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言 | 公司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可行性探究

作者：龚梦圆、赵阳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实际控制人隐蔽于公司股东之后，通过投资关系、亲属关系等途径实质控制公司，利用法人独立地位逃避债务、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情况屡见不鲜。《公司法》虽然特别设立了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用以突破公司独立人格、保护债权人权益。但该规定适用范围仅限于公司股东，对于实际控制人滥用控制权侵害公司及公司债权人利益的责任规制仍然存在法律缺位。

笔者近期办理的一起案件中，公司实际控制人非公司的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隐名于公司之后陆续转移公司巨额资产，致使公司丧失偿债能力，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无法实现。目前，该案一审已获得胜诉，基于该问题以及案件代理过程中的思考，探讨实际控制人扩张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可行性与必要性。

二、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认定

《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第三款规定，实际控制人是指虽不是公司的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公司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将现行规定的“虽不是公司的股东”几字删除，将实际控制人的身份范围扩大至股东，该修改对于持有少数比例股份而实际可以控制公司的小股东的身份定位进行了完善，较现行的实际控制人的定义更加确切与明晰。本文所探讨的实际控制人，仍仅限于不具有股东身份的人。

从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来看，认定实际控制人需着重考量行为人控制目标公司依赖的基础关系，以及作用于目标公司之上的意志因素、行为因素和结果因素。

1.实现实际控制目标公司的基础关系常见于以下几种类型：

（1）基于股权投资关系实际控制目标公司。一种表现为隐名股东通过股权代持方式，通过显名股东间接控制目标公司；另一种表现为通过间接持股关系控制目标公司，如实际控制人通过多层嵌套持股关系实现对目标公司的控制，这种控制多发生于集团公司、关联公司中。

（2）基于协议关系控制目标公司。如VIE结构下境外公司通过一致行动协议实现对境内公司的控制；还有通过表决权委托协议、企业托管协议等实现对目标公司的实际控制。

（3）基于亲属、家族关系实际控制目标公司。如通过夫妻、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婆媳以及其他家族、亲属之间的关系，一方通过这种亲密、信任、可操控的关系，实现对另一方持股目标公司的实际控制。

（4）基于特定职务和身份实际控制目标公司。如企业创始人、家族领袖利用自身的影响力和话语权直接影响和控制目标公司。

2.除具备实施控制力的基础关系外，更关键的是考量实际控制人作用于目标公司之上的意志、行为和结果因素，可综合从以下几方面判断实际控制人对目标公司施加的影响力和控制力。

（1）控制公司的人事、财务、公章、账册等重要印鉴和文件。比如在（2020）沪0115民初61051号判决中，法院认为实际控制人严格控制公司公章、银行卡、U盾、账册等公司的主要印章、文件，实际把控和影响公司经营管理。

（2）非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但长期对外代表公司意志行事，直接控制、决定公司的经营事项。

（3）控制或直接影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免、对股东会、董事会决策具有重要影响力。这种情况下，实际控制人利用影响力架空公司决策机关，往往先有决定后补程序，致使公司完全沦为个人规避风险的工具。

三、实际控制人适用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可行性

（一）实际控制人适用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理论逻辑基础

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来源于英美法系，2005年被引入我国《公司法》中，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法律承认有限公司具有独立于股东、成员的主体地位，目的在于鼓励投资、发展市场经济。但如果公司的独立地位被用于不正当目的，成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工具，在具体案件中就有理由突破法人制度的限制。

从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立法目的及理论逻辑来看，该制度本质在于否认公司独立责任能力，而非股东的有限责任，以保障债权人利益。实际控制人滥用控制权，将公司资产进行转移和不当输送，损害公司和债权人利益的行为，与股东滥用法人独立地位具有同质性，这也为实际控制人适用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提供了逻辑基础。

从司法审判导向来看，《九民纪要》倡导运用穿透式思维审理案件，已明确了关联公司适用人格否认制度。这种横向否认制度实质依然是基于公平原则考量在个案中否认法人独立地位，避免因固执于法人独立性而违背个案正义，亦为纵向否认即实际控制人适用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提供了操作空间。

（二）实际控制人适用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司法实践

2020年新修订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在新变更的第三级案由“277.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项下增加了“实际控制人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案由，为实际控制人适用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类案件在立案阶段提供了支撑。

司法实践中，法院在审理该类案件中所持观点普遍认为，实际控制人在存在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人格混同的情况下，可以类推适用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以矫正有限责任制度与债权人利益保护的失衡。

案件	法院认为
梁烜荣、梁伟娜等买卖合同纠纷(2021)最高法民申4488号	…力天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和发起人为安鹏、梁烜荣及梁伟娜，孙捷、杨超受力天公司实际控制人梁烜荣和梁伟娜的指示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监事，力天公司的经营收入已由梁烜荣和梁伟娜转入由其控制的关联公司泰裕公司；张冬平受泰裕公司实际控制人梁烜荣和梁伟娜指示代持股份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未参与公司经营和管理，该公司全部业务均由梁烜荣和梁伟娜负责处理。…一审、二审法院综合全案事实和证据，认定梁烜荣利用其实际控制人地位，转移力天公司财产，致使力天公司无力偿还丰亿公司债务，严重损害了债权人丰亿公司的合法权益，判令梁烜荣对力天公司案涉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结果并无不当。
柳振金、马永兰采矿权转让合同纠纷（2020）最高法民终185号	柳振金、马永兰采矿权转让合同纠纷（2020）最高法民终185号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该条确立的公司人格否认制度主要适用于公司及公司股东之间，对于非公司股东但与公司存在关联或控制关系的主体是否适用未予明确。本院认为，公司人格否认制度旨在矫正有限责任制度在特定情形下对债权人利益保护的失衡。非公司股东但与公司存在关联或控制关系的其他主体通过操作或控制公司而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与公司股东滥用公司人格损害债权人利益具有同质性。对此应基于公平及诚信原则，类推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予以规制，以实现实质公正。
河南省伟祺园林有限公司、王红军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2020)最高法民申1106号	原审也查明，王红军虽然不是伟祺园林公司的股东，但其系伟祺园林公司股东张坤的丈夫，且作为伟祺园林公司的代表与苏州科环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书》，并对伟祺园林公司的款项支出行使审批的权力。在伟祺园林公司不能及时还款的情况下，王红军自愿出具《保证书》，保证对伟祺园林公司的债务承担还款责任，原审据此认定王红军系伟祺园林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并判决王红军对伟祺园林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适用法律亦无不当。
唐新亮、河南省伟祺园林有限公司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二审（2019）豫民终896号	唐新亮、河南省伟祺园林有限公司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二审（2019）豫民终896号王红军虽然不是伟祺园林公司的股东，但其系伟祺园林公司股东张坤的丈夫。在闫沟河景观治理项目的合作开发过程中，王红军作为伟祺园林公司的代表与苏州科环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书》，并对伟祺园林公司的款项支出行使审批权力，在伟祺园林公司不能及时还款的情况下，王红军自愿出具《保证书》对伟祺园林公司的债务承担还款责任。…法律虽然未明确规定实际控制人应当在同样情况下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但实际控制人相当于股东地位，对其应当类推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的规定，故对唐新亮要求王红军对伟祺园林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予以支持。
佛山市南海能顺油品燃料有限公司、杜敏洪买卖合同纠纷（2019）最高法民终30号	由原审判决综合上述情形，认定杜敏洪、杜觅洪系能盛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并无不当。其次，杜敏洪、杜觅洪作为能盛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将能盛公司收取的中石化江西分公司的款项无充足合理原因转付给与其有关联关系的能源交通公司、隆泰公司及其个人之后，使得能盛公司在不能履行与中石化江西分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的情况下，亦无能力及时退还其所收取的中石化江西分公司的购货款，从而严重损害了中石化江西分公司的利益。因此，原审判决类推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之规定，认定杜敏洪、杜觅洪应当对能盛公司所负的本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当。

四、总结

突破股东有限责任，将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扩大适用至股东范围之外的实际控制人的关键在于，实际控制人存在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侵害公司及债权人利益的行为。对于滥用法人独立地位、法人人格混同的认定标准，同样可参照适用股东与公司人格混同的相关标准予以判断。个案中实控人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所呈现的对目标公司实际控制方式、混同形式、混同程度不尽相同，当事人应充分举证证明实控人身份及人格混同的事实，以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法院审理时也应一案一审一判，对实际控制人类推适用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应严格把握，在保护债权人权益的同时，亦不能背离法人独立和股东有限责任的理论，造成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