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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后,身在苏联的斯大林也注意到了这一重大事件的进展。他立即向留居上海的宋庆龄发去一份电报,希望能够转交给中共领导人毛泽东。这份电报很快就通过宋庆龄转交了毛泽东,但当毛泽东看完电报内容后,却“勃然大怒”,“连连顿足”。究其原因,就是斯大林在电报中的某些措辞,严重触碰了毛泽东的底线。  根据资料记载,斯大林在这份电报中就西安事变如何处理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其中他提出,如果中共不利用自身影响力使蒋介石获释,那么“莫斯科将斥责他们为'土匪’,并将在全世界面前予以谴责”。也就是说,如果中共不帮助释放被扣押的蒋介石,斯大林就要当众痛斥中共为“土匪”。这样霸道的措辞,立刻激怒了当时正在陕北指挥红军的毛泽东。 需要说明的是,西安事变刚刚爆发,作为中共领导人的毛泽东就迅速做出决定,派周恩来前往西安,争取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这一事件。为了说服各方面同意这个方案,毛泽东还召开多次会议,详细解释目前还不能杀害蒋介石的种种考虑。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的基本立场与斯大林是一致的,都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先不要对蒋介石采取极端手段。  但是,斯大林在电报中那些霸道的措辞,显然触怒了毛泽东这个性格刚硬的人。首先,毛泽东一贯主张党内同志之间要平等协商,不能有人就事论事地指手画脚。其次,共产国际这些年来不了解中国实际就经常指令中共,这已经让毛泽东很反感了。现在斯大林这种听上去十分命令和威胁的语气,让毛泽东无法接受。 所以,当看到斯大林以这种强硬命令的方式试图影响中国革命的进程时,平日就重个性、讲原则的毛泽东确实“勃然大怒”,对斯大林颐指气使的做法深感愤慨。这也预示着,两人之间在处理革命道路问题上的分歧,今后还会不断扩大。  尽管当时情绪激烈,但毛泽东还是保持住了理智,没有被愤怒冲昏头脑。他继续坚持周恩来赴西安的和平处理方案,最终促成了蒋介石的安全归还,并推动了国共第二次合作。这一智慧的处理,避免了西安事变进一步恶化,对中国革命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毛泽东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事实上也让斯大林看到了自己在中国革命中“分量”的局限。于是在事变解决后,斯大林又多次试图对中国共产党“发号施令”,希望影响中国革命的进程,这无疑更加强化了毛泽东对其干涉中国内政的反感。  例如在1949年解放战争胜利前夕,斯大林突然提出要中共与国民党“划江而治”,按长江分治中国。毛泽东判断这与苏联利益考量有关,因为一个统一的新中国不符合苏联的大国地位,斯大林希望中国长期分裂局面以便获取最大利益。因此毛泽东坚决反对“划江而治”,最后发出“解放全中国”的动员口号,一举扫清国民党军阀,建立新中国。 可以看出,毛泽东在处理斯大林的种种“指示”时,始终将中国革命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绝不因为斯大林的“名号”和“地位”就唯命是从。对于斯大林的霸权主义作风,毛泽东始终是警惕和反对的。 新中国成立后,斯大林曾邀请毛泽东访问苏联,还特意向毛泽东表示了歉意,承认不应该阻止中国的革命。这表明斯大林也认识到自己在关键问题上的判断失误。总的来说,毛泽东对斯大林这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还是充满尊重的,但在原则问题上毛泽东不会让步。两人在处理革命道路的分歧一直存在,最终毛泽东选择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道路。 亲爱的读者，如果您觉得这篇文章有价值或有任何其他看法，请在下方留下您的评论，让我们共同探讨和交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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