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是四川广安人，1991年从四川大学哲学系毕业，分配到当时的计划单列市重庆，到今天32年了，人生的五分之三是在这座城市度过的。 说实话，我一开始并不喜欢这里。这里只有大山大江的粗旷，却似乎缺乏安放人文精神的细节；这里“盛产”美女才女，但她们正喜欢着张国荣、刘德华、齐秦的深情，或者冉冉升起的商界明星，我这样的在当时被称为“半残废”；这里除了小面就是火锅，对我这个从小完全吃不惯麻辣的人来说，简直就是过早地进入了“人间修行”。 但渐渐地，我开始爱上了这座城市。有一个非常强烈的转折记忆——1993年的某一天，我从嘉陵江大桥的北桥头，走路过桥到上清寺上班，可以节约五毛钱的车费。时间宽裕，就站在桥边和一群“开心的棒棒”聊他们的“生意”，聊完就数着飞奔而过的车牌号数字往前走，突然之间，心里就爱上了这座城市。说“爱上”并不是夸张，因为这么多年来有无数更好的机会，让我“东南飞”或者“北京漂”或者“美国梦”，我最后都选择了走出去学习，跑回来做梦，梦见我们终于看见了一个更好的重庆。 1993年我从党校离职，投身到《商界》杂志的创办中。《商界》杂志曾经是中国如日中天的商业财经月刊，发行量高峰的时候，是排名第二的《财经》杂志的近十倍。我十多年担任这个杂志编辑团队的主要负责人，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一边采访最具标杆意义的企业，一边随时光的流逝变得越来越惶恐。 先说《商界》杂志的创办，在90年代初是一件有些“天才”的事情。用体制内的资源，以体制外的视角打量中国的创业大潮；让普通的商人，登上国家正规刊物的封面，配一个大大的人头像；把大家都看不懂的商业经营那些事儿，用讲故事的方式释放出来；用不属于任何一类体裁的长篇幅报道，讴歌与反思那个时代的小老板、大商人幸运与智慧兼具的创业精神。 重庆出了一本《商界》杂志，是让当时的重庆企业家都很难相信的事情，也是让全国的商业财经媒体特别羡慕嫉妒的事情。因为这本刊物不仅赢得了广大创业人士的心，而且体制问题解决得非常好，同时很赚钱：每个月的广告费 发行收入，直逼1000万。 我的惶恐在于，作为这个杂志的内容总编，没有人比我更清楚，这一切都来源于我们前瞻的刊物定位和独特的内容形式。但是，十年过去了、十五年过去了，市场上模仿者、超越者、颠覆者如过江之鲫，危机早就到来，而我们守在这个城市，没有力量突围。核心团队寻求过若干次的第二曲线战略，均以失败而告终——这里面有地域文化的原因。
在重庆媒体界趟过的人应该知道，仅以媒体而论，在那些年重庆就曾经出过无数在全国出类拔萃的品牌：红岩、商界、电脑报、课堂内外、党员文摘......但最后，无一例外地衰落了，即便还活着，却已经没有了当年的气质，陷入求活的泥潭。 再看重庆的企业界，过去开一时风气之先的品牌：力帆、隆鑫、宗申、嘉陵、建设雅马哈、美心、谭木匠、龙湖、金科、小天鹅、陶然居......都曾经是最具创新力、最具领先气象，也的确拥有过领衔行业的气质，今天，这份气质也没有了，最好的状态是平稳地活着。 这就是我们不得不认真思考的问题：重庆为什么？为什么这个城市有无数的创造性、开创性的事业，最后都失败的失败，挣扎的挣扎，平庸的平庸......在我熟悉的两个领域里，我们没有和华为、比亚迪、宁德、小米、腾讯、阿里比肩的品牌；我们没有和《南方周末》、《财经》杂志、财新传媒、吴晓波频道、得到APP呼应的知识团队。其它的领域也大抵都是如此。 重庆为什么？ 几个月前，重庆人文论坛的第一批发言人聚会，讨论中我有一个观点，得到了大家的赞同：重庆的城市性格天生就有不平凡的基因，比如这是一座具备冒险气质、创新精神的城市，是一座在无路可走的地方开路的城市，有一群特别善于“择其善而固执之”的人，是有着顽强生命力的山水之间朝天而去的人。这座有灵性的城市诞生了很多开创性的事情，但迄今依然领先的并不多，因为真正的不平凡，永远需要更多的条件——就是这座城市的文化基因里相对缺乏的专业性、系统性、科学性、协同力和耐受力。 当我们不论以什么方式，拥有了专业性、系统性、科学性、协同力、耐受力这些新的文化基因，也许，我们这座城市的创造力或者重庆人活在这座城市里的创造力，才能得以真正地绽放，持久地绽放，不断地升级。这个道理，是我自己创业第五个年头开始悟到的。  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我坐在重庆中安大厦的13楼会议室，望着跑得一个不剩的座位，以为自己的人生就此到点了。几天后我从商界传媒集团离职，去灾区做志愿者，从此就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人生。2008年秋天，我决定投身教育，回到重庆创办了《校长》杂志。 《校长》杂志一开始就特别的理想主义，以学校教育治理现代化的角度、长成文艺甚至艺术面孔的教育管理刊物，在那个年代是没有的。所以我们迅速地在全国教育界赢得了口碑，但是，却依然没有赢得生存。 《校长》杂志仅凭刊物是养不活自己的，更何况我们这个品质的刊物需要大量深度的采访、高水平的教育媒体记者、慢功出细活的文字打磨；而且，全中国的校长只有20多万人，按出版规律，百分之一订阅是常态，十分之一订阅是奇迹；而且我们宣告不收学校一分钱，或者变相要求其他条件，连采访开支都是自己出——这在当时的教育媒体领域，基本没有。所以，我们需要从媒体进入产业，通过为学校提供各种服务，获得收益补贴生存。 如果了解学校教育基础生态的朋友就知道，教育领域是一个“圈子生意”，尤其是公办学校占主流的地方，教育局统筹着学校绝大部分开支，你得想方设法搞好关系，甚至输送利益。我们没有这样做，而是一开始就给自己立下了这样的经营原则：不靠政府背书、不靠资本托底，不靠桌子底下的交易；以及行动准则：意义第一，学校第二，商业第三。 我们真的就这么做了，所以第五个年头的时候，《校长》杂志山穷水尽。  我当时的反思是：为什么这么有开创意义的事情，对中国的教育现代化具有极大推动价值的事情，会又一次在重庆失败了呢？ 我在痛定思痛中，看见了教育领域的另一个生存逻辑：这个领域是一个问题丛生，而解决问题的工具和支架远远不够的领域。然而，教育问题的解决，牵一发动全身，绝不仅仅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所等待的解决方案，一定是专业的、系统的、科学的，而且需要有足够的时间长度。 所以我把自己的房子抵押了，又找朋友融了一些资金，把“办杂志”转型成为蒲公英教育智库——智库的立意是专业研究与服务，站在以学校或者区域教育为单位的组织，成为提供教育生态改进的一站式服务平台。 这是蒲公英教育智库的文化表达之一。一份事业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些自我的约定？因为人性常常引导我们走错误的道路，我们需要提前给自己本能的选择约定一个“不同的意见”。我们坚持自己的做事原则，失败了，只当是知识分子的一场人生实验。但是当智库把其它“捷径”都堵上之后，就只有一条路可走了：真正地帮助一线教育人专业化、系统化、科学化地解决学校自己解决不了的难题。 这是蒲公英教育智库今天的研究结构。这个结构里面又分为30几个研究中心，几乎囊括了中小学校建设发展的每一个专业领域，我们都配有至少三个人以上，进行十年如一日的专业解决方案的研究，然后再嵌套成为教育这样一个巨复杂系统在巨复杂时代的结构化解决方案。 和我所供职过的商界传媒集团一样，蒲公英教育智库一度成为中国教育这一方水池里的“一条鲶鱼”，一个非常有力的搅局者。举个简单例子：我们所创办的《新校长》刊物，让很多有影响力的教育媒体不敢再大张旗鼓地收版面费；比如我们所策划的中国教育创新年会，今天已经启发了不下十个以上的各级各类以“教育创新”命名的会议；我们在首届中国教育创新年会上提出的大会主题“未来学校”，今天已经成为全中国的教育热词，以及真正想要改良教育的中国一流学校的行动选项；我们身在重庆，每年却有至少300家国内外学校成为我们的研究同盟，有上千家全国各地的创新学校、教育局在奔赴未来学校的路上，成为我们深度服务的客户；可以说，中国最一流的学校，和这座城市里一个不到两百人的教育智库，几乎都远远近近地结下了不解之缘。 10年前，我们提出了这样一句使命：“顶高中国教育的空间高度”，当时的同事们吓坏了，觉得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今天，我们又加了一句：“贡献世界范围的教育价值”，同事们开始觉得似乎是跳起来够得着的一个目标。10年前，我们提出举办每年一度的中国教育创新年会，人们觉得太托大了，一个重庆的小机构，承办这样的大会会不会闪了腰？今天，中国教育创新年会已经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年度教育盛会；十年前，我们要去采访国内一流的学校，经常联系十个会被拒绝八个，今天，连上海一位同行都私下说，我们上海教育界不太能接受内陆的教育机构，只有蒲公英教育智库，在上海教育圈普遍受欢迎。 我们的做法，其实就在这六个字当中：专业、思想、风骨。我们必须非常专业地去研究问题：哪怕是一份刊物，也要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专业；要去为别人提供咨询服务，则一定要真正看见事情的本质，解决问题的根源。比如：教师的动力问题，在今天是教育界的一个巨大难题。而我们通过各种现场调研报告，得到的图景是什么呢？几乎很少有教师是真正躺平的，只是动力在哪里？我们如何为教师在学校和区域生态系统里建构良好的机制，输送持续的动力？这就是我们必须去深度研究与个性化服务的内容—— 学校的目标是什么、愿景是什么、共识是什么？ 学校怎样服务教师、怎样成全教师、怎样提供表达机会？ 管理结构怎么搭建、教师分工怎样合理、文化生态怎么完善？ 视野如何开阔、资源怎么导入、脚手架如何便捷？ 这样一个框架，蒲公英教育智库一个部门花了十年左右，才真正夯实一整套资源和不同学校的配型。 又比如学校图书馆，我们的一个部门叫蒲公英书房，专业展开这个领域的研究。我们通过以学生成长过程必然遇见的核心问题作为阅读分类，每一个分类背后把最好的书找岀来，围绕这个分类建构阅读场景，围绕这些问题设计学习者的挑战课题，以解决问题的方式推动自主阅读的发生……我们认识到，学校图书馆必须是一个优雅、审美、舒适、有趣的地方，还必须是随处有阅读动力、机制、课程、挑战、示范的地方，必须是一个师生有事无事愿意去逛一逛溜一圈的地方。通过重新想象与设计，我们期待推动阅读成为学校教育最底层的事情，最重要的事情；把学校图书馆做成校园场景最丰富、最生动、最有活力的成长系统；把一本本好书变成师生成长可以深度相处的“无声教师”，未来人生最具挑战价值的引导课题，和每一个需要冲顶的山头最稳固可靠的脚下阶梯...... 在我们的理解中，这就是专业，专业的人秉持对教育正确的理念，就产生我对学校教育的思想性 结构化 工具箱式引领；然后我们以自己做事情的方式，成为一家有风骨的企业，我们选择真正理想的教育伙伴同行，却并不为一切可见的利益下注。我们很荣幸，成为了一家真正被中国教育界接纳、并被大量学校视为伙伴的研究机构。  回到我今天演讲的主题，为什么这是一条难而正确的路呢？ 讲三个小故事：昨天，我面试了一位北大哲学系毕业、又在三联工作过十多年的硕士生，这是这么多年来第一位北大毕业生入职智库。这说明什么？各位，在重庆，要办“顶高中国教育空间高度”的事情，最大的困难是环境和人才，这里不是政治中心、经济中心、金融中心、媒体中心、教育高地、人才高地，要在这里干这件事，只有一条路：学会结构化地、高效率地自己培养人才。我们非常幸运，找到了这样一条道路。 第二个故事也是不久前这个春夏时节发生的，很多教育同行突然来访，很多的重要课题需要投入，让我们的2023年变得特别忙碌。其中一个来访是某高新区的教育主管部门。局长带队考察，因为我们居然真正帮助他们实现了高水平的系统设计 样板落地，面向未来的区域教育“新赛道”，从上级到家长都点赞。而这个方案，是他们寻遍中国体制内外同类机构，都失望过的。他们问我们为什么在重庆可以做到这样？ 这就引出了我们的一个最核心的竞争力：扁平化管理，嵌套式组织。这里有一个独特的组织逻辑：专业研究并不够，还需要组织嵌套——一个个独立的研究成果，在彼此的嵌套中实现更高水平的输出；以全生态的视角与系统整合，实现对巨复杂系统的洞察与驾驭，对巨复杂问题的平衡解决。所以蒲公英教育智库的今天，已经走过了最危险的生死关和发展关——人才瓶颈。这里依然没有一个天才，但我们为教育界输岀解决方案的高度，已经远超我们单独某个人的水平——这同时又开始吸引“天才”们的到来。 第三个故事，来自于中国教育创新年会。2022年第九届中国教育创新年会，于12月5号到18号在云端举办，共有近300位专家参与演讲，全国两千多所学校数十万教师闭环学习，是一个巨复杂的系统工程。筹备工作的最后20多天，重庆宣布全市紧急封控，我们全部同事仓皇逃离办公区，连基本的资料都来不及带回家。按道理，也没有人不能理解，会议应该宣布取消，我们完全有理由躺平。但是蒲公英教育智库的全体同事们在居家隔离期间，以小组为单位，开着线上视频相互打气，彼此补位，完成了流程创新、平台搭建、内容准备、场景建模、视觉设计、信息发布、嘉宾对接、物料准备、在线报名、视频剪辑、云端推流等需要无缝衔接的会前准备，在全体同事95%新冠阳性的情况下，如约完成了一场有更高教育价值和参会者更好学习体验的年度盛会——这在当时的中国教育界，绝无仅有。 这是一个巨复杂的时代，教育更是如此。 从前的孩子看着父母长，今天的孩子看着世界长，我们怎么办？今天我们这个时代，每个人都要拿着过去的工具，去解决未来的问题，我们怎么办？今天的教育现场，很多人每天都在做价值判断，却很少去做有真正价值的事情，我们怎么办？今天的教育，从家长到学校到国家都开始醒悟，仅有成绩是不够的，还需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但在学校现场，只管成绩好是容易的，教育目标多增加几个要素，复杂度和工作量都几何级数的倍增，我们怎么办？ 还有很多的教育难题，我们没有答案。这也是这个行业的魅力，永远没有天花板，不断挑战与打破每个从业者的认知。 更整全的认知是东方文明的优势；更科学地进阶是西方文明的优势。我希望自己活在这座城市里，学会更整全地看见，也学会更科学地进阶，同时，继续保有这座城市给我的激情、灵性与创造力，在今天这个时代，创造出一个不会被时代浪头轻易打翻的品牌，过一个能自己把自己像艺术品一样展出的人生。 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不同的人各有答案，我的理解是三个方面：追求自我的提升；贡献世界的美善；实现精神的传承。是什么让我们敢于选择更冒险、更不计回报的人生？是人类文明的内在肌理，已经给了我们更深邃、更生动、更无法代替的回报。 蒲公英教育智库，我期待她是能够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度，看见教育的可能。中国教育创新年会，我期待她是能够站在未来世界的入口，看见学校的可能。 愿我们一起共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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