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地域文化，对经济发展最有利？

但其实，很多时候人们对所谓“文化”的讨论，颇有倒因为果的意味。比如近年来南北经济差距扩大，人们往往会说，这种差距背后就是人的观念的差距。南方人更有商业精神和市场经济意识，而北方人则比较保守和传统。

这种说法广泛流行，当然有一定道理。整体来说，在全国范围内比较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的确相对有商业的传统，而北方和内陆省份似乎更多受农耕传统和传统权力意识的影响。

但这其实并不足以解释一切。有人会说，当然在“文化因素”之外，也有其他因素影响不同地区的发展，但就单就“文化因素”而言，这种解释其实也并不完全成立。

我们试举几例。苏南和浙北地区，是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但苏南浙北历史上并未必算得上有太深厚的“商业传统”。在农耕文明时期，越是土地平旷肥沃的地区，实际上越重视农业，如果农业生产的效率足够高，一个地区普遍富庶，就会形成浓厚的“耕读传家”的传统，更多人会读书，成为官僚士大夫，或在学问上成名成家。在“士农工商”的四民体系下，从商显然不是当地人优先的选项。

江南当然也不只依靠农耕，这里长期是中国手工业最发达的地区，也诞生了中国最早的资本主义萌芽。但与手工业发达相关联的文化传统，与其说是经商意识，不如说是工匠精神。江南当然也有巨商大贾，但商业传统显然并不如匠人精神突出。在传统中国，临近的徽商名声大噪，却鲜有人谈“苏商”或者“浙商”，便是佐证。时至今日，在浙江内部，人们也普遍认为，“上八府”(钱塘江以东以南山区)比“下三府”（杭嘉湖）更有经商意识。

杭州胡雪岩旧居，胡雪岩是安徽绩溪人

再举一例，广州。广州是现代中国最重要的商贸中心之一，当然有很多原因，譬如率先改革开放的政策优势，从广交会开始未中断的外贸传统等等。但有的人认为，广州之所以能够成为现代商业都会，和它的“千年商都”传统有关，也得益于实用的岭南文化。对这种观点，我是不太认可的。

当代地域或城市的兴衰命运，往往只在十年二十年之间，所谓“千年商都”的传统对今天还有多大潜在影响，实在是很难说。更何况，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广州也并非始终是中国第一大港，尤其是在中国海上贸易最发达的宋元时代，泉州是更大的商业中心，及至明朝，泉州港淤塞漳州港兴起，仍长时间在广州之上。广州后来重新成为中国最重要港口，还是依靠“一口通商”政策，但在19世纪40年代香港、上海相继开埠之后，广州地位又开始下降，到1949年前后，不要和上海比，甚至也在天津、青岛、大连等城市之后。所以，广州之所以成为“一线城市”，还是要更多考虑它的当代背景。

就文化传统而言，广州所在的广府地区，也并没有浓厚的经商传统。在广东，人们普遍认为，潮汕人爱经商，客家人爱从政，而广府人则是一副悠闲逍遥的状态。岭南文化、尤其是广府文化，当然有其独特性，但要把“岭南文化”和“商业传统”强绑定，显然也是有些牵强的。

又如，在传统中国，除了徽商和晋商，最具经商传统的人群，其实是东南沿海。这一个区域，准确地说就是北至宁波、南至潮汕的沿海地区。经常被称为“东方犹太人”的温州人、潮汕人，都属于这一地区。但这些公认的“最具有商业传统”的地区，发展水平和长三角、珠三角仍有差距。发展水平的差距当然有多重因素影响（比如发展起步的基础不同），但近年来这一地带的经济增长速度，也是慢于长珠三角的。

上述几例，指向一个事实。经济发达的地方，未必有最深厚的商业文化；而经商文化最浓厚的地区，也未必就是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一种解释是，文化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并非线性的，前述事实是因为不同地区资源禀赋、政策条件等其他因素导致。

这当然是很重要的因素，但我还有另一种解释。影响一个地方经济表现的文化因素，最主要的并不在于这个地方到底有没有更深厚的经商传统，而在于这个地方的文化多元性。更直接地说，就是这个地方到底是不是“移民社会”。

移民城市的经济表现，显著好于非移民城市。这很好理解，能够吸引移民的城市，一定有更强的产业竞争力，更多移民的涌入又必然会进一步做大城市的经济规模，拓展城市的产业多元性，形成正循环。

但在经济层面之外，我们还可以在文化层面来解释这种现象。

移民城市/地区有几个鲜明的特征。

第一，是人群属性的多元。现代经济是建立在高度分工基础上的经济，人的专业技能和文化背景越多元，就越能够支撑更复杂、高端的产业，从而带来更大的经济活力。

第二，移民社会有更明显的“陌生人社会”特征，从而会更加尊重契约和规则。

第三，移民社会的多元化和“陌生人社会”，会带来更大的社会包容性。在移民城市和地区，人们对他人的兴趣爱好、生活方式都会有更大的包容性，这会使这样的社会出现鼓励创新和“不排外”的气氛，进一步形成人才和产业的正向循环。

道理很简单，我们来看若干地区的正反两方面例子，就能够更直观地验证这种多元文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先来看上海。现代上海的历史从1843年开埠开始，从那时起，上海就是一个移民城市。在百年近代历史上，移民上海的人群主要来自苏南浙北、宁波、苏北等不同地区，而不同地区的人又在上海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譬如苏南浙北向来有耕读传家的传统，人口更具精英化特质，更多成为买办和顶级专业人才；而宁波不仅在传统上教育也很兴盛，更有商帮的传统，更很大程度上奠基了上海的商业文化。毛泽东时代，上海一度成为人口迁出地而非迁入地，到改革开放之后，上海逐渐重新成为人口迁入地，来自全国各地的新移民给上海又注入了新的经济活力。

再来看香港。香港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正是上世纪中叶。这里有诸多复杂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地理原因，今天不展开。但很重要的一个点是，香港在这一时期接纳了大量移民，这些移民背景非常多元，来自江浙的、潮汕的、客家的乃至其他地区的移民，迅速使香港变成兼具商业传统、专业精神的人力资源富集之地。这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和香港的关系，1949年前后，上海的顶级精英几乎是整体性地迁往香港，这是上海近代百年积累的具多元背景的“人口精华”。上海和香港的兴起，背后有着共同的多元文化基因。

宁波三江口，宁波商人在上海、香港曾叱咤风云

我们再来看另外几个地区。

比如北京。拉长我们的观察维度，北京是1949年以来经济表现最好的城市之一，这当然首先得益于其首都地位，但背后的文化因素也值得观察。北京在1949年的时候人口只有140万，不到当时上海人口的三分之一。但现在，北京的城区人口已和上海非常接近。在北京，祖辈在1949年以前即定居的“籍贯北京”的人口非常少，占比在20%以下，而在上海，这个比例大约还有五成。换言之，就“移民”在城市人口中的比例而言，北京仅次于深圳高居全国第二，比任何其他大城市都更具备移民城市的特征。

虽然很多人对北京有各种各样的抱怨，但统计数据显示北京是中国民营经济增加值最高、体制外白领岗位最多、独角兽企业最多、服务业产业最多元的城市，这并不能单单只用“北京是首都”、“北京有权力的优势”来解释。只要移民足够多，即使是身在“北方”，即使是靠近“中枢”，同样可以产生适合创业和商业的环境和土壤。

深圳的情形更不必说。如果说户口本上“籍贯北京”的人很少，那么户口本上“籍贯深圳”的人可以说几乎没有。深圳的文化氛围，我在《北上广深，彼此不同》里有过描述，我并不认为深圳是一个市民普遍有突出的“市场经济意识”的城市，但并不妨碍它巨大的经济活力，比起移民各自的个人观念，移民众多这一事实本身带来的文化和社会多元性，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更强。

近年来炙手可热的“新一线城市”杭州和成都，也都聚集了很多移民。我们以成都为例来分析。因为明末清初的战乱，四川十室九空，成都已成空城，四川变成了一个典型意义上的移民省，而成都则是典型的移民城市，这使得这座城市一开始就有开放、包容和不排外的文化基因。而由于成都工业化很晚，成都城市规模的扩张非常缓慢，到1990年，成都城区人口仅有170万（这一数字到2022年超过1300万），从2010年到2020年，成都城区人口从500多万增长到1300多万，十年时间里实现翻番，这意味着新移民在成都市民中的占比极高。而且成都的新移民早已不仅限于省内，而覆盖整个西部乃至全国更多地区，成都被经常戏称为“新西兰”（新疆、西藏、兰州）的后花园。在重庆，讲方言的场合仍占据压倒性优势，但在成都，越来越多的场合已经开始讲普通话，足见外省移民涌入之多。

成都交子金融中心双子塔，其所在的高新南区如今已几乎是普通话的天下

一个城市如果在传统上就是移民城市（如清朝的成都、近代的上海），天然会有更大的文化包容性。但决定一个城市当下经济活力的，更直接的因素还不是它在历史上有没有移民传统，而是短期涌入的新移民有多少。短期移民骤然增长的城市，就会突变出适合经济发展的都市文化，而如果新移民增速放缓，不仅城市经济活力会降低，城市的文化多元性和创新力也会下降。

近的例子，如香港和广州。香港在上世纪中叶经济起飞，正是内陆人口大量涌入，人口结构最多元化的时期。现在，香港的人口结构整体已经非常稳定，除了少数头部金领岗位带动的移民和内陆人基于出入境、教育等现实考虑的迁移（如优才计划），香港的移民比例已相当低。香港的经济问题当然很复杂，但香港人群结构多元化程度的下降带来的创新力削弱，亦是不争的事实。

广州的情形也有类似，改革开放前二三十年，广州几乎是全国范围内对外来移民吸引力最高的城市，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当代广州商业文化形成的直接动因。而随着后来广州在全国城市中相对地位的下降，使它对全国不同地域人口的吸引力，相较京沪深甚至后起的杭蓉等强二线城市相对减弱，人口腹地反而更集中在省内和两湖、江西等邻近地区，文化多元性也较京沪深显著弱化。如果到现在的广州走一走看一看，传统的安逸闲适甚至已趋老龄化的广府气氛可能并不是在弱化，而是在抬头，反而是“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的赚钱气氛有所弱化。

其实，还有一个更长期的例子，是东北。东北曾经是人口净流入地区，而且东北人口是在很短的时间里实现了爆炸式增长。东北其实是在光绪年间才全面放垦的。1903年，东北人口占全国人口比例仅为0.91%，到1911年，东北人口占比达到3.73%，而到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时，东北人口已占全国的7.16%。五十年间，东北人口从不到400万，增长到超过4000万，翻了十倍有余，而同期全国人口只增长了30%。

沈阳张氏帅府，张作霖统治时期，关内移民加速涌入东北

事实上，“闯关东”的东北新移民，极具冒险精神，相信个人奋斗，在农业开垦之外，迅速融入工商业社会，彼时东北新移民的个人品质和文化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和一些对“南方人”的描述是相似的。（虽然这存在一定的被迫性，但这种闯荡在南方同样可能有被迫性，“闯关东”和“下南洋”者同大于异）时至今日，东北人在文化上也并不保守，反而有许多前卫的成分（比如超高的离婚率），至少比他们大多数人的祖籍地山东开放太多，但东北整体上的活力已经萎缩，这正是因为没有了新移民，东北曾有的冒险主义和多元文化迅速退潮，被后来的体制化规训所覆盖。

不独东北，事实上天津、青岛等城市，在二十世纪上半叶都曾是重要的工商业都会，也是备受欢迎的移民城市，拥有开放多元的文化。我一贯认为，简单以南方北方、沿海内陆这种二元分野来讨论不同地方对商业的开放程度，过于大而化之。事实上，包括东北在内的很多地方绝非本来就因循守旧，没有发展工商业的文化基因，它们文化趋于保守的改变，更多的可能是经济颓势的果，而并不是因。

为什么最好的适合经济发展的文化，是大规模移民带来的多元文化，而不是某个地域的单一文化？大规模移民潮会放大个人奋斗和个人价值，而一个缺少移民的地区，更容易出现宗族控制和地下社会。一个地域即使主流文化是商业文化，但如果缺少移民，也会有一些文化上的短板，譬如从浙东南到潮汕比长三角、珠三角在传统上更有商业精神，但在这些地区，宗族力量和传统力量也更强，反而开放度不够，可能对外来的人和事有一定的排异反应。到了长珠三角核心城市这样真正的移民社会，新移民在带来创业精神和专业技术的同时，又排除了本地熟人社会的影响，自然就形成了更适合经济发展的文化土壤。

移民对一个地方的意义何在？过去，人们往往更多关注到显性的因素，它们可能带来的生产力、消费力乃至财富，而我要提醒大家的是，移民的聚集会带来正向的文化影响。对于一个地方而言，移民越多，移民的地域和文化背景越多元，就越能产生促进经济增长的文化基因——崇尚个人奋斗，尊重规则和契约，对不同人群、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尊重。

什么样的文化能更好促进经济发展？移民文化——这是我的答案。

只有一个能够始终向外界打开大门的地方，才可能获得最大的发展红利。只有保持对外来观念、外来文化最开放的态度，才能够真正适应今天的世界。即使在全球化面临退潮的当下，这一道理仍然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