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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进入“角色”，才渐渐明白，“一大”为什么成为文学创作中的一道难题。这一难题，如白桦所言，难在两个问题上：其一，如何正确评价陈独秀在建党中的作用；其二，如何正确评价共 产国际在建党中的作用。 “南陈北李”，是建党的两大领袖。李大钊后来壮烈牺牲于敌人刑场，是革命烈士，人们对他是崇敬的。陈独秀则不同。陈独秀在大革命后期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被撤销党内领导职务之后，又组织党内反对派，终于被开除出党。写“一大”，陈 独秀是无法回避的。陈 独秀犯了严重错误是在他的后期，而在1921年建党时他起了积极、重大的作用。然而，过去一提起陈 独秀便说成是“右倾机会主义头子”。对他的前期、后期不加区分，没有历史地、实事求是地对待他，写“一大”就很难下笔。 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史界对陈独秀的评价日渐实事求是，既批判他后期的错误，又肯定他前期的功绩。只有在这样的“天时”之下，才有可能着手写作关于“一大”的长篇纪实文学。 对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马林的作用的评论，也是创作中无法回避的问题。共产国际虽然后来曾支持过王明，所派代表如李德等曾激烈地反对过老人家的正确路线，对中国革命作出过一些错误的决定，然而，建党时的共产国际是列宁领导的，马林是列宁亲自派往中国的。马林，以及他的前任维经斯基对于的建立，立下不可磨灭的功勋。过去，特别是和苏共展开公开论 战的那些年月，共产国际问题变得非常敏感。维经斯基是俄共(布)派往中国的，不便多提。马林后来加入托派，更是不能提。这样，也造成了写“一大”变得异常艰难。 我反复研读了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的一段评述建党历史的话： 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在列宁领导的共 产国际帮助下诞生的。 这一段话写得简明而准确，充分肯定了共 产国际的作用。这样，我在《红色的起点》中也就非常详尽写及列宁领导下的共 产国际对于创立党的种种帮助。对于马林和维经斯基的功绩，也予以细细描述。 在以上两大难题解决之后，其余一些难点，诸如怎样评价张国焘、李汉俊、刘仁静、包惠僧、周佛海、陈公博等“一大”代表在建党中的作用等等，也就迎刃而解了。 我庆幸处于“天利”之时。倘若不是处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倡导实事求是对待历史问题的氛围之中，写“一大”将无从下笔。 《红色的起点》采用“T”字形结构：第一章至第六章，写的是历史的横剖面，即1921年前后，而第七章则是纵线，写了“一大”代表及与“一大”有关的重要人物自１９２１年至谢世的人生轨迹，其下限一直写到1987年刘仁静之死。另外，《尾声》一章以粗线条勾勒的七十多年历程。这样的“T”字形结构，为的是使这本书有纵深感。 当本书正在写作之中，１９９０年２月１２日，我在上海作家协会出席专业作家会议，有关同志传达了中国上海市委宣传部的意见：“希望上海的专业作家能完成一部关于'一大’的长篇文学作品，以庆祝诞生七十周年。”这一意见与我的创作计划不谋而合。《新民晚报》很快就报道了我的创作情况。这样，也就更加紧了本书的创作。 《红色的起点》在１９９１年１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当时，正值党诞生七十周年前夕，而这本书在当时又是关于党建党的惟一一部长篇纪实文学。书一出版，立即引起强烈反响，进入“热门书排行榜”前五名。数十家报刊选载、摘载、连载了这部长篇纪实文学，内中有《文汇报》、《羊城晚报》、《报刊文摘》、《文摘报》、《海上文坛》、《民主与法制》等等。《社会科学报》则连载了作者关于《红色的起点》的采访手记。１９９１年６月２８日，上海作家协会和上海人民出版社联合召开了《红色的起点》作品讨论会。 作家、党史专家、评论家热情地肯定了这部长篇纪实文学。 党史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杨云若教授指出：“《红色的起点》一书收集了有关'一大’的大量资料，集中解决了若干含糊不清的问题，把党成立之前的有关事件和人物交代得一清二楚。全书才思横溢，文笔流畅，可读性很强，我几乎是一口气读完的。它既是一本优秀的报告文学著作，又有极高的科研价值。” 多年致力于“一大”研究的党史专家邵维正教授指出：“看了《红色的起点》，大有清新之感，这样生动地再现建党的历史，的确是一个突破。” 《红色的起点》在港台的反响，颇为出乎意外。在香港、台湾，我曾发表过许多文章，出版过很多著作，但是，《红色的起点》能够打入港、台书市，出乎意料——因为这本书在海峡此岸，列为党建党七十周年献礼书。这样的献礼书，居然堂而皇之进入香港和台湾市场。 在１９９１年７月１日，党七十大庆之际，香港《明报》月刊７月号和台湾《传记文学》第七期(及第八期)，同时选载了《红色的起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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