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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观慎择，义直而不回 字斟句酌，事信而不诞 ——重修《东阳市志》人物卷撰稿手记 吴立梅 《东阳市志》的重修，迁延八年之久后，终于在配备人员、确定纲目后于2017年11月重新启动。我负责人物卷的撰稿。 古来方志半人物。人物是志书的灵魂，方志学大师章学诚曾言“邑志尤重人物”，把人物志看成“志中之志”“书中之髓”。这是因为人物是一地人文最集中的体现，系一方人文的标杆。因此，方志界历来有“地以人贵，人以地传”“人物为一郡之柱础，乡邦之光耀”之说。阅读一地的方志，看其人物的数量和档次，大体上可以感知该地的人文底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重修《东阳市志》的人物卷，某种程度负有呈现东阳建县1800余年人文的责任和使命。 面对綦重的责任和使命，心怀惕厉，不敢懈怠。初心欲使成稿的人物卷成为较为完善的信史。为达成这一目标，采取了如下做法。 一、重起炉灶 需写的人物，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旧县志和1993版《东阳市志》已有的人物，另一类是这些志书没有的人物。志书没有的人物，毋庸赘言，自然需要新撰，无所谓重起炉灶，这样的人物占了人物卷的三分之二。需要重起炉灶的是志书上已有的人物，这类人物在1993版市志上有121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修志理论的完善，检索手段的进步，人物资料的发现，对原有人物传记传略（以下略称“记略”）必须重新审视，重起炉灶，绝不能图省事一抄了之。吕祖谦主张“君子之立论，信己而不信人”（《东莱博议》），因此在撰稿时须防止被前人牵着鼻子走，迷失自我，而是将前人的成稿仅仅作为人物资料的一部分，在能搜集到的全部资料的基础上予以全面客观地综合分析，然后下笔，在时代意识、文化意识和质量意识的控引下竭力保证人物稿最大限度地达成信史的目标。 二、慎选人物 慎重遴选人物，是人物卷撰稿的第一步。 人物遴选的前提，首先是数量的确定。数量的确定，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重修市志的篇幅，2022版市志，由1993版的1册扩至6册，体量增加了5倍；二是参考邻近县市二轮修志入编人物的数量，譬如2011版《义乌市志》，入编318人，东阳的户籍人口和地域均大于义乌，也应该与之相当。综合考虑，计划入编人数在300～350之间。 其次是入编人物的质量。东阳建县已有1800多年，按照入编人物的计划数，平均到每个世纪，不到20人。因此，必须保证入编人物的质量。入编的人物，应该是在限定籍贯和时间的前提下，东阳历史上地位、作用和影响最为显著者。 籍贯，主要为东阳人。加了“主要”，是因为有些籍贯不是东阳的人，长期生活在东阳，其主要活动、生平贡献也在东阳，在东阳有地位和影响，也在入编范围。譬如定居南溪的杨芾。还有任职东阳的主要官员和领导，任上颇有政绩和贡献，或在某一领域甚有影响，也在入编之列，这些人有晋代的孙统，唐代的戴叔伦，宋代的鲍安上，明代的黄仲芳等，清代的陈龙骧等，当代的张利一等。 而由于东磐分县，安文、盘山、玉山等地划入磐安。这些原东阳属地，至少有1770年是东阳境域的组成部分，其上的人物，固然是磐安的骄傲，但这些人物生存的年代和活动的地域，大都在“东阳”冠名之下，他们也都是其生活年代名正言顺的东阳人。部分人物，屡见于东阳之方志家谱，而且与当代东阳人存在血缘关系。原已撰写记略的王豪、陈宗誉等计19人及附传9人，均按照东阳现在境域，不越境而书，予以割爱。划归诸暨的岭北周人马义生等也照此处理。 时间，起自公元195年吴宁县建置，讫于2018年12月31日，其间的已故人物。 地位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在职位、职称、荣誉上有明确的杠杠，但在文学、艺术等方面就很难用一把尺子去衡量，须站在一定的历史高度审视。 作用和影响，“人物必大节卓然，义行必为善足风”（戴震《乾隆汾州府志例言》）。作用和影响当然以正面为主，提供正能量，但也不妨碍“恶足以垂戒”的反面人物入编。反面人物的入编，关键不在于“写什么”，而在于“怎么写”。至于有些功过兼有的重要人物，则有功记功，有过述过，一分为二，实事求是，还历史人物本来面目。譬如曹冠，为秦桧门客，但文辞典赡，著述颇丰。赵祖鹏，虽宏才博学，著述繁富，但也不讳言其依仗女婿权势，多为贪横。知县黄文炳，既肯定其丈田平赋，博采广求，殚精竭虑的劳绩，也写其丈量期间，就观南上湖定武兰亭碑而起贪念，将碑石踢而投诸地，裂为三块。 人物的遴选以当入则入为原则，不追求厚今薄古或详今略古，当厚则厚，当薄则薄，当详则详，当略则略。有德可敬，有事可列，有功可叙，有言可记，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足以垂范后世者，均为遴选之对象。遴选时，适当考虑人物在时空和行业上的分布。就时间而言，唐代、南宋、民国和当代是东阳人才和人物出现的高峰期。就空间而言，南乡和北乡，城镇和乡村，山区和平原，不畸轻畸重，当选则选。就行业而言，东阳作为教育之乡、建筑之乡、工艺美术之乡，在人物的遴选上都应有所体现。因此，郭钦止等书院义塾的创立者及许谦等一大批教育家、著作家，陈声远等泥木工匠，邵逸轩等美术家及马富进、郭金局等竹编木雕艺人均在入编之列。 虽然原则上是如此，但由于年代越早，人物资料越少，能入编的人物也就相应较少。最后结果是入编322人。其中传记70人，按其主要生活年代、思想倾向和事功，晋1人，唐5人，宋11人，元4人，明4人，清10人，现当代35人。传略252人，汉1人，三国1人，晋1人，南朝2人，唐9人，五代3人，宋36人，元7人，明54人，清49人，现当代89人。现当代人物共计124人，占总数的38.5%，欲古今平衡，不详今略古、厚今薄古也难。 人才遴选的层次上，高官固然应考虑，因为其施展的平台和影响不同于一般人。但旧志入编人物往往只着眼于官宦士绅，甚少涉及民间奇才特艺之士。对于民间工匠和技术能手，《人民日报》曾指出：“匠，乃罕见之人才；技，乃稀有之能力。'匠’与'技’从古时以来，一直是伴随着劳动者的光荣的称谓，代表着'能人所不能’的自豪，支撑它的是知识，是经验，是长久的训练乃至独一无二的传承。”（该报2014.4.28《“匠”与“技”的光荣》）本次重修，力求有所突破。如火腿业的孙世春、席草业的骆祖舜，以及前述之泥木工匠、竹编木雕艺人。而音乐、戏曲、曲艺人士，旧时代归于“倡优皂隶”一类，属于下九流之列，明清法律规定他们及其子孙三代不得参加科举考试，旧史志上自然没有他们的地位。本次重修，增加了赵松庭、吴荣春等人。 三、广搜博采 资料是撰写人物的基础，必须尽可能齐备，将能搜集到的资料网罗殆尽。只有在充分掌握资料的基础上，才能使入志的人物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真实。顾炎武就说：“必网罗天下志书略备。”（《营平二州史事序》） 一般而言，人物的层级和入编史志的级别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能进入封建社会正史的人物，其地位、作用和影响毫无疑问处于最高层级。正史以下，依次为省府县志及相关文献。此外，列名常用工具书的人物，其地位和影响，自然也不同凡响。 国家级史书有二十六史、起居注、《四库全书》、明清实录等。二十六史即所谓的正史，是封建时代最为权威的史书。正史列传的东阳人有17人，提及的有50来人。起居注和实录略等于每日的大事记，涉及国家大事、官员任免等，其时间和事实的准确性相对较高。《四库全书》搜罗宏富，嘉惠史志。本次撰稿，涉及的官宦人物，均涉猎参考了上述史书。 工具书列名的人物，都经过甄别遴选，自然应该关注。这类工具书有《辞源》《辞海》《民国人物大辞典》《浙江省人物志》《浙江历代名人录》《浙江古今人物大辞典》等二十余种。 省、地、县三级志书，市内各部门志、各街道镇乡资料长编、相关镇志村志、相关姓氏文化志都是必须参考的对象。 其他方面，有相关档案。相关方志：籍人在外地做官的，应查阅其宦地的方志。相关报刊：利用《申报》等报纸和相关刊物，了解相关人物的活动。相关人物、相关学人的著作（含日记、笔记、信函等）。相关谱牒：谱牒能提供人物比较准确的生卒日期及直系旁系族亲。譬如程本达起义，从《荆湖程氏宗谱》中明确程的卒期，即被吴诰荣诱杀的具体时间为咸丰十一年（1861）五月十四日戌时。查《延陵垕堶（此字上下结构，石＋土）吴氏宗谱》，吴诰荣的卒期为咸丰辛酉（1861）五月廿二日申时，亦即程本达死后8天程本通为弟报仇将吴诰荣处死的时间。这两个时间点都比较重要，而民国志稿等有关程本达的叙述都与此相差一年半之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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