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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宋军的节节败退，元军的铁蹄声距临安越来越近了。 1275年（宋德祐元年，元至元十二年）三月初，伯颜进抵建康城下，宋都统徐旺荣迎降，导元兵入城。
元兵不费一刀一枪便占据了这一被誉为虎踞龙蟠、“拱护腹心”的战略要地，随即分兵四出，攻略四边州县，建立进攻临安的前进基地，以控扼南宋之命脉。 1、谢太后的“诏书”谢太后为能维持残局，于四日拜王爚为左丞相，次日再拜陈宜中为右丞相，并都督诸路军马；颁下《罪己诏》，以求唤回民心，恢复被贾似道迫害致死的大将吴潜、向士璧官衔，以激励士气。 三月中旬，“有星二斗于中天，顷之，一星陨”。相信天命者对这一极不合时宜的不祥天象大感惊骇，被吓破了胆的官吏纷纷弃官逃出了京城。 谢太后见朝堂上门可罗雀，不禁大为感伤，命人揭榜朝堂警告道：
宋廷只得挖空心思再找乞和途径，设法与降元已得重任的原宋大将吕文焕、范文虎等联络，希望他们能顾念故国危亡，出面斡旋，请求元廷同意“和议息兵”。 2、乞和之路如何被堵死？不料宋廷派出的使臣刚与吕文焕等人接上头，吕文焕回书为自己叛降开脱、并婉拒从中斡旋之时，元廷派来临安的使臣却被南宋边将所杀，这使南宋君臣大为惶恐。
原来，忽必烈所遣入宋使臣廉希贤、严忠范等到建康后，要求伯颜派兵护送入临安。 廉希贤一行取道太湖西面南下，于十五日来到独松关时，张濡率兵掩杀护送的元兵，严忠范被害，廉希贤重创被执，于送往临安的途中死去。 伯颜闻讯，即致书谴责宋廷。宋廷得知廉希贤等人来使的真实意图后，追悔莫及。 但张濡击杀严忠范等人后，以功受赏知广德军的消息，已为元人所知晓，所以伯颜指出陈宜中的申言是“宋人谲诈为计，以视我之虚实，吾当就而用之”，决定遣行省议事官张羽等携带徐王荣给陈宜中的答书，随宋使同往临安，“观其事体，宣布威德，令彼速降”。 张羽认为宋廷对各地士卒已失去了控制，故此去必定凶多吉少。果然他们行至平江府，皆为宋戍卒所杀。元使入宋，其真正目的当然并非是为了息兵通好，但宋人两度误杀元使，使宋廷欲于元军南下临安之前乞和的企图彻底破灭。 但颇令宋廷疑惑的是，南宋士卒杀戮元廷使臣的行为，却并未立即引起元廷的激烈反应，且元军攻击临安的步伐也大为放缓。原来，元廷的进军行动也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3、元军有多缺人？伯颜主力顺流东下，势如破竹，控扼了南宋长江防线，但随着战线拉长，有限兵力难以应付形势的迅速发展。 据《元史·兵志》载，当时元军“新下江南三十余城，俱以兵守，及江北、淮南、润、扬等处未降，军力分散，调度不给，以致镇巢军、滁州两处复叛”。 而在其他战区，为宋坚守或降后复又归宋的州郡也复不少，故使南征元军的兵力捉襟见肘，不敷调用。为能对临安宋廷发动最后之打击，必须要对兵力进行适当调整，故伯颜急向忽必烈请求增兵。
而最为忽必烈头痛的是北方宗王海都的势力再度崛起，不断骚扰西北，并开始进逼上都，迫使元廷不断调遣兵马北上防御。但为了保证南征不致功亏一篑，忽必烈只得从中原不断签发兵马南下增援。
这时，戍守鄂州的阿里海牙也向忽必烈告急道：
可一时间难以征发足够多的部队，据《史集》载，当时忽必烈只得“降旨把乞台国(即金国，此指金国所在的中原地区)的全部囚犯都送去，约有两万人”。 临行前，忽必烈训诫他们到前线去戴罪立功。有鉴于此，忽必烈还不得不对灭宋战略作出必要的调整。 四月初，阿里海牙攻占江陵。元军攻占了江陵城，使京西南路和荆湖北路完全脱离了宋朝控制，从而改变了荆湖元军孤守鄂州的局面，并割断了川蜀宋军与宋廷的联系，从整体上瓦解了南宋防御体系。 两淮重镇庐州、扬州等城此时仍在宋军控制下。 元军攻取扬州、平定淮东的计划，却因李庭芝率兵浴血拒战而未能如愿。 二十四日，伯颜正为进攻临安做着积极准备之时，忽然接到天子诏书：“以时暑方炽，不利行师，待秋凉马壮时再举。” 伯颜便与阿术、阿刺罕、董文炳等将领分析战局，认为宋军主力已大部被歼，宋廷赖以立国的长江天堑已为元军所控扼，宋两淮、川蜀、荆湖诸军已被割裂数地，无力增援临安；宋廷上下因连遭重创而人心惶惶，斗志全消，正当一鼓作气进兵灭宋。 忽必烈命伯颜缓攻的真正原因，是北方宗王海都的势力不断向东发展，夏初，忽必烈去上都避暑，险些遭到叛军袭击。面对南北两线必须同时用兵的危急时刻，忽必烈认为同为成吉思汗子孙的海都对自己威胁更大，故决定暂缓南攻，先定北敌，而再改主意，于五月下旬再次下诏，调回“极有方略”、“可属大事”的伯颜，欲让他统军北上阻击海都。忽必烈派近侍至建康面传圣旨，伯颜只好即日奉诏启程。
伯颜临行前，命阿剌罕为参政，代理行省事，自己绕道镇江会晤阿术、阿塔海等将领，嘱咐“所部水陆士卒甲仗务要严整，缓急适用，毋令怠惰”，要注意防范宋军的反扑，并抓紧战隙进行水陆训练整军。然后伯颜在吕文焕的护送下，渡江北行进京。 4、贾似道之死覆亡在即的南宋小朝廷，面对这一最后机会，却不知好好珍视，那些大臣们不思国家存亡大计，反为争夺权位而闹得愈加不可开交。 当初贾似道兵败丁家洲后，宋廷迫于朝野上下要求惩治贾似道的呼声日益高涨，遂罢去其平章军国重事、都督兵马之职。三月，御史陈过、潘文卿等联袂上书请窜贬贾似道，并治其党羽，宋廷乃捕翁应龙下狱，罢免廖莹中、王庭等人官职。 但由于元军步步逼近，连占无锡、常州等地，平江府守臣弃城遁逃，形势危殆，宋廷只得放下惩治罪臣之事，慌忙遣将抵御。此前，宋廷诏征诸将勤王多不至，独张世杰率军千里入京，“上下叹异”。 但宋廷对于自北南归的张世杰并不信任，至此迫于形势，只得耀升张世杰为保康军承宣使，出任总都督府诸军之职，期望他能挽回败局。 张世杰调遺部队收复了平江府、安吉州、广德军、溧阳县、金坛县诸城，兵势颇振。 元兵立即调兵反击，攻破广德、金坛等城。四月，张世杰又联合自淮东南下勤王的刘师勇部收复了常州。 于是，浙西不少降元的州县又反正归宋，与李廷芝、姜才率军坚守的扬州遥相呼应，加上元军主帅伯颜应诏北上，建康元军多取守势，由此南宋面临的严峻形势暂得缓和。 宋廷于是诏令张世杰、张彦与刚从淮东来勤王的知庆远府仇子真、淮东兵马钤辖阮克己诸军四道出兵，伺机收复建康，封住南宋京畿地区的北大门。 但战场形势稍得缓解，宋廷内部的党争却随之加剧。被谢太后视为国家砥柱的右丞相陈宜中，“实无经纶”之才，却“事多专决”，而与“在朝无所建明”的左丞相王爚论事每不合。 面对亡国危机，两人皆“不能画一策，而日坐朝堂争私意”，朝中众臣依附两人，分党立派，相互攻讦不已，而将军国大事置于一旁。 当时宋廷为激励州郡守臣将兵御敌，决意惩处弃城逃遁的官员，王爚以为可，陈宜中偏以为不可，称这“非盛世事，祖宗忠厚，未尝轻用之”。
但朝野要求惩处弃城而逃者的呼声甚高，陈宜中难以阻止，故弃平江府等城而遁的守臣潜说友等人皆受到除名、流放、抄没其家的处罚；弃官逃离京城的执政章鉴、曾渊子、文及翁、倪普等人也受到削官夺职、贬斥为民的处罚，降元将领吕文焕、孟之缙、陈奕、范文虎之家始被抄没。 六月，在朝野一片谴责声中，宋廷下诏诛杀贾似道的党徒翁应龙，籍没其家；廖莹中、王庭除名流放岭南，二人自杀于赴贬所的途中。 台谏、侍从官以及三学诸生随后纷纷上书朝廷请诛贾似道，贾似道不得已也上表自劾，称芜湖兵溃乃为夏贵、孙虎臣所误，乞求朝廷保全余生。 谢太后还是不想严惩贾似道，只是命淮东帅李庭芝将待在扬州的贾似道送至绍兴府守丧。 但绍兴守臣闭门不纳，迫使宋廷把贾似道徙居婺州，婺州人同样拒绝其入境，宋廷只得将贾似道谪居建宁府。七月，迫于舆论压力，宋廷终于作出了贬贾似道为高州团练副使，循州安置，籍没其家的决定。 福王赵与芮素恨贾似道，必欲杀之，便招募能杀之者押送贾似道赴循州。会稽县尉郑虎臣因其父曾遭贾似道诬陷流放，恨之彻骨，便欣然请行。 贾似道当时寓居建宁开元寺，侍妾甚众，郑虎臣一到建宁，即遣散其侍妾，迫其刻日登道，并撤去轿子顶篷，让贾似道暴行于秋阳中。郑虎臣还令轿夫哼唱杭州歌谣以谑辱贾似道，在途经南剑州(今福建南平)黯淡滩时，又暗示贾似道自尽以谢天下，贾以无诏旨为辞，不愿寻死。
5、扬州突围同年六月初一日食，“既，昼晦如夜”，人心更加恐慌。 谢太后下诏，削去自己尊号内“圣福”二字以应天谴，并命大臣各举才堪文武者，“虽在谪籍，亦听举之”，朝廷当不次任用。
但已于事无补，而且丞相王爚、陈宜中两人纷争不息，使朝廷许多措施难以实施。 权工部侍郎杨文仲为此亟上疏言：
王爚于是引咎辞位，谢太后便以王爚为平章军国重事，“一月两赴经筵，五日一朝”；陈宜中为左丞相，留梦炎为右丞相，并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兵。然而朝中纷争仍未能消弭。 宋廷时命张世杰等分道进兵，而陈、留二丞相虽兼都督军马之职却不肯出京督师，台谏不断上疏论奏此事。 王爚建言请“以一丞相于吴门建立督府，以督统诸将；不然，则己请行”。 陈宜中心中有愧，始与留梦炎上疏乞出京督师，谢太后命公卿杂议，却数日不能决断。侍御史陈文龙上疏道：
但一切如故，“庸懦无所长”的陈宜中、留梦炎依旧“日坐朝堂相争戾”。 就在不断争吵空谈中，宋廷陆续颁行了一些诏令，欲对南宋军队重作部署：
但因元军屯兵建康、镇江，占领了滁州、和州等地，并在峪溪口(今安徽芜湖西北)、焦湖(今巢湖)两次击败夏贵入朝勤王之师，从而与淮河一线元军对庐州形成战略包围之势，使得夏贵不敢轻离庐州，而李庭芝也因交通不便未能还朝，加上黄万石畏惧隆兴府逼近元军重兵镇守的江州，不愿自抚州移治，使得此次部署还未施行即告破产。
六月下旬，宋沿江制置使赵溍、枢密都承旨张世杰、知泰州孙虎臣等认为元军占据镇江、瓜洲，控扼长江津渡，截断了淮东宋军与临安宋廷之联系，应设法先予攻占，使宋军防线连成一片，故决定以战船万余艘列阵于镇江城北焦山下，并约常州守将张彦领兵趋镇江，控制长江南岸，扬州李庭芝兵出瓜洲渡，自江北配合，三路并进，欲合歼江南元军主力于建康至镇江一线。 二十七日，李庭芝为接应张世杰诸军，命都统姜才、副将张林率步骑两万乘夜进攻扬子桥元军，欲打通入江之路。 元帅阿术得报，急率军增援，清晨至邗河南岸列阵，遣骑军渡水攻击宋阵。姜才麾军布列三叠阵，先稳住阵脚，欲待敌军有隙可乘时鼓行攻击。 元将张弘范领十三骑首先冲入宋阵，几经冲荡，宋军阵势丝毫未动，而元骑丧失过半。 张弘范见无机可乘，佯败而退，姜才中计追击，跃马舞刀，直扑张弘范，宋军阵脚引动。张弘范回马大呼迎刺，河南岸的元军也万箭齐放。宋军猝不及防，阵脚散乱，相互践踏，顿时大溃。宋军将士死伤达一万八千余人，张林被俘，姜才亦肩中流矢，率残部杀开血路，退还扬州。宋军欲突破元军长围的行动失败。 6、焦山之败七月初，张世杰按原先约定进至长江焦山水域，不料扬州宋军因新败而未能再举，常州张彦竟然不发一兵一卒，张世杰、孙虎臣只得率领水军孤军作战。 张世杰令宋军以十船连接成一舫，泊船江中，规定没有号令不得移动，以示必死决战之心。如此战法，张世杰曾成功运用于郢州汉水阻击元军之战，这对长期以骑战见长的元军来说确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但此时元军水师已非昔比，其军力较宋军有过之而无不及。阿术聚集行省诸万户兵船于瓜洲，阿塔海、董文炳则集行院兵船于西津渡，分屯南北，与宋军对垒。 两军决战前，阿术、阿塔海等元军将领登上南岸石公山，居高临下指挥诸军作战。阿术发现宋军战舰虽多，兵卒云集，旌旗招展，阵势堂堂，但船大而密，相互连锁，不易机动，故兴奋地指点着江面对阿塔海说：“此可烧而走也。” 阿术命令张弘范率兵千人，乘船西掠镇江之西的朱金沙，以控制上游水面；万户怀都领步骑兵沿江列阵，防止宋兵登岸袭击元营；万户刘深率所部沿北岸趋焦山东北夹滩，绕至宋军阵后列阵；董文炳率部直插焦山南麓，自右边攻击；招讨使刘国杰自焦山左边进击，万户忽刺出直捣宋军中军。 这种两翼夹击、猛冲当中的战法，乃元军骑战中所常用者，现被套用于水战，也取得了很大成功，可见元军将领的水战技能大有进步。七月二日，宋、元两军正式决战。宋水军因多为海船，体积大而又相互连锁，无风便难以行动，而元军乘坐名为“水哨马”的小型战船，众桨划动，往来如飞，进退灵便。
两军激战一上午，难分胜负。阿术适时命令张弘范自上游顺风而下，循焦山北麓横冲宋军船队，又派千名强健的弓箭手乘大舰迫近宋船，顺风发射火箭攻击，宋舰篷樯相继起火，一时烈焰冲天，阵势顿乱。 宋军将士虽欲拼死作战，无奈因无命令不敢、也无法移动战舰，故多赴江而死。 张世杰等率后军突围，退走圌山(今江苏丹徒东北)，元军追击，俘获宋军海舟八十余艘，小型战船七百余艘。张世杰只得率余部南走，刘师勇退还常州，孙虎臣北去真州。张世杰再请宋廷增兵，欲继续北攻元军，但宋廷此时已无兵可遣了。 焦山之败，使宋军残存之师遭受了致命一击，自是不复成军，再也不能对元军的进攻组织起有效的抵抗。元军乘机将对长江的控制权东推至长江口，基本截断了淮东宋军南去临安的通道，迫使李庭芝只能困守扬州孤城“不复出”，而元军所获海舟，为其日后从海道进攻临安提供了便利。 7、致命的党争焦山大败，南宋最好的一支有生力量也已溃散，形势更趋恶化，但朝中宰相王爚与陈宜中之间的党争不但未见消弭，反而愈演愈烈。陈宜中自恃得到谢太后宠信，政事多不“关白”王爚，王爚十分愤恨，便借焦山之败上奏攻讦陈宜中，谢太后不允其请。 王爚于是让其子煽动临安府学生刘九皋等伏阙上书，攻击陈宜中擅权、党同贾似道数十事。 王爚所言的确切中了陈宜中的罪责，也点到了宋军出战不利、屡战屡败的要害，陈宜中不能分辩，便赌气弃相位而去，谢太后屡次遣使召之，不至。 迫于形势，王爚也要求罢政。谢太后因陈宜中的党羽不断上奏攻讦王爚，只得下令速捕伏阙上书的刘九皋等人，罢去王爚平章军国重事之职。宋末朝廷丞相无人，如王爚者甚平庸无能，但因其为人尚清修刚劲，值此国势危亡之际，“以元老入相位”，为天下所属望，此时因与陈宜中“不协”而去，使得民心更为离散。
但陈宜中还是不肯回京莅任，谢太后只得于九月将陈宜中罢相，并亲自写信给陈宜中的母亲，使勉谕之，陈宜中这才以祠官的身份入京侍从。十月，谢太后任命留梦炎为左丞相，重命陈宜中为右丞相，共同都督诸路军马。 就在宋廷之上争夺权力的内讧不断激化之际，元军再次大举起兵，势无可挡地逼近了南宋京都临安城。 （正文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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