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伟民：关于通俗历史读物的几点思考——写在范学辉《大宋开国》出版之际

竹山一枝秀pfxh 2023-10-30 发布于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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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开国

著者：范学辉

定价：68.00

出版时间：2022.6

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

书号：978-7-203-12047-6

本书是一部通俗类历史读物。范学辉教授以北宋开国六十年（960-1020）为时限，为读者展示了北宋开国史上的精彩片段和生动细节，剖析了宋代历史发展中的关键点和重要环节。作者将学术界的研究成果融合自己的考证，用通俗风趣的语言，给大家讲述这段历史，不是“抄史料式”的转述，而是颇有深度的分析。譬如“陈桥兵变”，作者对事件发生的全过程进行还原，特别是人物的关系，每个人在事变中处于什么位置、发挥何等作用都进行了分析。最大程度达到了阅读的通俗性和历史考证的可信度完美结合。

关于通俗历史读物的几点思考/序

撰写通俗历史读物，当然并不是将历史学论著改写得通俗易懂就可以了，实际上它应该是一个再创作的过程。

史学论著对以往发生的人类社会活动展开研究，那些活动既然早已是往日烟云，今天的人们想要了解它们，讨论它们，首先要做的是搜集一切可能找到的历史资料，来复原相关的历史事实。因为，与研究当代社会不一样，在历史上哪些事情发生过，它是怎样发生的，很多都是未知数，必须首先将它们弄清楚。于是史学家们就不得不花极大的精力来复原历史事实。这就是为什么史学家们常常强调要“文章不写一字空”，或者“字字有根据”的原因。史学与文学不一样，不能虚构，所复原的史实必须以可靠的历史资料为依据。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保存下来的历史资料总是那么残缺不全，很难令人满意。尤其是关于历史上人们生活的许多细节，以及历史人物的各种心理活动等等，更是如此。这样的情况，当然会对史学研究造成许多困难。有的时候，史学家不得不放弃对某此史事的探讨，造成史实的“留白”现象。

由于这一缘故，史学论著常常会花大量篇幅来展开对史实的考证，而且有时仍无法得出明确的结论，只能提出某些也许相对接近史实的假设。也因此，史学著作常常会给人以一种过于“烦琐”的印象。

与此同时，史学家们之所以花如此大的精力来复原史实，是因为学术研究的目的是要理解历史，所以他们还必须根据复原的史实来分析、讨论历史上人类社会的各种现象，对它们做出解释，分析各种历史现象相互的因果关系，回答种种关于历史上人们社会活动的“为什么”。这就是史学研究的两大基本步骤：史实复原与现象解释。但是，由于人类社会运作的机制实在太过复杂，无数因素交织在一起，更何况必须的信息还那么不充分，如果说宇宙是自然界最为复杂的研究对象，那么在人文社会科学界，人类社会本身就无疑是与宇宙相对应的、同样复杂深邃的研究对象，因此史学家们对历史现象的解释大多数也不得不是试探性的，只能小心地一步步探索深入，常常无法给出清晰并且确定无疑的答案。

由此可见，对于绝大多数史学著作来说，仅仅将它们用相对平易的语言改写一番，是难以写出令人满意的通俗读物的。史学家们必须根据自己对历史的理解，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历史知识，对它们作一番重组。在很多情况下，为了满足通俗叙述的需要，他们还必须对一些在分析研究中不一定需要的历史细节展开专门的探讨，才有可能写出令多数读者满意的读物。

具体而言，在这一过程中史学家所必须做到的，首先自然是要言出有据。正如学辉在他的《后记》中所说的，“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字，都要做到有出处，有史料依据，有研究支撑”，这是史学家撰写通俗历史读物的原则与底线，有逾于此，就会逸出史学，走进文学的范畴。学辉多年从事北宋初年军政史研究，其所达到的深度与涉及的广度，无疑为他这本二十万言的《大宋开国》提供了最好的基础。其二，学辉虽未声言，明眼人一看即知，为了撰写这本通俗读物，他深入到了比分析讨论所需要的更多的历史细节之中，例如他关于赵匡胤的拳术和棍法的叙述就是。其三，就是针对史书中原本有相互歧异记载、史学界有不同认识的问题，史学家应该依仗自己的学识，做出正确的判断与选择，将相对明确的历史知识传达给读者。正如学辉在《后记》中所言，“或择一而从，或兼采众说，或另提新解”。总之与研究性论著不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通俗读物不能充分展开关于各种可能性的讨论，并将最后判断的任务交给读者来完成。这一过程看似主观，但却是有必要的。因为史学家建立在深入研究基础之上所作的选择与判断，反而更具客观性，可以达到“虽不中，不远矣”的境界。这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估计是不能胜任的。

如何将通俗性历史读物写得“有趣”，对多数读者有吸引力，对于史学家来说显然是比做到让它们通俗易懂更难、更不容易应对的挑战。时下坊间常见的或者笔下生花的炫耀文采，或者脱离史实依据的凭空想象，甚至虚构离奇的历史情节等等写法，当然都不可取。事实上，人类社会千万年来的演进，其精彩复杂，跌宕起伏，乃至历史人物所表现的聪明智慧与丰富的情感世界，是远远超越任何虚构的文学作品所能企及的水平的。细心提炼，平实叙述，以展现历史的波澜壮阔与非凡智慧，无疑是通俗历史读物引人入胜的不二法门，学辉这一本《大宋开国》正是这方面的杰出例证。

由此可见，撰写通俗历史读物并非易事，没有坚实的学识基础，真正做到深入浅出，很难写出合格的作品。进一步讲，对于通俗历史读物，史学家与读者双方可能都需要作必要的心态调整。对史学家来说，应该认识到将自己的专门研究心得以通俗的形式向大众传播，本来就是自己份内的事，应该尽可能提高自己，在精深研究与通俗写作两方面都做到得心应手；对于大多数读者而言，也需要将自己从传统的历史演义与当代的戏说电视剧中了解“历史”的习惯中走出来，明白史学与文学的不同，追求在了解深邃的人类历史运动中来获得精神的愉悦。

我曾说过：“人们常常误解历史学家，以为他们都是冬烘先生，食古不化，事实上，优秀的历史学家绝不是这种被歪曲的形象。熟悉科学的研究方法，拥有宏观的视野与综合分析的思维方式，更兼因为了解史事而常常秉有通达的心态，这些都是历史学专业训练所可能赋予人们的能力与品质。”一般阅读，虽然主要只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历史知识，但我相信对于形成更为周全的思维习惯，也是大有帮助的。

学辉英年早逝，学界同仁至今不能忘怀。山西人民出版社有意再版他的《大宋开国》（原书名为《宋朝开国六十年》），友人敦促我写“序”，因此写下自己关于通俗历史读物的几点思考，借以表达对这位执着于学术的真性情汉子的怀念。

包伟民

2021年8月8日于定海小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