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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幽微，变化莫测，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人心渺小又喜急功近利，致知道难、行道难和坚持行道难上加难。正因坚持行道难，才有李翱“虑行道之犹非”。 虽努力行道，因道行不够，结果却不尽如人意甚至事与愿违；又或畏难而投机取巧，惟上是从甚至阿谀奉承、乘传求利甚至铤而走险、好大喜功甚至沽名钓誉、舍本逐末甚至避而不谈、蜻蜓点水甚至明哲保身……最无奈的情形是躺平放任甚至摆烂放弃；更有甚者贬低、诋毁行道，畏难而止反行恶；此三者皆属行道犹非，当引以为戒也。 行道犹非是古已有之的乱象。欧阳文忠公读李翱《幽怀赋》，置书而叹，叹已复读，欲罢不能，恨自己没有生在李翱时代，又恨李翱没有生在自己所在时代，为何？行道犹非在欧阳文忠公时代比李翱当时更令人忧虑，需要有识之士都像李翱这样那样大声疾呼，控制和减轻行道犹非的危害，以免发生像唐朝那样的乱亡之祸也。 其实，欧阳文忠公就是忧行道犹非者，其同朝范仲淹文正公更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样忧国忧民者宋朝大有人在，却无力挽救宋朝出行道犹非之祸，何矣？欧阳文忠公在《读李翱文》里愤慨地写道：“光荣而饱者，一闻忧世之言，不以为狂人，则以为病痴子，不怒则笑之矣。呜呼，在位而不肯自忧，又禁他人使不得忧，可叹也夫！” 《读李翱文》正是欧阳文忠公有感宋朝行道犹非乱象之严重所作。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范仲淹文正公上《百官图》，揭露当朝宰相吕夷简用人不当，遭吕诬陷，被贬饶州；欧阳文忠公对此极为不平，愤作《上高司谏书》，反遭高谗害，贬为夷陵令，在赴贬所途中痛作《读李翱文》；发生此变，主要因吕、高等在位者诋毁行道之行道犹非，也有范文正公和欧阳文忠公等有识之士的考虑不周。倒是夷陵之贬使得欧阳文忠公立誓抨击行道犹非乱象，养成了在“道德文章”之外“多谈吏事”的习惯，真是不幸之幸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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