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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闫哲，男，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本文认为，在已有研究中，包谷、玉蜀黍二名被作为确定山西玉米传播源头的重要依据，但在方志载录中，包谷作为学名或通名使用，并不能作为传播源头的判断依据。而结合方志载录的玉米地方性俗名以及方言体系中玉米词汇的命名逻辑即“玉”与高粱俗称的组合方式，可以确定山西玉米的传播主要为玉蜀黍一线的延伸，并在清光绪年间出现了一个传播高潮。山西大宗粮食作物的地位则是随着清末民国以来，以“金皇后”玉米为代表的良种引进与品种改良过程而逐步形成的。 【关键词】品种；环境；山西；玉米 美洲作物的引种与推广是明清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事件，美洲作物史研究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入华的三大基本问题：时间、路线、方式已经基本成熟，并形成了“人口爆炸—粮食短缺—美洲作物推广”的经典框架。但也存在着已有错误的陈陈相因，具体的传播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显得过于粗糙，没能详细说明其内在的发生机制。明清时期，美洲作物在南方山区迅速传播，在北方却发展较慢一直没有形成规模较大的集中产区的现象，玉米在山西的引种与传播也呈现出一定的迟滞性。山西山地广布的自然环境与激增的人口压力并没有导致美洲作物的引入与山地垦殖的共进，而山西作为光绪年间“丁戊奇荒”中受灾最严重的省份，也没有出现美洲作物拯危济世的情况。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本文认为需对文献记载中所留存的玉米传播情况以及玉米本身品种的改良与环境适应过程予以探究。 一、玉米在山西的引种与传播 （一）山西玉米的引种 关于玉米传入山西的时间，李辅斌以康熙《河津县志》所载“玉麦”为最早记载，陈国生亦沿用此说。之后，梁四宝将万历四十年（1612）《稷山县志》所载“舜王谷”视为最早记载，并藉此将山西玉米的传播时间前提至明代末年，这一说法也多为其后研究所沿用。但由于在万历志与其后的康熙志中，均只载录名称，没有植物形态或食用方法的描述，舜王谷是否为美洲作物玉米，引发了一定的争议。而舜王谷一词与美洲作物玉米关系的建立则是基于乾隆志所言“包谷，一名舜王谷”。除了记载语焉不详外，舜王谷与玉米之间的对应关系尚存在两方面疑点。首先，在同时期的志书中，万历《肃镇华夷志》载“灰菜，野菜也。贫人收子同庆屎麦面，亦甜可食。家种者又名'舜王谷’”，明确指出“舜王谷”为灰菜而非玉米。另一方面，根据山西旧志的载录情况，舜王谷一名被用来指称玉米似乎仅限于稷山一地。而在今日稷山的方言体系中，亦是用玉茭子来指称玉米，并未使用舜王谷一词。舜王谷一词是否为美洲作物玉米、玉米是否明末已经传入山西则需要其他资料予以佐证。但即使舜王谷所指确为玉米，代表传播源头，也并没能够在山西得到具有地理意义的传播。 康熙《河津县志》所载“玉麦”亦被视作山西玉米早期传播的证据，玉麦一名虽未在乾隆及其后的《河津县志》中予以沿用，但在其他方志中仍有使用，如雍正《重修太原县志》、嘉庆《沁水县志》较前志增补“玉麦”；民国《乡宁县志》增补“玉麦”数种。同治《阳城县志》所载则为“御麦”，言其“种自西番来，花开于顶，实结于节，穗包如拳，而长须吐红绒，粒如芡实，以曾经进御，故名，俗称玉蕉籽，山产者肥大”。在方志记载中，也开始出现玉蜀黍与玉麦互释的情况。民国《翼城县志》增补“玉蜀黍，俗名玉麦，黄、白二色，颗粒有大小之别，小颗粒晚种合宜，大者宜早种”；民国《新绛县志》则载“玉蜀黍，俗名玉稻黍，以其来自蜀，故名玉蜀黍，又名御麦”。时至今日，运城部分地区（绛县）方言中仍使用玉麦来指称玉米。因此，玉麦有可能代表早期传入山西的一个品种，而这一名称也在方言体系中得以沿用，但其影响范围则仅限于运城部分地区。 在已有研究中，云南与甘肃被视作山西玉米的传播源头，两股传播源抵达山西之后便开始融合，而这种融合大概结束于光绪初年，其表现之一便是在同一地区具有指示两种玉米传播源的名称。文献所载录的玉蜀黍、包谷等名称是判断传播源头的主要依据。诚然，作物在传播过程中，所传递的不单单是作为生物体的作物本身，也包含着传入地赋予该作物丰富的文化信息，玉米的诸多异称也并非杂乱无章，不仅有规则可寻，而且含有一定的传播信息。但研究中需要对名称加以区别，方志中所载录的作物名称大致可以分为学名或通名、古籍之名以及俗称之名3种。若不对其进行分类，则会导致研究结果出现偏差。以玉米在山西的引种为例，包谷一词是云南传入的重要依据，具有较强的地域性，但这样的论证主要存在两方面问题：首先，包谷一名更多的是随着四川、湖广等地移民而进入云南，并非经由西南陆路传入云南的玉米品种；此外，如光绪《文水县志》所载“包谷，俗称玉桃黍”，“包谷”作为玉米的通名或学名被使用，“玉桃黍”才是地方实际使用的俗称。结合《文水县方言志》及笔者田野调查所得，文水方言用“玉桃黍”或“玉茭子”指称玉米，并没有使用“包谷”的情况。作为“科学之名”使用的包谷，并不能成为判断传播源头的依据。 而作为甘肃一源依据的“玉蜀黍”一名被认为是玉米在山西传播过程中通行范围最广，且主要继承了来源地的名称。雍正《山西通志》载：“玉蜀秫，其苗叶胥似高粱，穗如秕麦，叶旁别出一苞，垂吐自须，久则苞拆子出，颗颗攒簇，俗名玉秫。”对于地方俗名的记载表明此时在实际农业生产中已经出现了玉米种植。而雍正通志的记载也为乾隆《大同府志》《绛县志》等所引用。但结合方志文本记载则不难发现，玉蜀黍一名也是作为“科学之名”而使用，如道光《繁峙县志》载“玉蜀秫，土人名玉茭子，俗名玉秫”；宣统《文水县乡土志》亦载“玉蜀黍，俗呼玉稻黍”。在山西广泛分布的并非玉蜀黍一名，而是“玉”与高粱地方性俗称所构成的命名模式，如光绪《定襄补志》载“玉米，土人呼为玉茭子”；民国《襄垣县志》载“玉黍，俗名玉茭”。这样的命名方式也在山西的方言体系中予以沿用，“玉茭子”“玉茭棒子”“玉茭”“玉稻秫”等成为山西玉米的主要方言词。相同的命名逻辑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二者的同源性。此外，玉米作为短日照喜温作物，南方品种移向北方，常因气温变低和日照加长而延长生育日数。诚如《农说》所言：“种之佳者，购于北方，因北方之种成熟早而性能耐寒，移植稍暖之地，更可茂盛也；若以南方之种种于北方，不但成熟较晚，且须试种数次，方与北方之土性相宜。”现代玉米育种试验中，来自西南区与南方区的品种在北方多不能正常成熟。因此，明清时期，山西玉米的传播应当是以玉蜀黍为代表的西北陆路的延伸。 （二）山西玉米的传播 玉米在山西的传播过程具有较强的区域性，笔者试依今日之行政区划，将山西分为南部、中部、中部三个部分，山西南部主要包括长治、晋城、运城、临汾，中部则主要为太原、晋中、阳泉、吕梁，北部则为大同、忻州、朔州，本文拟结合地方志记载对山西玉米的传播过程进行还原。 山西南部：除乾隆《绛县志》所转引雍正通志外，乾隆《河津县志》载“包谷，一名禹谷”。乾隆《长子县志》较康熙志增补御焦籽。光绪《闻喜县志》增补“玉蜀黍，山地园地艺，补麦缺”。光绪通志转引《长治县志》言“今潞属广植，每炊必需。团为饼与粥糜同煮，谓之圪塔；屑榆皮和之切为条，谓之拨子”。由此可见，光绪年间长治地区的玉米种植不仅较为广泛，且成为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食用方式也是山西饮食传统的展现。方志中的玉米记载则集中出现在民国时期。《武乡新志》《霍山志》《荣河县志》较前志增补玉蜀黍；《永和县志》增补“玉谷”；《襄垣县志》增补“玉黍，俗名玉茭”。部分方志也对玉米的形态进行了简单的描述，如《洪洞县志》载“玉蜀秫，叶似秫，实生节间”；《襄陵县志》载“玉蜀黍，俗呼玉稻黍，叶旁出苞”；《解县志》载“高粱、包谷其长高丈余，颈亦肥壮，然体质薄脆，风日干之，与茅草等”，并言“有一种谷，长甚高，茎亦粗壮，穗在腰，花在顶，吾乡名曰包谷，象其形也，亦曰玉谷，取其色也。各处皆有，此不在六谷之数”。《岳阳县志》《安泽县志》增补“玉蜀秫，即玉高粱也，苗似蜀秫而肥矮，茎端抽穗类秕麦，茎身别出一苞，苞析子分，颗颗攒簇，俗名玉稻秫”。亦有部分方志对玉米的品种与种植方式进行记载，如《沁源县志》载“玉蜀黍，黄、白二种”；《翼城县志》载“玉蜀黍，俗名玉麦，黄、白二色，颗粒有大小之别，小颗粒晚种合宜，大者宜早种”。而在新绛县，玉蜀黍为麦后秋粮之一，“出产亦颇不少”，成为当地的重要副食物。此外，“玉麦”一名在运城地区也得到一定的传播，如嘉庆《沁水县志》、民国《乡宁县志》增补“玉麦”，同治《阳城县志》亦载“御麦”。 山西中部：除雍正《重修太原县志》较嘉靖志增补有“玉麦”外，山西中部亦主要表现为玉蜀黍的传播。祁寯藻所撰《马首农言》记述了19世纪上半叶山西寿阳一带的农业生产情况，其中并未论及玉米。但在其子祁世长所纂修光绪《寿阳县志》中则较前志增补“玉秫秫茎叶似秫秫，为实大而有光泽似玉，故名，一名玉茭茭”，玉米可能正是在这一时期传入寿阳。此外，光绪《盂县志》载“玉蜀黍，秫之别种，穗逐节生，粒大如薏苡，苞若毛竹短笋，其端有须”；《清源乡志》载“玉蜀黍，即包谷”；《文水县志》载“包谷，俗呼玉桃黍”。作为乡土教材使用的宣统《文水县乡土志》对玉蜀黍的形状有了更为细致的描述，但此时玉米虽有所种植，并非大宗粮食作物。民国时期，《太谷县志》增补“玉茭”；《灵石县志》增补“玉黍，黄、白两种”；《昔阳县志》《汾阳西陈家庄志》增补“玉蜀黍”。民国《平定县志辑要》载“玉茭年产约一八三七五〇石”。玉米已然成为平定的大宗粮食作物。 山西北部：除乾隆《大同府志》转引雍正通志外，道光《大同县志》载有“玉蜀秫”；道光《繁峙县志》载“玉蜀秫，土人名玉茭子，俗名玉秫”；同治《河曲县志》在道光志基础上增补“玉茭子，俗呼玉稻黍”。光绪时期是山西北部方志玉米载录的爆发期。光绪《怀仁县新志》较前志增补玉蜀秫并言“不及秋霜宜广种”，对实际生产情况的记载说明此时怀仁已有一定玉米种植经验的积累。此外，《续修崞县志》载梁“别一种名曰玉秫，俗呼玉茭子”；《繁峙县志》载“包谷，即玉蜀秫”；《定襄县补志》增补“玉米，土人呼为玉茭子”；《保德州乡土志》载“御米，呼玉茭子，粒大色黄，宜于磨食”。宣统《怀仁县志》则载：“玉蜀黍，俗呼曰包粒米。直隶、山东人呼曰棒子米，内陆人又呼曰玉米。” 光绪《山西通志》言“玉蜀黍亦曰玉秫，又名御麦，处处有之”，这与山西中部与北部地区方志玉米记载集中出现的趋势相吻合。山西南部玉米记载虽然在民国时期方才集中出现，但光绪通志对于长治地区玉米食用方式的细致载录则表明时至光绪年间，当地玉米种植与食用已经形成了丰富的经验。但是，尽管光绪年间是山西玉米传播的重要时间节点，玉米并没有成为大宗的粮食作物，也不足以使清代山西粮食作物结构发生重大变化。 诚如李昕升所言美洲作物研究中清与民国的不可分割性，想要明晰山西玉米的发展脉络，则需要将时间向后延伸，通过探究民国乃至新中国成立之后相对系统的统计数据等，方可在一定程度上对山西玉米的推广过程形成更为清晰的认识。根据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中对1914—1918年山西主要农作物种植面积的统计，玉米185万亩的种植面积远不及小米3335万亩、小麦1506万亩、高粱1060万亩、大麦594万亩的种植面积，并略少于水稻的261万亩。而发行于1937年由日本东洋情况研究会所编辑的《华北通览》显示，玉米播种面积占山西全部耕地面积的比率为6%，低于小麦的26%、粟的18%以及高粱的12%。此时，玉米尚没有成为山西的主要粮食作物。 二、山西玉米品种的改良及其推广 就山西玉米种植的迟滞性，郭志炜从赋税制度、鸦片泛滥、丁戊奇荒、棉花种植等多方面进行了详细分析。除此之外，玉米品种的不断改良以及对于山西地域环境进行不断适应，亦是山西玉米大宗粮食作物地位得以确立的重要因素。诚如韩茂莉所言：作物异地传播必然需要经历环境适应过程，才能达到作物生理特性与生态环境的整合。很长时间里人们相信，栽培植物的种类和品种的推广繁殖方面受到严格的限制，并永远只能适应于一定的地区。各地之气候土壤不能尽同，故在一地所育成之品种，易地耕种，未必能得到良好结果。当作物被带到一个新地方之后，作物必须适应新的环境，从而增加了地理变异。 （一）山西玉米的品种改良 玉米在传入山西后，形成了一定的地方性品种，方志亦留存有零星记载，如民国《翼城县志》记载玉米有“黄、白二色，颗粒有大小之别，小颗粒晚种合宜，大者宜早种”。光绪《丰镇厅志》所载“近年又有西洋玉蜀秫，颗扁色颇白而味淡”则显示了这一时期玉米品种的交流过程。随着民国年间农学的推广，良种引进也以更为科学化的方式广泛展开。1921年，山西农桑总局引入的美国金里明玉米和北京白玉米，被认为是山西向来未有之农产物且适宜于本地风土者。试验报告显示，两种玉米在产量、品质上的表现尤为优异，惟生长期较长，宜推行于河东道属各县以增加产量。而良种引种中最为典型的便是由时任山西省太谷铭贤学校农科主任的美籍教师穆懿尔所引入的“金皇后”玉米。“金皇后”玉米原产于美国中西部，具有生长期长、晚熟、耐肥水、适应性强、产量高的特点。在产量比较试验中每亩产量较太谷黄、平定白等对照种高出1倍，平均亩产273.5公斤，最高产量达到353.5公斤，是当时农家的罕见高产，比当地玉米增产46.8%—162.9%。在金皇后玉米的推广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边区政府亦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在晋冀鲁豫边区，“金皇后玉米”由农林局扩大推广，并形成了歌谣：“金皇后，赤把长，哥哥带你打东洋，甜津津的窝头暖心房呵！嗨，打败鬼子快回乡。金皇后，粒粒黄，妹妹靠你生产忙，金灿灿的玉茭满山岗呵！嗨，军民团结度灾荒。”1944年，黎城县抗日政府与八路军129师生产部联合在南委泉村举办了两期县、区干部农业生产技术培训班，在全县推广了“金皇后”玉米2.47万亩。“金皇后玉茭穗大籽厚产量大，能比本地玉茭多打二三成粮食”，但是由于“多年对选种注意不够，产量有点退化了，去年春旱闹虫灾。很多地方的金皇后不留苗，大家全在地里补种了土玉茭，所以转种的很不少”，1946年，太行行署专门发布《金皇后玉茭与留种地（农业技术文件第五号）严格选种，防止品种混杂退化》文件以防止金皇后玉米退化。金皇后亦存在问题，虽然产量很高，但在美国更多充当饲料使用，籽粒粗糙、食用不佳，并不适合当地作为主粮食用的要求。1949年前，除部分革命老区外，山西大部分地区玉米主要种植农家品种，退化严重，产量不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玉米被抬升至主粮作物而大面积推广种植。以寿阳县为例，新中国成立之后，为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才开始大面积种植玉米，尤其是在“学大寨”期间，播种面积高达60%以上。方志编纂者直言是将“玉茭提高到不适当位置”。而李顺达、郭玉恩等作为爱国增产运动中玉米丰产的样板促进了山西省玉米增产竞赛运动，长治地区也多次出现玉米丰产典型。金皇后玉米在获评丰产良种后，亦受到大力推广。1949年，金皇后栽培面积仅占山西玉米播种面积的8.4%，1952年则增长扩展到28.6%，1957年时便已达到了65%。而20世纪60年代中期所推广的杂交玉米是山西玉米生产的重大突破。杂交使得玉米植株矮化，可以缩小株距以达到合理密植。1960年，山西省开始推广双杂交种，在此后短短5年内，玉米双杂交种种植面积发展到500多万亩，占当时全省玉米种植面积的60%以上。新中国成立之后，玉米大体经历了7次较大规模的优良品种更换和推广应用。每次优良品种更换都紧密结合耕作、栽培、施肥、植保等配套技术的推广应用，有效地提高了玉米产量。 而山西玉米的高产特性是随着品种的不断改良才逐步确立的。曹树基认为，与同时期的南方相比，北方农业结构未见有新的变化，对于新的高产农作物的需求自然不如南方那么迫切，而何炳棣先生所言的“革命”所影响的范围则局限在南方省份。而美洲作物史研究中所构建的玉米耐旱、耐瘠的生长优势更多体现在水热条件较为优越的南方地区。在气候条件更为干旱、恶劣的山西地区，这些优势便需要被重新评估。玉米是喜光、喜温作物，生长期一般需要2700℃的积温。凡无霜期不足120天、7月份温度在21℃以下的高寒干燥区，基本上不适宜栽培玉米。其耐寒、耐瘠等属性也不及传统的谷子、莜麦、高粱等杂粮作物。民国《中国实业志》便言：“玉蜀黍宜于温暖湿润之气候，且不宜速种。各与谷、黍轮种，不如与小麦、麻子、豆子、根菜类轮种或间种。但是玉米因性不耐旱，故山西种植者不若高粱之多。”“性不耐旱”导致在以干旱为主要灾害形式的山西难以遍植，晋西北地区气候寒冷干旱，且土地多沙碛，粟、黍类作物的耐寒性和耐瘠性都要强于玉米、马铃薯，而且更便于广种薄收。 郭志炜认为“如果内部需求上升了，以高产著称的玉米扩展的速度一定会加快的”。而在品种改良之前，玉米高产的优势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现。根据民国三十七年所编《农林经济手册》，1947年，山西玉米每市亩产量仅为79市斤，不仅在本省与高粱的78市斤、小米的78市斤以及小麦68市斤相差不大，在全国范围则更是为最低值。20世纪三四十年代，太行山东麓的河北武安县一般情况先旱地（原田）每亩可产谷子200斤，而玉米丰年亩产150余斤。以山西北部的应县为例，1949年全县玉米平均亩产只有85斤。而在调入黄、白马牙玉米后，亩产增加到平均130斤，最高者亩产可达726斤。而在60年代推广杂交优种、实行密植之后，玉米种植面积及亩产大幅提升，亩产也显著高于谷子、高粱、马铃薯、小麦等作物，成为全县的主要粮食作物。 （二）环境适应 玉米的推广在山西内部呈现显著的差异性，其种植分布格局由晋东南向晋西北减少，晋东南地区则为最大产区。这样的种植分布格局是由玉米的生长习性所决定的。玉米是起源于热带的喜温作物，在玉米的整个生物期内，其生物学零度为10℃，0℃以上低温就能导致其减产。山西南部与北部不同的气候条件，也对玉米的品种提出了不同的要求。 高寒冷凉的雁北丘陵地区，气温偏低，生长期短，长期以来被认为是玉米生产的“禁区”。光绪《怀仁县志》载“玉蜀秫，不及秋霜，宜广种”。“秋霜杀禾”是晋北地区作物种植面临的重要困境之一。这样的气候条件要求玉米品种为春播早熟种。无论是“金皇后”抑或金里明玉米、北京白玉米都是生长期较长的玉米品种，适宜于山西中部及南部水热条件相对较好的地区，而对于苦寒的山西北部而言，则难以正常成熟。地处晋北的右玉县在1954年玉米种植面积仅有10亩，亩产只有50斤。而在1958年引进玉米优种“金皇后”“白马牙”后，因气候条件和技术条件所限，玉米成熟不了，颗粒不饱满，后自行淘汰。《吕梁农业大事记》记载：“岚县推广金皇后玉米地间作山药蛋的经验，岚县推广金皇后玉米间作山药蛋的办法，这项成果是岚县农场于1956年试验成功的，每亩可产玉米70斤，可产山药蛋1174斤。1957年，这种办法推广到普明、东村等几个农业社的水、旱地试种。”但实际情况却是1956年岚县引种金皇后玉米后，因为气候不宜，只种一年便遭淘汰。玉米在山西北部得以真正推广则有赖于耐寒品种的培育以及地膜技术的推广应用。尤其是1979年后，地膜覆盖栽培技术在山西逐年推广，玉米地膜覆盖面积发展更是居全省粮食作物覆盖之首，地膜覆盖使作物生长季节增加有效积温200℃—300℃，可基本满足作物对热量的需求，使作物生育期延长5—15天，因而使同一作物相同品种的适宜种植区向北推移2—3个纬度，海拔相对提高50—100米，并能获得高产。这样就把玉米适作区向高海拔、高寒、干旱、半干旱地区推进。 而对于水热条件相对较好的山西南部，小麦为最主要的粮食作物。能否在作物结构上起到“补麦缺”的作用是玉米在山西能否引种的关键因素。而“补麦缺”则主要通过时间与空间两种形式进行。时间上的弥合便是能否与小麦形成轮作。大致而言，“汾州北诸属，春分前种，处暑后收，名春麦。汾州南诸属白露前种，芒种后收，名宿麦”。不同的耕作周期便要求玉米具有不同的生长周期以构成收益最大化的作物组合模式。山西南部以种植冬小麦为主，民国《新绛县志》便言其地所种皆宿麦，而玉米则“麦后种之，亦为秋粮之一”。以此形成了“麦茬玉米”，即前茬为冬小麦的一年两熟的栽培制度。而这样的栽培制度便要求玉米在冬小麦收获后及时抢种并具有较短的生长周期，约在100日左右的百日黄、临汾90日等地方品种便是典型代表。 空间上之“补麦缺”则主要表现为对原先小麦无法种植的地带的填补。由于太行山横亘其间，“太行山片石，带土无多”，山地广布成为区域农业发展的主要障碍。“包谷则种于石地，茂盛加倍，其科高七八尺，其穗生四五个，长者九寸，短者七寸”。此外，玉米也可以与其他作物进行合理套种。在盂县和定襄县，玉米株距离大、行距宽，便采用间种套作技术，在两株间夹种豆类、马铃薯等。玉米是消耗氮肥较多的作物，且由于玉米的须根比较发达，根系主要部分是在土壤表层，主要吸收土壤上层的养分。与豆类等作物的组合能够充分利用土壤肥力。 三、余论 外来作物的引种时间与传播路线并不存在单一线性的解释，同一时期往往存在着互不相干的多条路径，即使是同一路线，一般还会产生出多条次生传播路线；即使是同一地区，也往往需要多次引种才会落地生根。山西玉米的传播主要表现为玉蜀黍一线的延伸，在清光绪年间出现了一个传播高潮。而玉麦则可能代表山西玉米的一个品种，但局限在运城部分地区，并没有形成具有地理学意义的传播过程。尽管清光绪年间出现了玉米传播的一个高潮，但方志语焉不详，难以确定其具体的传播过程，而将时间线向后延伸至民国乃至新中国成立之后，较为系统的统计资料可以使我们深入探究与明晰玉米的引种与推广过程。山西玉米大宗粮食作物地位的确立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美洲作物传播的多次、多源性已经逐渐为学界形成共识，但是对于传播过程中品种的多样性则缺乏关注，这在一定程度上当然是由于资料的缺乏所导致的。但不同源头、不同路线传入品种的不同则可能对传播的结构造成重要影响。山西玉米得以推广便是基于玉米品种的不断改良以及作物对当地自然环境的不断适应才得以实现。而一般所认为玉米高产的特性也是在品种改良与技术革新的基础的得以实现。此外，藉舜王谷一词，玉米在山西的引种时间被前提至明末。诚如罗荣渠先生所言，研究者把古籍中所出现的同名植物如“薯蓣”“落花生”“御麦”等指为美洲作物，这种孤立推论完全脱离美洲作物外传的历史背景，导致美洲作物传入中国的时间被提前。扎实的文献考证与名实考释自然是我们进行作物史研究的最基本工作，但也亟需引进新的材料予以佐证，弥补文献记载的缺失以及“以后证前”论证方式的不足。一方面，由于方言词汇所具有的延续性，可以借助语言学研究进行一定的佐证；另一方面则是借助过氧化物同功酶谱分析研究等现代农学研究的成果，来重现作物的演变过程。而对于现代农业科学所构建的作物谱系、方言词汇传播扩散的语言学研究的借鉴与参考，有助于我们深化美洲作物史研究，形成美洲作物史研究的“二重证据法”。 编辑说明：文章来源于《民族考古》2023年第3期。原文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篇幅限制，注释从略。 主 编：刘 荣 黎贵优 高 朋 执行编辑：吴 鹏 贾淑凤 编辑助理：汪 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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