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国民神药”如何影响历史进程？

最爱历史本尊 2023-10-17 发布于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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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中叶，名相王安石罹患喘咳症，需用紫团山参配药治疗。

紫团山参产自古代壶关地区（在今山西长治），世所少有，当地曾有民谚曰：“千斤参，万斤参，不如黄松背的一棵五花芯。”名药难得，王安石的病情却耽搁不得。

就在相府上下束手无策之际，王安石的好友薛师政刚好回京述职。薛师政此前为河东路地方官，壶关地区在北宋即属河东路辖地。听闻好友病情需要，薛师政遂在离任前高价收购了几条紫团参以备急用。回京后，他立即前往探望王安石，并取出数两紫团参相赠。

谁知王安石看到众人花费大力气得来的紫团参后，却说：“我平生无紫团参，亦活到今日！”

最终，王安石还是未服下薛师政赠送的紫团参。

王安石画像

01

王安石本人虽然谢绝了朋友的赠参，但碰到亲人急病生死攸关时，他还是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用紫团参救命。他写的《赠张康》一诗便是最有力的证明：

昔在历阳时，得子初江津。

手中紫团参，一饮宽吾亲。

让王安石改变初衷，正是由于人参这种草本药材的独特功效。

作为自然界的“百草之王”，中医认为，人参的主要功效在于补气，可用于治疗一切虚症。宋代苏颂的《本草图经》中有这样的记述：“当使二人同走，一与人参含之，一不与，度走三五里许，其不含者必大喘，含者气息自如，其人参乃真也。”

不过，人参作为“补虚神草”，其到底是何时被中国人应用于药方配伍中已无从可考。在最早出土的一批甲骨文和金文中，人们看到了上古时代统治者们对人参的了解与认知。无论是在殷商青铜器箙参父乙盉中，还是在西周青铜器毛公鼎中，人参都被描绘成一个象形文字：上半部分用三个圈代表人参伞形花序上的三个浆果，下半部分则是双腿迈开的人形，带着三条须根。这俨然画的是五加科人参的本来面目，可见，早在商周时代，人参就已是达官贵人的保命神药。因此，在现存最早的中药学著作《神农百草经》中，人参被视为上品，谓其可以“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除邪气，明目开心益智，久服轻身延年。”

与现代人认知不同的是，辽东、高丽人参并非自古就是达官贵人的首选。相传为范蠡所作的《范子计然》一书中记载道：“人参出上党，状类人形者善。”而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亦言：“人蓡（即人参），药艸（同草），出上党。”可知，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上党人参一直都是天下公认的人参上品。

古籍中关于上党人参的记载。图源：《中国人参文化》

上党，即上党郡。战国时期由韩、赵各置一郡，以后韩郡并入赵，直至六国统一。秦代，上党郡治壶关（今山西长治），至汉代再迁到长子（今山西长子）。如此一来，上党郡所辖区域就囊括了今天山西晋中、榆社以南，沁水流域以东地区。

由于上党地区东依太行山与华北平原为界，西依太岳山和中条山与晋南（也就是古代的河东）接壤，地势明显比周边地区要来得更为高险。这对于需要依靠高海拔、无污染的深山老林来汲取养分的人参而言，简直就是难得的天然福地。而对于热衷统一天下的当权者而言，上党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素有“得上党可望得中原”之说。

反观现如今大火的辽参产地——东北地区，在东汉以前虽曾设有辽东、辽西等郡，却在天下分裂之际，长期被视为中原政权的“化外之地”。相应的，辽东人参的知名度自然不如上党人参深入人心。

02

先秦、两汉时代，中国人在个人饮食、饮水、环境等卫生保健方面有了不少科学的认识和合理的方法。由此，诞生出了早期预防疾病的思想以及养生之道。在“医圣”张仲景所著的《伤寒杂病论》《金匮要略》二书中，关于人参的功用可归纳为四个方面：补气固脱、益气生津、健脾益胃、扶正固表。

张仲景认为，以人参补气固脱，可“回阳气于垂绝”。在中医里，阳气多指六腑之气。清代医家陈士铎也曾有言：“人气脱于一时，血失于顷刻，精走于须臾，阳绝于旦夕，他药缓不济事，必须用人参一二两或三四两，作一剂煎服以救之，否则阳气遽散而死矣。”

在应对外感风寒时，张仲景则认为，人参有强身健体的功效。如患者在服下桂枝汤后，发汗期会出现短暂的元气大旺。这个时候，对于外感风邪的人来说，是最易因抵抗力不足而病情加重的。所以，在配伍桂枝汤时，张仲景通常会用人参入表药中，以使药得力，一涌而出。

张仲景的用药思想，为后人运用人参治病提供了经验规范。而作为西汉著名的辞赋家，司马相如则用亲身经历诠释了人参在养生上的奇效。

司马相如早年怀才不遇，即便作出了《子虚赋》《上林赋》《凤求凰》这样的名篇，生活依旧过得一贫如洗。临邛县令王吉是他最为要好的朋友，王吉对好友的才华与处境了若指掌，便暗中撮合临邛“钢铁大王”卓王孙之女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结成连理。

《凤求凰》中的司马相如

卓文君是蜀中四大才女之一，与多情多才的司马相如堪称绝配，于是在司马相如的琴声挑逗下舍弃荣华富贵，与其私奔。二人以卖酒为生，日子过得相当清苦。后来，卓王孙不忍女儿受苦，遂资助女儿、女婿仆从百人，钱百万，让他们在蜀地过上豪奢巨富的生活。但，生活富足却让司马相如罹患了严重的“富贵病”。《史记》曰：“相如口吃而善著书，常有消渴疾。”消渴疾，也就是现今人们熟知的糖尿病。

现代医学认为，糖尿病的临床症状是三多一少，多饮，多食，多尿，体重减少。为了治疗丈夫的病，富家小姐卓文君找到了人参这味良药。在医疗条件相当有限的西汉，凭借人参的特殊功效，司马相如还算“长寿”，并在年逾花甲之时创作出令汉武帝惊叹的《封禅书》。

大约一千年后，唐代诗人陆龟蒙在一首咏人参的诗中化用了司马相如的典故：

五叶初成椵树阴，紫团峰外即鸡林。

名参鬼盖须难见，材似人形不可寻。

品第已闻升碧简，携持应合重黄金。

殷勤润取相如肺，封禅书成动帝心。

03

或许正是由于人参在中医中药上的显著奇效，自上古时期便遭频繁采挖的野山参，自汉代以后就逐渐走向了濒于灭绝的境地。

为了减缓上党人参消亡的进度，当地一些农民开始了最早的人工种植。在这批农民中，最出名的莫过于曾沦为奴隶的后赵皇帝石勒。据《石勒别传》记载，“初，勒家园中生人参，葩茂甚盛”。石勒乃上党武乡（今山西武乡）人，早年曾以贩卖人参为业，后来尝试将参种带回家，自行栽培，大获成功。左邻右舍从此对他刮目相看，“于时父老、相者皆云此胡体奇貌异，有大志量，其终不可知，劝邑人厚遇之”。

后来的历史证明，石勒的确非池中之物。在历经行商、被贩卖以及四处征战的苦难后，终成一世枭雄。

后赵皇帝石勒画像

人参属于多年生草本植物，古代人工栽培只能通过“移参”的方式，将所需的参苗移植到种植园中。这期间，鲜人参若贮藏不当，最易引起虫蛀。少数能够存活的参苗，仍需经过至少五年的栽培方能展现其药用价值。这对于时不时就发生动荡的王朝边地而言，实属困难。

另外，人参的栽培条件十分苛刻。唐人陆龟蒙在《奉和袭美题达上人药圃二首》中总结道，从立春起第90天开始把人参幼苗移栽到山谷水涧旁，移栽时要特别注意把人参的根须用苔藓包裹好，还要带点参苗原产地的泥土，保证土壤湿润，小心翼翼地栽到指定地点，并精心呵护。不出意外，到初秋时才可以看到茁壮成长的人参秋苗。元代王帧所著的《农书》中列有“耕参地”一项，指明耕参地应在农历五月中旬至六月上旬进行。而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则一再强调，“人参亦可收籽，于十月下种，如种菜法”。

由于人参的人工栽培史发展缓慢，古人多数时间还是依赖野山参入药，上党人参亦随之成为御用之物。

野山参越来越少，朝廷又加以大力管控，民间用药紧张，吃不起昂贵药材的普通百姓就只能退而求其次：一种“秋开花如沙参”，“功效与人参近似，惟药力薄弱”的防风党参，就此取代了上党“真”人参，成为百姓心目中的灵药。

事实上，这种防风党参就是今天的桔梗科植物党参。在上党人参逐渐消亡的过程中，防风党参快速充斥市场，以至于后来上党人参完全灭绝之际，防风党参遂“李鬼变李逵”，以上党人参之名畅行至今。

04

上党人参的消亡倒是给了辽东人参一个展现自我的机会。

就在石勒将上党山间的人参移入自家园子里种植时，鲜卑贵族慕容皝开启了上贡辽东人参之旅。晋成帝咸和八年（333），尚未称王的慕容皝为了讨好东晋的尚书令顾和，特地命人挑选十斤上好的辽东人参送到东晋，以表尊敬。由此，辽东人参正式进入中原人的视野。

不过，即便上党人参多被防风党参所替代，在大部分中原医家眼中，如陶弘景等人仍觉得上党人参最好。在其流传的医学解释中，陶弘景强调：“上党郡在冀州西南，今魏国所献（人参）即是，形长而黄，状如防风，多润实而甘。俗用不入服，乃重百济者，形细而坚白，气味薄于上党。次用高丽，高丽即是辽东。形大而虚软，不及百济。百济今臣属高丽，高丽所献兼有两种，止应择取之尔。实用并不及上党者，其为药切要，亦与甘草同功，而易蛀蚛。惟内器中密封头，可经年不坏。”

对于人参，医家只认上党，但历经多代的行政区划变迁，至唐代时，秦汉以来流传的地域沿革已经大不相同。考虑到并州（今山西）乃唐朝皇帝的龙兴之地，显庆二年（657），药学家苏敬上疏朝廷，请求重新编撰新的本草。在唐高宗的大力支持下，苏敬组织了当时著名的医官共22人，以朝廷的名义“上禀神规，下询众议，普颁天下，营求药物”，经过两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完成了世界上第一部药学巨著《唐本草》。

在书中，苏敬对混乱的人参产区做了统一划分。根据唐朝的州府区划，苏敬等人指出，人参在“今潞州、平州、泽州、易州、檀州、箕州、幽州、妫州并出，盖以其山连亘相接，故皆有之也。”潞、泽二州，基本就是过去的上党郡，今天山西长治、榆社一带，这里盛产人参毋庸置疑。至于平、易、檀、幽、妫等州，其地理范围大致位于今天的北京周围、长城以南地域。按照苏敬等人的考究，这些地方能够出产人参，得益于太行山、太岳山、五台山、燕山等山脉蔓延。所以，唐朝的人参产区并不止于上党，还包括了今天山西中部、南部以及河北西部、长城内外之地。

可正如唐代茶学家陆羽所言，人参“上者生上党，中者生百济、新罗，下者生高丽，有生泽州、易州、幽州、檀州者，为药无效，况非此者”。唐朝人参产区虽多，但到了救命的紧急关头，人们才发现非上党人参或辽东的新罗、百济人参不可。于是，新罗、百济等东方属国开始了对盛唐“贡参”的贸易之旅。世代居住于白山黑水间的黑水靺鞨、黄头室韦、和解室韦、如者室韦、赂丹室韦等原始部落首领也纷纷表示对唐朝的依附。这些部族大多在森林中狩猎、常年以采摘人参为生，他们献给唐朝的贡品除了金银、鱼牙、牛黄外，辽东野山参是其中的大宗。

在辽东人参大量充斥集市之际，一群文人雅士尝试将人参投入茶中同煮，久而久之，唐朝的人参茶开始风靡上流社会。某次，翰林学士皮日休身子不爽，他的友人便用进贡的人参给他煮了碗茶，皮日休喝下去之后，顿觉精神爽朗，随即写下了一首咏人参的诗作为答谢：

神草延年出道家，是谁披露记三桠。

开时的定涵云液，劚后还应带石花。

名士寄来消酒渴，野人煎处撇泉华。

从今汤剂如相续，不用金山焙上茶。

05

唐朝的人参贡市，在某种程度上算是为宋朝开了先河。

由于失去燕云十六州，加上北国契丹的兴起，宋朝实际上已经丢失了燕山山脉、辽东、辽西等历史上的人参主产区。另外，上党地区也处于辽、宋边陲，想要大规模采摘人参，亦非易事。而到了南宋，随着北方领土的沦陷，上党地区也不可避免地成为其他政权的辖地。在产地缺失的情况下，宋朝人对人参的渴求却有增无减。

为了解决药源问题，宋朝官方“三管齐下”：于北方设立榷场，建立边境互市；设立市舶司，开启海外贸易；敦促民间形成完整的药材自给供应链条。

《契丹国志》记载，自辽景宗保宁九年（977）双方开设榷场互市以来，人参贸易逐渐成为辽人换取外域物资及生产资料的重要途径。榷场贸易中，宋人主要出口辽人“刚需”的茶叶、药材以及部分的香料、象牙、丝织品等，而辽人则以辖地内的“土特产”人参、东珠、动物皮毛以及马匹做交换。

在北方榷场步入轨道后，宋朝又将经济重心放到发展海上贸易上。在东南、华南地区，广州、杭州、明州（今浙江宁波）、泉州、密州（今山东胶州）等五大港口城市，朝廷派出官员到当地设立市舶司，主管海上贸易。随后，通过贡舶互市，朝廷源源不断地从当时的高丽进口大量“新罗、百济人参”以满足市场需求。

当然，聪明的宋朝人知道，对人参的需求并不能仅依靠外界来源。当时，民间首度出现了专门从事药材采集及种植的特殊人群——“药户”。为扩大“药户”群体，官方有意鼓励官僚士大夫、僧侣道士参与其中，利用免税的条件，雇佣农民进行药材种植。而对于广大白丁出身的“药户”，朝廷也给予便利。无论是种粮食还是种药材，官方限定课税皆是“十税其一”，这极大地促进了民间“药户”的生存发展。

以“天府之国”巴蜀为例，据宋人杨天惠的《彰明附子记》记载，宋时，绵州（今四川绵阳）彰明县乃全国著名的附子乡。其下辖的赤水、廉水、会昌、昌明等地皆是道地药材“附子”的核心产地，四地共计有田520顷，其中有104顷皆种了附子，占四地总顷数的20%。每年，“附子”种植季一到，“凡四乡度用种千斛以上”。可见，从宋朝开始，官方已经有意打造若干道地药材种植中心。

在官方的号召下，还真有官僚士大夫愿意投身“药户”行列，尝试打造人参种植中心。

此人正是苏轼。《广东新语》记载，苏轼被贬广东惠州后，就盯上了广植荔枝的罗浮山。他认为，山西上党和辽东地区都是因为有原始森林和山泉的滋润，人参才得以茁壮成长。兼有飞瀑名泉、植被繁茂的罗浮山亦满足这样的环境条件，应该也能种出名贵的人参。为此，他专门做了尝试，并写了首诗庆贺移植培育人参成功：

上党天下脊，辽东真井底。

玄泉倾海腴，白露洒天醴。

灵苗此孕毓，肩股或具体。

移根到罗浮，越水灌清泚。

地殊风雨隔，臭味终祖祢。

青桠缀紫萼，圆实堕红米。

穷年生意足，黄土手自启。

上药无炮炙，龁齧尽根柢。

开心定魂魄，忧恚何足洗。

糜身辅吾生，既食首重稽。

按照苏轼的说法，他在岭南移植的人参不仅开花结果良好，而且他还亲自煮了服用，其气味可比拟上党“真”人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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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明代，文治武功皆在线的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坐拥四海，却不得不向“人参”低头。

因为，上党“真”人参彻底灭绝了。

据太行山区的《清凉山志》记载：“自永乐年后，伐木者千百成群，蔽山罗野，斧斤如雨，喊声震山。川木既尽，又入谷中，深山之林亦砍伐殆尽，所存百之一耳。”野生的上党人参都是林下荫生植物，过度砍伐破坏了人参的生存环境。所以，正如《本草纲目》所言，“今所用者皆是辽参”。至此，辽东人参终于成为达官贵人的唯一选择。

所幸，与关外的女真人相比，明朝的国力虽一路向下，却还是比渔猎为生的辽东原住民要来得更加先进。马市于是成为明朝对辽东少数民族实行羁縻统治的重要环节。通过明朝设立的八个马市，负有贸易任务的女真人逐渐发现，他们当地的“土特产”，如人参、貂皮、猞猁狲等，转手一卖，就成了各方热捧的宝贝疙瘩。从此，女真马市上的“参貂之利”，变成关外各部族头领、势族、富商追逐的主要利益目标。明中叶以前价格颇低廉的东北人参，瞬间也成了明末豪门富户高攀不起的稀贵药材。据丛佩远研究，嘉靖二十九年（1550），人参一斤约银一钱五分，到了万历十二年（1584），人参价格已涨至一斤银三两左右。而到万历末，一斤高级人参更是涨到了银十三两的天价。即便是一般人参，市场价也需要七八两甚至是十两一斤。

明末，朝廷也经不起这番价格暴涨，于是单方面压低关外人参的价格，以迫使女真人妥协。岂料，此举不仅没能扭转人参贸易的局面，还加剧了关外女真人与明朝方面的矛盾。

熊廷弼主政辽东时，干脆宣布关停女真互市两年。熊氏此举，令关外人参一年滞销超过三十万斤。不过，熊廷弼的对手、女真首领努尔哈赤更精明，他命族人将鲜人参蒸煮晒干卖到朝鲜，立即获得极高的利润收益。

这起突发事件，让努尔哈赤发现了“新商机”。此后，通过鲜人参加工出口，努尔哈赤完成原始资本积累，开始了改朝换代的历史进程。

07

清军入关后，虽然从疆域上摆脱了昔日边境贸易的格局，但由于东北平原尚无支柱型农业，世居在东北的满人以及明末新迁入东北的汉人还只能通过挖参、打猎来维持生计。

历史学者蒋竹山在《人参帝国》一书中指出，努尔哈赤时代，东北生产的野生人参均价约为每斤25两白银。到顺治年间，人参价格即飙升到每斤30至60两白银之间。单是通过官办人参售卖抽税，清政府每年从参务中就可为国库营收白银250万两。在巨大利益的引诱下，无论汉人还是满人，无休止地挖参势必成为东北人发家致富的首选。

这种结果，对视人参产地长白山及其支脉为“龙兴之地”的清朝皇帝而言，显然有侵犯皇家神圣性的嫌疑。故而，从顺治年间开始，官方就有意收紧民间开采人参的权限。到了康熙年间，清朝开始实行“参票”制度，规定任何人需凭票入长白山采参。每票可让三四人入山，如胆敢违抗命令私自进山采参的，为首的领队最高可被判罚“斩监候”罪名。可见，清朝统治者对采参活动管控的严酷。

为了体现“参票”制度的公平性，清廷规定民间商人可向官府购买“参票”，获取进山采参的资格。如此一来，一批清初的富商们便可通过大量钱财交易，购买数量惊人的“参票”，再组织规模庞大的刨参队入山采参。显然，这对于想完全据人参为己有的清朝统治者而言，又是一个巨大的潜在风险。

康熙五十七年（1718），盛京富商王秀德等“假造私票、多放人数、偷刨人参”被人告发，受到朝廷查究。其他中小商人亦因担心投机取巧而遭受处罚，不愿再承领参票，清廷的参票制度由此名存实亡。

等到乾隆皇帝上台后，在内务府下设立了一个新机构——“官参局”，专门发放参票给官募采参者，让他们自行组队完成官方指定的采参任务。可是，采参者任务式劳作，却忽视了人参的自然生长规律。这既导致了乾隆以后官办贡参质量参差不齐，也让需要年岁沉淀的野山参走向了濒临灭绝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