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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时的经济在国家初建的情况下，百废待兴，社会财富匮乏。而明初政府采取的一系列休养生息的政策如减轻赋税、严惩贪污等，使经济有所恢复发展。在以农为本的社会经济环境下，明太祖鼓励种植经济作物，同时推广棉花的种植，使棉花种植面积及产量增加。  棉纺织业在基础上迅速发展，手工业的进步同时也促进了明代工商业的繁荣。 明代的官营手工业发展已经有了很高的水平，按照官营手工业的主管机构分类可分为工部管理、内府各监局管理、户部管理、都司卫所管理、地方官府管理以及官手工业生产的监察机构。  其中服饰、礼仪器物等工作由内府各监局管理下的手工业体系完成。其他具有地域性特点的则留在地方进行生产，比较有代表性的便是织造、陶瓷以及少数铸造。其中以江南地区织造规模最大，明代织染局大部分设置于江南地区，据《明会典》载：“两京织染，内外置局，内局以应上供，外局以备公用。南京又有神帛堂供用机坊，苏州、杭州等各府亦各有织染局。”  明中后期时，商品经济有了广泛的交流和迅速的发展，北京成为各色商品集中交流之地，张瀚在《松窗梦语》中记：“今天下财货聚于京师，而半产与东南……余尝数游燕中，覩百货充溢，宝藏丰盈，服御鲜华，器用精巧，宫室壮丽，此皆百工所呈能而献技，巨室所罗致而取盈。盖四方之货，不产于燕而毕聚于燕。” 江南地区的商品交流亦十分频繁，这些都成为中后期江南地区丝织业迅速发展的条件，也成为丝织产品流向全国各地甚至宫廷的重要原因。  丝织业的进步同时也推动服饰日趋华丽精美，此时的政策也由明初的“重农抑商”转变为“抚商”，世皆舍本趋末，使得“不闻简朴而闻奢靡；深宫邃密之内，不闻节省而闻浪费。” 明中后期随着农耕技术的进步，经济作物的普遍种植提高了农产品商品化的程度。商品经济的活跃和私人海上贸易的兴起，为中后期服饰风向转向奢靡提供了经济基础。由农产品经济和手工业依托的“服装制作业”，使江南地区成为明代服饰制作的中心。  明初时期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服饰制度依礼明辨等级。后宫礼服自洪武至永乐年间不断的进行细化，统治阶级依仗礼教思想，强化服饰的等级内涵，维护自身所属的阶级属性。明太祖力图恢复淳朴之风，体现传统礼教的实质精神，与宋明理学遥相呼应。 在上层阶级女性中，服饰等级化明显表现在命妇礼服中，命妇冠服所用补子、颜色、霞帔纹饰、冠等必须与其夫所处的官阶相匹配，命妇不仅称为其丈夫身份地位的体现，更是受到传统“夫为妻纲”礼教思想支配的象征。  系于腰间的玉禁步也因地位的不同而使用不同的材质与形式，同样也是身份的象征。 因为玉禁步的长度和重量的原因对女性行走时的姿态形成了束缚，礼服的每一个部分都被赋予了浓厚的思想与政治意味。 从明人王圻所编的《三才图会》中衣服卷皆依等级顺序进行编写，可窥明代服饰文化的等级化色彩贯穿于整个明代社会文化之中。以衣服卷二为例，编写顺序为皇帝御用冠服、皇后冠服、皇妃冠服、公主冠服、皇太子冠服、诸王冠服、群臣冠服、内使冠服。  上至宫廷服饰材质纹样，下至百姓所用面料，无不将理学思想与社会的等级观念体现在服饰之中。随着社会的变迁，思想文化的“异调新声”，“程朱理学”逐渐式微。 以王阳明为代表的的“心学”兴起，冲击了理学思想的统治地位，追求本心、情存理亡的重要性开始显现出来。《大明集礼》中所制定的礼仪准则收到了冲击，明中后期的服饰出现了“超礼教”的现象。  “松江风俗自淳而趋于薄，犹江河之走下而不可返也，特别是嘉靖、隆庆以来，豪门贵室，荒淫奢侈无度，伦理纲常道德礼仪荡然无存...... 奴隶争尚华丽，则难为贵点；女装皆踵娼妓，则难为良矣。” 种种思想上的改变使人们不再局限于传统儒家思想的“礼”的束缚，开始注重自身的需求，形成追逐华美的审美风尚。  第二章 明代宫廷嘉礼服饰的内涵 明代礼服制度自洪武年间形成定制，在后续的永乐与嘉靖两个时期的改革中，虽都是大规模的改革，并未在根本上突破洪武时期的基本制度。据《明集礼》见，明代嘉礼包括朝会、册拜、冠礼、婚礼以及乡饮酒礼五大部分。 所涉及的皇帝、皇子、后妃礼服二十余类。明代礼服制度的变革主要有三次，分别为洪武时期，明太祖初建帝国，建立礼服制度的基础。  靖难之役后，明成祖朱棣登基，在《明集礼》所定基础上，将宫廷礼服形制细化，从材质、做工、细节装饰上将礼服的功能性和等级化展现得淋漓尽致。 正德十六年（公元 1521 年），嘉靖帝以藩王身份入继大统，经过“大礼议”之争，皇室服饰制度迎来了全新的变革。嘉靖七年至八年的礼服制度改革便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的，主要表现在天子的燕弁冠服和诸王保和冠服。皇室礼服制度并未经历明显的变化，这与民间服饰的变化形成鲜明的对比。  明代宫廷嘉礼服饰的分类 （一）皇帝嘉礼服饰 1.洪武时期定制 自洪武元年（公元 1368 年）明太祖于南京登基，至洪武三年（公元 1370 年）这一体系形成。国初，陶安请制五冕，太祖认为以前之五冕过繁，定祭天地宗庙服衮冕，社稷等祀服通天冠、绛纱袍，余不用。 洪武三年更定，正旦冬至圣节、册拜、先农等并服衮冕。在洪武年间，皇帝衮冕也经历了两次改制，据《明史》载，洪武十六年（公元 1383 年）所定衮冕之制：“冕，前圆后方，玄表纁里......衮，玄衣黄裳，十二章......蔽膝随裳色，绣龙、火、山文。 玉革带，玉佩。大绶六采，赤、黄、黑、白、缥、绿，小绶三，色同大绶。间施三玉环。白罗中单，黻领，青缘襈。黄袜，黄舄，金饰。” 《明集礼》所记衮冕之制为洪武二十六年（公元 1393年）所定：“衮冕玄衣纁裳，冠上有覆，玄表朱里，余如旧制。衮，玄衣纁裳，十二章如旧制。中单以素纱为之，红罗蔽膝，大带素表朱里，两边用缘，上以朱锦，下以绿锦。大绶六采织成，纯玄质五百首。小绶三，色同大绶，间织三玉环。朱袜、赤舄。” 洪武年间的天子服制，明显受到唐宋时期天子服制的影响，这成为废除蒙元胡俗的重要一环，充分体现了明太祖想要恢复汉唐衣冠之制的决心。 永乐时期皇帝礼服改革 明代服饰改革的第二个关键节点是在永乐三年（公元 1405 年），在洪武礼服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衮冕形制上仍为十二旒冕，玄衣纁裳，在冕的材质上细致规定为“冕冠以皂纱为之，上覆曰綖，铜板为质，衣之以绮。以玉衡维冠，玉簪冠纽，纽与冠武（足前体下曰武，绥在冠之下，亦曰武）并系缨处，皆饰以金。 綖以左右垂黄黈纊充耳（用黄玉），系以玄紞，承以白玉瑱朱纮。” 玉圭上加刻纹，刻有山纹四，以象四镇之山。衮服之上的十二章纹有变，由原来的玄衣六章，纁裳六章变为玄衣八章，“日、月龙在肩，星辰、山在背，火、华虫、宗彝在袖，每袖各三。皆织成本色领褾襈裾。纁裳织四章，藻、粉米、黼、黻各二，前三幅，后四幅，前后不相属，共腰。” 蔽膝由洪武时的绣三章变为藻、粉米、黼、黻四章。永乐年间亦首次出现专有名词“翼善冠”，即乌纱折上巾，此冠更受宋时皇帝首服影响，相比之下化繁为简。 嘉靖时期皇帝礼服变化 经历了“大礼议”事件，明代服饰迎来了第三次改革，嘉靖八年（公元 1529年）重新修订《大明集礼》，上谕阁臣张璁：“衮冕有革带，今何不用？”并令臣下并革带系于蔽膝、绶之式，绘图以进。 嘉靖帝决意依洪武旧制重制冠冕，玄衣黄裳，上衣下裳各六章，衣六章用织，裳六章用绣。冠上覆板长二尺四寸，广二尺二寸，前后各七采玉珠十二旒。朱缨青纩充耳，缀有两颗玉珠。玄衣六章亦有变化，日、月在肩，依洪武旧制各径五寸，山在后，龙、华虫位于两袖，上衣之长不掩下裳之六章。下裳前三幅，后四幅，所绣六章分为四行，宗彝、藻分为二行，米、黼黻为二行。 在此改革下，出现了全新的燕弁冠服。此服为皇帝燕居服的一种，是张璁依据古衣玄端深衣形制所制。前文中提到，嘉靖帝之所以进行大规模的礼制调整，其即位的过程成为不容忽视的因素。 恢复古制，礼从明太祖所制法令，不能不说此举为嘉靖皇帝为强调自身皇权的正统性所实行的政治手段洪武时期后妃嘉礼之服洪武初定皇后礼服为受册、谒庙、朝会时所服。冠九龙四凤，袆衣深青绘翟纹，赤质。皇妃、皇嫔礼服为九翚四凤，翟衣青质绣翟，以九等编次于衣裳之上。 代服饰大体袭承唐宋，但也有在此基础上发生明显改变的服饰，如皇后鞠衣。鞠衣在唐宋时期为皇后亲蚕礼所服，形制同袆衣但无翟纹。明初时服制虽承袭唐宋，但鞠衣在形制与用途上都进行了革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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