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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338 期〓 文|廖祥泉 编辑|王成海 小哥廖祥华，生于1950 年11月10日，出生地是荆门市掇刀区团林镇高庙村四组廖家冲（又名姚堰冲）西边山坡的廖家老屋。他在此地生活成长了22年，度过了难忘的童年和青少年。有福有难有快乐，有苦有泪有悲伤，有爱有恨有奋斗。在廖家老屋，有难忘父母爱，有难舍兄妹情，有难割同乡谊。廖家老屋滋润了他对父母的恩爱、兄妹的深情、子女的慈祥、孙子的抚爱。我们兄弟姊妹五人同甘苦共命运、同欢乐共患难、同帮助共进步、同支持共鼓励，手足之情、友爱之谊无法比拟。 小哥长我八岁，他虽然没有我上的学多、没有我读书的时间长，但他在求学读书、刻苦学习上是我的楷模；他虽然工作环境没有我舒适、工作重担没有我轻松，但他在做事做人、勤恳工作上是我的表率；他虽然没有我出的门远、没有我走过的地方多，但他的思想比我深邃、高远；他虽然没有在科研单位工作的阅历，但他的智慧比我睿智、渊博。给我记忆最深的是小哥少年时代的三件宝—-红领巾、红袖章、红宝书。 我小时候十分羡慕小哥带着红领巾上学。我们家兄弟姊妹多，经济十分困难，加上母亲早逝，我们兄妹上学读书不易，两个哥哥更是难上加难；贫穷家的孩子带上红领巾比登天还难。看见两个哥哥带上红领巾，我们是多么羡慕、荣耀、骄傲和自豪。红领巾是我们儿时的向往，也是我们一生的追求，更是我们终身的奋斗。红领巾是五星红旗的一角，是无数烈士鲜血染红了它，跟随她，我们五姊妹都努力进步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追求她，我们三兄弟都努力奋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信仰她，我们子子孙孙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 我们几姊妹的童年很苦，没有爷爷奶奶的照看抚爱，因为爷爷奶奶早已去世；没有父母的依偎疼爱，因为父母一年四季都在田间劳作，起早摸黑、披星戴月，父亲常年在外参加荆江分洪、烧炭炼铁、漳河水库等大型水利建设和国防施工，没有时间照看、抚摸、怜爱。我们有时被锁在家里，有时滚在泥水里，有时掉进水沟里，有时在禾场草堆下睡着了。听父母讲，有一次小哥才两岁，大哥只有四岁，父母在田里插秧，把两个小孩锁在屋里，小哥从门缝里爬出来了，为了寻找父母，从屋里一直爬到姚堰冲六斗旁，大约离家有三百米，不小心掉进田边的水沟，正值初夏雨季，排水沟水流的很大，他人小机灵，连忙抓住了沟边的芦苇草，大哥从后面跑来吓得直哭，父母听到后急忙跑过来把他抢了起来。 我们家所在地是丘陵山岗、交通闭塞，独门独户、远离集镇。我们几姊妹的童年很孤独，没有乡邻、没有同伴，没看用过电、没看见过车，更没有看见收音机、电视机，我们像笼里的小鸟，关在家里什么也不知道；我们小时候没出过门，什么也不认识。我们到过最远的地方就是姥姥家—当阳县育溪区和平大队卢家湾，与我们家相距 50 华里。在我记忆里很远很远，走一天到晚摸黑才到，人小体弱走不动还想去。因为卢家湾是个大湾子，有近百户人家，有河、有船，有花生、麻糖，有那么多的房子，还有那么多的小伙伴。到了那里我们什么都感到好奇、神秘，到了那里我们感到兴奋、快乐。我们小时候经常留在姥姥家生活一段时间，特别是两个哥哥在姥姥家玩得时间最长，大舅舅的大女儿—必秀表姐与他们玩得最多。有一次，湾子里很多小伙伴到田里挖猪草，小哥被一个叫“癞子”的小孩打哭了，必秀表姐护着他，用豌豆叶吹得直响逗他笑、哄他玩。到1955---1957 年，农村从互助组到合作社，父母带领两个哥哥到小组集中开会，才和组里的小孩子有了接触，由于长期在家里玩，接触人少，怕生人，性格也比较孤僻，不合群，不善交谈，胆子小。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大办食堂，生产队集中居住，我们全家搬到食堂湾李兴银家堂屋里暂住，20 平方米，住我们一家六口，还要收拣我们全家日常生活用品。父母用竹子扎了一面墙，留一个走廊供里面两家人进出，里面放两张床，我们全家睡在这里非常拥挤，我就出生在这里。 1958年集体生活还过的去，有吃的，还有红薯、花生分，没有收藏条件，堆放在小屋里，被邻居滕秀金兄妹今天一把、明天一荷包偷吃完了，哥哥姐姐们都舍不得吃。 小哥是 1958 年下半年报名上学读书，学校在张场老街上，离家有五、六华里。不管刮风下雨，他和大哥都坚持上学，从不迟到。他们都喜欢学习，成绩也不错。小哥在回忆录中写到： 我清楚记得，第一天上课写中文数字一、二、三、四、五，我写得非常端正，老师在全班表扬我；数学老师一讲我就懂，作业都是“优”，有些同学不懂、做不到作业，就把带来的东西给我吃，我教他们做，他们很喜欢。我在读一下时，我的学习成绩就下降了，主要原因是怕代厚富老师。我小时候很聪明，但玩性大，代老师非常严厉，他有时候处理不公，我还顶嘴反抗。有一次，我和同桌的一个女生因一件小事闹了起来，我们互相打了起来，把书都撕破了，代老师不分青红皂白就把我批评了一顿，其实是那个女生不对，我不服气和他当面顶撞，代老师更火了。同学们放学后把我一人留下来，给我讲道理并继续批评我，我一声不吭，等他吃饭去后我就跳窗户跑了。第二天，我再也不敢上学了，一个人躲在大炼钢铁的土窑里玩了一整天，就这样我的成绩就下降了。当我读二年级时，换了梅举伯老师，他非常关心我，我的学习成绩又逐渐上升了，期中、期末考试都是满分 5 分（当时考试实行 5 分制）。可是到了 1959 年下半年，连续百日大旱粮食颗粒无收，大跃进的狂热使国家经济陷入崩溃，我们家生活非常困难。那时，父亲在漳河工地，我们兄妹四个都还小，哥哥和我在学校读书，家里只有母亲一个劳力，挣得工分不够全家喝一口稀饭。母亲白天在生产队劳累一天，晚上回家还要到山上挖野菜、刮树皮，给我们充饥。她一个人实在太累，想让哥哥停学在家挖野菜、刮树皮，照看弟妹。哥哥喜欢上学，成绩在全班数一数二，他不愿停课，提起菜篮子又偷偷跑到学校上课，我看到这种情景，就自愿停学帮母亲分担一点忧愁和劳累。那个时候，全国闹饥荒，不少地方饿死了很多人，我们为了求生存，到处找野菜、刮树皮、挖草根，周围几十里山上的榔树皮（可以煮熟后充饥）全刮干净了，再刮树干、挖树根，最后榔树全刮死了，野菜挖完了，地菌皮（地面长的一种草皮植物）拣光了，松花面（松树上的花粉)也唰光了。有一天，我没有挖到一点野菜，回家怕妈妈责怪，傍晚躲到偏僻的空屋里不敢回家，准备在空屋里过夜。那晚月亮很亮，到了深夜我害怕起来，就跑回家。母亲和哥哥到处找我没找着，就先后回家了，但他们惦记我，在等我还没睡。我饿急了，到厨房找水喝找吃的，哥哥听到了，赶忙跑出来把我拉到母亲面前，我当时非常害怕母亲打我骂我。母亲见到我，又高兴又生气，抱住我、安慰我、教育我，端来给我留下的野菜粥，我狼吞虎咽吃得一点不剩。我清楚记得，我一生吃的野菜只有那一次的最好吃，又甜又香，清香的野菜粥使我永远回味无穷。吃完了，我才敢看母亲，母亲她那一身枯瘦的骨架，脸色没有一丝血色，蜡黄蜡黄，一直望着我，眼睛眨也没眨，她不知有多少话要给我说，但我年少不懂事令她又急又恨。每当回想这些，我是这样淘气让母亲操心，多么对不起母亲啊！ 母亲去世时，大哥读六年级，小哥正在读三年级。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的末期，我们家只有父亲一个大人，五个小孩嗷嗷待哺，只晓得要吃的，没有人下田干活，也没有人在家做事的，两个哥哥不得不停学。这样就耽误了小哥两年读书的黄金时期，到 1963 年他才复学继续四年级，小学毕业已经 15 岁了，他个子长高了，人也长大了，在同学面前始终感到害羞。他深知继续读书来之不易，虽然他复学后年龄偏大，读书脑筋不太灵活，但他很刻苦用功，别人一遍两遍就记住了，他要用三、 四遍，直到弄懂才放过。老师和同学都很钦佩他吃苦自钻的学习精神，从四年级开始年年都获奖，推选他担任班长、学校少先队大队长。他在同学中威信很高，都拥护、尊从他，老师也很喜欢、相信他。1966 年下半年，他考入团林中学读初中，全区只办一个班，张场公社考入的学生不多，高庙村更少。以前在张场小学读书，远的地方没去过，只见过乡村茅屋、田间水稻，只知道一点书本上的知识，见识的东西很少，实属井底之蛙。
我上小学时十分欣赏小哥带着红袖章，拿着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指挥一群红卫兵东走西奔、你说我辩，轰轰烈烈参加文化大革命。小小的红袖章戴在胳膊上，多么英俊、多么神奇，多么令人向往。上到伟大领袖、革命统帅、中央领导，下至英雄解放军、工人、农民、普通百姓，都是红卫兵的一员。文化大革命时期，小哥在我们家庭是最幸福的，在学校他是最幸运的，在他的成长历程中也是最难忘的。初中一年级是小哥最受教育的一年，也是他最幸福的一年。入学不久，学校就组织他们到荆门城区参观，先后看了四干渠虎牙关涵洞、渡槽，一路走过解放街（现中天街）到龙泉中学。这是他第一次到县城，第一次坐汽车，第一次看到公路、街道、桥梁，第一次到城区学校、商店，一起都是新鲜的、新奇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学生首先被卷入进去。先是在学校批斗校长，写大字报，停课闹革命；后来组织红卫兵全国各地串联。他是团林区第一批红卫兵串联，荆门县第一批到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小哥幸福的回忆当时情景：
我们于 1966年10 月 11 日乘汽车从团林出发到沙洋，全县集中一行 36 人，13 日早上乘船去武汉，当天半夜到达，14 日傍晚又乘火车驶往北京，15日夜里 11点到达，日夜兼程，辗转几千里，五天才到达目的地。我们住在天坛公园用芦席（芦苇编织的草席）搭建的接待室，整个公园搭建的一排排，很整齐像街道。16、17 号解放军来驻地帮助我们讲要求、训练队列，准备列队经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毛主席检阅。18 日这天天还未亮，我们就起床步行到广场，一队队、一排排坐在地上等候。这一天，首都北京碧空万里，艳阳高照，红卫兵豪情满怀，无比兴奋，手持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高举毛主席大幅画像、红旗，高唱《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等歌曲，整个广场全是红的海洋、绿的波浪。中午 12时 50 分，庄严地《东方红》乐曲响起，红卫兵日日盼、夜夜想的最幸福的时刻带来了，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以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有：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陶铸、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李先念、陈云、董必武等，将帅有：陈毅、贺龙、谭震林、徐向前、聂云臻、叶剑英、萧华、杨成武等，文革小组领导成员有：江青、张春桥、谢富治、刘宁一、刘志坚、李雪峰等分乘九辆敞篷汽车来到了广大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中间，检阅时间很快，检阅车队从西到东开过去就是一首《东方红》乐曲的时间。这时，千万双手高举《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画像，千遍万遍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我们第二天就参观了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人民英雄纪念碑、革命历史博物馆。第三天，同学们都去了北京大学，我一个人进入天安门城楼里面去了，参观了中山公园，出来后又参观了军事博物馆、北京动物园，我还在军事博物馆门前用 0.47 元照了一张像，这是我在北京的唯一一张纪念照。我清楚记得，我在北京只用了 6.30 元钱，我出门时父亲给了我 5 元钱，到学校后我全部交给了带队老师，我身上只有 1.30 元钱，连天安门前我都没有照相。当时红卫兵串联的车费、住宿费、生活费全由国家承担，个人基本上没有花费。我第一次出远门，到省城武汉、首都北京，第一次坐轮船、火车，第一次看到祖国首都、高楼大厦、宏伟建筑，第一次见到苹果、香蕉、菠萝、水晶梨等新奇水果。但我不舍得吃，不敢乱花一分钱，家庭条件不允许我跟别人一样去吃、喝、玩。水果我没尝一口，糖果没有吃一个，吃的是接待员从外地转运的馒头稀饭，别人吃不惯，馒头到处丢，我吃的很香。我们 10 月21 日返回武汉住在湖北大学，次日回到团林，区委第一书记莫昌新、区长丁光祖、付区长苏宗清等领导和全校师生，到街上夹道列队、敲锣打鼓欢迎我们，并请我们到全区各地、各个学校向学生介绍首都北京的见闻和外地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在 11 月上旬，我们接到通知又组织去武汉，准备到上海等地串联，因国务院下发紧急通知，停止红卫兵串联复课闹革命，我们没有去成，在武汉市第四人民医院住了近半个月时间。
廖祥华1966年10月中国军事博物馆 我们在团林中学两年半的时间里，基本上在串联、批斗、打闹、停课，老师无心教书，学生没兴趣上课，没有学到课本上的知识。加上团林中学是在团林小学基础上带帽开办的，我们 57 名学生是第一届第一个班，一切从零开始。我觉得学习机会来自不易，浪费光阴可惜，我在复课的两年时间里，利用课余空闲时间自学画画、组装收音机。没有教材书籍，没有专门的指导教师，没有设备器材，我就自己摸索钻研、虚心求教，王克太老师的寝室我不知踏过多少遍，电流表、电压表、烙铁我借过无数次，终于在 1968 年 12 月 22 日成功装了一台，带回家一直听了三、四年。这是我们学校学生自己组装的第一台收音机，也是我们家、我们村第一台收音机。
我清楚记得小哥组装的收音机很大，有现在的微波炉般大小，外壳美观，声音洪亮，两个按钮（一个开关、一个调谐）十分神奇。我们不知道小小的收音机为什么会说话、唱歌，小哥不允许我们动他的收音机，更不许我们打开它的后盖窥看里面的秘密。我们一回家，抢先打开收音机，边做事，边听革命歌曲、样板戏，还有毛主席最新指示、两报一刊社论（指《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我不仅从收音机里听到不少新闻、学到很多知识，还经常向小伙伴们炫耀我家的收音机—小小宝贝真可爱又神奇。
小哥喜欢红宝书和毛主席像章，《毛主席语录》家里买了十几本，大的、小的，精装的、简装的都有。毛主席像章更多，圆的、方的、菱形的，红的、绿的、黄的，钢的、铁的、瓷器的。两个哥哥上学时间虽然很短，但他们渴望读书学习，利用劳动休息空闲时间如饥似渴的看书；虽然家里经济困难、生活拮据，但他们总是挤出牙缝里的一点钱买回很多连环画、小说、杂志等图书。他把图书放在他寝室的柜里、阁楼上，雨天、雪天在家看书一看一天；有时候他的同学、伙伴来了，也是成天在家看书、讨论。我小时候不懂事，有时偷偷地把连环画拿出来看，放牛时把书弄脏了、破损了，怕哥哥批评，不敢把书还原位，哥哥知道后，经常教训我。上初中后，知道书的重要、宝贵，就懂得爱惜，大胆向哥哥借书看，有时还向他们请教不懂的问题，有时也买回一些有用的书。在两个哥哥的引导下，我们几姊妹都十分珍惜读书学习的机会，都非常渴望看书学习。不论是在学校上学，还是回家劳动；不论是多么劳累辛苦，还是休息空闲，我们都对书爱不释手。从书中我们学习了很多知识，知道了一些历史典故，明白了很多做人的道理；从书中我们读懂了人类的文明，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从书中我们懂得了奋斗的目标、承担的使命，明确了自己的责任。 两个哥哥为什么爱读书，两个哥哥为什么要读书，父母亲和哥哥为什么竭力支持、 鼓励我们读书，只有我们家庭的历史可以知道，也只有我们家庭的现状可以说明。因为我们家祖祖辈辈是社会最底层的农民，父母饱受不读书没文化的折磨和压迫，他们憎恨官僚地痞欺压凌辱的不公；哥哥有想上学而不能上学的痛苦，他们立志改变家庭贫穷落后的状况，他们呼唤知识改变命运的崛起，他们竭尽全力为祖辈争光、为父母争气。从小哥的自传中可以知道他对读书、劳动、工作的感想：
回想在学生时代，我是幸福的、快乐的、高兴的。父母亲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供我上学读书，哥哥在在极端困苦的时候辍学支持我复学，使我断断续续读完了小学和初中，虽然因文化大革命我不能继续读高中，但我很满足，比起哥哥，我更知足。我也深感惭愧，因为我在这十年里，没有加倍的学习，学的知识较少，文化水平较低，分析能力较差，特别是字写的不好，画画、修装电器没有坚持，没有什么特长，没有学的过硬的本领， 这给以后的工作极大影响，给自己的发展、进步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我在 1969 年 3 月 9 日离开学校回生产队劳动，我是最后一批离开学校的。在学校学习单纯，走向社会更复杂了。别人有后台和门路的，一个个离开农村，有的文化低、水平差，却能招工吃商品粮、穿皮鞋，趾高气扬；有的水平低、能力差，照样能提干、当官、走仕途，耀武扬威；有的到乡村企业做工，到村小学教书，干轻活，高人一等。我们家一没有后台，没有人提携；二不会搞关系，拍马屁，拉拉扯扯，没有人推荐；三因为家庭成份高（上中年，即富裕中年），没有奢望。那个时代，得罪队长干重活，得罪会计少几百（少记工分），得罪保管吃秤砣（少给粮食）。我们一家没有出路，在我们村组，我的书比别人读得多，思想比别人进步，能力比别人强，想做自由一点的事、干轻一点的活，都不可能。到大队林场去干活不允许，到村小学教书没名额，到区社粮店助征（协助收粮）更没份，甚至连当生产队干部都不行。队长指定他的亲信当会计、出纳，连小小的民兵排长都要他情人的儿子当，但是大多数群众不同意，大队领导不批准，我在这种情况下才当上民兵排长。我当上排长后，不因官小而懈怠，不因值日而懒惰。工作认真负责，每天早晨起来吹上工号，清点出工情况；晚上搞民兵军事训练，唱革命歌曲，排演革命样板戏。我还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尊重老同志，爱护青年，大公无私，一视同仁。我们排的民兵工作受到公社、大队领导的好评，在 1969 年至 1972 年，连续三年被评为“四好”民兵排。由于我工作出色，不到一年时间，大队领导提拔我担任大队民兵副连长、团支部副书记、治保主任。我带领全大队民兵上国防线建设：修建襄沙化工厂、焦枝铁路等。在 1969 年冬和 1970 年春焦枝铁路建设工地，我在营部宣传队搞专业文艺宣传；在 1970 年至 1971 年团林白石场炸石头、张场公社平整土地工地上担任营部政工员；后来接着又被公社抽调参加农村整党、烈士政审、集中办案等工作。那时不论什么职务，不管什么工作，我都主动学、积极干、热情高，受到同事的赞扬、领导的表彰。因此在 1972 年 9 月，公社领导提拔我担任张场公社脱产干部—水利干事，从此开始了我在水利战线工作的生涯。 1969 年上半年，大哥在大队担任团支部书记，小哥在生产队担任民兵排长，姐姐在张场公社读初中，我在高庙村读小学，我们四姊妹都利用晚上参加了生产队排演革命样板戏的活动，两个哥哥是活动的组织者。我们排演的是革命样板戏《沙家浜》，小哥扮演忠义救国军司令胡传魁，大哥扮演参谋长刁德一，姐姐扮演新四军卫生员，我扮演沙奶奶的孙子沙小七，我们一家上阵，两个哥哥担任主角。我们生产队剧组经过近一个月的排练，先到大队各小队巡回演出，再到公社附近几个大队演出，演出非常成功，获得所有观众、干部、群众的好评，我们排剧组被评为先进单位。我们能够参加大型样板戏演出，有一定的文化功底和乐理基础，得益于哥哥的购买收藏的图书、连环画、杂志，得益于我们爱读书、喜欢看书，得益于父母克服重重困难、咬紧牙关送我们上学。 回顾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农村生产条件落后，集体经济薄弱，农民体力非常繁重，生活极端艰苦，一个青壮劳力从早到晚辛苦一天，收入不到5 角钱，一年的收入不到百元。我们全家五个劳力，一年下来只有两百元，这还是全小队比较好的，大部分家庭都超支。口粮一人一天平均1斤稻谷、一月二两（100 克）油，成天在田里劳作，怎么吃得饱，一年到头，看不到肉腥和油荤， 饿得面黄肌瘦。下面是小哥保存的我们全家劳动收入及生活水平明细表。 附表： 一九六九年全家工分收入明细表
一九七一年全家工分收入明细表
全家总收入：11439.3 分 ×0.049 元 =567.00 元，扣除实物款：304.74 元，扣出三个文件落实款 58.85 元，扣出大包干款 9.97 元， 实进现金 193.44 元。口粮分配：人头粮 312 斤×5人 =1560斤，工分粮960斤，军属照顾粮 120斤，合计：2640斤，月平 220斤，人年平均 528 斤。 从上面两年的全家工分收入分配可以看出，我们全家都是忠厚老实、勤劳朴实的普通农民，都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劳动者，都是用点滴血汗换来的一粒米、一分钱。我们从小懂得生活的甘甜、劳动的辛苦、生存的艰难，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作者简介：廖祥泉，网名吉祥如意。毕业于师范学校数学专业，进修于师范院校。工作之余喜爱文学，偶有诗歌、散文发表，编辑出版专著、专辑、教材十余部。中国数学会会员，湖北省数学学会常务理事，获得国家、省、市优秀教研员、先进工作者、骨干教师等奖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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