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癸卯九月，携《春秋》到长沙。写《春秋大义述》的杨树达即是长沙人。陈寅恪说他“持短笔，照孤灯，先后着书高数尺，传诵于海内外学术之林，始终未尝一藉时会毫未之助，自致于立言不朽之域”，而巍然成为“一代儒宗”。《春秋》述孔子之志，因行事，而“加吾王心”也。孔子反对周代家天下之乱，恢复尧舜禹公天下之志，开辟一个新时代，不是要搞封建那一套。《春秋》是他的理想时代，后儒不知而加以诟病，所以熊十力说：“两汉无董何，《公羊》之学绝矣！”六经皆被汉人所篡改，非真孔学也。我们误会了孔子《春秋》，《左氏》才是搞“崇君父，卑臣子”那一套。  为什么说孔子《春秋》是“加吾王心”呢，《史记·太史公自序》说：“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孔子不仅是退诸侯，讨大夫，他还要贬天子，以达王事。“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孔子要以“素王”行他的王道，干一番开天辟地的事业。  《春秋·隐公第一》说“元年，春，正月”。孔子改“一”为“元”意义重大。“元者，始也。”此为天下之始，是孔子《春秋》时代的开始，而不是隐公或哪一个帝王家天下的开始。孔子《春秋》之元，恰是《易经》所称“大哉乾元，至哉坤元”的元，一个是用，一个是体，一个是况，一个是象。因此《春秋》微言大义，不是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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