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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孟灏 来源：《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2022年第2期  三、刘秀集团豪族的武力及区域控制力 学者多将两汉之际刘秀集团的凝聚、东汉政权的建立，与豪族密切关联。如余英时指出，东汉政权的建立实以士族大姓为其社会基础，刘秀集团之所以能在群雄并起的形势下获得胜利，除刘秀个人身世及其所处客观环境较为有利外，和士族大姓之间取得更大程度的协调，显然是重要原因之一。所谓刘秀集团以豪族为基础，最重要的是豪族能够给予刘秀集团以切实支持，其中武力是最直接、最强力的支持，豪族武装尤其南阳豪族武装被认为是刘秀集团的武力支柱。 不过日本学者的相关研究动摇了这一认识。木村正雄认为，刘秀集团赖以为基础的主要是河北豪族势力。五井直弘认为与豪族相对的民众，是刘秀集团获得成功的关键因素，刘秀一度拥有的“铜马帝”称号是最好注脚。小嶋茂稔强调在东汉建立过程中，郡县制统治机构的重要性。上古浩一对小嶋之说作了修正，认为掌握地方行政组织的豪族阶层，是东汉建立的主要依靠力量。中国学者也注意到河北突骑在刘秀统一战争中的作用。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豪族武装并非刘秀集团武力的骨干。在研究日趋深入的同时，原本作为问题核心的豪族武力反而出现缺位。本文将关注点重新聚焦于豪族武力，考察豪族在刘秀集团内的实际地位和作用。 首先以史料记载相对丰富的耿纯为例，分析刘秀集团豪族武力存在实态。《后汉书·耿纯传》载： 耿纯之父耿艾在王莽时仕至济平尹，更始立，又被委任为济南太守，耿纯曾游学长安，仕为纳言士，表明耿氏为仕宦之家。耿纯为李轶看重，又以其钜鹿大姓的身分，承制拜官授节，“令安集赵、魏”，体现了耿氏在钜鹿乃至赵、魏的影响力。真定王室是河北地区重要的政治势力，刘扬称耿纯为“真定宗室之出”，耿纯之母当出自真定王室。能与汉代地方诸侯王家族婚姻，耿氏势力不能小觑。总之，耿氏为钜鹿地区极有影响力的大族。 《后汉纪》载：“耿纯率宗族二百余人，老者载棺而随之，及宾客二千人，并衣襦迎公(刘秀——引者注)于贯。”耿氏宗族、宾客的人数，与《后汉书》《东观汉记》记载相合。据此，可估算两汉之际耿氏宗族武装具体规模。以五口之家来计算，耿氏一族有40余个家庭。以一户一丁计算，其中的青壮年，也就是可以充当士兵的人数不超过50人。两汉时期客的地位呈明显下降趋势，约2000人的耿氏宾客可以理解为耿氏的依附人口，应包括部分依附宾客的家属。不过在现有史料条件下，难以区分宾客和家属，若以极端的计算方式将这2000人全部视为胜兵者，加上耿氏宗族，耿氏豪族武装规模应超过2000人。以耿氏宗族武装规模，与刘秀集团在河北立足时期的兵力进行比较，可观察豪族武力在刘秀集团的地位和作用。 刘秀初徇河北，并无太多部属相随。王郎起兵后，河北“郡国皆降之”，刘秀处境更加艰难。直至到达信都，刘秀才稍获喘息之机。之后他接受信都太守任光建议，募发河北各地奔命充实实力，军势复振。当时刘秀军队主体由河北州郡常备兵和募发奔命兵两部分构成，不过难以确知具体兵力。耿纯投靠后，刘秀“拜纯为前将军，封耿乡侯，、宿、植皆偏将军，使与纯居前，降宋子”。《后汉书·邓禹传》载，“光武自蓟至信都，使禹发奔命，得数千人，令自将之”。《铫期传》载，“期为裨将，与傅宽、吕晏俱属邓禹……禹以期为能，独拜偏将军，授兵二千人……使期别徇真定宋子”。可知当时拥有2000人的铫期所部，是刘秀麾下邓禹部的一支偏师。虽然进占宋子是铫期所部与耿氏宗族武装共同参与的军事行动，不过考虑到耿纯率族人投降是单独事件，则2000人的军队规模是当时刘秀集团可以实施独立作战的单位。换言之，耿氏宗族武力是刘秀旗下较重要的一支武装力量，耿纯甫一投降就被任命为前将军可为注脚。不久，刘秀“众稍合，乐附者至有数万人”，在河北站稳脚跟。在刘秀队伍壮大到数万人后，耿氏武装的重要性下降。随着刘秀集团进一步发展，耿氏武力的作用继续减弱。也就是说，除最初加入刘秀集团的阶段，耿氏武装在其中并不突出。鉴于耿氏在豪族武装中的代表性，刘秀集团其他豪族武装的情况，应与耿氏类似。 其次，我们对两汉之际豪族武装作一总体考察，关注豪族武装的控制范围。两汉之际的豪族武装常以占据城市为目标，如： 刘秀集团的钜鹿人耿纯、昌城人刘植，“各率宗亲子弟，据其县邑，以奉光武”。但需注意，耿氏、刘氏能够占据城市，都有其他力量配合。耿氏进占宋子时，刘秀另“使期别徇真定宋子”，刘植兄弟除宗族宾客外，尚“聚兵数千人”。当然更多的豪族只能盘踞在自建营堡、屯聚、坞壁中，如： 综观上述记载，两汉之际豪族武装多只能控制一城，或更小的营堡、屯聚。这些豪族往往只具备自保能力，一旦有更强大的政治势力介入，基本无力抵抗，多数选择迎合新的政治势力，小部分则被消灭。前述钜鹿耿氏、昌城刘氏、鬲县五姓、舞阴大姓李氏、关中诸营堡、冯鲂等均降于刘秀、刘玄，马宠、田绀父子、夏长思、赵纲等即被消灭。总之，如果不与其他政治势力联合，或得到大的政治势力庇护，豪族多只能控制县一级的势力范围，并且这种控制在外部强势压力下显得比较脆弱，多数豪族无力与刘秀集团这样的大型政治势力相抗衡。 豪族武装实力相对有限，在东汉统一战争中作用亦有限，且很难在刘秀集团内部系统维持。豪族宗族并不适合随军行动，是以举族投入刘秀集团后，不堪征伐的普通族人被安置在固定区域生活。如耿纯家族被安顿在蒲吾；刘之子未随刘秀军活动，而是生活在南阳；刘秀娶阴氏后，也让她返回南阳。随着刘秀集团壮大，豪族武装被不断稀释，最后以个人形式分散在集团中。 刘秀仰赖豪族，根本目的是借助豪族实现和巩固自身在基层的统治。因此，可将关注点转向豪族的地方社会支配能力，观察其对刘秀集团掌控地方社会的辅助作用。南阳和颍川是刘秀集团核心成员最主要的两个来源地，上列统计样本中来自两地的共有24人，他们多数或可确认出身豪族，或有证据可推测出身豪族。深得本地豪族支持的刘秀，理当在南阳和颍川较顺利地建立稳固的统治，但两郡归于刘秀集团控制都经历了反复。 更始时期主政南阳的是王常，“更始西都长安，以常行南阳太守事，令专命诛赏，封为邓王，食八县，赐姓刘氏。常性恭俭，遵法度，南方称之”。王常应在南阳实现了较有效的统治。刘秀于更始三年六月称帝，九月更始政权崩溃，而王常直到建武二年夏才归降刘秀。如果像先行研究所揭示的，南阳是刘秀集团的核心区域，那么至少在更始政权崩溃后，南阳应当很快归顺刘秀。更始政权崩溃后，“更始诸将各拥兵据南阳诸城”，延岑“始起据汉中，又拥兵关西，所在破散，走至南阳，略有数县”，显然建武二年南阳未归于刘秀，而是被更始部将和延岑所占据，并且王常已丧失对南阳的控制。如果此时南阳没有立刻归顺刘秀，还有更始部将、延岑阻挠的原因，那么建武二年邓奉叛乱，刘秀集团“暴师经年”，则显示豪族在协助刘秀全面控制南阳方面作用有限。 《后汉书·刘茂传》载：“歙从父弟茂，年十八，汉兵之起，茂自号刘失职，亦聚众京、密间，称厌新将军。攻下颍川、汝南，众十余万人。光武既至河内，茂率众降，封为中山王。”即建武元年，刘秀因刘茂归降而占据颍川。建武八年，刘秀西征隗嚣，颍川借机叛乱，不过很快被平息，这次叛乱是由豪族主导的。南阳、颍川叛乱的出现及结局，既表明两地支持刘秀的豪族无法协助刘秀集团稳定地方统治，两地反对刘秀的豪族同样无力抵抗刘秀集团的兵锋，又表明刘秀集团并不特别依靠豪族巩固地方统治。综上所论，随着刘秀集团的壮大，豪族武装之于刘秀集团的重要性日益下降，豪族只是刘秀集团的重要根基之一。 综上所论，可归纳豪族与刘秀集团的关系。其一，刘秀集团豪族成员一般难以随附宗族，不仅有个人意愿的原因，更受现实条件的制约。一方面，举族而动在两汉之际不易实现，特别是异地任官的豪族成员难以携宗族赴任；另一方面，豪族普遍安土重迁，不愿轻离故土。如果豪族成员的乡里不与刘秀集团的活动、统治区域相重合，那么豪族与刘秀集团的结合很难发生。刘秀集团核心成员中，确定宗族最初即与刘秀集团紧密结合的有邓晨、刘隆、寇恂、耿纯、刘植5人，可能的有邳彤、盖延、王梁3人。豪族与刘秀集团结合是一个动态、复杂的过程，豪族既可能与本族成员一起加入刘秀集团，也可能先不加入，之后再以本族成员为媒介加入；当然也不排除豪族先加入再脱离的情况。 其二，两汉之际豪族实力有限，给予刘秀集团的支持同样有限。宗族组织经历秦的打压，至西汉得到恢复，在两汉之际尚处发育阶段；东汉宗族观也不如后世宽泛，仍较严格地遵守五服规定，使得豪族宗族和依附人口规模都不大。正因受限于人数规模，当时豪族多只能维持对单一城市或者堡壁的统治。刘秀是南阳豪族，但更始政权覆灭后，南阳并未降于刘秀，原因即在于此，南阳豪族实际无力支配一郡之地，导致除在河北发展初期，刘秀集团壮大后并不特别依赖豪族实行统治。至于豪族宗族与刘秀集团结合后，宗族武装与非战斗人员首先分开，因为宗族武装人数有限，所以逐渐补充其他兵源，所谓宗族武装也就名不副实了。但宗族武装的指挥权一般会在该族内传递。 总之，豪族很难举族追随刘秀，豪族武装并非刘秀集团、东汉政权的主要武力，刘秀也不特别依赖豪族支配地方；伴随刘秀集团的发展和东汉政权的建立，豪族势力的重要性逐渐下降。刘秀集团的豪族性质并不鲜明，东汉初期政权的豪族性质也不明显。 四、刘秀建立东汉政权的依靠力量 刘秀集团是一个纠合各种力量、各方势力而形成的强大政治势力，所依靠的力量牵涉广泛，本文择要述之。 豪族对于刘秀建立东汉发挥的作用，虽没有先行研究所强调的那么重要，但不能否认豪族在这一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其一，豪族精英多在刘秀集团中充任军事将领、行政主官，构成东汉官员的主体，豪族群体可谓刘秀集团最重要的人才基础；刘秀在大量收编铜马等民众武装后，更需要能领兵作战的将帅。其二，豪族能为刘秀集团提供物资支持，如京兆大族王丹献麦千斛给邓禹所部。其三，即便两汉之际豪族因自身发展限制，地方影响力有限，但仍具备一定实力，能协助刘秀管控地方。如冯异凭借家族影响力，不仅以郡掾身分监理颍川五县事务，后更说降五县共同投降刘秀。其四，在与王郎战争期间，河北豪族武装是刘秀集团较重要的军事力量。 刘秀接纳豪族力量一个比较明显的措施是，对于率领宗族武装的豪族领袖，均给予较高等级的将军号。耿纯、刘植先后率领宗族宾客投入刘秀集团，刘秀即拜耿纯为前将军、刘植为骁骑将军，又拜多名耿、刘族人为偏将军。大约同一时期，以信都郡投降的太守任光、都尉李忠、信都令万修，分别被委任为左大将军、右大将军、偏将军；以和成郡投降的太守邳彤，被任命为后大将军。在河北自立时期，刘秀给予豪族领袖与郡县官员相同的将军号，可见对他们的重视。 在建立东汉的过程中，各地豪族是主要征讨对象，但刘秀对待豪族的方式仍以抚循为主。如冯异在三辅，先是“布威信。弘农群盗称将军者十余辈，皆率众降异”；又击破延岑，“诸营保守附岑者皆来降归异”。再者冯异以“兵食渐盛，乃稍诛击豪杰不从令者，褒赏降附有功劳者，悉遣其渠帅诣京师，散其众归本业”，后又击破吕鲔，“营保降者甚众”，较好贯彻了刘秀的方略。又如鬲县五姓反，逐其守长，吴汉并不急于兴兵讨伐，而是“移檄告郡，使收守长，而使人谢城中”，采用抚循方式平息这次豪族叛乱。但刘秀对待豪族也不是一味抚循，随着形势变化，他的手段也日趋强硬。《华阳国志》载： 余英时认为：“按吴汉这次之所以不能仿其降五姓之例，而光武也认为'事宜必克’者，实因天下初定，大姓拥兵自保之风不容再长，故不能不以武力镇压之。”此后，终光武一朝，组织化豪族叛乱不再见于史籍。 其实，刘秀的军事力量也是纠合各方而形成的。以河北时期为例，信都、和成、渔阳、上谷等郡的州郡兵，刘植、耿纯的豪族武装，刘扬的真定王部曲，铜马等平民武装降众，谢躬率领的更始部众，都是这一时期刘秀武装力量的组成部分。刘秀初到河北，并无随附军队。信都、和成两郡在王郎兴起后，仍忠于更始政权，因此成为刘秀在河北最早掌握的武装力量。刘植、耿纯率宗族武装分别占据昌城、宋子奉迎刘秀，也是刘秀集团早期重要的武装力量。渔阳、上谷骑兵因彭宠、耿况决意支持刘秀，以六千人马取得“击斩王郎大将、九卿、校尉以下四百余级，得印绶百二十五，节二，斩首三万级，定涿郡、中山、钜鹿、清河、河间凡二十二县”的战绩，是刘秀扭转河北局势的关键战争之一。真定王刘扬有部众十余万，刘秀为争取这支力量，不仅以刘植劝降，还娶刘扬外甥女郭氏，双方“置酒郭氏漆里舍”，“击筑为欢”。蒲阳之战后，为降服铜马等民众，刘秀先“封其渠帅为列侯”，后“自乘轻骑按行部陈”。 刘秀于河北纠集的军事力量中，较易被忽视的是由原更始尚书令谢躬所率领的部众。《后汉书·吴汉传》载：“更始遣尚书令谢躬率六将军攻王郎，不能下。”可见谢躬所部是由更始政权所遣攻击王郎的军队。关于谢躬所部规模，《后汉纪》称“更始武阴王李秩据洛阳，尚书谢躬据邺，各十余万”，不过据《后汉书·吴汉传》，消灭王郎后，“躬既而率其兵数万，还屯于邺”，与《后汉纪》所载有差别。这十余万兵士应是更始政权在河北军事力量的总和。在刘秀袭杀谢躬前后，投降刘秀的河北更始将领有大将军吕植、冀州牧庞萌、振威将军马武等，都与谢躬有统属关系。《后汉书·庞萌传》载：“更始立，以为冀州牧，将兵属尚书令谢躬。”《后汉书·岑彭传》载：“更始大将军吕植将兵屯淇园，彭说降之，于是拜彭为刺奸大将军。”对此，李贤注引司马彪《续汉书》补充：“时更始尚书令谢躬将六将军屯邺，兵横暴，为百姓所苦。上先遣吴汉往收之，故拜彭为刺奸将军。”可见吕植当为谢躬所统六将军之一。《后汉书·马武传》称其“拜为振威将军，与尚书令谢躬共攻王郎”。由此可推知谢躬当为更始政权在河北军事的统帅。 收服谢躬所部，极大缓解了刘秀在河北面临的王郎军事压力。刘秀在河北最初的基地信都郡，一度为王郎势力所占领，后“更始遣将攻破信都”，谢躬所部发挥了主要作用。平定王郎政权后，除谢躬先后屯据的邯郸、邺城外，更始政权在河北委任冀州牧庞萌、幽州牧苗曾、上谷太守韦顺、渔阳太守蔡充等，即此时河北地方行政由更始政权主导，也侧证在消灭王郎过程中，更始所部发挥了重要作用，谢躬部自然成为刘秀的心腹之患。刘秀至少两次图谋消灭谢躬所部，甫一消灭王郎，“及世祖拔邯郸，请躬及武等置酒高会，因欲以图躬，不克”；后以吴汉、岑彭设谋袭杀谢躬，夺取邺城，以兼并其所统的更始部众。刘秀即位，以吴汉为大司马，所举吴汉功劳即有诛谢躬，称“然吴将军有建大策之勋，又诛苗幽州、谢尚书，其功大”。由此可见袭杀谢躬、兼并所部之于刘秀集团的重要性。 刘秀亦将民众整合为可依靠的力量。赵翼《廿二史札记》载： 刘秀凭借宗室身分，在两汉之际“人心思汉”的社会背景下，获取民意支持，并以之为基础将民众整合为集团力量，统一天下。不过实际情况要复杂许多。陈苏镇指出：“新朝末年出现'汉家当复兴’的谶语，但赤眉、绿林等农民暴动最初并未受其影响。舂陵宗室和绿林豪杰共同建立更始政权后，一度出现'海内豪杰翕然响应’的形势。但刘玄君臣暴虐无能，很快又失去民心，使天下分崩离析。刘秀在这样的形势下崛起于河北，并未得到民意的广泛支持……'刘氏旧泽’没能为刘秀提供太多帮助。”刘秀想要发挥“刘氏旧泽”的政治文化优势，面临诸多不利。他仍以谶纬为工具，以证明天命在己，尽可能将宗室成员身分的政治文化优势发挥出来，扩大自身影响力，特别是争取民心，从而有效整合民众力量。 更始时期，已有利用谶纬显示宗室身分的政治宣传操作。《后汉书·冯衍传》载更始帝刘玄： 这与关于刘秀夺取天下的格式化书写如出一辙，刘秀即位祝文云： 由此可得出两点认识，一是刘玄宣传天命在己的开展时间较早，传播范围较广，更始二年已传播于并州地区；二是刘秀有关天命的政治宣传用语、口号与刘玄一脉相承。这是因为刘秀与刘玄都是宗室成员，且早期政治、军事经历高度重合，刘秀通过继承和利用刘玄政治宣传的“遗产”，有效克服诸多不利因素影响，快速建构政治宣传体系，有利于自身承继更始政权法统、收服更始残部。总之，正如陈苏镇所言，为了巩固自身统治，“刘秀一面采取措施加强皇权，一面又高擎汉室大旗，大力宣扬汉家当复兴、天命在刘秀等神秘观念，坚持将东汉的建立说成西汉的复兴，将东汉开国之君说成汉室中兴之主，以强化和凸显自己的特殊身份和经历所包含的政治文化优势”。 若从社会和政治关系网络分析刘秀身世，除宗室身分外，刘秀还兼具更始集团成员、南阳地方社会成员、豪族成员等多重身分，这些身分都在不同程度、不同领域帮助他纠合力量。关于刘秀利用自身更始集团成员身分纠合力量，陈苏镇已有论述：“新末之更始，颇似秦末之张楚，虽昙花一现，却有首事之功，是新莽既亡而东汉未立的两三年间法统正朔之所在。舂陵宗室则是连接刘秀与汉家血脉的纽带。因而刘秀接收更始政权和舂陵宗室的残余势力，具有重要象征意义。它意味着刘秀已接替刘玄成为舂陵宗室的领袖，从而继承了更始政权的法统，接过了兴复汉室的大旗。”刘秀能顺利继承更始政权法统，除了历史渊源及与更始较近的血缘关系外，他积极行动、主动争取也是要因。更始政权覆亡后，刘秀立即下诏“封更始为淮扬王，吏人敢有贼害者，罪同大逆”。刘玄被赤眉杀后，刘秀将之葬于霸陵。反观俘获刘玄的赤眉，许诺“更始降者，以为长沙王。过二十日者，不受”。刘玄如期投降后，竟欲杀之，后经刘恭固争，才勉强封刘玄为王。两相比较，刘秀自然更易继承更始政权法统。 在两汉社会结构发展中，邻里乡党关系是重要一环。刘增贵指出：“在古代聚落的基层结构中，邑里成员关系密切……形成休戚相关的共同生活圈……事实上，乡党之重要性不下于亲族。”刘秀特别重用南阳人，当时已有“选补众职，当简天下贤俊，不宜专用南阳人”的言论。且刘秀似乎对南阳籍将领比较信任，很少生疑。陈苏镇已论述其中原因：“刘秀作为舂陵宗室的成员和刘的胞弟，在追随他的南阳人中有较高的号召力，其自信当由此而来。”南阳地方社会成员的身分，为刘秀带来南阳乡人的效忠和力量。 刘秀的豪族身分对纠合豪族力量有所助益。刘秀出身豪族，熟悉豪族社会文化，能够比较恰当地协调处理与两汉之际豪族的关系，不仅容易获取豪族普遍信任，还能更准确把握分化、瓦解、安抚、团结、管理豪族的关键所在。如建武十五年的度田严重损害豪族利益，激起大规模叛乱，“郡国大姓及兵长、群盗处处并起，攻劫在所，害杀长吏。郡县追讨，到则解散，去复屯结。青、徐、幽、冀四州尤甚”。为平息叛乱，除武装镇压外，刘秀还采取分化瓦解的方式，“遣使者下郡国，听群盗自相纠擿，五人共斩一人者，除其罪”。叛乱平息后，刘秀“徙其魁帅于它郡，赋田受禀，使安生业”，以分散他们的力量，阻断发展势头。 当然两汉之际割据格局中，刘秀所处客观环境较为有利。建武七年，隗嚣迫于刘秀的军事压力，称臣于公孙述。荆邯鉴于时局发展形势游说公孙述，从其言论中可窥视刘秀所处的有利环境： 荆邯所言主要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此前公孙述、隗嚣均抱有偏安一隅的想法，使刘秀得以“专精东伐”，无腹背受敌之虞，从而比较从容地占据了山东之地；二是他预测平定山东后，刘秀必然“兵且西向”，建议公孙述乘刘秀在山东统治尚不稳固且用兵隗嚣之际，早做东向准备，与刘秀决战。荆邯的谋划，因蜀人及公孙光“不宜空国千里之外，决成败于一举”的“固争之”，而不得施行。假使公孙述、隗嚣没有在刘秀“专精东伐”时隔岸观火，或者公孙述力排众议，坚决执行荆邯的计划，那么刘秀统一战争的进程必然更加艰难。公孙述、隗嚣当然不可能主动为刘秀创造战略优势，但他们的保守策略客观上使刘秀处于相对有利的环境。其他如更始遣谢躬率军讨伐王郎，拥有精锐骑兵的上谷、渔阳最终倒向刘秀等，都构成有利客观环境。 刘秀集团之形成，纠合了豪族、民众、更始残部、南阳乡人等各种力量。质言之，刘秀建立东汉所依靠的是包括一切有利因素在内的综合力量，同时有利的客观环境也加快了统一进程。 五、刘秀的政治身分再论 在古代王朝政治关系中，皇帝居于最核心的位置，外戚、宦官、官僚等均围绕着皇帝。一般来说，这些成员距离皇帝越近，二者利害关系就越一致。刘秀瓦解刘扬、郭氏等宗室外戚势力，是东汉初政治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关于此，可从两个方面再作讨论，一是刘秀成功瓦解刘扬、郭氏势力的方式；二是东汉初期度田事件牵涉对刘扬、郭氏势力的瓦解。 如果以刘秀集团内部矛盾的演变脉络为线索，建武六年是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年份。伴随吴汉拔朐，“山东悉平”，东汉政权不再腹背受敌，对手只剩下西南、西北的公孙述、隗嚣和卢芳，外部环境获得极大改善。以此为契机，刘秀开始着重处理内部问题，加强中央集权、抑制豪强的措施频繁出台，如建武六年“初罢郡国都尉官。始遣列侯就国”；建武七年“宜且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及军假吏，令还复民伍”。接连罢郡国都尉官、轻车、骑士、材官等，是为了削弱地方军事力量，防止地方割据势力死灰复燃。至于令诸侯就国，则是为了加强对他们的监管。笔者认为这也是刘秀着手解决集团内部郭氏势力威胁的重要举措，但此前尚未引起学者重视。 河北虽是刘秀建立东汉的根据地，但在平定河北过程中，刘秀与当地势力发生过极为激烈的冲突。刘秀以更始大将身分徇地河北，最初比较顺利，“所到部县，辄见二千石、长吏、三老、官属，下至佐史，考察黜陟，如州牧行部事。辄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复汉官名。吏人喜悦，争持牛酒迎劳”。王郎起兵后，形势陡变，“赵国以北，辽东以西，皆从风而靡”。以致平定王郎后，刘秀虽收得吏民与王郎文书数千章，却不得不烧毁了事，以“令反侧子自安”。当然在此期间，刘秀在河北也不乏支持者，刘植、耿纯举族从征，信都、和成、上谷、渔阳等郡也先后归顺刘秀，其中刘扬武装是刘秀讨平王郎、与谢躬相持的重要力量之一。《后汉书·刘植传》载：“时真定王刘扬起兵以附王郎，众十余万，世祖遣植说扬，扬乃降。世祖因留真定，纳郭后，后即扬之甥也，故以此结之。乃与扬及诸将置酒郭氏漆里舍，扬击筑为欢，因得进兵拔邯郸，从平河北。”刘扬的归附为刘秀反击王郎提供了条件。而为争取刘扬，刘秀与其甥女结下政治婚姻，亦可见其重要性。 不过，次年刘扬即意图作乱，“复造作谶记云：'赤九之后，瘿扬为主。’扬病瘿，欲以惑众，与绵曼贼交通”。此时，刘扬虽已无十余万之众，但“扬弟临邑侯让及从兄细各拥兵万余人”。一旦刘扬反叛，刚刚立足的刘秀集团势必遭受沉重打击。危急关头，刘秀赖以平叛的是耿纯。耿氏为钜鹿大族，与真定刘氏保有婚姻，耿纯也正利用这层关系成功平乱，“纯从吏士百余骑与副、隆会元氏，俱至真定，止传舍。扬称病不谒，以纯真定宗室之出，遣使与纯书，欲相见……扬自恃众强而纯意安静，即从官属诣之，兄弟并将轻兵在门外。扬入见纯，纯接以礼敬，因延请其兄弟，皆入，乃闭悉诛之，因勒兵而出。真定震怖，无敢动者”。但刘扬潜势极大，刘秀为安抚他们，不仅未宣露刘扬之罪，还以怜其“谋未发”为由，封其子刘得为真定王。不久，更立郭氏为皇后。经此，刘扬势力转变为郭氏势力，继续存在于刘秀集团中。从刘秀不断强化的安抚来看，这一势力实力强大，而刘秀与郭氏势力之间的关系不够紧密。 “云台二十八将”中，除景丹、万修、刘植已死外，只有耿纯和邳彤在建武六年就国。耿纯因平刘扬叛乱之功，成为连接刘秀与郭氏势力的关键人物；邳彤可能出身河北信都大族。建武六年就国的两位刘秀集团核心成员，都出自河北地区，与郭氏势力相关。《后汉书·耿纯传》载其就国前，刘秀言：“文帝谓周勃'丞相吾所重，君为我率诸侯就国’，今亦然也。”刘秀引文帝谓周勃之语，典出《史记·绛侯周勃世家》，意思是让耿纯如周勃一样作为诸侯就国的表率。事实上，耿纯对于刘秀令其就国并非没有不安。建武六年，“上令诸侯就国，纯上书自陈，前在东郡案诛涿郡太守朱英亲属，今国属涿，诚不自安。制书报曰：'侯前奉公行法，朱英久吏，晓知义理，何时当以公事相是非!然受尧舜之罚者不能爱己也，已更择国土，令侯无介然之忧。’乃更封纯为东光侯也”。耿纯换封之举，一定程度上表明君臣之间缺乏信任。建武八年刘秀再度起用耿纯，或许是因为其对郭氏势力的处理比较理想，是对耿纯政治配合的褒赏。耿纯是刘秀少数再用的功臣之一。 建武九年，阴后之母及弟阴忻被盗匪劫杀，刘秀“甚伤之”，遂追封阴后之父阴陆及阴忻为列侯，并在诏书中称：“吾微贱之时，娶于阴氏……以贵人有母仪之美，宜立为后，而固辞弗敢当，列于媵妾，朕嘉其义让，许封诸弟。”宠爱阴氏之情，溢于言表，全然不顾当时郭皇后的感受。但如将此事置于彼时郭氏势力已较妥当处置的背景下，刘秀的行为当可得到解释。上述事件不仅揭示了刘秀瓦解郭氏势力的意图，更展示了他致力于集团内部整合的一面。 东汉初年度田事件牵涉刘秀处置郭氏势力。学者一方面强调刘秀不断加强中央集权，另一方面又强调刘秀实属豪族阶层，其统治措施多为维护豪族利益，其间不无矛盾之处。守屋美都雄特别注意光武帝度田引发了严重的豪族叛乱，提出度田失败迫使刘秀松动了限制豪族的统治方针，以此为契机，东汉政权逐步豪族化。嗣后，度田事件作为东汉初期统治政策转变标志的历史意义，大体固定下来。随着研究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度田没有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原先度田失败导致东汉初统治政策转向的结论。从史书记载考察，既往研究未揭示的是，度田事件卷入了建武太子废立事件，涉及刘秀最终瓦解郭氏势力。刘秀在建武八年、九年的行为均表明其处理郭氏势力较为顺利，不过对于刘秀而言，废郭后及其所生的太子刘强，才代表郭氏势力的最终瓦解。陈留上计吏事件是引发度田事件的关键史事： 此事亦见于《后汉纪》： 两书对事件具体经过的记载大体相同，但叙述意图有所区别。细绎文字，《后汉书》只表达了揭示度田奸状被发现的经过，《后汉纪》在文末处多了“由是帝弥重阳也”一句。胡三省主张这是“为立阳为太子张本”，即通过渲染明帝的才干，为立其为太子造势。其实对明帝的颂扬出现很早，《东观汉记·明帝纪》已有体现：“(明帝)幼而聪明睿智，容貌壮丽，世祖异焉，数问以政议，应对敏达，谋谟甚深。”明帝因“聪明睿智”为刘秀所“异”。在前述陈留上计吏事件中的表现，明帝的确可称“应对敏达，谋谟甚深”。是以武英殿聚珍本《东观汉记》将搜集到的陈留上计吏事件佚文置于“世祖异焉”之前，连缀成篇。《后汉书·明帝纪》中并无相应内容，但书中可以找到明帝其他“应对敏达，谋谟甚深”的表现： 公卿诸侯王“皆曰”与明帝“独对”形成鲜明对比，表现出明帝的“聪明睿智，谋谟甚深”。综上所论，不论度田的目的与成败，着眼于史书文本角度的观察，都提示我们度田事件与刘秀改立明帝为太子之间存在关联。 建武六年诸侯就国和度田事件中刘秀为明帝张本，其背后都指向一个关键史实，即刘秀的政治身分是皇帝。河地重造、小嶋茂稔指出，在东汉史研究中，刘秀作为皇帝的一面被湮没在其豪族身分之下。这便是史家之前描述东汉初历史图景中出现矛盾的根本原因。事实上，既往研究大多忽略了在东汉政权建立过程中，刘秀的政治身分已经从豪族一员转变为皇帝，皇帝才是他最主要的政治身分。作为皇帝的刘秀从维护皇权的根本目的出发，不会轻易偏向任何政治势力，并不是豪族阶层的代言人。陈苏镇细致勾勒了刘秀对郭氏势力的整合，但他认为刘秀处理郭氏势力，是为将天下托付给以阴氏为代表的南阳势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刘秀作为皇帝的角色。刘秀瓦解郭氏势力，虽然无法完全排除南阳势力卷入的可能性，但其中确实没有出现太多南阳豪族的身影，基本是由刘秀自己主导的。学者在东汉初历史研究中存在一定顾此失彼、自相矛盾之处，其重要原因是多使用政治集团学说，导致研究视野受限。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政治集团学说的最大缺陷在于，个体政治人物“其在历史分析的过程中，往往首先被贴上了某党的标签，不由自主地呈现出一种单向度、平面化的政治形象，其一切的政治活动都被后世史家置于放大镜下细心揣摩，发掘其背后的微言大义，被认为或隐或显地服务于某一终极性的政治目标”。以往对刘秀政治身分的观察就陷入这样的误区。起兵之初，刘秀无疑具有显著的豪族或南阳豪族政治身分；随着东汉建政，他的政治身分也随之发生转变。但研究者在政治集团学说影响下，仍将其豪族或者南阳豪族政治身分代入观察，自然出现疏失。 刘秀在整个东汉王朝建立过程中，主要处于或构建了三个政治关系网络。刘秀出身南阳豪族社会，自然处于南阳豪族的政治关系网络中。新末起事以前，这一网络几乎笼罩了刘秀的全部政治生活。起事后至刘遇害期间，此网络对刘秀仍极为重要。之后，他在河北自立，建立起以自己为中心的刘秀集团政治关系网络。无论是南阳豪族网络，还是刘秀集团网络，都带有浓厚的私人关系色彩。称帝以后，刘秀逐步建立了以自己为核心、具有公权色彩的官僚化网络——东汉政权政治关系网络。这一网络与刘秀集团网络联系紧密，并有相当部分的关系就是刘秀集团网络的直接转变。这一时期，刘秀集团网络虽没有立刻离散，但逐渐式微，成员大多转入全新的东汉政权网络。东汉政权网络最终取代刘秀集团网络，成为刘秀政治活动最主要的网络。总之，刘秀在东汉初年所实施的统治政策都以维护皇权为根本目的，他的皇帝政治身分及东汉初期社会的皇权性质，在豪族研究中必须受到重视。 东汉社会无疑经历了豪族化过程，但东汉初的社会依然笼罩在皇帝威权之下，以往认为东汉政权在初期就已经豪族化的观点需要再审。刘秀主要政治身分是皇帝，由此对东汉初豪族的思考也必须重新置于皇权背景之下。更重要的是，东汉社会豪族化的时间节点被推迟，需要重新考虑此后东汉社会豪族化的基本脉络，重新确认东汉社会豪族化的关键时间点，东汉皇权和豪族权力的政治地位升降和实力对比，也需要重新审视。 结 语 通过对刘秀集团核心群体的细致分析，主要得到两点认识。其一，虽然刘秀集团核心群体中豪族出身者占据优势，但是豪族成员并不一定与其宗族保持一致，受交通条件制约、乡梓情结影响，刘秀集团成立之初，集团核心群体中的豪族成员大都是单身加入。其二，两汉之际，豪族尚处发展阶段，实力相对弱小，不仅其武力在刘秀集团内重要性不高，而且亦无力单独支撑刘秀集团掌控地方。 东汉初期刘秀的统治措施，尤其是度田事件中刘秀整合集团的努力，反映了皇帝是刘秀的首要政治身分。刘秀集团及东汉政权初期虽带有一定豪族色彩，但其底色仍是以刘秀为核心的皇权体系。东汉初期毫无疑问是皇权社会，对于这一时期豪族的认识应以此为前提。 在皇权强势的东汉初期，豪族只是东汉王朝众多支持势力中较为突出的一支。相较于政治层面，两汉之际豪族给予刘秀的实际支持可能更加侧重经济方面，刘秀坚持抑压豪族也主要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豪族与刘秀的经济矛盾，在东汉统一战争以及东汉初年社会经济亟须恢复的历史背景下，无疑被进一步放大。统一战争的胜利需要源源不断的战争物资，社会经济生产秩序的快速恢复则以人口和土地为重要基础。豪族本身就是两汉之际大土地所有者的主体，这一时期动荡的社会环境更使豪族的营堡、屯聚、坞壁等据点成为人口、物资的集聚地。限制豪族是王朝在争夺社会经济资源时所必然采取的手段。 从长时段来看，东汉一代，豪族的政治权力无疑经历了一个发展上升的过程，豪族在东汉政治中愈发强势。作为当时社会上最具活力和潜力的阶层，处于上升期的豪族，其政治、经济、文化实力不断积累，很大程度上，东汉豪族在政治上的兴起是一种历史必然。从西汉中后期开始，豪族普遍恢复和成长为大土地所有者，不断巩固在经济上的优势。这就使东汉时代豪族的发展途径更加政治化，豪族如要谋求家族的进一步发展，更需要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客观具备的文化优势，使豪族精英成为官员的主体，一定程度上主导了东汉官僚系统的运行。虽然前辈学者对刘秀集团、东汉初期政权豪族性的认识存在一定疏失，但他们仍准确把握了东汉初期统治集团主要成员出身豪族的特质。东汉豪族政治开启的契机即在于此，伴随着东汉建政，部分豪族成员在东汉政权中占据重要位置并跻身东汉政治中枢，东汉豪族政治由此产生。 （作者吴孟灏，系南京审计大学审计文化与教育研究院讲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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