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胡南下晋朝的国运被拦腰斩断是因为胡汉矛盾的爆发，杨坚挥剑统一了南北又是因为胡汉矛盾的终结，总之，天下格局的剧变因胡汉矛盾而起，因民族的融合而终。 如果将视角放在朝代的更迭和具体的事件、人物上，我们往往会将天下格局剧变的原因归结在某些关键人物的决策上，而事实又是，当你从高处俯瞰历史时，有些历史事件其实是必然会上演的剧本，与之相关的历史人物都只不过是配合演出的演员而已。 公元前121年，在霍去病连续两次的闪击下，匈奴在河西走廊的力量遭受重创，同时，休屠王和浑邪王也在匈奴内部遭遇了生存危机，大单于对他们战败的结果严重不满，准备借他们回去述职之机干掉他们。 内忧外患，这两位匈奴王爷最终决定，投降汉朝。汉武帝封浑邪王为漯阴侯，将他的部众四万人安排在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等地。 在时间的重力下，这些匈奴人是快进式繁衍，帝国的西北边疆全是匈奴人。 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匈奴五单于争立，呼韩邪单于投降了汉朝，汉宣帝将其部落安置于并州以北。 公元48年，随着南匈奴归附东汉，匈奴人的势力又渗透到了河套地区。到了东汉末年，黄河两岸已经遍布匈奴人的身影。 公元214年，曹操平定凉州，为了弥补兵源和税赋的不足，曹操决定，将西北的氐人迁徙到汉中、扶风、天水一带，和汉人、羌人杂居，充实人口。 当司马炎建立晋朝之后，帝国的北部已经是汉人和胡人平分秋色的格局：关中是羌人和氐人的天下；匈奴人和羯人盘踞山西；鲜卑人纵横河北... 当然，这也和气候变化有关，草原上因为气温的下降生存条件越来越艰难，胡人南迁就成为了趋势。晋武帝时，塞外的匈奴人在遭遇水灾的情况下又有两万人投降了晋朝，司马炎将其安排在河西宜阳城下。由此，平阳、西河、太原、新兴、上党、乐平等地也被匈奴人所渗透。 五胡的领头羊为什么文化水平很高，就是因为，他们许多常年在洛阳生活，在环境的影响下认知得到了升级。再加上他们自身的武力优势，胡人在综合素质上已经是逐步反超汉人的节奏。 在人力和气候的共同作用下，胡人在数量上已经逐渐超过汉人，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公元296年，冯翊、北地、安定等郡的匈奴、羌人、氐人的造反事件就是这种失衡现象的具体表现。 因此，299年，太子洗马江统就给晋武帝上了《徙戎论》，建议将关中的匈奴人、氐人和羌人迁回他们的原属地。 其实早在太康元年（280），郭钦就给晋武帝上过疏，建议将北地、西河、安定等郡的胡人迁回他们的原属地，然后从河南、河内、河东三郡挑选四万户人填充当地。在郭钦和江统之前，邓艾也提出过迁徙胡人的建议，说明当时的精英已经意识到了胡人问题的严重性。  图源/剧照 但胡人问题是在历史和气候的长期作用下形成的，司马炎也不可能一朝解决这个问题，何况晋朝的财政收入本来就有限，根本无力操盘如此大规模的移民行动。于是，问题就被暂时搁置，胡汉矛盾也就继续发酵。 再加上北方的资源被世族和司马家族全面垄断，胡人被压缩在食物链的底层，所以，矛盾迟早会爆发。 当八王之乱的乱局上演之后，胡人也就趁势而起，凭借武力优势完成了对北方权力的更新。五胡十六国和南北朝的乱局开启了。 也就是说，乱局的开端本质上还是胡汉矛盾引发的。 接下来的剧情就是，五胡轮番上场，在这个过程中，胡人一直是资源分配者的角色并垄断了食物链的顶端。那些年，汉人只是单纯的打工者角色，给胡人生产粮食和衣物支撑他们的扩张行为。 而且，胡汉之间是有明显的界限的，比如，汉国（前赵）的皇帝有两重身份：以皇帝的身份管理汉人；以大单于的身份管理胡人。 对，就是胡汉分治。 五胡之间的洗牌最终被北魏收尾，但还是以鲜卑拓跋为代表的胡人居于头部位置的格局。在频繁的用兵过程中，鲜卑勋贵在军功的加持下是死死压制汉人势力，崔浩之死就是这种矛盾的集中体现。 到了冯太后时，由于战争频次的下降，鲜卑勋贵的话语权也逐渐被稀释，汉人世家逐渐走上历史前台并主导了一系列改革，比如俸禄制、均田制、三长制等。 孝文帝接着又以迁都的方式实行全面汉化，一举将北魏打造成西晋的门第社会，鲜卑贵族和汉人世家被统一打上了“门阀”的标签。 由于孝文帝的汉化改革未覆盖到以代北勋贵为主力的六镇军人群体，北魏的胡汉矛盾事实上还是存在的。矛盾最终以六镇起义的方式而爆发。 当尘埃落定之后，北魏被分割为东魏和西魏两部分，都是鲜卑势力占据头部位置的格局： 东魏是以鲜卑化的高欢为领头羊；西魏是以宇文泰为首的鲜卑势力为主导。 而且，高欢开局就在地理上以晋阳和邺城两个地方人为将鲜卑和汉人给分割开来：晋阳是以鲜卑勋贵为代表的武人势力；邺城是以汉人世家为代表的文官群体。  图源/剧照 高欢父子兄弟分坐两地统驭汉人和胡人两大势力。 同时，北齐还有个规矩：不准汉人掌兵。高敖曹因为是“带资入股”，属于例外，但也时常遭受鲜卑勋贵言语和行为上的侮辱。 在武人唱主角以及高欢家族彻底胡化的大背景下，汉人其实是处于被动位置的，即使有高敖曹的汉人军队存在，但根本不能改变这种不平衡的局面。 当高敖曹死于东西魏争霸的战争中后，汉人的地位就更是一落千丈，被鲜卑势力是全面压制。 后来，高洋又给添了把火，在用兵南陈时，高洋将高敖曹当年的属下李希光、东方老、裴英起、王敬宝等人全部派上前线。结果是，高洋借战争之手消耗掉了北齐这唯一的汉人部队。 没有了武力作为后备，汉人在北齐的庙堂就更是战战兢兢，杨愔之所以被高演和高湛兄弟轻松所杀，本质上就是因为没有武力作为支撑。 杨愔之后是祖珽接过了汉人世家的大旗，虽然他也一手策划了斛律光之死，在一定程度上打压了武人势力，但还是在鲜卑势力唱主角的大背景下被贬徐州。 接着就是，因为南陈的北伐高纬要离开邺城去晋阳躲避遭到了以崔季舒为代表的汉人大臣的反对，汉人文官再次遭到屠杀，崔季舒、张雕、崔孝琰等人集体被斩杀于含章殿。 汉人在北齐到底有多卑微，韩长鸾的一句话最能说明：“狗汉大不可耐，唯须杀却。” 失去了汉人势力的支撑，北齐也就彻底走到头了，被隔壁的北周兼并是注定的结局。 而隔壁的北周之所以迅速反超北齐，就是因为，宇文泰做了关陇贵族的设计，以权力、土地、社会地位等资源将关陇豪杰和鲜卑勋贵全面覆盖，暂时消弭了胡汉矛盾，使关陇拧成了一股绳来对抗北齐。 但由于西魏是以宇文泰为首的武川鲜卑势力为主导，所以，西魏以及之后的北周本质上还是鲜卑势力的天下，宇文泰让大家都改鲜卑姓就能说明问题。当年，宇文泰之所以不救王思政，就是想借东魏之手除掉王思政这个汉人。 所以，西魏的胡汉矛盾是藏在暗处的，还得借助时间的力量来消弭。 北周明帝二年三月，北周将鲜卑三十六国九十九姓统一定义为“京兆人”，其实也是消弭胡汉矛盾的一种体现。 既然是消弭胡汉矛盾的步调，北周的综合实力只会是蒸蒸日上。经过宇文护的过渡，到武帝宇文邕当政时，北周兼并北齐已经是大势。 宇文邕灭齐之后又以重用熊安生和李德林等汉人世家和废奴的方式进一步消弭胡汉矛盾。 同时，周武帝进一步对府兵制进行了改革。宇文泰虽然创立了府兵制，但北周的军队还是以鲜卑人为主并世代从军，本质上还是胡汉分治。宇文邕先是将军士改为侍官以稀释府兵的部落属性，接着又大力引入汉人力量来给府兵进行换血，本质上还是进一步落实府兵制兵农合一的本质，稀释鲜卑势力对军队的垄断。 但宇文邕的努力也只是动了个小手术，此后的北周，兵还是专业的兵，农还是只能种地的农，因为兵都是胡姓，所以北周的文化属性还是胡化。 到了杨坚辅政又是一个转折点。当杨坚以汉人的身份主导北周王朝之后，立刻就引起了以尉迟迥为代表的鲜卑势力的武力反扑，加入叛乱的还有郧州总管司马消难和益州总管王谦。 由于杨坚得到了并州总管李穆这个决定性人物的支持，再加上关中的武力，三人的叛乱最终被平定。尉迟迥死后，邺城内的残兵全部被坑杀，残部也在不久之后被全部消灭。  图源/剧照 完了，杨坚又诛杀了宇文招、宇文盛等五王。北周的鲜卑势力遭到了毁灭性打击。 杨坚之所以能取得胜利，就是因为他团结了北周内部的汉人势力，文有高熲和李德林，武有韦孝宽，外加李穆这样的藩镇势力。 从这也可以看出，此时的汉人力量已经反超胡人势力。 大象二年（580）十二月，杨坚以静帝宇文阐的名义下诏，恢复了府兵的汉姓。 这是历史的转折点，说明胡汉矛盾已经进入尾声，民族融合已经完成，杨坚完全是顺势而为。 当北朝的胡汉矛盾消弭之后，其强大的经济和武力优势也就能发挥出来，于是，隋朝灭陈也成了顺势而为。杨坚完全是按照历史的规律在办事。 开皇十年（590）五月，杨坚又进一步下诏，将军人的户口纳入民户之中，府兵制真正实现了兵农合一。 可见，民族融合的工作早就已经开启，只是魏晋南北朝处于一个剧变的时期，倒不是说苻坚、孝文帝、宇文泰这些人能力不行，而是他们也只是这场民族大融合中的一个演员而已，属于本色出演。 杨坚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刚好站在了历史的拐点。 这只是他个人的幸运。 总结一下，民族融合发酵于两汉之际，爆发于魏晋之时，五胡十六国和南北朝属于摩擦期，隋朝是收尾的角色。 这代价是多少英雄豪杰的生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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