而非目标，这些诗人的心目中始终有一个兼济天下的豪情，始终有一个报效君主的核心价值。

更为关键的是，在古典的中心突出的时代，一座都城意味着精神的高度，意味着人的汇聚，更意味一种可能性，一些事只有才长安才有可能，在其他地方就绝无可能。

长安也是如此，它从世俗与精神两个层面，从积极健康与腐朽等不同的维度，最大限度地吸引着所有的人。它甚至散发出一种潜台词，即长安之外的地方的人可能都不能算大唐的人。

在这样连绵不断的外力之下，长安演化为一个舞台，让人终生向往。或许有身在灯光下的人表示厌倦，比如王维，总想着远离长安，但也无非只是在几十里外的辋川以唯恐世人不知道的方式隐居而已。这就是长安的魅力所在，即使对它厌倦，也只能做到若即若离，而做不到一走了之。

可以想见，那些终其一生不能回到长安的诗人，会写出怎样幽微复杂、情绪万千的诗句。

让人嘘嘘的是，历经晚唐及五代十国，直至宋代，长安终于衰落下来，变成遗迹、废都，而正是在这段时间，所有伟大的唐代诗人得以确立。

白居易、李白的诗集成型最早，杜甫等人的诗集编纂较晚，但全都发生在长安城风化淹没的同时。

我们可以说，伟大的长安城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而关于它的诗歌千古。我们也可以说，长安城化为文字，成为无处不在的历史散布在这个国家的每一个角落，而我们今天的人，依然都是它的客人。

八个催泪故事

串起大唐由盛转衰的一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