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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肃宗李亨是唐代帝王中经历颇为坎坷的一位，在他尚未出生之时，父亲李隆基担心政敌攻讦，差点用堕胎药将其打去；安史之乱时匆忙登基，在位短短7年一直在艰难平叛，却没能看到叛乱平息。不过，李亨一生中的几次重大危机并非出现在这些非常时期，而是发生在李亨成为储君之时。天宝年间的太子李亨，经历了多次针对自己的阴谋，每每险象环生，如同身处悬崖之上。 “幸运”的新太子 李亨(李亨先后多次改名，为方便行文，本文中统一使用李亨)是唐玄宗李隆基的第三个儿子，生于景云二年(711)。李亨的早年经历中规中矩：两岁时受封陕王的爵位；担任过安西大都护等军职，但仅仅是遥领，并未真正赴任；玄宗封禅泰山之后迁往“十王宅”居住，在皇帝的严格看管下学习各种文化知识。少年时代的李亨，除了长相类似先祖太宗李世民，在玄宗的诸多子嗣之中并无超群之处。 
图2-1丹凤门模型 然而，唐帝国云谲波诡的政治斗争让李亨本来平静的生活发生了转折。太子李瑛的母亲赵丽妃去世之后，唐玄宗专宠武惠妃，武惠妃之子寿王李瑁也因此深受玄宗的喜爱，炙手可热。李瑛与几位皇子对武惠妃母子受宠颇有怨言，而武惠妃也想扳倒李瑛扶李瑁上位，太子与皇帝宠妃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最终酿成了一场萧墙之祸。开元二十五年(737),武惠妃与驸马杨洄诬陷太子李瑛、鄂王李瑶、光王李琚互相串联、图谋不轨。盛怒之下的玄宗在得到中书令李林甫的支持后将李瑛等三人废为庶人，旋即赐死。 李瑛死后，册立新太子就成为摆在李隆基面前的一道难题。经过了一年多的反复权衡之后，开元二十六年(738)，李隆基册立李亨为太子。那么李隆基为何放弃风头正盛的李瑁而选择默默无闻的李亨作为新任太子呢？ 李亨之所以能胜出，首要原因在于他在宫内和朝中均无奥援。李亨的母亲杨氏和养育他的王皇后分别在开元十七年和开元十二年去世，其影响力在后宫中早已不复存在，所以李亨在后宫中并无援手。反之李瑁的母亲武惠妃恩宠冠于后宫诸妃，差点成为皇后。虽然在李瑛被废不久之后武惠妃即病死，但是拥有的影响力仍然难以忽视，尤其是她与中书令李林甫声气相通，关系密切。在李瑛刚刚获罪之时，玄宗召见李林甫询问新太子的人选，李林甫推荐的正是武惠妃之子李瑁。李隆基虽然专宠武惠妃母子，但是在巩固专制皇权的问题上保持了清醒。比起风头正盛、在后宫和朝堂都拥有强大盟友的李瑁，在政治上几无羽翼的李亨更容易控制，对皇权的威胁也更小。所以，李亨成为太子的一个重要原因恰恰是因为他的相对弱势地位。 其次，册立李亨更有利于平息朝臣们的议论，稳定政治局势。李瑛被废杀造成了不小的波澜，朝野间议论纷纷，玄宗也颇为苦闷，为此茶饭不思。显然新太子的人选不仅要符合皇帝的意志，也要得到朝臣的普遍认可。从年纪上，李亨是玄宗的第三子，年长于李瑁，立李亨为太子符合唐代推长而立的传统(庆王李琮虽然年长于李亨，但是没有子嗣，且很有可能面部受过伤有容貌缺陷，所以不在太子人选之列)。这一点，高力士看得非常清楚，所以才敢明确建议玄宗册立李亨。此外，李瑁的母亲武惠妃是武则天的侄孙女，武则天曾经残酷迫害李唐皇室。给朝臣们留下了极深的心理阴影，偏偏武惠妃权欲极重，颇有武后遗风，饱受朝臣质疑。早在开元十四年，玄宗想册立武惠妃为皇后，就遭到大臣们的强烈反对。如果册立李瑁为太子，必然会再次引起大臣们的不满。所以相比较之下，年长且没有出身问题的李亨成为太子，更容易得到朝野舆论的支持与认可。 默默无闻的李亨成为大唐的接班人，这对他而言不能不说是一种别具意味的幸运。然而李亨很快就会发现，那把承载了无数人一生梦想的太子宝座，坐起来却远没有想象中那么舒服。 
图2-2 摹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北宋，辽宁省博物馆藏) 天宝噩梦 李亨性格温和，为人低调，加上三位兄弟的前车之鉴，李亨更是谨言慎行、谦恭自抑。在举行太子册立仪式之前，李亨主动提出降低礼仪规格和着装标准，得到了玄宗和朝野众臣们的一致称赞。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从天宝五年(746)开始，权势通天、炙手可热的右相(原中书令)李林甫屡掀波澜，矛头直指李亨。 
图2-3 左银台门遗址 天宝五年正月元宵节，李亨出游时与太子妃兄长韦坚相见，之后韦坚又与不满李林甫擅权专政的河西陇右节度使皇甫惟明密会于道观之中。李林甫得知此事后，命令御史中丞杨慎矜上书弹劾韦坚私会边将，随后亲自出马上奏玄宗称皇甫惟明和韦坚图谋拥立太子为帝，试图将李亨牵扯到此案之中。玄宗亲自分析案情后认为韦坚与皇甫惟明私会虽然犯了大忌，但是李亨并没有牵涉案中，因此只将韦坚和皇甫惟明贬官外放，并没有追究李亨的责任。虽然玄宗没有听信李林甫的谗言，但是李亨仍然采取了激烈措施撇清自己和韦坚的关系——李亨主动与挚爱的太子妃韦氏离婚，在玄宗面前表示不以亲废法。颇为值得玩味的是玄宗对于此事的态度，一方面好言安慰李亨，但另一方面却并没有阻止儿子与儿媳的离异。 仅仅十个月后，风波再起。左骁卫军官柳勣因为家庭矛盾，诬陷自己的岳父杜有邻“妄称图谶，交构东宫，指斥乘舆”。杜有邻身份敏感，他的女儿是李亨的良娣(太子妾的一个品级)，而杜有邻本人又是隶属于东宫系统的赞善大夫。李林甫再次嗅到了机会，推波助澜妄图利用杜有邻案把李亨拉下马。玄宗虽然认为此案并不牵涉李亨，也并没有对李亨加以惩处，但是听任李林甫利用职务便利将李亨的岳父杜有邻杖毙在大理寺，也默许了李林甫以此案为借口赐死了之前被贬官的皇甫惟明和韦坚。倒霉的李亨只能和杜良娣离婚，再次以家庭破裂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为了扳倒太子，李林甫不仅屡次以李亨的身边人作为下手目标，还瞄准了边疆的统兵大将。天宝六年(747)，大唐名将河西陇右节度使王忠嗣因反对玄宗攻取石堡城的作战方略遭到将领董延光的诬告，随即被玄宗下狱审讯。王忠嗣幼年时代在宫中长大，与李亨私交很好，李林甫咬住这层关系不放，指使王忠嗣的部下向玄宗诬告王忠嗣以边将身份私交太子，图谋不轨。虽然玄宗认为李亨久居深宫，根本没有机会与王忠嗣私下串联交往，但仍然对王忠嗣进行了严厉处置，如果不是哥舒翰在玄宗面前冒死求情，王忠嗣几乎被处死。随后王忠嗣被外放贬官，第二年就离奇暴死。 
图2-4 唐代武士俑(现藏于英国巴拉卡特画廊) 李林甫在短短两年之内，就连续掀起三次针对李亨的大案，虽然在玄宗的干预下，李亨并未丢掉太子之位，但是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被迫与两位妻妾离婚，其中的韦氏与李亨已经育有四个子女，可谓情深意切；李亨的岳父、妻兄均被李林甫弄死，童年的好友王忠嗣也死得不明不白。更让李亨寒心的是，在这几场无妄之灾中，众多朝臣畏惧于李林甫的嚣张气焰，几乎无人为他说话，反倒是有不少官员为虎作伥配合李林甫诬陷自己。 在这些重压之下，李亨的精神受到了极大创伤，也让他对李林甫的仇恨刻骨铭心。多年之后，已经登基称帝的李亨与近臣李泌商量要将死去多年的李林甫挖坟掘墓、挫骨扬灰。后世的一些史家也认为天宝年间制造几次针对李亨风波的元凶，无疑是李林甫，其目的也不过是私人争权。 然而，这种观点将玄宗时代的政治斗争进行了脸谱化的简单处理，同时也忽略了李亨屡次遭难的幕后推手唐玄宗李隆基。 君父编织的牢笼 在唐代前期的政治生活中，太子拥有比较大的政治能量——太子拥有直属的各级官吏，掌握有配属东宫的武装力量左右卫率，甚至可以监管禁军。虽然具体到各个时期太子的权力有所消长，但总体而言，太子集团在上层统治阶级中是一股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 唐代前期的多位太子都参与到了血腥的权力斗争之中。贞观十七年(643)，在齐王李祐发动兵变不久之后，太子李承乾逼宫谋反，试图扳倒唐太宗李世民未果；神龙元年(705)，太子李显联合宰相张柬之等人发动政变，逼迫女皇武则天退位，是为“神龙政变”。 亲身经历过多次宫廷政治斗争的玄宗李隆基对这些往事自然烂熟于心，而他从唐廷政变往事中得到的一个教训就是太子及其东宫体系拥有的权力过大，是皇权的首要威胁。而李瑛被废一事牵涉到多位皇子，也很可能让李隆基认识到太子如果联合其他政治力量将直接动摇自己的统治根基，所以必须要采取措施限制太子的权力，将太子装进玄宗精心打造的“牢笼”中。 从开元年间以来，李隆基多管齐下从各种维度打压太子。 开元十三年(725)，玄宗下令太子不再居住在东宫之中，而居住在“乘舆所幸之别院”。表面上看，玄宗只是调整了太子的居所，实际上此举拥有着深刻的政治用意。在唐代，皇帝与太子被并称为“两宫”,所以东宫既是太子下属官僚集团的所在地，也是权力核心的象征。李隆基将太子迁居别院，既在空间上切割了太子与太子下属官僚的联系，也在政治上削弱了太子的权力。如果结合玄宗在同一年将皇子统一安排居住在新建的十王宅之中的行动，那么李隆基此举的一个重要目的就不言而明，将太子安排在自己的身边而不是听任其继续躲在自己的“独立王国”东宫之中，更便于皇帝监控太子的一举一动。 太子之所以在唐代政坛能够呼风唤雨，是因为东宫拥有一整套完整的、实权在握的官僚系统。因此，玄宗系统性地削弱了东宫官员的实权，掐断了下属官僚与太子之间的密切关系。 
图2-5 唐三彩陶骑马俑，现藏于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开元之前经常由宰相兼任的东宫属官太子詹事、左右庶子等要职，在开元年间变成了作为老病官员养老的闲职。比如天宝年间著名士人孙逖因为身体不佳难以胜任繁重的工作，被任命为太子左庶子，之后又转任太子詹事。在当时无论孙逖还是朝野大臣，都认为这两个官职不过是养老混日子的闲职。 即便是东宫官员的实权遭到了大幅削弱，玄宗仍然不放心，李隆基要求东宫属官与太子间的交往不能越界。这一点变化在史料中记载不多，但是仍然有蛛丝马迹可循。在天宝五年的杜有邻一案中，杜有邻的罪名包括三条：妄称图谶，交构东宫，指斥乘舆。 值得注意的是“交构东宫”这一条罪名，杜有邻的职务是赞善大夫，属于东宫属官。按常理而言，既然是太子的下属，和太子结交就属于正常情况，而杜有邻被指控“交构东宫”，说明制度上已经做了规定要求下属为太子服务时不能越过某些界限。这种严格限制，无疑是玄宗削弱太子权力的一种手段。 玄宗削弱太子权力的另一项重要举措是彻底切断宰相与太子之间的隶属关系。从武德到景云年间，宰相在东宫兼任职务的情况非常常见，可以视为唐廷的一种常规制度性安排。宰相既听命于皇帝，也直属于太子。太子与宰相间的隶属关系在巩固太子朝廷地位的同时，也为二者互相串联、威胁皇权创造了条件。玄宗当然不希望这种内外呼应的潜在威胁继续存在，因此着力切断外朝重臣与太子之间的联系，从李林甫开始，宰相不再兼任东宫的官职。 玄宗一方面将宰相剥离了太子属官系统，另一方面又通过增加宰相庶务权力的方式将其利益与皇帝死死地绑在一起，使宰相在远离太子的同时成为皇帝的忠实奴仆。以李林甫为例，虽然长期以来其人都被视为奸佞弄权之徒，但是无论是传统史料还是现在的观点都承认他拥有出色的政务处理能力，能够将纷繁复杂的政务打理得井井有条，而且能让玄宗称心如意，因此玄宗也有意提高李林甫的权力地位，赋予他更多的职务。这一点，从李林甫时期宰相人数的减少和李林甫兼领的各类职衔数量达到数十个之多上可以看出。单纯从管理的具体政务范围而言，李林甫称得上是权相，但值得注意的是，玄宗在将大量的庶务交给李林甫打理的同时，仍然保留着最高决策权。 宰相权力的扩大与太子权力地位的下降，一方面让天宝年间的政治形势变得异常复杂，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不断增加；另一方面也让李林甫拥有了挑战太子地位的能量。李林甫为人擅权专政，又善于窥察皇帝的心思，他察觉出玄宗对太子的提防和限制日益明显，加上李林甫曾经推举过的太子人选并非是李亨而是李瑁，所以从现实利益角度考量，扳倒李亨更能保证自己的安全。李林甫既有能力又有动机，因此在天宝年间屡掀风波，想将李亨拉下马。 李林甫固然是台前迫害李亨的直接凶手，但是李隆基对太子的猜忌打压和对宰相权力的提升无疑是造成李亨处境维艰的根本原因——如果没有玄宗在制度上对东宫的种种削弱之举，李林甫恐怕没有胆量对太子发难；没有玄宗将政务大权几乎悉数交给李林甫，让李林甫的党羽遍布朝野，李林甫就算想挑战李亨也没有能力。 当李林甫再三地掀起冤狱牵连李亨时，唐玄宗虽然没有让李林甫完全得逞，却也仅仅是保护了李亨，而坐视李亨妻离友散、饱受折磨。对李林甫构陷李亨的行为，玄宗没有丝毫惩戒。 
图2-6 大明宫麟德殿遗址 可见，天宝年间的李隆基对太子的猜忌和防范已经深入骨髓，他默许了宰相对太子的屡次发难，即便这些指责与诬陷没有事实依据，玄宗的目的无外乎利用宰相不断敲打太子，让其不敢有丝毫不臣之心，从而确保皇权。而李林甫正是察觉到了玄宗的这种微妙心理，才敢肆无忌惮地罗织罪名打击李亨，并以此作为政治资本得以加官进爵，恩宠不断。 太子李亨在父亲的打压和权臣的挑战面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同行走在悬崖之上，稍有不慎就会坠入万丈深渊。然而，玄宗和李亨都不会想到，天宝末年的一场惊世剧变，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将李亨拉出了这种令他心力交瘁的困境。 祸兮福所倚——安史之乱对于李享的复杂意义 天宝十四年(755)，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安禄山以讨伐宰相杨国忠为名起兵反叛，改变大唐国运走向的“安史之乱”爆发。 平叛初期，唐廷应对失当、反应迟缓，在东都洛阳陷落后，玄宗态度才有所转变。玄宗下旨准备御驾亲征，让太子李亨监国。玄宗的这个方案，引起了杨国忠的极大恐慌。 早在李林甫秉政之时，杨国忠就与其沆瀣一气罗织罪名陷害李亨。虽然后来杨国忠与李林甫决裂，但是在打压太子一事上，二人并无区别，因此杨国忠也被李亨视为必欲除之而后快的政敌。如果李亨按照玄宗的安排成为监国，无疑在政治上获得了掌握实权的机会。而一旦太子的权力得到加强，杨国忠很可能成为被打击的首要目标。 
图2-7 众内侍(唐墓室壁画，陕西省乾陵懿德太子墓) 对于这一可怕的前景，杨国忠非常恐慌，立即搬出了玄宗最为宠爱的杨贵妃，力阻皇帝亲征、太子监国。 如果从李亨登基之后一些言行来看，杨国忠的这种担心并不是杞人忧天。说到底，杨国忠与李亨之间的矛盾，仍然是天宝年间宰相与太子政治斗争的延续，而且二者之间的政争波及后宫，一向较少干预政务的杨贵妃也牵涉其中。可以说，杨贵妃日后的悲剧性命运，在她向玄宗“衔土请命”之时已经埋下了伏笔。 玄宗放弃亲征之后，在杨国忠的极力怂恿下强令镇守潼关的哥舒翰放弃坚固城防主动迎战风头正盛的叛军，导致灵宝之战全军覆没。随后，玄宗丢弃长安出逃蜀地。当逃亡队伍行进到今天的陕西兴平市西北时，发生了著名的马嵬驿之变。 如果从一些细节来分析，这次兵变是一次有预谋、有计划、有指挥的行动，绝非偶然事件。 禁军发动兵变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除掉杨国忠及其亲属党羽，而基本上没有发生毫无目的的滥杀行为。宰相韦见素在兵变之时遭到过禁军的短暂围殴，但是很快就被认出不是杨国忠一党而保住了性命；在杨贵妃被赐死之后，禁军迅速恢复了纪律，继续保护玄宗入蜀，并没有继续闹事。这些事实都证明，即便是在发生流血事件的紧张时刻，禁军仍然处于可控的状态， 没有像一般的兵变那样滥杀无辜、胡作非为；发动兵变的禁军和其背后的主谋目的性非常强，一旦达到目的立即收手。 那么，这场有组织有预谋的兵变，与李亨又有怎样的关系呢?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李亨是不是主谋，他都参与了兵变的谋划，是关键人物之一。 根据《旧唐书·韦见素传》中的记载，兵变中跳到前台的龙武将军陈玄礼在起事之前，就通过李亨的亲信李辅国与李亨商量除掉杨国忠。陈玄礼之所以找李亨，一方面是为了能够得到太子的支持，从而让诛杀杨国忠的行动拥有一定的正当性，另一方面也因为此时部分禁军掌握在李亨手中，如果李亨反对兵变，就算陈玄礼贸然起兵也可能会遭到李亨的镇压而功亏一篑。所以，在马嵬驿之变的前夜，李亨有能力阻止兵变的发生。但是，李亨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同意了陈玄礼的方案。在李亨和陈玄礼的共同掌控下，禁军发动了以消灭杨氏兄妹为目标的可控兵变。 兵变发生后，李亨并没有继续跟随玄宗入蜀，而是与儿子李俶等亲信率军北上，脱离了玄宗的控制。虽然李亨当时并没有立即明确进军灵武，但是其与玄宗分道扬镳的方针是明确的。如果李亨事前对兵变不知情或者没有深度参与，很难想象他能在较短时间内做出这样重大的战略规划。而脱离玄宗率军北上，是李亨未来能够登基称帝的最重要的前提。可以说，从马嵬驿之变的后果来看，李亨是获利最多的人。 之前在政争中屡次被对手逼到墙角几乎没有回旋余地的李亨，在马嵬驿之变中居然拥有了能够影响政变走向的力量，导致这种戏剧性转变的根本原因正是安史之乱后太子政治地位与实力的提升。 对于唐玄宗和大唐而言，安史之乱是一场空前的灾难，但是站在太子李亨的角度，这场剧变带有一种“祸兮福所倚”的意味。安史之乱爆发后，玄宗不得不改变态度给太子赋予了一定的权力，以帮助自己迅速平息叛乱。最能体现出这种变化的，就是玄宗曾经想让太子监国，并任命哥舒翰为“皇太子先锋兵马元帅”。虽然在此时李亨还没有真正染指军权，但是其作为太子有权统摄军队的事实得到了皇帝的认可，政治影响力得到了极大提升。 玄宗狼狈逃出长安之后，为了保障逃亡队伍的安全，让不少宗室负责率军扈从，其中李亨的儿子建宁王李倓等人掌握了一部分禁军殿后。这部分人马大约有两千人左右，其中包含了精锐的飞龙禁军。李亨通过儿子们掌握了这样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使其政治实力得到了实质性提高，一定程度上可以与陈玄礼率领的龙武军抗衡。此时的李亨既拥有太子的大义名分，又拥有握在手中的精锐部队，实力与之前只有空头名号之时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在马嵬驿兵变之前，陈玄礼先与太子商量，得到太子的支持之后才敢诛杀杨国忠，逼玄宗赐死杨贵妃。而李亨也敢于在马嵬驿之变后果断率军北上，脱离了玄宗的控制，获得了独立登上政治舞台的机会。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几乎倾覆大唐的安史之乱，对于处于君父牢笼之中的李亨不吝是一次跳出父皇手心的千载良机。天宝年间多次被政敌挤到悬崖之上岌岌可危的太子李亨，以此为契机一举消灭了与自己为敌多年的杨国忠。而如果没有这场突如其来的剧变，李亨恐怕还要在险象环生的政治斗争旋涡中挣扎多年难以脱身。 后记 李亨登基称帝后，对于自己身处悬崖之上、如履薄冰的东宫岁月一直耿耿于怀，他曾与近臣李泌商量要将政敌李林甫挖坟掘墓泄愤，李泌则点出此举会让尚在人世的太上皇李隆基惭愧不悦，可见君臣二人对于李亨屡遭迫害的幕后推手心知肚明，只是不便明言。 让人唏嘘的是，饱受父皇打压的李亨掌握了至高无上的皇权之后，并没有吸取这段父子相疑的教训，对自己的儿子们同样屡加猜忌防范，像玄宗一样演出了冤杀亲子的人间悲剧。在父子亲情与最高皇权之间，李隆基选择了后者，李亨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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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历史又双叒叕上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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