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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行博物馆《万历那年——明十三陵万历文物特展》中，展出了一件闵行区档案馆所藏董其昌临王羲之草书手卷。本件展品是董其昌临王羲之法帖的典范之作，是其艺术大成时期师古不摹古的艺术风格的典型写照。隔日不面，悬迟何极。计足下令人兼具此等事势，速令垂报也。归安送矣,书足下可至。诸贤书云,朝廷失之,转觉阙然,不有君子其能国乎,此言深也。但云卿当人何以如梦,恐卿表将复经年,想仁祖差时,还内镇,慰人情耳,皆在卿怀。瞻近无缘省告,但有悲叹,足下小大悉平安也。云卿当来居此,喜迟不可言,想必果言。在有期耳。亦度卿当不居京,此既避又节气佳矣。以欣卿来也,此信旨还具示问。中郎女颇有所向不,今时婚对,自不可复得。仆往意,君颇论不？大都此亦当在君耶。二月廿日羲之得六日告，为慰,寒，尽（想）各安善，司马之无还问，耿耿,仆可耳。力不具,王羲之。旧志道意甚勤,至不？知为尽心，朝夕而今（已），有所希耳。一自但（任）之耳,当以君书示。荀侯佳不,未果就卿,深企怀耳,安好音信,那可尽（明公还）得归洛也。计（令）解有悬,休寻。得袁二谢书,具为慰,袁生暂至都,已还未,此生至到之怀,吾所也。 董其昌 明代南直隶松江府上海县董家汇人，生于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董其昌考中进士，并因文章、书法优秀被选为庶吉士，供职于翰林院。然而，初入宦海的董其昌便遇上了长达十余年的“国本之争”，为了册立太子一事，朝臣们互相结党，争斗不休。奉行明哲保身的董其昌告病辞官，回乡隐居。之后数度致仕又数度辞官，终究在明末晦暗的政局上未能留下一点属于自己的痕迹。然而对董其昌来说，官场失意却未必不是一件幸事。在家中“养病”时，董其昌潜心于书画之中，筑“来仲楼”、“宝鼎斋”、“戏鸿堂”、“画禅室”、“香光室”等，牙签玉轴，左图右史，置身其中，搜集王羲之、王献之、谢安、桓温、赵佶、米芾诸名家法书，将各家之所长融会贯通，竟成一代书画之大家。董其昌于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去世。1644年，南明福王追赐其谥号“文敏”，与宋末书法大家赵孟頫相同，可谓极尽哀荣。董其昌开始学习书法的契机，源于一次不大不小的挫折。根据董其昌本人回忆，在他十七岁那年，他参加了松江府的会考，原可夺魁的他却因为试卷上字迹太丑，遭到了考官衷贞吉的嫌弃，将其排在堂侄董原正之下，屈居第二。受到刺激的董其昌发奋临池，刻苦学习书法。先是临写颜真卿和虞世南的字帖，又拜入书法名家莫如忠门下，开始学习魏晋风韵。在数十年的刻苦练习和博采众家之长后，董其昌终于在书法艺术中开创了自己的道路。“晋人书取韵，唐人书取法，宋人书取意。”董其昌吸收了前人的风格与技法，结合自己的心性，以秀逸、淡远、爽俊为书风，开创了名噪一时的云间派。康熙、乾隆时期，董其昌的书法得到了极大推崇，康熙帝为其墨迹题跋道：“华亭董其昌书法，天姿迥异。其高秀圆润之致，流行于楮墨间，非诸家所能及也。每于若不经意处，丰神独绝，如清风飘拂，微云卷舒，颇得天然之趣。”董其昌深受禅宗思想影响，在绘画中他提出“南北宗”论，将艺术创作比作参禅悟道，轻“匠气”而重“士气”，认为画作是艺术家自身修养情趣的展现，注重通过人格的修养而展现艺术家的气韵。而在书法艺术中，他的这种想法也完完整整地体现了出来。他的书法作品受米芾“无垂不缩，无往不收”理念的影响，用笔虚灵，“不使一实笔”。其笔势有来有往，有去必有回，生动灵活而曲尽其妙，千变万化而气贯韵满。这是董其昌关于“劲”与“虚”、“势”与“韵”最出色的辩证论述，并在自己的书作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形与神的巧妙契合，于灵巧的行笔中透发出清淡幽远之气，一扫浓艳风华，抛却俗尘直逼化境。而在临习古人书帖之时，董其昌也有自己独特的理论。在《容台别集》中他提出：“盖书家妙在能合，神在能离，所欲离者，非欧、虞、褚、薛诸名家伎俩，直欲脱去右军老子习气，所以难耳。那叱拆骨还父，拆肉还母，若别无骨肉，说甚虚空粉碎，始露全身。”相比习得前人用笔技法达到形似，他更加注重学习其内涵与神韵，故云“能离”。“自临帖者，只在形骸，去之益远”，“若形模相似，转去转远”。“临帖如骤遇异人，不必相其耳目、手足、头面，当观其举止笑语，真精神流露处，庄子所谓'目击而道存’”。不追求形似，而重得古人精神，这就是董其昌所谓“意临”。意临打破了以往临帖重视形似的取向，更强调书家临帖书写时的创造性。这时，原帖只是一个参考，甚至只是一个文本而已，书写时的自由发挥才是重点。书家不必步趋原帖，文字上可以节临，可以跳临，哪怕文句语义不通也可以；字形上，可以脱略形似，遗貌取神，甚至可以完全自运，不考虑原帖的字形笔法；书体上，可以与原帖一致，也可以跨书体，如董其昌存世的一件临颜真卿《麻姑仙坛记》手卷，原碑楷书，临本竟是草书。意临代表了董其昌书法创作的积累和生发，是他书法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对书法艺术的研究、发展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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