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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应北伐到万县 回国来了，到了上海。上海的市面比较从前我出国时，要萧条些， 街道上很多店铺取消了，代替的是那些大公司、洋行。这时，除了先 施、永安，又有了新立的大公司。我在上海开始做秘密工作，参加北 伐运动，比较多的，还是上层的活动。 这时北伐军正要出发，北伐中 间极其需要了解北方军阀在上海、南京一带的布置和军队的情形。我 为了调查这些情形，曾经去南京一次。在南京的军队，是齐燮元、孙 传芳的，调查清楚，就回来了。因为以前军队里的旧关系很多，我是 十分顺利地就把孙传芳这些军阀情形弄熟悉了。回来后，党决定分派 一部分人去工作，或者到广东，或者到四川，我是因为四川军队很多， 又熟悉得很，就要我去四川。 到汉口时，北伐军已经打过汨罗，汉口戒严了。当时在汉口都是 吴佩孚的军队，同时我就在那里又开始做调查吴的军队的工作，在武 昌、汉阳、汉口，各方面都活动了一下。我们党的秘密活动，也很厉 害，在那儿负责的是湖北省委陈潭秋同志…… 过了个把星期，我就写信给杨森，他来电报欢迎，我就去四川 了——那时杨正驻防在万县。他个人比较起来，还思想古一些，想 做点事业。我到那里去活动，主要的就是告诉他们今天世界上整个 的情形，讲解三民主义，劝他加入国民党。 杨正在很困难中间，他 势力很大，拥有十几万军队，但是军队都是不统一的。我的那里底 下的青年，都很能接受我的宣传，很想加入革命， 一般老军官则是惧怕革命的。在万县时， 我们因万县惨案而发动了 反对帝国主义的情绪—— 当时万县打得很激烈。 起 初是英国商船碰沉了几只 小船，死了几个人，我们 扣了他们的商船，英政府 就开兵舰来抢。没有抢去，他们不敢上岸，就那样对打了几个钟头，把他们打跑了。我当 时促成杨森惹了这个祸，是想惹乱了他同帝国主义的关系，不得不 搞起来了。 四川在长江上，当时来往的洋船很多， 一下把原来行驶 的民船都挤下去了。这样惹起船夫对洋船很深厚的愤恨。四川局势 是刘湘、刘存厚、杨森等各霸一方。四川是顶乱了，到处军队驻得 满满的， 一县就是几个团，搞得民不聊生。那时大批的失业工农都 潮水一样涌到军队里来了。 杨森在国民党北伐军围攻武汉声势浩大时，他才下决心加入了国 民党，把部队改为国民革命军，我就到武汉去，为他活动交涉这个问 题，那时在杨森那里的还有刘伯承、陈毅…… 国民革命军在武汉时的行营主任是邓演达——他是我在德国很熟 的朋友。我们谈了，有十几万人的力量加入革命军。当然，他们是赞 成的，马上派了些政治工作人员，给我带去杨森那儿工作，委任杨为 二十军军长，派我做党的代表，委任状也拿来了。 可是杨看见当时武 汉还未攻下，又动摇观望，要宣布又不宣布；要干，又说在旧道德上 太对不起吴佩孚， 一面同国民革命军拉在一起，但是一面又和在四川 的北军于学忠他们来往。那些人，当然还是赞成他维持旧势力以孤立 革命的势力。杨森把部队开到宜昌，而对外面没有一个明显的态度。 我劝他赶快宣布“国民革命军”…… 不久唐生智以出重兵来威胁他。我又劝他不要同革命的队伍打仗， 如果一打，那就更不好宣布了。结果他没有打，退兵回去宣布了。 创办南昌军官教育团 我在一九二六年底一九二七年初，离开杨森回到了武汉。党又派 我到南昌的朱培德那里去。在武汉时，我第一次和蒋介石会晤，他正要出发到南昌去。他就匆匆地走了。不久我也就到南昌去。 朱培德当时在南昌当第五路军总指挥。他原本是云南时代的同学， 又是同事。有很多在云南时是我的部下，现在都参加到他那里，所以 我和这支队伍是历史关系很深的。当时正是国共合作，有很多苏联的 顾问， 一般人对我也是十分欢迎的。 他们赞成我来办学校，教那些军官来受训练。我除了学校工作以 外，参加了各种运动，譬如工会、各种训练班，我都深入到中间去，的 确是在那里很活动。那时候可以说是革命盛极一时的时候。工作很顺 利地开展着，上层下层革命的空气都是高涨的。 那里的一般军官朱培德啊、王均啊， 一般的对我还不错， 一切教育工作，也在采取新的方 法进行着。几个月工夫，除了训练队伍之外，办了工人农民训练班，农民讲习所， 一大批 以后在赣东北、井冈山上的干部， 一部分是那时候训练出来的，同时在外面各县里头，群众运动、工农运动，也都打下了基础。 我兼任了南昌的公安局长——是保护革命，恐怕群众被摧残。就 在这保护中间，革命势力也扩大了。反动的势力也因而陆续地起来了， 平常形成了一种两者的对立。朱培德在这中间就采取了中立态度。他 对于革命不反对，可是对反革命者也不离开。 到六七月，各方面惧怕革命的心理聚集着，把教导团调到抚州去，驻了一个时期。在学校里三分之一对革命是很热烈的，其余也多是表示同情者，最反动的还是很 少。在这里面有些是招生来 的学生、知识分子。在这个工 作上，有一个缺点，就是党没 有大批大批送学生到学校里 来，增强我们自己的力量。 六月，从武汉已发出国共两党分裂的声音，不久武汉政府向不幸道路迈进，是已经十分明显的事了。 七月，教育团有两个营毕业了， 一个营还没有毕业。这时我被朱培德“欢送出境”了。反共空气澎湃着。很多地方赶走共产党员，捕 捉共产党员。我因为平素与朱培德他们感情还好，而博得一个“欢送”。 在唐生智、冯玉祥那里，大批左派分子也遭受了同样的“欢送”命运。 在广东蒋介石下面，四川刘湘下面，则来了恐怖的手段，到处杀头，好 多人逃跑……南昌党的机关很多都立刻隐蔽起来了。 我到了武汉，那里也正在解散工会、农会，缴了自卫队的枪。这时工农组织已发展得相当大，相当多，组织的武装也不少。 那时革命空气一天天高涨，因而威胁了部队军官。开始，国民革 命军口号是“打倒军阀…… ”三大政策，后来到处喊“工农运动过火”。 事实上做得并没过火，好多地方还没搞起来。可是就这样，已经深深 地威胁了中国的地主阶级，他们与那些老军官是有着血缘的密切关系 的。这样，革命的右倾一天天搞起来了。 另一方面，因为武汉、九江租界的收回，外国人都只好撤走了。这 样，就引起中国不革命的部分，像四川、广东、上海，接受了帝国主 义的条件，而开始向革命进攻了。 在我们党的本身上，也有着缺点，统一战线做得不怎么坚强，没 有好好发展党。陈独秀说“民族运动大大发展”而采取了关门主义，不 让新的党员进来。 当时，在党领导下的工人有一二百万人，农民有几千万人，接受几十万党员参加算什么，可是共产党员限在五万的数目 上，中间还多有三分之一以上是知识分子。工人就没有三分之一。党 不能够抓紧时机大大地发展、强壮自己，在群众中建立基础，这是第 一。 第二，党当时不晓得要武装。在工农运动中，本来可能弄到武装， 但是忽视了这一点，只是帮人做政治工作、宣传工作。群众条件本来 是很好，很热烈。就是在军队中的工作，也只做了上层的，而没有与 下层很好联系起来…… 第三，怕群众运动高涨，视之为“过火”,恐怕 吓退了资产阶级，退出革命。 南昌起义 在武汉，党就决定了南昌暴动。 当时我们的部队力量太小。如果革命军力量大，那时向革命方面 分化的还要多些，但是只有叶挺带的军队、张发奎的一部分。叶挺从 广东出发时，只一个独立团最可靠。叶挺在武汉成立了师。那一团因 而发展为五个团，成立了两个师。就是叶带的二十五师、二十四师。这 是主力，在二十四师中有一团靠不住，后来跑了。 另外是贺龙的二十军，有三个师约八个团。最可靠的新编第三师，有一个教导团，团里 多半是学生，有些还是临时编制的……这些武力，纷纷集中在九江、南 昌。张发奎是想回广东，队伍还没撤下来，蔡廷锴带了一个师同叶挺一路…… 我们开始布置了。从南昌被赶出来的人，以及在武汉的人都赶到 南昌去集中。不过有很多地方，那时被隔断走不来。 南昌有朱培德一部分部队，做留守。我们部队从九江开往南昌，就 有相当布置， 一般的是我们人多，敌人兵少。我们有把握，在军事上 是会顺利的。 这样多兵团集中南昌一地，街街缝缝就都住满了。就计划在七月 三十一号晚上暴动，这时队伍到南昌也不过一天左右。到那天晚上，人 们还不曾觉得我们在各方面都已布置好、计划好。主要是贺龙、叶挺 在这里面领导。不过集中的人有很多，周恩来、刘伯承、林伯渠、徐特立、彭湃、恽代英、郭沫若， 许许多多的人，张国焘、李立 三 ，还 有 些 左 派 的 国 民 党…… 计划晚上一点就开始解除朱培德部队的武装，我被 分派的任务是，邀请朱培德下面的一些军官。 一直搞到夜晚九点，还拉在那里饮酒。可是因为发 命令太早， 一下走漏了消息。 那是贺龙部队一个云南人的营长去报告 的。他们得到消息，因为封建关系，立刻惊怕起来，马上派人来叫这 些军官立刻回营。他们起来要走，我也不好拦挡。不过这时朱培德本 人是到庐山去了。他们走了，我也就回去。此刻街道上已不通行了。我 赶到贺龙的司令部告诉他消息已经走漏了。于是不得不提前两点钟暴 动就开始了。 到天亮， 一切已经完全解决了。 在军事上算是一个很大的胜利。南昌的银行、机关都掌握起来了， 就宣布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坚持国民革命，但还没有宣布土地政 策……张发奎马上就带队伍来追，我们就以二十五师的一部分在屠家铺堵着他们……但是，在暴动期间没有把赞成我们的广大群众、工会、 农会号召起来，没有组织新的队伍、把枪支集中起来，过了两三天就 准备走了。 南下受挫 八月一号二号，就准备出发，在南昌组织了政权，也宣布了些政纲…… 这时决定去打潮汕，要争取广东根据地。 当时没有决定到湘鄂赣区域去创造根据地，而只看到广东。因此 将主要的基干队伍都带回广东，在南昌参加暴动的队伍没整理好，就 带走。天气又是暑天。这样没有健全的组织，新加上去一些队伍，不久就带垮了一些。 当时，时间是不应该那样仓促，如果大大地组织一 下，搞好，连队伍带群众组织二三十个团是可以的。但是那时只知道单凭几个人打天下，同时也不知道改造军队，譬如蔡廷错的一师，是在革命势力威胁下同情的，没有改造，结果整师送给人家去了。 我们在五日出发，蔡廷锴另外走一路，预定在抚州会合，他却跑 掉了。在他那里，我们带得动的有五个营，他自己只四个营，但是交 给他一下都带走了。那时部队里充斥着家乡观念，而未能站在党的观 念上领兵，还是依靠那些旧军官。平常没有决心，当时急着干，那还 行?!出发时，又正是伏天，很热，行军又急迫，由江西走东江，都走了一半了。 我被举做在暴动中组成的新第九军副司令，带了一部分兵，还有教育团的学生，以及零七八碎的散兵向东出发。 五日由南昌出发到了梅州，得到了蔡廷锴叛变的消息——这对于 我们可以说是很大的教训与警觉。于是重新组织了一下队伍，把不大 靠得住的清洗了一下。然后分二路推进， 一路经宜黄、宁都； 一路打广昌，走瑞金。 沿途没什么大战，到瑞金和钱大钧的部队打了一个大仗，追到会昌又打了一个大仗，敌人两个师一起被我们打垮了。我们 就休息下来，整理。 这时有一个计划却使自己吃了亏，那计划是沿汀 州走上杭……实际上应该走会昌，出筠门岭，到梅县。这样可能占领 梅县，条件稳当些，结果变更了这计划，而临时决定走汀州、上杭，吃 了亏。结果又撤回一部分，贺龙带着到了瑞金。 这时我们正面上，广 西黄绍竑的五个旅来到会昌，又同叶挺打起来。虽然是打退了，但是 不能解决问题，如果真的走筠门岭，则主力可以打破黄绍竑，而进入 广东，就没阻碍了。 决定撤回来走汀州、打上杭。这时分为两路。 一路是主力，叶挺、 贺龙带着走，占领了潮汕。另一路归我指挥，为一个支队，到大埔，在 十月三十日与敌进行了很大的战斗，在三河坝连续打了五六天。 占潮汕的部队又折回头来打梅县。经过汤坑与广东主力军作战，却打了个败仗，而使主力受损失，潮汕又因之失守。 我们在三河坝也打得很厉害，得知主力在那面失败，我们也就撤 下来了。这时潮安、汕头复被敌人抢去。我们陆续打了几天，收容了 由潮汕撤下来的残余部队，即刻向福建、江西退却，准备打游击战，不 再打正规战…… 由福建上杭向江西。这时敌人来两个师追赶， 一直到 武平，打了一仗。 从此，再退下去，就没有再打仗了。我们向筠门岭 走信丰、大余。十一月间， 一直退到崇义县上堡山上去。这是我们失 败时做了有秩序的退却的第一步。 我从南昌出发，就是走前头做政治工作、宣传工作，找寻粮食…… 和我在一起的有彭湃、恽代英、郭沫若。我们只带了两连人，有一些 学生。 一路宣传， 一路走，又是政治队，又是先遣支队，又是粮秣队…… 在瑞金就遭遇一师的敌人，就打起来了。损失很大，第二天大部 才赶上，打壬田市的仗，以后就当追击队，追到会昌， 一直到三河坝， 都是打前头——办事的人都是临时组织的，但都是有经验的人， 一到 了地方，事情便都办起来了。群众很欢迎。当时，我们宜传的还是国 民革命。 我那时走点路也骑点马…… 周恩来、刘伯承都在参谋团，还有徐特立、林伯渠、李立三…… 当时组织了政府设在潮汕，还组织了革命军事委员会，等到主力失败， 这些人都分散了。郭沫若他们和我在三河坝分手。叶挺、贺龙也都到 香港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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