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勤 1970年暑假来临之时，我在杭州灯塔中学初中毕业。由于我的弟弟也在这年初中毕业（其时正属“文化大革命”期间，主要是学工、学农、学军，很少学文化），兄弟两人都是“两届生”，按照当时“上山下乡”的政策，只能一人留在城市分配工作。于是，弟弟留在了杭州，我则与灯塔中学数百名校友（都是刚满17周岁或16周岁的少年），于这年的10月12日坐上了去浙江长兴农村的大客车。 大客车最后在长兴县一个叫三矿的地方停了下来，这里原来是一个劳改农场，此时，农场已由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师十团二营接管。我们下车后集中在一个大操场上，几名现役军官（后来才知道都是各连的连长、指导员）手中拿着名单将我们这批人作了分配，有的分到二营八连，有的分到二营九连，有的分到营部直属排……我则被分在二营十一连，十一连驻地在四矿，离三矿还有7华里路，于是我们近百名上了十一连花名册的战友，便顶着烈日徒步出发了。 青蛙、泥鳅、黄鳝 到了十一连驻地，我们在露天吃了中饭，随后便进了营房。所谓的营房全是用大毛竹做大梁和柱子，四周的墙也一律由毛竹片编织而成，外面则糊有薄薄的一层黄泥巴，屋顶上铺的全是稻草。全连的营房一共有两座：男生一座，女生一座。营房内的床，全是上下铺。我选了一个下铺，挂起蚊帐，铺上草席，便躺在了床上，虽然很累，却毫无睡意，漫无边际地思索着未来…… 当其他人都陆续上床午睡后，四周开始安静下来。从窗外传来青蛙“呱呱呱”的叫声则越来越响，最后形成了群蛙齐奏的“欢鸣曲”。我本来就睡不着，注意力马上被青蛙的叫声所吸引，那里究竟有多少青蛙？我悄悄下床，出门循着蛙声前行。刚发现前方有一个约3米见方的小水坑，就听到“扑通”、“扑通”的水声，由于我的到来惊动了青蛙，它们纷纷跃入水中。当我走到水坑边时，蛙声已完全消失，水坑边显得格外宁静，只有远处传来知了悠长的鸣声。我静静地注视着水面，突然一只绿青蛙从水中浮了上来，一看水坑边有人，又立马沉了下去。不久，又一只绿青蛙浮了上来，看到我的身影，也马上下沉。我想就近听听青蛙的叫声，便在水坑边蹲了下来，但是，一直蹲到小腿酸疼，也没有听到一声蛙叫。我只得起身悻悻而归，谁知还没有走近营房，后面已传来零星的蛙声。当我再次躺在床上时，窗外又恢复了先前群蛙“呱呱呱”的欢鸣声。下乡第一天，本来就难以入睡，这些会叫的“邻居”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但是，几天以后，蛙声就完全融入到我们的新生活之中，我们很快习惯了在群蛙欢鸣的中午进入梦乡。 到四矿不久，我们这近百号人就投入到繁忙的秋收之中，没有任何先进机器，连人力踩踏的打稻机都极少，割下的晚稻，主要靠人往稻桶（方形的巨大木桶）中猛力摔打，才使谷粒与稻秆分离。由于我们的连长知道我会一点木工活，就没有安排我去生产班，而是让我和另一位姚姓知青一起担任连队的木匠，主要的工作是维修连队的木制农具，还包括几辆运送稻谷的大板车。 繁忙的秋收结束后，我们又有了一定的空闲时间。一天，有知青跑来说：“稻田里有不少泥鳅！”我们顿时兴奋起来。那时，我们在生产建设兵团，虽然白米饭可以尽量吃饱，但下饭的菜几乎都是咸菜，我们已经好久没有尝荤腥了！我与三四个知青当即带着铁耙、脸盆来到了稻田。 当时，割下晚稻的稻田里早就没有水，土壤已经相当干硬，我们踏在这样坚实的稻田上，真怀疑下面能有泥鳅？挥舞起铁耙，第一块土被翻过来后，居然有四五条泥鳅滚动着现身。我们一阵惊喜，纷纷蹲了下来忙着将泥鳅捉进脸盆。不到10分钟，我们带去的大脸盆内已经翻滚着半盆泥鳅。我们在小溪边剖净泥鳅，然后，在木工房用砖块搭起炉灶，把脸盆当作锅子，开始煮泥鳅。泥鳅煮熟后，大家争先恐后地将筷子伸进脸盆，但是，没有一个人吃完一整条泥鳅，由于我们无法搞到盐和油，所以煮熟的泥鳅既腥气又乏味，最后，只得把煮熟的泥鳅统统泼出门外。虽然鲜活的泥鳅未能变成美味佳肴，但是，却也让我们长了见识——干硬的稻田下也有一个鲜活的世界，我们的脚下也住着“邻居”！ 后来，我们又注意到稻田的田塍中还生活着不少粗壮的黄鳝。对这些藏身在洞中的“邻居”，我们也曾产生过浓厚兴趣，用缝衣针、线、小木棍制作成钓黄鳝的工具，再把蚯蚓穿在针上，然后就将这个工具轻轻伸进田塍边的小洞中，一听到“噗”的一声，我们就赶紧将工具往外拉，一条大黄鳝马上就出现在我们的眼前。但有时，由于我们拉的动作稍微慢了一些，洞中的黄鳝就立刻会蜷曲起来，任凭我们如何用力，也无法拉出黄鳝，结果工具上的线被拉断，缝衣针就留在了黄鳝的口中。钓黄鳝虽然很有趣，但钓来的黄鳝同样是因为没有油盐，而无法做成美味。所以，这样的趣事，我们玩过一二次后就罢手不干了。但每次到田塍边，我们都会留意这些小洞，察看这些居住在洞中的“邻居”。 下乡的岁月虽然很艰苦，但是，我们在结识身边的“邻居”时，也获得了许多的乐趣。 土肥、饼肥、化肥 三师十团二营十一连可能是浙江生产建设兵团最“短命”的一个连队。仅仅过了两个多月，上级就决定撤销十一连的建制。我们全连近百号人，一部分去了九连，一部分去了八连，还有一部分就地划归二营十连（十连就在十一连旁）。我和姚姓木匠都划在十连，由于十连早就有自己的木匠，所以，我们两个木匠都分到了生产班中。 下到生产班，就是干农活，以往我们避得远远的人粪、猪粪，现在要近距离接触了。春耕时，我们将猪栏里的猪粪倾倒在水田中；深秋时，我们挑着粪桶给刚种下不久的油菜苗浇大粪。到十连不久，我们还大规模使用过一次城市垃圾。这些垃圾全来自上海，是用大船装到离我们驻地10华里路外的一个河港（那里有一个叫和平镇的老镇）。当时，我们几乎是全连出动，用了三天时间，将几条大船上的垃圾驳到岸上，然后，再用人力板车拉回连队。 城市垃圾主要用于旱地施肥，在一次种番薯时，我挖开一条番薯垄，填入一大堆城市垃圾，然后在这堆垃圾上种上了两株番薯苗。到了收番薯的时候，我首先赶到这条垄旁，从垃圾中挖出了八九个番薯。这几个番薯，颜色特别紫，模样呈细长型，与旁边的番薯完全不同。我拿了一个削皮生吃，发现这个番薯的水分格外多，可以当水果吃。同样的番薯品种，在不同的土壤环境中生长，会改变番薯的品质，这是我在下乡实践中摸索到的农业知识，同时也对城市垃圾刮目相看。 然而，在以后的岁月中，我们没有再用过城市垃圾，甚至连人粪、猪粪等土肥也几乎停止了使用。凭借生产建设兵团的优势，我们后来有了电动打稻机、手扶拖拉机，从1972年开始还用上了饼肥和化肥，而且每年的使用总量都在不断增多。那时，物资相当紧缺，即使有钱也买不到化肥等农资产品，所以，当地的农民相当眼红我们的化肥。 饼肥（我们当时用的是豆饼）有一种浓烈的香味，很刺激人的食欲，虽然饼肥不能吃，但是在施肥时，我们总喜欢在手上多捏它几下。春耕时，我们不再用猪粪，而是施饼肥。我们将一麻袋一麻袋的饼肥运到水田边，然后，赤脚下田，将盛在簸箕里的饼肥撒向水田四周，每一次饼肥施下后的第二天，我们就会发现田塍中的黄鳝都爬了出来，身上带着血，僵直地死在田边。我至今都没有弄明白：香喷喷的饼肥为何对黄鳝有那么大的杀伤力？ 春耕之后就是插秧，稻秧长到一定程度后，我们又会赤脚下田，将洁白的化肥大把大把地撒在稻田中。开始还没有注意到，后来在耘田时我们才发现水田中沉浮着一些浑身发白发粘的死泥鳅。几番下来，我们才知道这是洁白的化肥所起的作用，但是，化肥（我们当时究竟用的是哪种化肥，已经回忆不起来）为何对泥鳅有如此杀伤力？我至今同样也没有弄明白。 当时，广泛流行的一句口号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但是，我们去的是生产建设兵团，所以，没有贫下中农手把手地来教我们种地和施肥。其实，即使当时生产建设兵团请来贫下中农，这些只使用土肥不使用化肥和饼肥的贫下中农，也必定难以回答饼肥、化肥为何会杀伤黄鳝、泥鳅的问题。 在生产建设兵团，我们几乎是无师自通地学着种田、施肥、撒农药。我曾在连队担任班长，记得有一次我们班在水田撒六六六农药，完成任务后，还剩下半簸箕六六六，我就下令将这半簸箕六六六就地埋入稻田的一处角落。那时，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这种农药有多大的危害。 几年下来后，我们连队的稻田里，泥鳅、黄鳝几乎绝迹；我们的周围，青蛙也开始减少。只是由于在广阔的农村中，生产建设兵团的土地只占了极小的数量，所以，尽管我们大量使用着饼肥、化肥，甚至过量的农药，但对整个农村的生态环境并没有产生明显的危害。 1975年1月，我离开四矿，被借调到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师十团政治处保卫股工作，后来又去了乔司农场，并于1977年12月回到杭州。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再也没有去过四矿，但是，一想到生产建设兵团的岁月，我的思绪就会落到1970年10月12日，耳边仿佛也传来了群蛙“呱呱呱”的欢鸣声。 2005年6月，我去湖州、长兴、安吉等地采访千万农民饮水工程时，才又来到四矿。虽然也是中午时分，却没有再听到群蛙“呱呱呱”的欢鸣声，我虽然也想到了泥鳅、黄鳝等曾经的“邻居”，但没有再发问，因为陪同采访的水利部门同志，在介绍当地农村地表水污染时，突出提到了农业面源污染的问题，提到了化肥过度使用的问题。千万农民饮水工程启动的一个重要背景是：不少农村由于过度使用化肥、农药，导致农业水源污染，影响到了农村的饮水安全。 如今，物资紧缺的年代早已经过去，广阔农村的农民应该比当年的生产建设兵团更容易获得化肥、农药等农资产品，但是，如果我们在发展的道路上不注重生态，不重视环境，不善待身边的“邻居”，那么，当青蛙、泥鳅、黄鳝在广阔农村消失之时，也正是我们自身生存环境受到了严重危害之时。今天，当不少农村已经感到饮水都成了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明白一个道理：善待我们的“邻居”，其实就是善待我们人类自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