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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篇文章，是要论述田忠侠先生的这本新著是如何体现他的博洽通达与大家风范的。可是，当田先生向我说明他这本书得以出版之缘起时，却说，他此书摘取《辞海》（第六版）哲学、社会科学、中医学、佛学领域及政治人物释文之阙略606条，加以考辨订补，《辞海》编委会不但不以为忤，反而大加赞许，聘他为《辞海》编委、特约编审，并为他出书，以见对《辞海》学术批评的重视与欢迎，以提升《辞海》（第七版）的编纂质量，这才是以学术为天下公器，是真正的大家风范。 田先生言及此，意气勤勤恳恳，感慨再三，对《辞海》编委会的衷心钦敬之情，溢于言表。 于是余有叹焉。一方面当然是与田先生有同感，以为《辞海》编委会于田先生之批评，虚心听取，如海纳百川，固然体现了大家风范。而田先生前撰《辞源考订》、《辞源续考》、《辞源通考》，指出并辨正《辞源》阙失7000余条，《辞源》编委会请其参加修订会议，待为上宾；今《辞海》编委会又为其将批评意见原封不动，付诸梨枣。 非以田先生每批评一书，必先充分肯定其学术造诣、盛赞其成就，而后乃实事求是，从严要求，玉中指瑕，言必有据，娓娓道来，分剖至细，其爱之弥深、责之愈切、必使之臻于至善之忠诚心感人至深乎？于学术则一丝不苟，于权威则当仁不让，于同道则温柔敦厚，这同样是大家风范，田先生有焉，当之无愧也。 观田先生之书，第一个感觉，是骇其博洽通达。 一部《辞海》，搜集如许多的古代、近代、现代的人物，估计不啻万人。于此茫茫人海之释文中，掇其瑕疵，搴其萧稂，给予全面、确当、中肯之评价，是艰难巨大的学术工程，这需要学术巨匠的独特眼光，如同自太空俯察大地，于莽莽山原林海之中，明察秋毫，洞若观火，非抱区区数本辞书而逐条考订者所敢为、所能办也。 枚乘《上书谏吴王》说：“夫铢铢而称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过。石称丈量，径而寡失。”田先生是以大匠“石称丈量”的气魄审度《辞海》人物条目释义阙失的，非有广博之学术视野，渊深之学术涵养，丰富之腹笥，孰能有此胆力气魄，而敢于评断其释文之优劣正误哉！田先生书后附列其辨证考订《辞海》人物条目所用的二百多种主要参考书目，即足以使人惊其浩博矣。 如“胡应麟”条，《辞海》（六版，下同，不赘）释文仅评价为“明代文学家”，所述也仅限于其诗文特点、文学活动。 而田先生据《四库提要》卷一二三《子部三三·杂家类七·少室山房笔丛》条释文，其书十六种，《经籍会通》论古来藏书存亡聚散之迹，《书史占毕》论史事，《九流绪论》论子部诸家得失，《四部正讹》考证古来伪书，《三坟补遗》论《竹书纪年》、《逸周书》、《穆天子传》三种，以补《三坟》之阙，《庄岳委谭》，证俗说之附会——谓胡应麟“独研索旧文，参校疑义，以成是编，虽利钝互陈，而可资考证者亦不少”，与其断语“此平生考据杂说也”，而谓释文总括语当补“文献考据学家”。又因其“不惜典卖家产，网罗典籍，筑室山中，名曰'二酉山房’及'少室山房’，收藏经史子集四部文献达3986家、42384卷”，故应名之为藏书家。 如此，胡应麟之学术定位方准确而允当。则非了解胡应麟之学术成就及为人为学全貌，决不能对此条进行如此重要确当之订补与修正。 某些人物条目，经田先生考辨，其生平、事迹、特长、成就始确切清晰，乃为全璧。如“闻一多”条，于“留学美国”之释文，为补其“从父学文史、诗词，1912年考入清华学校，曾任《清华周报》、《清华学报》编辑，发表旧体诗词及新诗，积极参加五四运动，被推举为学生代表，赴上海参加全国学生代表大会”，以見其传统文化基礎之养成，及爱国民主人生走向之确定皆在此时。 又为补留美及回国确切时间，以便推断其年岁与成熟程度。又为补其从教经历：1927年秋始任南京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外文系主任，1928年秋始任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从此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学之研究；1930年秋转任青岛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1932年秋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以见其学术文化成就、学术地位与影响。 又为补其所著诗集《红烛》、《死水》之出版年代（1923与1928年），以見其思想发展历程及艺术表现力之不同水准，以此二书为其新文化创作之代表作也。 又于释文“后主要从事学术研究，在《周易》、《诗经》、《庄子》、《楚辞》的研究中取得相当的成就”，建议将“学术”一词改作“古典文学及传统文化”，而下句改作“对《楚辞》、神话、唐诗的研究作出重要的贡献”，方更为具体而切合实际。 并建议于其人生经历中补叙一事：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抗战开始，清华、北大、南开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1月，西迁云南，他与少数教师参加学生组织的“湘黔滇旅行团”，步行南下，历名山大川，沿途闻见民生多艰、风土人情、歌谣神话，促动其思想进步，为其在后来西南联大（由“临大”改名）进行《诗》、《骚》、《乐府》、神话、戏剧、舞蹈乃至文化人类学之研究，以至后来终成民主战士，为民主、自由、民族解放而献身，皆有重要之意义。 如此，“闻一多”条释文方全面而中肯。于其他人物，亦多有此类精彩辨析。凡此种种，非有极其渊博之学识，不能为也。 第二个感觉，便是惊其真知灼见。 凡对人物之评价，必公允而精确；凡剖析义理，必精当而入微。 如翁方纲条，《辞海》释文评断作“清书法家、文学家、金石学家”，其叙述也仅限于上述方面。而田先生除指出释文失叙科第而与补足“乾隆十七年（1752年）壬申科二甲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之外，又指出：“考翁氏于中国学术文化史上之贡献，首在学术，其次诗文，再次书法。以其精于经学，而治经必先通文字训诂之学，则金石、考据自为题中应有之义。经学贯通，义理备焉。以其博学而多能，则亦长于金石、书画之鉴赏，而兼及谱録、辞章。” 田先生之观点，精确而有据，《清史稿》卷四八五本传即谓“方纲精研经学，尝谓考订之学，以衷于义理为主，《论语》谓'多闻’，曰'阙疑’，曰'慎言’，三者备而考订之道尽。……考订训诂，然后能讲义理也。……方纲读群经，有《书》、《礼》、《论语》、《孟子》附记，并为《经义考补正》，尤精金石之学，所著《两汉金石记》，剖析毫芒，参以《说文》、《正义》，考证至精。所为诗，自诸经注疏，以及史传之考订、金石文字之爬梳，皆贯彻洋溢其中，论者谓能以学为诗。” 田先生指出，此正宋神宗序《资治通鉴》所谓“博而得其要”也。准此，田先生建议释文宜补释其“精于经学，博学多能，尤长金石、考据之学，亦能诗而首倡'肌理’之说”，则当然允惬而令人悦服矣。 学者为人、为学之造诣及其精神之可贵，固在其博洽通达与真知灼见，而其真知灼见之体现，又尤在于其敢于为学术坚持真理之精神。 田先生于书中多次提及西方先哲亚里士多德之名言“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而身体力行之，于释文中体现政治偏见、学界顾忌之处、之事、之人，仗义执言，一无所避，放言谠议，维护学术公正，略无“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的犬儒之气。 又如“傅斯年”条，盖以傅氏长期任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1928—1950）、任北京大学校长（1945—1946）、国民政府立法委员、台湾大学校长（1949年—1950），《辞海》2009年版以前（1979、1989、1999）诸版，皆不收之。 田先生曾于2007年3月撰文《1999年版<辞海>人物条目窥管》，其中即有《<辞海>岂得失了傅斯年》之目，载于《龙江文史》第八集（2008年5月），就此加以论述；《辞海》2009年版乃收入“傅斯年”条。而其释文遣词造句，仍显平平淡淡，抑而不扬，多用“参与、参加”等语。 于是田先生乃一一辨正：非仅于1918年参与创建《新潮》月刊，乃是首先立意，而与罗家伦等人创建“新潮社”、编印《新潮》月刊且任主编；非仅“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任学生游行队伍总指挥”，而是五四上午大会主席，下午游行队伍总指挥，被推为北京十三校二十名代表之一，与罗家伦并为学生领袖；非仅“1926年回国，次年任中山大学教授、代理文学院院长”，而是应中山大学校长戴季陶、代理校务委员长朱家骅之邀任文科主任（即文学院长）、教授兼文史两系主任，次年秋于校内创建语言历史研究所，刊行《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至于“1928年参与筹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所长23年”云云，实乃于1928年3月，与顾颉刚、杨振声应中华民国大学院之聘，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常务筹备委员，4月中央研究院成立，10月史语所正式成立（即以原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为基础扩充改建，易名为“历史语言研究所”），蔡元培院长任命他为所长，并创办《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如此辨正，则傅斯年在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的作用以及学界声望地位方得突现，方符合历史实际。 又陈傅氏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国家民族危亡之际，为驳斥日人矢野仁一“满蒙在历史上非中国领土”之强盗谬论，著《东北史纲》第一卷，考论东北历史沿革，历代设署统辖之史，以证其为中国领土。 该书于1932年10月出版。傅氏又于1932年5月，与丁文江、蒋廷黻创办《独立评论》鼓吹抗日。则其人抗战爱国之义举，不应漏略；其书历史作用与功绩，亦应说明，而不宜仅于条目末列其书目而已。 田先生又谓当补其“生性耿直刚烈，疾恶如仇、不容奸私”之性格，并举其拥护进步，处理昆明警备司令关麟征镇压学生反内战风潮中枪杀学生事件，面斥关而致其去职多个例证。末又高度评价傅氏之学术成就与贡献，并述其文集、全集之出版情况。 总之，“傅斯年”条在《辞海》2009年版出现，并予以较为客观之介绍，为田先生旧文之功；而其条目在《辞海》未来版之臻于完善，亦必赖田先生此书之力也。 于《<辞海>岂得失了傅斯年》一文之末，田先生又顺便列举王懿荣等十五人，谓应收而失载。《辞海》2009年版乃收入王懿荣、胡小石、黄焯、张伯驹、罗隆基等人。 试想，如果代表中华民族最高智慧的权威辞书，竟然阙失此类人品、学问、成就震铄古今之中华巨子，恐不免于偏狭固陋，中华民族有识之士必衋伤心也。由此观之，田先生以其博洽通达之学问、追求真理之精神与真知灼见，非仅为《辞海》之功臣，乃诸多学问、成就、人品震铄古今的中华巨子之功臣，故鄙人以为，田先生实乃中华学术文化史之功臣，当然亦为中华民族学术文化之功臣。 田先生主张，欲评论人物，凡涉及兼有政治活动之学者，必重其学术贡献及学衔。此为世界各国之尊重知识、崇尚科学之通例，而恰为受“官本位”影响较深之人所忽略。 《辞海》某些条目释文，亦未能免俗。田先生于此类条目，亦以其博洽通达之学问、追求真理之精神与真知灼见，为条分缕析，予以明晰允当之定位语。 如于“梁启超”条，肯定释文“中国近代维新派领袖”之评断，而谓于其学术文化教育方面仅以“学者”二字概之，太陋。而谓梁氏乃20世纪中国五大学术文化伟人之一，谓其于政治学、哲学、史学、文学、语言文字学诸多学科均有杰出贡献，尤以史学最为突出，遂列举其史学重要著作《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历史研究法》等，谓其乃卓越的史学家；而其《新史学》、《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等，高扬史学革命之大旗，成为中国新史学的开山鼻祖；又倡导“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及文学创作实践，其文字亦饱含激情，令人感奋。其业绩熠耀千古，故其学术定位当作“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 又“余嘉锡”条，释文于其学术经历职任，谓其曾任北京大学讲师、辅仁大学国文系主任，1950年起，任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专门委员，而遗漏其于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这一重大史实。 学者尽知，生有涯而学无涯。专精一门学问，已属不易；通达多门学问，则难上加难。故专家众而通才寡，有通才之称者，凤毛麟角。然司马相如有云：“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之所异也。” 古渊博者难考，以稍近者言之，纪昀主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显示了非同常人的广博深厚的学术涵养；余嘉锡撰《四库提要辨证》，步纪昀之后尘，亦具体而微者。 梁启超精力超人，专精多种社会科学，居高临下，驰骋出入于经史百子，故能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今田先生精于文献考据，辞书编纂，曾通考《词源》，享誉辞书研究与训诂学界。而余观其《<辞海>（第六版）人物条目辨证》，尤惊叹于其知识博大精深，挥洒自如，有梁任公之风焉。梁公往矣，试观今日之学坛，有能力、识见可月旦百年中国之学术史者，舍田先生其谁哉?是所望于田先生也！ 忆三十年前，余以研习文字训诂，有幸结识田先生。田先生自谓其年轻时于语言文字之学用功甚苦，尝手摹容庚先生《金文编》，乃至教课时手臂疼痛不能板书。且尝为余言，其为学自小学即文字音韵训诂始，继而文献考据，终而归于历史文化之学。此正由精而博，由博返约，乃学问家之本色，为学之正途。 今读田先生此书，知田先生之苦功不负田先生之苦心，而其学问之所以臻于如此高深之境界，亦尤证清张之洞《书目答问》之言不诬：“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由经学史学入理学者，其理学可信；以经学史学兼词章者，其词章有用；以经学史学兼经济者，其经济成就远大。” 田先生此书，亦可概之以“可信”、“有用”二语矣，然其语似平易，设身处地，为之岂不戛戛乎难哉！田先生于其书后记中，以王国维论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之三境界概己之学习奋斗历程，感人深矣。然此可为好学深思者道，难为淺薄浮躁、投机媚俗者言也。 2015年11月4日于哈师大南校区寓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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