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化主要是指宋学，更主要的是指宋代的儒学。而宋代的儒学，其主流即新儒学，主要是指既吸收佛教学说又不忘其本来传统的、以朱熹为代表的两宋理学，其中又包含各个派别。11世纪以后，理学兴起于北宋时期，后来变成了宋元明一直到清代这700年间中国思想学术的主导形态，所以学术界常常使用“宋明理学”这个概念。宋代理学应该说是整个“宋明理学”中最重要的部分和形态。 宋代理学兴起的背景理学的出现与形成有几个大的时代背景： 第一，社会变迁。从范仲淹的例子可以看出北宋的整个儒学为何会在这个时代产生出理学，同时也可以看出这个时代的儒学发展与魏晋、隋唐之不同。这个时代的社会变迁跟以前不同了，从唐代末期到北宋，以中小地主和自耕农为主的经济形态出现。从儒学的角度来看，中小地主和自耕农的子弟通过科举进入到国家政权队伍里面，成为士大夫的主体，成为儒学学者的主体，这成为这个时代的特色。因此，这种社会出身的知识人在伦理观念、文化态度和思想倾向方面，跟中唐以前和魏晋时代尤其是士族出身的知识分子相比，其想法就大异其趣，更容易接受儒家的价值。比如，范仲淹不仅有很多讲学的成就，更是代表了北宋前期儒家士大夫群体的精神人格，他提倡“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国家、民生为己任的儒家情怀极大地影响了士大夫风气的变化，也可以说代表了当时北宋儒家人格的发展方向。如果没有范仲淹这样人物的出现，没有这种道德精神的出现和带动，宋代理学的出现应该说是没有前提的，也就是没有可能的。 第二，文化挑战。儒学复兴运动之所以能够兴起，一方面跟整个时代的社会变迁是相关的，另一方面跟魏晋以来遭遇的文化挑战有关系。这个文化挑战主要是以佛教为主的外来文化的进入及其本土化发展，对中国本土的、固有的思想产生了刺激。经学在汉代开始发展，而且得到当时国家和政府的支持，以文献研究为主。至魏晋时代，当时一流的知识分子都被玄学、道家甚至道教所吸引；而隋唐一流的知识分子、一流的精神和心灵都被佛教所吸引。所以这时候儒学的发展相对来讲就不兴旺。魏晋玄学和隋唐的佛教道教，在本体论、心性论方面非常发达，形成了对儒学的根本挑战，这是儒学复兴时代理学出现的重要原由。为此，儒学不仅要成为这个时代士大夫风骨的价值引领，还必须直面佛道的挑战，发展起自身的宇宙论、心性论、境界论、修养工夫论的理论体系，提供给士人以理论的智慧和精神的终极依托，成为有吸引力的士大夫精神的思想支撑和理论升华，从根本上取代佛道在精神界的统治地位。 第三，价值重建。从唐到五代，中国文化的价值遭到了很大破坏，宋初士大夫对五代的社会风气特别是士风的败坏非常痛恨。在这个意义上，理学的出现，承担了重建价值体系的职能。通过对理论挑战和现实问题的创造性回应，古典儒学通过理学而得以复兴。可以说，宋代理学对汉代以后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有一个新的反省，并通过这种反省致力于儒学的复兴。从儒家的角度来看，汉代以来，作为中国本土主流思想的儒学的发展出现了某种中断，宋代理学是先秦儒家道德学说的复兴，同时也是中国本土主流价值的复兴。 第四，理论自觉。范仲淹、欧阳修对北宋士风的振励和道德价值的重建是理学得以兴起的基础，但士风本身还不能自然产生“理学”这种理论化、哲学化的思想形态。例如，东汉士人也重名节，就未产生出这种理论化的思想形态。在崇尚风骨名节的基础上，要有理论创造的自觉，才能产生有理论吸引力的理学体系。在这个意义上，理学正是基于因应此种需要的理论自觉而产生的精神升华和哲学表达。 宋代理学的精神追求：士大夫的新人生理想儒家学说中本来以孔子为圣人，为理想人格的范型。自韩愈以来，成圣成贤逐步成为儒家士人的理想。周敦颐提出“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认为一个“士”应当把成圣成贤作为一生希望达到的理想。具体地说，要“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后来，张载的“四为”发展了志伊尹之志的宏大抱愿，二程则进一步阐发了学颜子之所学的一面。此外，理学家既追求理想的人生境界，同时也追求这种境界的外化即人格气象，追求圣贤气象成为宋代理学的特色，也代表了理学一种比较高的人生追求。 第一，“孔颜乐处”的人生理想。周敦颐在思想上深深地引导了二程思想发展的方向，最重要的就是他提出所谓“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孔颜乐处”所代表的，是超越这个时代流行的功利主义发展的一种人格的理想、人生的理想。这表明，周敦颐指出了一条求圣人之道的学问方向，隐含了“道学”的主题。  第二，“横渠四句”的社会理想。北宋的张载和周敦颐，有一个作为理学发端的共同性，就是他们要建立气化的宇宙论来抗衡佛教与道教。而更重要的就是在精神境界、人生理想方面，张载同样在这个时代提出了新的方向来作为引领。张载讲了四句话，冯友兰曾经称之为“横渠四句”，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为”开显了儒家的广阔胸怀和社会理想，即为世界确立文化价值、为人民确保生活幸福、传承文明创造的成果、开辟永久和平的社会愿景。 第三，“民胞物与”的道德理想。依二程所说，张载的《西铭》是北宋道学最重要的文献，代表了道学最高的精神追求，代表了宋代理学引领时代思潮的基本精神。从《西铭》的立场上看，人是由气构成的，这构成人的气也是构成宇宙万物的气。因而，从个人的角度来看，天地就是我的父母，民众即是我的同胞，万物都是我的朋友。在这样一种对宇宙的了解中，宇宙中的一切都无不与自己有直接的联系，一切道德活动都是个体应当实现的直接义务。这就在日常伦理生活中找到其更高的意义，这个境界也就是“天人合一”的境界。 第四，“仁者与万物一体”的精神境界。这是由程颢提出来的。如果从精神境界上讲，他提出了一个新的仁学的境界。他认为，仁在根本上是一种最高的精神境界，这种境界就是“与万物为一体”。程颢的这一思想与周敦颐所提出的“寻孔颜乐处”一样，都是要突出儒家思想中对于最高精神境界的追求。应该说，“孔颜乐处”“横渠四句”和“仁学境界”都是有重要意义的，有了这些，整个宋代理学的精神方向才能确立起来。 北宋理学的理论建构宋代理学是一套以“理”为中心的学术思想和话语实践，是宋元明清时期主导的学术思想和文化形态，是儒学在这个时代面对社会转型和文化挑战以及儒学更新而发展出来的新的代表形态。宋代理学不同派别的学者具有一些共同的性质和特点，从而共同承担并体现了这一时代的民族精神：其一，以不同方式为发源于先秦的儒家思想提供了宇宙论、本体论的论证；其二，以儒家的圣人为理想人格，以实现圣人的精神境界为人生的终极目的；其三，以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为根本道德原理，以不同方式论证儒家的道德原理具有内在的基础，以存天理、去人欲为道德实践的基本原则；其四，为了实现人的精神的全面发展而提出并实践各种“为学功夫”，即具体的修养方法，这些方法的条目主要来自儒家经典特别是“四书”及早期道学对这些经典的讨论，并特别集中于心性的功夫。 理学所讨论的问题随不同时期、不同流派而有所不同。与唐代以前儒学的一个重要不同之处是，“四书”是理学尊信的主要经典，是理学价值系统与功夫系统的主要根据，理学的讨论常与这些经典有关。大体上，理学所讨论的主要问题有理气、心性、格物、致知、主敬、主静、涵养、知行、已发未发、道心人心、天理人欲、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等。 宋代理学新儒家的努力：一方面是强化社会所需要的价值系统，并将其抽象为“天理”，同时将其规定为人性的内涵，体现为强烈的价值理性的形态；另一方面，其在努力排斥佛道二教出世主义的同时，充分吸收佛道发展精神生活的丰富经验，探求精神修养、发展及完善的多方面的课题与境界，建立起富有吸引力的“精神性人文主义”。经过宋代理学的努力，儒学得到了全面的复兴和重建，并在宋以后重新占据了中国文化的主导地位。 在理学中，“理”的意义可分析为五种：宇宙的普遍法则，这个意义上的理可称为天理；作为人性的理，可称为性理；作为伦理与道德规范的理，可称为伦理；作为事物本质与规律的理，可称为物理；以及作为理性的理，如理学讨论的理气相胜问题所表现的，可称为理性。当然，在理学的范畴结构中，理的这五种意义具有统一性，而统一又表现为差别，这就是“理一分殊”。 南宋理学的理论发展南宋理学的主要代表是朱熹和陆九渊，其中，朱熹是北宋以来理学发展之集大成者。如果说北宋二程的时代重点在于解决“什么是理”的问题，那么，南宋朱熹、陆九渊的时代重点在于解决“如何求理”的问题。在理学思想上，可以说，朱熹服膺和阐扬二程的学说，将其发展为一个综合性的理论。他既吸收了二程的思想，又吸收了周敦颐、邵雍、张载的思想，扬弃了佛道的哲学，通过对“四书”不断的、终身的、死而后已的注释，建立了自己的理学体系。在他的理学体系中，《大学》的思想占据重要地位，其贡献就是提出了关于“格物致知”的一套系统的理论解释。关于格物，朱熹特别提出“即物”，就是不能离开事事物物，尤其是日常的人伦日用，我们要内在于一个此世的伦理秩序中，在我们的社会关系、家庭关系中，在我们所处的自然界中找到价值，这就是“格物”最重要的含义。朱熹以理规定格物的物，发挥了“穷理”的概念，用“即物穷理”来解释“格物致知”。“即物穷理”含有一种知识性的发展，同时“格物致知”又不仅仅是一个知识性的发展，它包含了认识到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从而在自己的实践中体现出来。因此，“格物致知”包括了知识论和道德论两个方面。  宋代理学在朱熹的时代明显分化，即分化为狭义的“理学”和“心学”两派，前者的代表是朱熹，后者以陆九渊为代表。以前学术界还有一种认识，即把南宋学术思想分为三派：朱子理学、陆氏心学、永嘉事功之学。与朱熹理学的思想要旨集中在“理”字上相比，永嘉之学的精神特别强调“事”对于求理的重要性。若从哲学和理论上概括两宋学术各派的主张，程朱主张“性即理”，二陆主张“心即理”，而永嘉学术可以“事即理”来表达。 宋代理学理欲之辨的意义朱熹晚年专门讲“道心”与“人心”。他的观点是，要用“道心”来约束“人心”，要用道德的理性与意识来主导、引导、调控个体的欲望。这一观点，不论在哪个时代，都是有普遍意义的。从哲学层面来看，关于理性与欲望的关系怎么处理，朱熹的道学思想提供了有意义的处理方式。宋代儒者所说的“存天理、去人欲”，在直接的意义上，“天理”指社会的普遍道德法则，“人欲”并不是泛指一切感性欲望，而是指与道德法则相冲突的感性欲望。理学所要去除的“人欲”并非像某些现代文学家过敏的理解——指人的一切生理欲望，因此把理学叫作禁欲主义是完全不恰当的。就宋代理学本身而言，其在思想上是“以理释人”，用理来规定人的本性。 结语：宋代理学的历史定位1992年，我出版了《宋明理学》一书，其中提出，若从大历史的眼光看，可以用“亚近代的文艺复兴”作为宋代理学的历史定位。从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和学术潮流的演变来看，中唐的中国文化出现了三件大事，即新禅宗的盛行、新文学运动（即古文运动） 的开展与新儒家的兴起。三者的发展持续到北宋，并形成了主导宋以后文化的主要形态，也是这一时期士大夫阶层的精神表现。 从文化上看，中唐文化与北宋文化的这种联系反映了唐宋之交的历史演变的深刻性。与魏晋以来的贵族社会相比，中唐以后的总的趋势是向平民社会发展。中唐以后的“文化转向”正与这种“社会变迁”相表里。的确，禅宗、古文运动和新儒家所代表的宗教的改革、古文的复兴、古典思想的重构，表明这确实是一个与新的时代相符合的文化运动，它在许多方面与西欧近代的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有类似之处。它虽然不是以工业文明和近代科学为基础的近代化的体现，但可以认为这是摆脱了类似于西方中世纪精神的一个进步，有人把它称为“东亚的文艺复兴”，也有学者称之为“亚近代”。亚近代是指其历史性质，文艺复兴是指其文化品格，用“亚近代的文艺复兴”才能综合地理解理学的历史文化特性。 在中国历史上，由中唐开始而在北宋稳定确立的文化转向正是这个“亚近代”社会过程的一部分。这一亚近代的文化形态，若比照西方的历史发展，可以认为它是中世纪精神与近代工业文明的一个中间形态，其基本精神是突出的世俗性、合理性、平民性。在这个意义上，宋代理学不应被视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没落的意识形态或中国封建社会走下坡路的观念体现，而是摆脱了中世纪精神的、亚近代的文艺复兴和文化表现。它是配合了社会变迁的亚近代化而产生的整个文化转向的一部分，应在“亚近代化”范畴下得到积极的肯定与理解。有了这样一个定位，我们对理学可能会有一种平实的、恰当的了解。 摘自：《河北学刊》2023年第4期。本转载仅供学术交流，不做其他用途，若有侵权，敬请联系，十分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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