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经外科医生做脊柱】我下基层这5年

余勇教授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光阴似箭，时光如梭。自从2018年我到中山医院闵行分院（闵行区中心医院）担任学术主任，开展神经外科的脊柱脊髓工作，一晃已经5年。出去开会的时候，经常有神经外科同行问我开展脊柱脊髓工作的经验和体会。回忆这段时间，事易时移，充满艰辛，也充满了快乐。趁着很多人和事还没有淡忘，变得模糊，用以文字记之。

闵行中心医院是伴随着时代而发展起来。上世纪90年代，我在上医读书的时候，闵行还是郊区，算是个偏远的地方，坐公交车顺着沪闵路晃晃悠悠，到莘庄感觉很远很远。那个时候，我们叫它莘庄医院。其实从地图上看，这个地方倒是上海的中心。伴随着上海的城市大开发、经济大发展，闵行地区的人口导入，日益人气旺盛，经济繁荣。现在，闵行已有200多万人口，就类似一个外地的中等城市。

图1：中山医院闵行分院（闵行区中心医院）

闵行中心医院的神经外科底子很好。最早期的时候（上世纪90年代），和华山医院建立过联合病房，很多知名的主任、教授当年都在那里兼职工作过，现在仍然建有院士工作站。后来有段时间是瑞金医院的分院，把血管介入工作也搞起来了。由于经历过长时间的积累，不同文化的熏陶，不论是人员配置和是硬件设施，在上海的区中心医院中都是首屈一指的。科室主任徐福林主任早年毕业于湘雅，比我年长2岁，那个时候也是刚刚上任不久，新官上任三把火，很想把临床业务进一步发展壮大。于是，我们一拍即合。我经常讲，我们是在外科医生最好的职业年纪，战斗到一起。

脊柱脊髓工作怎么搞？是个难题。神经外科的亚专业很多，肿瘤、血管、功能等等，唯独这个亚专业很特殊，除了传统的脊髓肿瘤、脊髓血管病之外，在最常见的颈椎病、腰椎病等领域，和骨科、疼痛科、康复科都有交集，在美国、欧洲也是如此。但中国的国情特殊，弄的不好就有矛盾。为了解决好这些困难，我们商量下来，制定了1个总目标，2个操作原则：1个总目标就是：要建立一座城，而非只是打两枪。通俗的说就是用5-8年时间，使这个亚专业能在闵行医院落地生根，而不是仅仅靠我来收几个病人，做几台手术，蜻蜓点水似的。这样还是浮在空中，人走了，事也凉了。要达到这个目标，就需要在未来有自己的病人人群和自己的专业人才队伍。在方法上怎么办？我们遵从2个原则：一是在病人来源上尊重历史，友好发展，和兄弟科室互学互帮，不搞矛盾，做有利于患者、有利于医院的事情。二是在科室内部加强年轻人培养，建立一支专业素养过硬的队伍，走一条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当然了，我今天讲这个事情，只是根据我们自身的经历来谈的，每个地区、每家医院又有各自不同的情况。所以，仅供大家参考。

新开的豆腐店，怎么让病人知晓我们、信任我们？这个很关键。为了不造成矛盾，我们尊重历史，不在医院内部抢收急诊创伤病人，我们也没有在门诊开设专病门诊（直到今天，我在总部和分院，都只有自己的专家门诊）。因为，我的理念是患者如果是自己走进了这家医院的门，就是医院的病人，到兄弟科室也很好。相反，我们要把工作做到社会上去，问社会这个大环境要病人，一定要给医院带来增量。我们把想法和思路汇报给任院长和方院长，得到了大力支持。于是，我和徐主任带领年轻医生，长期下基层，走进了闵行的各个社区卫生中心。上海这个地方比较特殊，像闵行这个地方，由于人口密集，每个社区卫生中心平均管辖接近20-30万人口。社区医院、家庭医生签约工作做的比较好。社区居民们，如果患有常见的腰腿痛、颈肩痛什么的，家庭医生都知道，而且，现在社区的康复、针灸、理疗有都很完善，很多患者平日就在社区做保守治疗。我们到社区培训专业医生，讲阶梯治疗，用通俗的语言来传递现代治疗的理念。我到现在还记得，由于社区卫生中心的时间、场地安排等原因，好多时候我们只能是中午培训。我和徐主任没有时间和机会吃中午饭，只能是拎着面包、矿泉水，边吃边讲。回想这些事，是很辛苦，却充满快乐。就像开创一家公司一样，没有前期的汗水，是不可能有开花结果的。

图2，图3：2018、2019年和徐福林主任一起带领团队到社区卫生中心培训基层医生

图4：2020年，和社区共建医联体中心项目授牌

而且，在这个下基层创业的过程中，我有2个重要的感受，是以前我在中山医院这种头部医院体会不到的。一是临床医疗的人文属性：上海是中国医疗资源和经济水平都很好的地方了。走进社区，依然有很多老年人，因为一些腰椎狭窄、颈椎病等现在看起来常见的疾病，即使到了坐着轮椅的程度，也没有接受手术的治疗。原因当然很多，其中，医疗信息的不对称、缺乏医生的耐心疏导、客观分析都是原因。医学不仅仅是冷冰冰的技术或者一串数字。有的时候，和患者面对面的交流非常重要，一句话、一个动作、一个眼神往往都能给患者，尤其这些老年患者，以莫大的勇气，来和疾病做斗争，争取一个好的生活质量。我们在闵行分院治疗了很多社区推荐来的老年患者，我们耐心沟通关怀、随访，精心做手术，每个治疗选择都让患者充分参与，而不仅仅是被动接受。术后再回到社区医院继续康复锻炼。患者良好的反馈，也给社区医生们以信心，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这个真正的三级诊疗模式，得到了区卫健委的高度肯定和推广。到现在，在七宝、古美、梅陇等社区，仍然挂有我的工作室。而且年轻医生已经接上趟了。第二个是感受到社区医生的想法：他们天然地对这类疾病的手术治疗是有一定戒备的。我们外科医生往往注重技术，例如，这排钉子打的好不好？侧弯纠正的美妙不美妙？可是，社区的术后病人是长期找他们随访和保守治疗的，他们看到很多的手术患者生活质量并没有很好。手术完美=生活质量好？所以，会促使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问题，有利于我们手术指征的把握和术式的选择，这里面有很多的思考。

图5：2020年，医联体项目第一位医双向转诊病人获得良好反馈

年轻人的培养是城堡的基石。团队初创，科室有很多医生帮忙，沈刚、嘉瑞主任的及时造影、毕主任的门诊咖啡、茅医生的股票经，都是暖暖的回忆。现在江医生、袁医生、罗医生是团队骨干。从基础理论学习到手术学习再到病人的关心维护，有板有眼。5年来，没有医疗事故，也极少有投诉纠纷，感谢信、锦旗倒是一箩筐。在一个项目启动和开创阶段取得这个局面是难得的。这完全是团队努力的结果，没有辜负医院和科室的希望。其中，江晔医生年轻，肯学，有冲劲。才30岁刚出头，经过5年的成长，从零开始，现在理论扎实，很多手术可以自己完成。就这几年，已经在脊柱微创领域发表SCI和中华牌论文近10篇，自己也拿了相关研究课题。多次参加中华医学会和中国医师协会的全国大会，演讲精彩，广受好评。2020年他还获得中国医师协会的手术视频竞赛的二等奖，为医院和科室争了光。由于能干也肯干，现在，他在医院担任了一些行政工作。我每次到外地开会，全国的同行一些老朋友都会夸奖，我也感到很有荣光。老师的最大快乐在于学生，“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在不远的将来，我们都要收摊退休，这是规律。只有把年轻人弄好，事业才能真正做好，事业也才能传递下去。

图6：带领年轻医生进行腰椎内镜微创手术

图7：2019年，江晔医师在国际大会上做专题发言

图8：2020年，江晔医生在全国医师年会上荣获2等奖，为医院和科室争光

前几天手术的时候，和一个年轻医生聊天，问我：“余老师，你的车一年开多少公里？” “不大开，万把公里吧” “那你一半是开在来闵行的路上”。细想一下，确实如此。从枫林路到莘凌路15公里左右，一年大概是要4-5千公里，5年就是红军2万5千里长征路。我知道他背后是在帮我算经济账。实际上，这五年的工作，我感到自己从中的收获太多太多，远远是金钱不能衡量的。在这里，我完成了第一台经皮内镜颈2神经节切除术，这是个开创性的术式，最终以封面文章发表在Operative Neurosurgery上（患者是位老太太，由神经内科的丁晶教授在闵行门诊时推荐给我的，感谢丁晶教授！），现在这个项目已经申请了课题，系统地进行探索和研究；在这里，我的第一台经皮穿刺脊髓电极治疗FBSS是在麻醉科方浩副院长的指导下完成的。发展到了今天，我们对外科电极、穿刺电极的植入方式都进行了创新（论文已经被Pain physician接收了），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这里，我完成了我的第一台腰椎UBE手术，从单通道内镜到双通道内镜，做了有益的尝试；在这里，我们长期开展内镜微创手术，对很多手术入路进行了探索和改良，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在整个学术界扩大了影响；在这里，我的第一个腰椎间盘突出微创手术的病人是监护室的年轻护士，现在已经怀孕生子，正常工作。5年了，每次见面的感激微笑，让我内心充满自豪和温暖；在这里，由于年轻医生的参与，我才能有时间和精力更往前一步，在教学上多做一些事。这几年，除了疫情原因，我们每年都举办全国性的微创实操培训班，既培养了很多医生，也交了很多良师益友。也正因为此，在这里做了一些工作，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吸引了很多外地的和市区的病人会来中山医院总部来找我，事实上间接推动了总部的工作，此所谓“家外开花家内香”。所以，要说有所得，我的收获是职业生命中一段丰富多彩的经历，是人生中职业价值目标的实现，这远不是金钱所能衡量的。

图9：2021年，我们原创的术式：经皮内镜颈2神经节切除术发表于Operative Neurosurgery（封面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