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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击平汉路 一九三O年，军阀重开战。四五月间爆发的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中原大战，到十月才结束，持续了六个多月。  蒋介石陈兵平汉、津浦、陇海线上，对付冯玉祥、阎锡山，顾不上“围剿”红军。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处在敌人兵力空虚的后方，取得了大好发展时机。 二三月间，中共中央为统一鄂豫边、豫东南、皖西三块革命根据地的领导，在上海召开会议，决定成立鄂豫皖特区，在中共湖北省委领导下建立鄂豫皖特委。特委委员有:郭述申、许继慎、曹大骏、姜镜堂(以上均为中央新派来的)、徐朋人、曹学楷、戴克敏、徐宝珊、王平章、何玉琳、钱文华、戴继伦、戴季英、吴焕先、詹才芳、郑位三、郑新民、雷绍前、王宏学、徐向前、王树声、李梯云、王秀松、周纯全、甘元景等，郭述申任特委书记。 至此，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 这时，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已具有相当规模，总面积约一万五千平方公里，人口逾百万。鄂豫边根据地北起光山以南的晏家河、宣化店，南抵黄破北部的紫潭河、汪家西湾;西起澴水东岸的汪洋店、小河溪，东至麻城以北的黄土岗、福田河附近，纵横约一百七十余里。 豫东南根据地北起固始的段集附近，南抵松子关、长岭关一带，西起商南大木厂、白沙河，东与皖西根据地相衔接，纵一百五十里，横百里。 皖西根据地北起六安的丁家集、徐家集，南抵潜山、英山以北的水吼岭、金家铺，西与豫东南根据地相接，东至六安、霍山附近湃河两岸，纵一百八十余里，横约百里。 三块根据地境内，除黄安县城、新集、金家寨等少数敌孤立据点外，均为红军区域。鄂豫边和豫东南根据地之间，北起商城以南的亲区，南至麻城、宋埠，有一条为敌军和反动民团控制的狭长地带，使两块根据地尚未连成一片。 三块根据地的三支红军，鄂豫边的红三十一师，豫东南的红三十二师，皖西的红三十三师，亦根据中央决定，改编为红一军。 上海会议还讨论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红军的军事行动方针问题。三月下旬，郭述申同志从上海回来，在黄安北部箭厂河向特委及红三十一师、领导干部传达了((中央关于成立红一军及军事工作的指示》。中央的指示明确指出:“目前边特的军事工作任务，无疑是根据总的政治任务而决定的，就是扩大红军，发动地方暴动，扩大游击战争，武装工人，武装农民，组织兵变，汇合这些武装斗争，与各方革命势力联合起来，以争取湘、鄂、赣等省政权先胜利的前途。”这里所说的总的政治任务，即二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布的第七十号通告中规定的，以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为总的政治路线，以积极进攻、组织和动员群众“准备暴动”为中心策略。 中央的指示还指出:“中央认为在目前要配合湘、鄂、赣等省首先胜利的工作准备，无疑的要把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师红军在集中组织、统一指挥原则之下联系起来，将这三师编成第一军，并且加紧执行扩大第一军的策略。”为此还提出了成立红一军前敌委员会，从军到连均设立政治委员(政治上的权限大于军事指挥官)，发展地方暴动和兵变运动，猛烈扩大红军，扩大农民赤卫队并将他们集中到红军来，部队向武汉方向发展以争取湖北首先胜利，等等。 显而易见，这些指示和要求，反映了“左”倾思想正在抬头，因为那时在党中央内部已形成了以李立三同志为代表的“左”倾势力。会议上，大家讨论了中央的决定和指示，表示拥护和坚决执行。仅徐朋人、郑位三等少数同志对于将地方武装集中到红军的要求，提出了异议，但被特委书记和多数委员所否决。后来事实证明，少数同志的意见有道理。主力红军和地方武装互为作用，二者缺一不可。不能只顾加强和发展一头，而削弱或取消另一头。 会后部队即进行改编。建立了红一军军部，军长许继慎，政治委员曹大骏，副军长徐向前，政治部主任熊受暄。下辖三个师，一个独立旅。红三十一师改为一师，师长徐向前兼，政治委员戴克敏(后为李荣桂)，参谋长刘英;三十二师改为二师，师长漆德伟，政治委员王培吾，参谋长漆海丰;三十三师改为三师，师长周维炯，政治委员姜镜堂，副师长肖方;独立旅系由原三十二师一部及地方武装组成，旅长廖业棋。红一师八百余人，二师六百余人，三师及独立旅各三百余人，全军共二千一百人。改编后的红一军，统一了指挥，有重要意义。 红一军前敌委员会亦宣告成立。中央指定曹大骏任书记，委员包括军长、政委及各师师长，外加两名士兵。重大问题需经前敌委员会讨论决定。前委归中央军委直接领导，与省委和特委发生横的关系。如与省委、特委发生不同意见时，报请中央批准;在未受中央指示前，前委有独立决定行动的权力。这样，根据地的红军就脱离了地方党委的领导。中央决定成立前敌委员会，加强对部队的集中统一领导，十分必要。 但是，一个根据地内有地方和军队两个平行领导机关，却不利于整个力量的调度和保持行动的一致，有时甚至出现前委指挥特委的情况，助长单纯军事观点和枪杆子主义的发展。而地方党委囿于地方情况，往往主张红军硬攻敌人的强固据点，啃硬骨头，不考虑红军的装备和力量，也容易和军队闹矛盾。 双方开联席会议发生争执时，地方同志说:“军队不能自己说了算，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前委的同志就说:“你报告中央好了!”往往弄得不欢而散，各行其是，的确影响工作的开展。 红一军成立后，决定由我带红一师向平汉路出击，军长许继慎率军部去商南、皖西，向二、三师传达中央和特委的决定，整编队伍。许继慎也是黄埔第一期的，但我俩以前不认识。 考虑到沿途有敌军和民团袭扰，二师过去又发生过枪杀二徐的事件，经前委同意，我们派王宏恕带一师师部手枪队的四五十人护送许继慎。他到商南、皖西后，顺利改编了部队，带领红二、三师打了金家寨，占领了霍山，打了土匪鲍刚，取得了很大胜利，有力巩固和发展了根据地的局面。 不久，我们又看到了党中央三月二十二日致鄂豫皖特委的指示信，“左”的气味更浓了。信中对什么“争取一省或数省的胜利”、“城市工作”、“平汉铁路罢工”等，讲得很多，而对农村如何搞根据地，如何进行土地革命，扩大游击战争等，讲得极少。指示信还批评鄂豫皖边特委的路线“整个是右倾的”，过去实行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中立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消灭地主阶级的政策，是什么“富农路线”、“十足的机会主义”。六月，李立三完全把持了党中央的领导权，“立三路线”在全党占了统治地位。 当时，“长江总行动委员会”业已成立，积极贯彻李立三的一套。他们给鄂豫皖边区的任务是:迅速发动武汉周围的地方起义，配合“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切断平汉路，以进逼武汉，并准备联合红二军和红六军进攻武汉。胃口的确是够大的!要实现这个计划，说实在的，没有几个军无论如何是不行的。而我们名义上是一个军，实际才两千来人。作计划，给任务，不度量实际可能性，一味充满大干的幻想，这叫主观主义、冒险主义。 西出平汉铁路，我们去了。但是，要打武汉，却没想过。就那么一点力量，怎么个打法?!起初想，能打到外线去，搞到一两千条枪就满不错，谁还敢想去打武汉!要不是傻瓜，是不会干那个事的。如果叫一个人背五百斤，背得动吗?背不动，他自然就不肯，这是常识。 红一师第一次西出平汉路在六月间。首先袭占杨家寨车站，消灭川军郭汝栋部两个连，我四队队长杨先圣在战斗中牺牲。战后我军移驻黄柴贩，将后方赤卫军补来的三百多人及数十名俘虏兵编入红军，改编红一师的五个大队为三个支队，辖十二个大队，另有一个师直特务大队。全师共一千二百余人。下旬，郭汝栋从广水派出一个团进至杨平口以南的郑家店;另一个团也从花园进至小河溪，企图寻找我们作战，进行报复。 我们接到孝感县游击队派人送来的情报后，决定采取诱敌伏击的战术，在杨平口附近消灭郑家店之敌。 杨平口虽接近平汉线，但地方党的组织较强，群众条件较好，地形也利于红军隐蔽和出击。这是我军第一次伏击敌人一个整团。师部召开干部会议，进行部署，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服从命令听指挥，带头冲锋陷阵，打好这一仗。二十八日晚，部队从黄柴贩出发，经半夜急行军，在杨平口附近与孝感县游击队会合。根据那里的地形条件，将主力隐蔽在杨平口以北、覆水东岸的傅家湾和新寨一带的山地，布成口袋阵势，派出师直特务大队及孝感游击队一部，前去郑家店吸引敌人。 次日上午，我诱敌部队在郑家店与敌接火。敌发现系小股部队，遂倾巢而出。我特务大队和游击队边打边撤，敌紧追不舍，终于进入了我军伏击圈内。十时左右，我们下令攻击，埋伏在周围山峦上的红军主力，俯冲而下，将一团敌军切成三段。敌遭此突然袭击，慌乱不堪，首尾难顾，先头营和后卫营被我们迅速歼灭。中段的一个营在敌团长带领下，抢占傅家湾以东的高地，被我军团团包围。经数次猛攻，配以战场喊话及派出俘虏劝降，敌团长见无路可走，遂令部队交枪投降。 这一伏击战，我们是硬着头皮打的。因那时部队从未打过这么大的仗，我心里也没有十分把握。战斗中，我和参谋长刘英，分头带着部队向前冲杀，各级干部身先士卒，所以战斗发展比较顺利。历时四个小时，计毙俘敌一千二百余人，缴枪千余支，取得了鄂豫皖红军成立以来首次歼敌一个整团的重大胜利。战后，我军重返黄柴贩休整，将红一师扩编为三个团，每团二个营，每营三个连，人数达一千五百余名。 根据地内部因贯彻立三路线，推行反富农的过“左”政策，引起黄安南部部分农民反水。土豪地主乘机东山再起，外部的红枪会、绿枪会、黄枪会等反动武装也趁主力红军西出平汉路，闯进来大烧大杀，搞得八里区、西斋区、二程区、桃花区、高桥区的红色政权大都坍台，跑反群众达数万人之众。特委着了急，要一师回师黄安南部收拾局面。我们去后，坚决打击反动枪会和地主豪绅，积极争取参加反水的农民，帮助跑反的群众重整家园，形势有好转。但因“左”的政策伤害了部分群众的感情，恢复工作很费周折。 七月下旬，我们留下二团继续巩固黄安南部的根据地，率一、三两团及师直特务大队，再次出击平汉路。 部队攻克郝家湾车站后，转至青山口，得悉距该地四十里之花园镇为钱大钧部教导三师第五团驻守。该敌辖有步兵营、重机枪营、迫击炮营及直属步兵连，武器装备好，但经常任务为培训下层官兵，战斗力不很强。时驻小河溪的郭汝栋部一个团已退守广水，花园守敌相当孤立。我们决定乘机奔袭花园，全歼这股敌人。 二十八日夜，我军从青山口出发，向花园疾进，准备拂晓前发起攻击。因部队刚刚扩编，没有大部队行军经验，走出二十里地，后卫部队掉了队，与前面失去了联络。我们令前锋部队停止前进，坐在路边等了好一阵子，后卫部队才跟了上来。 查了查掉队的原因，是走错了路。部队继续前进，走到距花园车站十五里的平头山时，天已破晓，失去了夜袭时机。还打不打?师部当即召开紧急会议，进行磋商，有的主张打，有的主张不打。这时，地方党来人说，夜间镇内敌仓库起火，敌军忙着救火，折腾了大半夜才休息。我们据此判断，疲乏的敌人凌晨势必晚起，警戒亦必疏忽，因而决定仍按原计划行动。 花园镇位于平汉路东侧，敌人的兵力部署呈梅花形:步兵营两连驻镇内，另一连驻车站东南之曾家庵、丁家台子;重机枪营两连驻镇北车站东侧，另一连及团部驻车站西侧的北门外横街;迫击炮营驻镇西北的李家祠;团直步兵连驻澴水岸边的罗湾。为全歼守敌，我军兵分两路，由一团从东南方向进击，解决铁路西侧的敌步兵连、重机枪营、团部及罗湾的直属步兵连;由三团及师属特务大队从西南方向进击，解决镇内的敌人，而后会合一团夹击敌迫击炮营。 为出敌不意，成功突袭，师属特务大队化装成赶街的群众，三五成群，先行一步，负责解决沿途及城关的敌岗哨。大部队紧跟，利用田间农作物掩护，秘密向敌接近。凌晨六时许，红三团不费一枪一弹即进人镇内，向敌突然发起攻击。敌人有的正在睡觉，有的刚刚起床，当即乱成了一团。同时，红一团也迅速突入铁路东侧的敌阵地。敌遭我三面围攻，西面又有澴水阻隔，插翅难逃。经三小时战斗，我军以极少伤亡的代价，取得了全歼守敌一个团的战果。共毙伤俘敌团长以下官兵一千四百余人，缴获重机枪八挺，迫击炮五门，长短枪八百余支。 那个时候，部队光知道要步枪、短枪，不懂得要炮，要机关枪。打完了仗，一人身上背着三四支枪，长的短的都有。我就问:“迫击炮呢?”有人说:“什么是迫击炮?”我给大家边说边比划，命令一定要把迫击炮找来，谁也不准破坏。结果还不错，找来五门能用的。机关枪也不错，都是汉阳造的全新水机关枪。战士们不懂，把枪身、枪鞍、枪架拖乱了套。我也是第一次见到水机关枪，不会摆弄。找了些俘虏兵的班、排长来让他们装配好，当老师，教给部队使用。从此，我们有了自己的机枪手和炮兵。 花园战斗中，孝感县委动员群众积极配合红军作战，起了很大作用。县委的同志不仅将敌情摸得一清二楚，及时向部队提供情报，而且连夜发动铁路沿线的群众，破坏铁路数十里，并袭占了卫家店车站。红军每次出击平汉路所取得的胜利，是与地方党和群众的大力支援分不开的。 红军的胜利，震动了武汉，鼓舞了根据地及其周围的人民群众。战后，红一师进驻小河溪，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纷纷前来慰劳红军，许多年轻人拥来报名处报名参军。几天之内，红一师即扩至三千多人。我们将全师编为两个步兵团，一个机炮混成团。这是鄂豫皖红军第一次拥有机炮混成部队，因而战斗力明显增强。 扩编后的红一师，兵强马壮，士气昂扬，西越平汉路，袭占云梦城。守敌反动民团慑于红军声威，闻风先逃，我们没取得多少战果。部队在城里驻了三天，开仓分粮，宣传群众，扩大了红军的影响。嗣后仍返路东的小河溪一带。这时，已是八月中旬末，敌戴民权师根据蒋介石的指令，派出三个团来犯。 我们考虑在平汉路附近与敌作战不利，遂向黄安西北转移，诱敌进至四姑墩附近。这里地形条件较好，趁敌孤军前进，我发起反击;正巧，许继慎同志率领二、三师也赶来投人战斗，迁回了一下，歼敌一个团，溃敌两个团。这一仗，打得痛快麻利，主要原因是兵力集中，坚决果断，迂回包围，近战歼敌。我军乘胜追击，至小河溪又将敌彭启彪十四旅一个团大部歼灭。前段时间里，许继慎同志率领红二、三师在皖西北一带活动，曾连克英山、霍山、罗田等县，取得了歼敌近三千人的重大胜利，有力推动了皖西根据地的工作，红二、三师共发展到一千八百多人。 从六月到八月，红一军的三个师分东西两线出击，连战皆捷，先后共歼敌七千余人。自身兵力扩展到五千余人，增加了一倍以上。特别重要的是，红军的战术有了新发展。可以说，开始了从小规模的游击战向较大规模运动战的过渡。过去只能跑圈子，伏击、袭击小股敌人，消灭国民党正规军的个把排和连;现在不同了，能主动调动大股敌人，在运动中整团整团地歼灭。过去只能攻打些小的民团据点，缴获也少;现在不同了，能打下县城或重镇，缴获大批枪弹和轻重机枪、迫击炮，武装自己。战术多样，机动灵活:英山战斗，攻占据点与打援相结合;杨平口战斗，诱敌伏击;花园战斗，远距离奔袭;四姑墩战斗，诱敌深入，迁回包围。战斗中，并能注意开展政治攻势，战场喊话，瓦解敌军。总之，部队的战术思想有了新的提高，战斗力大大增强，标志着鄂豫皖的红军进人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这期间，立三路线的那些错误东西，不断通过“长江总行动委员会”传达下来。要求广泛组织地方暴动和白军士兵哗变，令红军向交通要道、中心城市进攻，“打到武汉去”，从而实现“以武汉为中心的一省与数省革命暴动首先胜利的路线”。 特委便决定立即组织“以城市为中心的地方总暴动”，甚至提出“打到武汉过中秋”的口号。红一军的前敌委员会和特委联合组成“平汉特别区行动委员会”。还有什么合并党团组织呀，“一支枪也要集中到红军去”呀，组织“集体农庄”呀……把地方上忙得个不亦乐乎! 八月底，红一军从四姑墩出发，又向平汉路出击。 先打广水，因敌人预有准备，凭坚固守，我军硬攻未克，有较大伤亡。这一仗，本来是袭击，变成了恶攻，一、二师的配合也不得力。军部令我带着一师从北面强攻，部队前仆后继，勇敢冲锋，但不知什么原因，南面的二师却按兵不动。我们有个最好的营长叫高汉初，牺牲了，我很痛心，气得和许继慎大吵了一顿。又攻信阳，也未克。军部决定放弃在铁路沿线活动的计划，移师豫南之陡沟镇，将该地数百民团全部消灭后，就地休整。为补充下级干部的缺额，军部成立了随营干部学校，培训排、连、营长。此外，又与正阳、汝南的地方党及游击武装配合，发动群众，建立政权，正式组成两百多人的一支游击队。游击队长姓金，黄埔第四期的学生，比较精干。后该同志在商城、光山一带作战牺牲。 此时红军远离根据地，终非上策。前委研究后，决定部队走息县，渡淮河，迁回光山、潇川，向鄂豫边区靠拢。十月上旬，许继慎指挥红二、三师袭占了光山，歼守敌数百;我指挥红一师强攻演III未下，仅在北门外歼敌一个营，继而西指，攻克了罗山，歼王泰部一个团及反动民团一部。 我军三次出击平汉路，积极向外发展，虽然取得不少胜利，但不能说没有受“左”倾路线的影响。那个时候，我们水平不高，不懂什么路线斗争，中央的指示发下来，总的是要执行的。实在行不通的事，如打武汉，不干就是了，只能采取这种方式抵制。，从这个时期军队的行动路线上不难看出，我们是跳跃式地行动。这跳那跳，不是有阵地、有计划、波浪式地向外发展。毛泽东同志在总结江西革命根据地的经验时说，根据地的发展，要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很有道理。跳跃式的推进不利于根据地的真正巩固和扩大。 我们打了那么多胜仗，打开那么多地方，因为不是波浪式地推进，地方工作、政权工作一下子跟不上去。部队一走，一切都塌台，地盘又落到敌人手里。另外，对拔掉根据地内部的障碍，也重视不够。像商城的亲区，麻城的黄土岗、木店子等，均为反动民团控制区，是在我根据地范围内的“钉子”，很讨嫌。我们只顾向外线出击，却没有把内线的敌据点拔掉。在当时的有利形势下，拔掉他们，把根据地内部连成一片，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十分必要的。这些，都是受立三路线影响的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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