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政十年，七次升职，一口气晋升了十级，被封为一等毅勇侯，是满清第一位以一介文人而封武侯的人，并在晚清风雨飘摇的政局中安然退出，临终前得到了清廷最好的“国葬”待遇，并让自己的子孙都有福气。
在曾国藩的人生里，他能够获得这样的成绩，都与他的处事风格有关，曾国藩很会做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让别人觉得自己很舒服，很安心。要让家人对你放心，上级对你放心，下级对你放心，朋友对你放心，也要让敌人对你不“放心”，得人心者得天下，“放心”蕴含着一个人的品格，也体现着一个人的修养。
与人交谈，总是对照别人的短处，夸奖自己的长处，或指着比人的短处不放过，都是为了贬低别人，从而抬高自己。这样的行为是典型的心胸狭隘，被人所不齿，也容易遭人嫉恨。
所以说话要给自己留余地，从语言上把自己逼到绝境的人，绝对是愚蠢的。那些没有涵养、浅薄而又俗气的人，常常是那些滔滔不绝、嘴上不饶人的人。所以，讲话要有分寸，用言语将自己逼迫得走投无路的人，那就是傻子。没有自制力，肤浅，庸俗的人往往是口无遮拦。
墨子笑着说：青蛙、蛤蟆整天不停地聒噪，叫得口干舌燥也没有引起人的注意，甚至让人厌烦，而公鸡仅仅每天清晨一声啼叫，大家就明白天要亮了，记住了它的存在。
可见，话说多了并没有好处，只要说的是时候就行了。这些无不展示曾国藩的“戒多言”，也说明只有精辟的、有价值的见解才会受人欢迎，口不择言、夸夸其谈反而会令人生厌。
曾国藩的“戒多言”这一切，都是因为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那时候，他刚刚被任命为翰林学士，正是他最得意的时候。一次，他的老朋友郑小珊来为他的父亲庆生，曾国藩在他面前说了一通胡话，郑小珊很是失望，离开了。曾国藩后来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便将自己的错误写在了自己的日志上。
一个剑拔弩张、喋喋不休的人，必是浅薄俗气、缺乏涵养，不受欢迎的人。曾国藩一生都致力于“戒多言”，不但每日都要检讨自己“多言”的行为，并将其视为家族训诫中的一项重点，并向子女不断地进行教育，一再地加以强化。
“立身以不妄语为本”，立身最忌讳轻浮和自满，说些不恰当的话，或自我夸耀、撒谎吹牛，这样只能给自己招致灾祸，也会失去别人对自己的信任和尊重。一八五三年，曾国藩以举人之身从军，建立了“湘军”。
连他自己也没有料到，湘兵竟然能打出如此辉煌的战绩，终于把太平天国的大火浇熄了大半个中国。
曾国藩又是怎样训练和经营湘军的？湘军的经营，最重要的就是让自己的手下“放心”，信任自己。曾国藩有句名言：“功不独居，过不推诿。”
湘军在攻克太平天国都城南京之前，打下的最后一个重要城市是安庆。
可以说，曾国藩和曾国荃两个人，在这场战争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尤其是曾权，若非他以一己之力，死守安庆城，湘军根本没有任何胜算。但是曾国藩上书的时候，竟然将这场战争的策划的功劳交给了胡林翼，而将这场战斗的功劳交给了多隆阿，这一点让曾国荃大为恼火。
“安庆是我拼死一年多，拼死攻打下来的，怎么能拱手让人？”曾国荃义愤填膺地说道。曾国藩抚着胡须，笑而不语。他的智慧和心机，又岂是曾国荃这样的草包可以揣度的。“让贤”给曾国藩带来了两个方面的利益。
一层，就是让人信服。其他人的贡献，被认可，超过预期，也就顺理成章地支持曾国藩了。最主要的是，这样既能解除朝堂上的怀疑，又能让朝堂上的人相信曾国藩。
古往今来，掌握兵权的大臣，多半都没有好下场。
如果你知道，你就不会犯同样的问题了。
不管是什么方式，什么性质，什么动机，都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便宜好占，或者难堪，或者麻烦。曾国藩曾说：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宜。情愿人占吾便宜，断不肯吾占人的便宜。曾国藩派遣容闳到美国去买机械，这可是一件大肥事，官员们都知道，容闳肯定会带着礼物来的。
可是，曾国藩在那个时候就出京了，为了这件事，他特地给自己的儿子写了一封信：“容闳送的东西，价值不超过二十两白银，就收下，要是超过，就退掉。”收下小礼，是给人面子。拒绝大礼，是坚守原则，是仗义轻财。曾国藩说：“财聚人散，财散人聚。”他轻财，所以留住了人才。这样的领导谁不愿意跟随，又有谁不放心呢？
古人以德治天下者，天下总是大而兴之，倘若是以武治天下，天下必乱之。这一生，惟宽可以容人，惟厚可以载物。真君子，沉稳如山，为人端庄，不骄不傲，不欺人，不贪小利，不讲义气，不讲功劳，这才是真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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