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大典》史话⑦| 《永乐大典》的收集和影印

国家珍贵典籍史话丛书《永乐大典》史话

张忱石著，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入侵军北京，《永乐大典》遭受空前浩劫，绝大部分被焚毁，幸存少数亦为侵略军掠夺取走和散落民间。到1912 年，教育部从各处搜集到《大典》残帙仅六十四册，便将其中六十册发交京师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前身，今国家图书馆），另外四册暂时存留在教育部，后来这四册亦交给了京师图书馆。后经北京图书馆有识之士的不断努力，又陆陆续续购进三十一册，连同原有的六十四册，一共有九十五册了。在 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北京图书馆上海办事处把六十册《大典》装箱，与其他贵重书籍一并从上海运至美国，寄存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另外三十五册分藏上海、北京两地，直到 1945 年抗战胜利，
才重新集中到北京图书馆。这里应当强调指出，寄放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六十册，在上世纪 60 年代初台湾“中央图书馆”取走，至今没有同国家图书馆的《大典》一并收藏，但其产权当属国家图书馆。

抗战胜利后，北京图书馆又增藏十一册，都是从北京、天津两地买进的，到北京解放前夕，已有《永乐大典》一百零六册了。

解放后，我们中华民族走上了统一富强的康庄大道，再也不怕列强抢夺强买，《永乐大典》也结束了颠簸流散的命运。一些友好的国家，对《大典》的收集回归起了很好的作用。 

1951 年 6 月苏联彼得格勒（今圣彼得堡）大学东方学系图书馆，把帝俄时代从中国掠走的《永乐大典》十一册，送还我国文化部。1954 年 6 月，苏联列宁图书馆又把原藏满铁图书馆的五十二册，送还我国外交部。这里要讲一下满铁图书馆收藏《永乐大典》的情况。满铁是南满洲铁道 株式会社的简称。清末，日本掠夺到东北地区统治权后，经营铁路，并沿着铁路把触角延伸到东北腹地，垄断矿山、钢铁、海运，还涉足政治文化领域，成为其侵略政策服务的满铁大连图书馆， 贮藏中国典籍达四十万册，其中《永乐大典》就有五册。30 年代，江南第一藏书楼嘉业堂主人刘承幹的一个姨太太因为赛马失利，拖欠外债，要处理家中藏的四十九册《永乐大典》，条件是不能分散出售，必须汇总成交。日本东洋文库很想买下，但当时的财政状态难以做到，便告知满铁总裁松冈洋右，由满铁买下，满铁大连图书馆收藏。这四十九册连同图书馆原藏的五册，合计五十四册。苏联送还的是五十二册，少了二册，缺失的二册共四卷，或毁于战火，或散落民间，它们的卷号是四八二、四八三、四八四、一二三一九，尚待求访。同年，苏联科学院又把《大典》“梦”字韵的一册，送还我科学院访苏代表团。苏联政府三次将《永乐大典》归还我国，是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的具体表现，中国人民对这份崇高的友谊表示由衷的感谢。

1955 年 12 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即东德）总理格罗提渥访问中国，在北京市各界欢迎代表团大会上，将原来保存在莱比锡大学图书馆的三册《永乐大典》和义和团的旗帜交还我国。

党和政府对古代文化遗产极为重视，文化部与北京图书馆特地联合举办了《永乐大典》展览，宣传《永乐大典》的价值及其遭遇，激发人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国内许多公私藏书家在爱国主义精神的感召下，从大局出发，纷纷把自己珍藏多年的《永乐大典》残存本捐献国家。1951 年 7 月在商务印书馆董事会上，由张元济老先生提议，经董事会通过，将商务印书馆涵芬楼收藏的《永乐大典》二十一册，捐献中央人民政府。当这批《大典》由沪起运北京时，特将全书移到张老先生病榻前。他摩挲翻阅，殷殷作别。可见老人与《永乐大典》感情是何等深厚。

1958年4月11日，北京大学国学馆副馆长梁思庄（梁启超之女）、耿济安两位携带《永乐大典》4册送交北京图书馆统一收藏。这4册内容是郦道元《水经注》的后半部，前半部也是4册，早在1951年商务印书馆董事会已经捐献了。《永乐大典》本《水经注》，配成全书，这是学术界、图书馆界值得庆贺的大喜事。

一些私人藏书家，纷纷向国家捐献自己珍藏多年的《永乐大典》，开创了私人捐献的豪举，亦充分表现了他们的爱国情操。私人捐赠《永乐大典》的第一人，是在北京图书馆工作的顾子刚，他捐献三册，其中二册《大典》原是徐世昌送给他的弟弟徐世章的，是顾先生在天津买到的。这里还要讲一下琉璃厂王掌柜卖书的故事。王掌柜名富晋，他开设的富晋书社已有四五十年的历史，算是老字号了。早年他购得扬州吴氏测海楼藏书，店中以多善本孤本著名。但他有一册《永乐大典》，是从蓬莱慕氏家所得，秘不示人，一心想卖大价钱。新中国成立前有好几个藏书家想买下，如果不是王掌柜开价惊人，这一册《大典》早归他人所有了。新中国成立后，他看到党对文化遗产十分重视，爱国思想亦提高了。他一想：“这到底是人民财产，应该归还人民，价钱便宜点给政府吧！”于是在 1951 年 7 月，欣然把这一册《大典》卖给了文物局。1951 年 8 月天津市副市长周叔弢，北京蒙古族藏书家赵元方，张季芗、陈李蔼如、赵万里捐献《大典》各一册。以上所述均是京、津、沪三地藏家的事，这里再讲一下远在南国广东藏书家，在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的郑广权捐献《大典》的事迹。广东顺德翰林欧家濂藏有一册，欧死后，其家人出售遗书，郑广权购得此册。日寇南侵时，郑先生的藏书亦散佚了，后经多方查访，终于知道该册《大典》下落，郑先生又花大价钱购回，失而复得，再送交政府收藏。郑先生的爱国情怀，是多么高尚啊！上面说的这些公私藏家的捐献，基本上都是无偿 的。50 年代初，立国未久，又加抗美援朝，国家不可能支付丰厚的奖金。奖状是有的，由文化部颁发，上有部长沈雁冰的签名。可以说当时主要是精神上的鼓励。时下，不少人亦搞收藏，但大多着眼于升值，一心想发财，两者相比，真有云泥之别，不可同日而语了。

80 年代，《永乐大典》在山东、上海有了新的发现。山东掖县农民孙洪林家有卷三五一八、三五一九“门”字一册。此书原是孙家老太太穆氏出嫁时带来，当时作为挟绣花图样之用。此书长期留在孙家，但保管不善，纸页有损伤。为何山东民间藏有《永乐大典》？估计清末义和团不少人来自山东，在京拾得带回。1983 年掖县文化馆发现后告知北京图书馆，该馆善本部派王玉良等人迎回，并对孙家作了奖励。又上海图书馆从抄家物件中发现一册《大典》，卷七三二二、七三二三、七三二四“郎”字，原为颜惠庆藏。1983 年 10 月由其婿美籍华人孙以庄正式捐赠上海图书馆。以上两册，昔日中外学者调查《永乐大典》时，皆不知其尚存世间，这实在是新的发现。 

2011 年国家图书馆在调查全国古籍时，又传来好消息：加拿大华商袁葰文有《永乐大典》一册，为卷二二七二、二二七三、二二七四，凡三卷。经多方努力，袁女士同意捐赠国家。2013 年 9 月 30 日正式入藏国家图书馆。国家图书馆为收集《永乐大典》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努力，使馆藏《永乐大典》骤增，达到二百二十二册，连同上海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所藏的各一册，达到二百二十四册，成了全世界珍藏《永乐大典》最多的国家。

民国以来，不少出版机构与私人收藏家影印过《永乐大典》。民国五年（1916）上海商务印书馆首开启《大典》影印之先河，将海监张氏所藏《忠传》一册（卷四八五、四八六），作为《涵芬楼秘笈》十集中的第一种影印出版。继之者为上虞罗振玉，在日本访得富冈谦藏所藏的卷 一四六二八、一四六二九“部”字一册，其内容为《宋吏部条法》。罗氏极为宝爱此书，于民国六年（1917）刊入《吉石盦丛书》。以上两印本，前者为缩小影印，后者为排印。民国十五年（1926）藏园主人傅增湘将其私藏的《大典》卷二六一○、二六一一“台”字一册影印，这是首次全部仿照原本影印的，傅氏颇为自得，其云“庶几得此影本者， 犹有中郎虎贲之似也”。上世纪 20 年代，吴兴南浔嘉业堂刘承幹又影印私藏的卷七五四三，此卷为佛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与刘氏笃佛有关。30 年代影印《大典》之风，波及中外，颇为兴盛。1930 年日本东洋文库将其收藏的五册十一卷影印。1938 年日本东洋研究会影印了卷二六○八、二六○九的一册。从以上这些影印来看，大多是偏爱自己的私藏和感兴趣的那一册。这种零星影印，缺乏系统性和统一安排，其对《大典》的研究，充其量不过聊胜于无而已。 

建国以后，苏联和民主德国先后归还《永乐大典》67册，国家规定散藏各地图书馆的《大典》，一律交北京图书馆统一保管收藏的措施；一批藏书家纷纷把珍藏的《大典》捐赠国家；北京图书馆与世界一些重要图书馆建立图书交换业务。这些客观因素，为大规模影印出版《永乐大典》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国立北平图书馆

50 年代，在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秘书长齐燕铭和中华书局总编辑金灿然的倡导下，中华书局开始影印《永乐大典》，首先于 1959 年将“乌”字一册三卷（卷二三四五、二三四六、二三四七）影印，其尺寸规格，封面装帧，一如副本，以使读者一睹《永乐大典》原样风采。1960年把当时收集到的七百三十卷影印出版。影印本为三十二开朱墨两色套印线装本，凡二十函二百零二册。这是《永乐大典》诞生以来第一次大规模刊印。此后近三十年来，中华书局又多方调查和联系，征集到六十七卷， 仍为朱墨两色套印线装本，共二函二十册，于 1982 年出版。为方便读者，中华书局还将七百三十卷与近出的六十七卷，凡七百九十七卷，并附录连筠簃丛书《永乐大典》目录六十卷，影印为十六开精装本，分装十册，1986 年出版。2012 年又再次重印，又增加了从海外新收集到的十六卷，这样共计八百十三卷，尚缺国图新近收藏的“湖”字三卷和赵万里所捐“货”字二卷，但这仍是到目前为止《永乐大典 》收录现存残卷最为齐全的影印本了。 

自从60年代中华书局影印《永乐大典》之后，近数十年来，中外不少出版社影印过。1962年台湾世界书局以中华书局七百再三十卷影印本为基础，增补了台湾所藏的五卷，柏林人种博物馆七卷，共七百四十二卷，凡一百册影印出版。八十年代以来，日本八木书店影过日本天理图书馆收藏的十六卷，合装一册。日本大化书局亦有影印本，共收七百五十四卷，分装十册。1983年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前身）影印“门”字一册，此册为山东掖县新友现的，全书规格尺寸，一如副本。

国家图书馆

为更好地抢救、保存和研究利用《永乐大典》，2004 年，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呼吁“全世界《永乐大典》收藏机构、收藏家及有识之士予以合作，大力支持”，慨允借用和拍摄原书。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投入巨资，启动仿真影印《永乐大典》工程，经历三年的努力，于 2004 年率先将中国大陆所藏一百六十三册《永乐大典》影印出版。仿真本从版式、行款、用料、装帧等全仿嘉靖副本，使国宝化身千百，垂之永久。之后，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又将搜寻的目光投向海外，经多年不懈努力，终于有所收获——2013 年以来，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相继出版的《永乐大典》影印本有：珍藏于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的三册（卷七七五六至七七五七、八八四一至
八八四三、九八一），其中，卷九八一内容为首次披露；“湖”字韵卷二二七二至二二七四，原为加拿大华裔袁葰文女士所藏，共三卷一册，从封面至纸页皆无缺损，品相完好，字迹为端正的馆阁体，内容为有关“湖” 字辞汇的唐、宋、元诗文；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葛思德文库（Gest Collection）所藏二册（卷一四九四九、卷二○三七三），前此未收入任何影印本。 

纵观以上各家影印本，收采卷帙之齐全，当推中华书局影印本，印制之考究乱真，非国家图书馆仿真本莫属，该访真体不仅方便阅读，而且是典籍中之收藏珍品。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