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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去看了苏州博物馆西馆展出的青州龙兴寺北朝造像，非常优美，大受感动。于是，许下愿心，把我所读所知所感关于青州北朝造像的内容都整理在文章中。 （参考书目见文末）  1996年，在今天青州市西北部市博物馆的南侧，龙兴寺遗址的王字形宫殿殿基之北发现北宋时期埋藏的窖藏，出土佛像四百余尊，其中以北魏末至北齐时期的造像数量最多，举世瞩目。而关于青州北朝造像的种种，就从青州历史说起吧。 青州，最早见于《禹贡》：“海岱惟青州。”《吕氏春秋 有职览》列述“何谓九州”时曰：“东方为青州，齐也。”，十六国时期青州属鲜卑慕容氏建立的南燕。东晋义熙五年（公元409年）刘裕统军攻打南燕，次年青州归入东晋。永初元年（公元420年）刘裕代晋自立，国号为宋，青州便成为了刘宋版图的一部分。至北魏皇兴三年（公元469年），东阳为北魏将领攻陷，青州又变为北朝的重镇，历经北魏、东魏与北齐的统治。 展开地图，彼时的青州位于今天的山东中部地区。历史上自东汉末年，青州一直是控扼南北的重镇，更兼“左有负海之饶，右有山河之固”。《北史 齐本纪》中称：“并州之太原、青州之齐郡，霸朝所在，王命是基。”  （魏晋时期的青州） 在南朝统治的近六十年中，青州的佛教沿习中原旧习，重视义理的辨析与研究，这也是晋宋时期南朝佛教的风尚。早在公元4世纪（西晋末年至十六国时期），青州便多有世家大族的子弟出家受业： 竺潜，字法深，姓王，琅琊人，晋丞相武昌郡公敦之弟也。年十八出家，事中州刘元真为师。——《高僧传 卷四》 琅琊为青州所辖，而王氏更是琅琊的世家大族。至公元5世纪（南朝晋宋时期），青州仍然多出高僧，崇尚讲诵经文，论说义理： （释僧远）年三十一，始于青州孙泰寺南面讲说，言论清畅，风容秀整，坐者四百余人莫不悦服。——《高僧传 卷八》 而江南流行的“观音应验”，也就是通过念诵《观世音经》或“观世音”的名字即可解厄救难的信仰，也为青州所信奉。 因此，在归入北魏之前的六十余年中，青州佛教造像与江南地区的风格一致，“仅闻铜木，不见石雕”。在公元469年为北魏占领之后，长达半个世纪，这一情况似乎并没有显著的变化。青州龙兴寺出土最早的造像是北魏永安二年（公元529）韩小华造像碑，而青州以西的北魏地区，石质造像纪年最早可追溯至太平真君元年（公元440年）。经过近九十年之久，青州的礼佛习俗才逐渐与北朝接轨。  （北魏永安二年韩小华造像碑） 北魏将青州纳入版图后不久，就将青齐的豪族与平民北迁到代郡一带，称为“平齐户”或“平齐民”，青州的氏族名士也在北魏孝文帝的改制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将南方的文化逐渐融入北朝。北魏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孝文帝自平城（今山西大同）迁都至洛阳。地处南北交界的青州，佛教文化深受双方的影响。 至北魏末年，动荡寇乱迭起，河北流民聚集于青齐之地，数量多达十万余户。建义元年（公元528年），幽州前北平府主簿河间邢杲将这些流民收为部曲后自立为汉王，曾在潍水率部击破前来讨伐的北魏车骑大将军李叔仁，在永安二年（公元529年）却兵败于齐州： 上党王（元）天穆、齐献武王（高欢）大破邢杲于齐州之济南。杲降，送京师，斩于都市。——《魏书·孝庄纪》  北魏末至东魏，青州的造像中绝大多数带有背屏，佛像着宽袍大衣，衣着厚重，身材单薄，肩部低垂，颧骨微突，呈现清俊儒雅的形象，史称“秀骨清像”“褒衣博带”。这一形象原为南方上层流行，经过孝文帝推行汉化改制而融入到北方的造像文化中，又随着河北流民的石雕工艺传入青州。 自东魏末期，青州造像开始出现另一种风格：圆雕造像增多，衣裙质薄透体，纹褶舒叠下垂。佛像面相丰硕，矮髻螺发，五官细致圆润，与之前的秀骨清像大不相同；菩萨的面部更为丰腴，多低眉垂目作思索状，不似之前多浅露会心式的微笑。充分刻画身体曲线，腰肢明显收缩，腹部微鼓，璎珞更加繁复，筒状长裙贴身而下。此种风格至北齐更加突出。 更有一部分造像外施彩绘，多于袈裟上画出水田状框格，其中描绘各种形象。《华严经》尊奉的佛祖为卢舍那佛，此种造像即卢舍那法界人中像。 一切刹土及诸佛，在我身内无所碍，我于一切毛孔中，现佛境界谛观察。——《华严经 卷四 卢舍那佛品》  （彩绘菩萨石雕立像 北齐） 至此，佛教造像艺术中，独特的“青州风格”出现。这一风格与印度佛教造像中的笈多艺术有着密切的联系。 何谓笈多艺术，这就说来话长。释迦牟尼在印度创立佛教之初，并不存在造像，因为教义所述，佛身不可造作，不可测，不可言长短，所以传播佛教与图像无关。 在佛陀涅槃二百年后，孔雀王朝阿育王时代（公元前268-232年）佛法大兴，也仅以白象、（佛）足印和菩提树等作为佛的代表来崇拜。随后巽伽王朝统治的一百多年间，历代帝王虽信奉婆罗门教，但仍然保留了佛教的艺术传统。直到大月氏人在印度建立的贵霜王朝（公元1世纪-320年），在国王迦腻色迦统治下达到鼎盛，崇信佛法，佛教艺术也进入了新的阶段。 在迦腻色迦统治时期，印度的佛教造像形成了两大中心：犍陀罗艺术（位于古印度西北部，今巴基斯坦西部、北部与东阿富汗）与秣菟罗艺术（位于印度北方邦一带）。犍陀罗艺术深受希腊罗马雕像的形象，重视写实，长方形脸，深目高鼻，衣纹厚重，神情肃穆；秣菟罗艺术则受到印度本土其他宗教神像的影响，重视表现佛的神秘超脱，线条流畅，薄衣透体。笈多风格即由秣菟罗艺术衍生而来。  （犍陀罗佛像残件） 公元4世纪初，印度建立笈多王朝，至国王笈多二世（公元380-414）时，国势大盛。这一时期，佛教造像继承了秣菟罗艺术的总体风格，融入部分犍陀罗的特点，形成了独特的笈多造像艺术的风格：脸圆颊丰，双肩宽阔，头部多见小螺发，衣薄贴体，背光饰以莲瓣、唐草花纹，极尽华美，多为秣菟罗遗风。这时期佛多着通肩衣，取自贵霜犍陀罗造像，只是对衣纹的处理上舍去了写实的手法，代之以程式化的仿泥塑贴条手法为主的表现形式，即笈多秣菟罗样式：湿衣佛像。  （笈多时期的秣菟罗佛教造像） 笈多风格又是如何传入青州的呢。一则公元6世纪初，南方梁武帝多次迎奉天竺佛像，更有扶南、天竺的沙门浮海东来。翻开《南史》，梁朝多有“聘于齐”的记载，南北使节往来频繁。南北交界之处的青州吸收了来自南方的佛像风格。 二则北齐深受葱岭东西众胡国和天竺的影响。印度的佛教艺术风格早已传入西域各国，龟兹、粟特亦盛行佛教，而北齐以鲜卑后裔自居，对葱岭东西诸国来人大加宠幸。粟特之昭武九姓曹姓中，中就有精于绘制梵像的北齐著名画家曹仲达，后世对他的风格概括为：“曹之笔，其体稠叠而衣服紧窄。故后辈称之曰：吴带当风，曹衣出水。”这与笈多艺术的“湿体薄衣”颇有相近之处。游历天竺的高僧，浮海而归，也多在青州登岸，译经讲学。 三则这一时期，北齐上层偏好胡俗，提倡鲜卑化，佛教造像一改北魏孝文帝以来的“褒衣博带”式服饰风格，接受多种形式之薄衣叠褶的印度服制。佛像的“天竺化”，北齐相比同时期南方的梁陈和西部的北周都更为积极、彻底。 在这种种因素的影响之下，笈多艺术风格融入青州造像之中，形成了青州造像这飘逸轻盈，曲线曼妙的独特风格。  最后再说一说出土青州造像的龙兴寺。元代书中关于龙兴寺的沿革有记录： 碑阴金人刻曰：“宋元嘉二年（公元425年）但呼佛堂。北齐武平四年（公元573年）赐额南阳寺，隋开皇元年（公元581年）改为长乐，又曰道藏。则天天授二年（691年）改名大云。玄宗开元十八年（730年）始号龙兴。”——《齐乘 卷四》 北齐武平四年，娄定远于寺中所立的《司空公青州刺史临淮王像碑》云： 南阳寺者，乃正东之甲寺也。即左通阛阓，亦右凭涧谷，前望窟磐，却邻泚弥。层图迈于涌塔，秘宇齐于化宫。 佛寺规模极为宏大。 开元年间，著名书法家北海太守李邕为题写：“龙兴之寺”。直到中晚唐迄五代宋初，龙兴寺犹未衰微。北宋仁宗时，寺曾重建，并增设殿亭。北宋记载龙兴寺曾有老柏院，院中原有布衣张在的题诗： 青州布衣张在少能文，尤精于诗，奇蹇不迂，老死场屋。尝题兴龙寺（当为“龙兴寺”之讹误）老柏院，诗云：“南邻北舍牡丹开，年少寻芳日几回，唯有君家老柏树，春风来似不曾来。”大为人传诵。文潞公（彦博）皇祐中镇青，诣老柏树，访在所题，字已漫灭。公惜其不传，为大字书于西廊之壁。——《渑水燕谈录》 至金朝皇统六年，济南孙慤根据李邕所书“龙兴之寺”四个大字的拓本，将这四字摹刻于《娄定远像碑》碑阴。  龙兴寺渐入衰败，而至元末毁于兵火。明代洪武初年，齐王扩建藩邸，寺址与迁向青州城内东、南两方的衙署和居民往来不便，终于没为废墟。 直至1996年在此处发掘出佛像窖藏，内藏400余尊佛像，多数为东魏和北齐时期的造像，且都存在人工毁坏的痕迹，佛像多有碎裂。但窖藏中的佛像排列有序，较完整的放置于中部，头像置于坑壁，且铺盖苇席，撒有钱币。与之伴出的最晚器物为北宋时期的白釉碗，这大概是窖藏的封闭年代。这些佛像被毁的原因为何，又为何被收藏于此。其中种种，就不得而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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