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9月,武汉的一家工商银行来了一对老两口。 他们身穿迷彩服,要汇款1000万元到一个遥远的地方。 银行工作人员立刻警觉起来,第一反应就是: 这两位老人是不是遭遇诈骗了? 于是他们一边阻止汇款业务,一边报了警。 结果警察到来后才发现闹了个大乌龙: 原来老人名叫马旭,曾是一位老兵,这次来是和她的老伴颜学庸一起,将自己的毕生积蓄捐赠给自己的故乡,用于发展教育事业。 这项举动惊呆了在场的人,也让人们第一次知道了这中国第一位女空降老兵的事迹。 中国第一位女空降兵 1933年3月,马旭出生在黑龙江省木兰县。 由于父亲过世得早,家里只有她与母亲、弟弟三人相依为命,靠母亲给人家唱大鼓戏换点吃的。时不时也去别人收割过后的地里去捡一些粮食颗粒果腹。 1946年木兰县解放,母子三人才绝境逢生。 但此时的马旭由于长期缺吃少喝,长得十分瘦小。 见这一家过得艰难,当地农民会主任跟马旭的母亲建议让她去当兵,一开始舍不得女儿的母亲经过再三考虑,终于同意了。 在她离家的前一天,母亲把她的破衣服洗了晒干,一边缝补,一边掉着眼泪。看到母亲这个样子,被窝里的马旭也忍不住偷偷哭了。 出发那天,母亲给了她一个铜钱,相当现在的一毛钱,能买 2 个硬糖球;还给她煮了两个平时舍不得吃的鸡蛋,但懂事的马旭只拿走了一个,留下一个给母亲和弟弟吃 …… 就这样,14岁的马旭加入了解放军成为了卫生员,与黄继光同属一个连队,参加了辽沈战役、抗美援朝战争等,多次立功授勋。 不过在这里工作不到三年,她便主动要求调到野战部队医院。 当时中央军委决定组建空降兵部队,马旭将作为军医负责参加跳伞训练的卫勤保障。 但在工作中她发现作为空降部队的军医,光有医疗知识还不行,必须跟战士们一样: “他们会跳伞,我也要会跳伞,这样我才能够发挥军医的作用,战士们的心里才会有底,觉得我受伤也不要紧,有医生跟着我呢。” 然而身高153cm、体重仅70多斤的马旭,达不到训练大纲的要求,并且此前也没有女兵跳伞的先例,所以组织上拒绝了她的数次申请。 但她并没有因此放弃,不仅在战士训练的时候“偷学”要领,还在自己的单间宿舍里挖了一个“模拟沙坑”用来练习。 因为练得太狠,她两条腿都肿了,但从没想过放弃,每天坚持跳500次,直到最后两只脚像钉子一样死死地钉在地上。 半年后,她又找首长请求参加考核。 首长见实在拗不过她,就同意了,但前提是她必须做得比大多数人好,才可以参加真正的空降。 三次落地,马旭都出色地完成了,漂亮的动作还赢得了在场战士的喝彩。 她终于可以和战友们一起训练了! 在此后的20年里,她累计跳伞140多次,创造了3项中国之最: 第一批跳伞的女兵,跳伞次数最多的女兵,和和空降年龄最大的女兵。 回忆第一次跳伞,马旭依然记忆犹新: “第一次跳伞在无尽的天空中,我觉得好像坐轿子一样,心旷神怡。后来跳伞就有瘾了,老想,部队只要有跳伞,我都要求参加。如水上跳伞,我在武汉长江跳过;高原跳伞,我在西藏格尔木跳过,海拔将近 5000 米高;森林我在蟠桃山跳过,反正哪一次都少不了我。很多机型我都跳过,每次都要头先下去,大头朝下跳。” 同时,她也不免感慨,如果不参加解放军,自己后来的命运会是怎么样呢?可能去别人家当了童养媳,或者因为缺吃少穿很早就不在了。 贫穷的千万富翁 在部队做军医期间,马旭认识了爱人颜学庸。 在她的影响下,同为军医的颜学庸也学会了跳伞,两人经常一起练习和讨论。 慢慢地他们发现,常有伞兵因落地不稳而造成脚踝受伤,严重时甚至会直接造成战斗减员。 为了改善这个现象,他们决心做一款保护伞兵脚踝的设备,于是查找文献资料,尝试各种办法,但结果都不太尽如人意。 直到有一次,两人在看到战士们踢球时受到启发,设计了双层橡胶中间充气使用的充气护踝。 为了实验护踝的效果,两人亲自戴着护具跳伞试验了20多次,后来在部队中推广使用起来,跳伞的扭伤情况接近于零。 1989年,充气护踝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 除了训练时的伤病,战士们在进行高原空降训练时,也可能会因缺氧发生危险。 但传统的供氧手段诸如氧气枕、供氧瓶等,不仅因为体积重量问题携带不便,更是容易被弹片击中发生爆炸从而危及生命。 于是两人想着一定要发明出一款既轻便又安全的供氧设备。 为了攻克难题,他们设计绘制了600多张图纸,光是为了寻找一个合适的面料,就花了近一年的时间,之后又通过上百次的反复试验,终于成功研制出“单兵高原供氧背心”。 这款背心不仅能在高原供氧,也可用作抢救,甚至还能在水中作为漂浮器材使用。 供养背心同样获得了国家专利,填补了空降兵高原跳伞领域上的一项空白。 除此之外,两位老人也没放下医学研究,撰写了《空降兵生理病理学》《空降兵体能心理训练依据》,等100多篇学术论文和体会。 除了训练之外,马旭最喜欢的就是钻研科学和发明,还因此被大家称为军中的“居里夫人”。 她曾说:“不能搞科研,我就像掉进井里,就像挨饿一样。” 靠着大半辈子的积累,两位老人在创造奇迹的同时也创造了很多财富。 靠着专利发明费,他们身价过千万,早就可以财务自由,富足地过完余生。 然而,他们的生活却是谁也想不到的简朴甚至清贫。 离休之后,夫妻二人一直居住在武汉郊区的一个破旧的小房子里。 曾经有记者到家里采访,发现除了满屋子的书外,几乎没什么家具。 他们睡的是六七十年代的硬板床,仅有的沙发露出了破麻袋和破棉絮,墙皮早已斑驳脱落了。 老人的日常生活更是简单,穿的是部队发的军装,几十年几乎没买过新衣服,脚上最贵的一双鞋15元。 他们曾经在市里买了一个小房子,后来觉得住不惯,就又搬回来了,并且两人坚持住在这里还有一个原因,他们几十年如一日地为附近的病人义诊,担心搬家了,病人就找不到他们了。 还记得在马旭离家去当兵的时候,母亲曾给她的那个铜钱吗? 她一直没舍得花,而是和自己的工资一起存到了银行里。 她一直有个愿望,就是能够为自己的家乡做点事。 于是,她将多年积累的1000万,连同当初的那枚铜钱一起,全部捐献给自己家乡教育事业的发展。 对此,她说:“如今我又把这枚铜钱交还给了'母亲’,我非常高兴,感到特别心安,睡觉也更香甜安稳了,我的夙愿终于实现了。” 老一辈战士骨子里的浪漫 很多人不理解,马旭老人夫妻俩以正师级军衔退休,手握数项专利,也没有子女,到晚年了,舒舒服服地享受生活不好吗?为什么不留点钱给自己改善生活,为什么要过那种苦行僧般的日子? 记者也曾问过她这个问题,马老的回答很淡然。 她觉得自己的生活已经很好了,够用了,多了也是浪费。 最重要的是,和那些牺牲在战场上的战友相比,自己能活着就已无比幸福了。 两人在闲暇的时候会穿上作战服,骑自行车去附近的部队锻炼。 回老家东北的时候,她首先想做的事就是去松花江里游泳。 2012年的时候,79岁高龄的马旭老还去参加了研究生同等学力的考试。 虽然物质生活比较匮乏,但她的精神世界无比丰富。 唏嘘的是,在找资料的时候,我发现如今的年轻人,好像真的不能理解这样的行为了。 很难相信会有这样的“圣人”存在;质疑他们这样做的原因,这样做有什么“意义”,钱花在自己身上不香吗? 甚至有人直接指出觉得他们不应该这样做,应该怎样怎样做…… 其实马老的故事,让我想到曾经我们讲过的一些人,比如蹬三轮车的白方礼、拾荒老人刘盛兰,他们面都曾被质疑过“意义”,甚至被嘲笑太傻。 白方礼老人 曾经有记者问白方礼老人,他拼尽全力赚这么多钱,然后都捐掉,自己不留一点,这是为什么? 他永远是同一个答案: “为了支持教育,钱没用,人才有用。” “有了教育,有了文化,中国才能发展。” 当问他就没想过自己过得宽裕一点,享享福吗? 他说:“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做这些,这就是享福。” 马旭老人也被问过同样的问题,为什么本能成为千万富翁却选择捐掉,她的回答是: “一个人总是自私自利追求物质生活是狭隘的,只有更多地为公,为党为人民,路才能越走越宽。” 你发现了吗,通过他们的话你能看到一个共同的特点: 他们都有着苦行僧一般的利他主义和理想主义,并且都抛开自我,站在更高更远的的角度看问题。 面对问题,他们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更广大的群体——人民,以及国家的未来。 也许在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盛行的今天,这种精神越来越少见,越来越难得,越来越难以被理解。 但不要忘记,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自由地选择的个人主义,正是通过他们牺牲他们的个人主义得来的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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