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今天继续讲仁、义、礼、智四德中的义德。孔子讲“仁”、讲“义”，自孟子则“仁义”并举。“义”也是儒家思想体系中最核心的德目之一。孔子说：“君子以义为上”，“君子以义为质”，义是君子最重要的德行之一。 
何为“义”？“义者宜也”，适宜、恰当的意思。朱熹进一步解释说：“义者，天理之所宜，凡事只看道理之所宜为，不顾己私。”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道义，具体指具有普遍性、正当性的原则。
孔子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 意思是说，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情，既不刻意强求，也不无故反对，一切都按照义的原则行事。所以，“义”是人们行事时所应遵循的最高道德准则和规范。儒家认为，义超越了富贵、权势、生命等一切现实利益的价值。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又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所以，在孔子看来，“义”比富贵更重要。孟子说：“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 在孟子看来，“义”比天下权势更重要。孟子又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者也。” 说明“义”比身家性命更重要，当二者发生矛盾时，作为君子应当果断地放弃生命而保全道义。
与“义”相对的是“利”，所以儒家有“义利之辨”。何谓“利”？“利”是指满足人类生存欲求的物质资料。它们是人类得以生存的必需品，没有“利”人类便无法生存，所以人对于“利”的追求具有天然的正当性、合理性。
人们只有在先解决了温饱问题、衣食富足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去讲礼义。正如管子所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一个人在衣食不足，吃不饱，穿不暖的情形下，你还让他礼让、舍得，是很不现实的。这样的人不是没有，但大多数人却做不到，不符合人之常情。所以古人讲“让生于有余，争起于不足。谷足食多，礼义心生。” 也就是说“利”是“义”赖以实现的基础。所以儒家治国，最重利民、惠民，也就是尽可能的满足人们追求利益的欲望，使民衣食富足。老百姓皆欲利，我便利之，这样老百姓就称我是仁义之人。所以，“义”和“利”具有一定的统一性。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义”与“利”相矛盾、不一致的一面，因为人们对于“利”的欲望无穷无尽，如果无节制的追求“利”必然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和竞争。人人唯利是图，见利忘义，彼此伤害，就成为社会混乱的根源。为了维护社会的整体利益，防止祸乱的产生，就需要节制人们对“利”的追求，使之维持在合理的限度内，就产生了“义”的标准。
“义”是指人们追求利益的适宜、合适的行为，它节制、规范个体的逐利行为，使之与社会的整体利益、公共利益相协调。其宗旨是既使个人利益得到基本满足，也使人类群体的生存的物质需求得到保障。这就需要人们在利己的同时，还要时刻想着要利他。所以，儒家在“义”与“利”的关系上，主张重义轻利，先义后利，甚至为义舍身。
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意思是说，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在于，君子重义轻利，可以为义而舍利，甚至舍生取义。而小人唯利是图，见利忘义。还说：“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 君子义以为先，不把物质享受当作人生最重要的目的。当“义”与“利”发生矛盾时，“志志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继承了孔子义利思想，主张“舍生而取义”。到了汉代，董仲舒提出“正其谊而不谋其利，明其道而不计其功”，要求治理国家只讲“义”不讲“利”，只讲“道”不讲“功”，将“义”与“利”完全对立起来，先秦义利观由此开始了向偏颇一面的发展。宋儒在义利关系上发展为重“义”而舍“利”，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只要天理道义，不要利。后来的儒者则逐渐纠正了这种偏颇的观点，主张要在符合道义的前提下谋利，既承认两者之间矛盾的一面，也承认两者之间相统一的一面。我们可以追求功利吗？当然可以，但要在法律道义允许的范围内，不以逾越社会道义的界限。
除了义利观，儒家还有义命观。儒家不信鬼神，却信命，他们把命看作一种人为无法改变的客观限制。孔子讲：“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 儒家的义命观认为，对于命，我们虽然只能顺应它，却不应该消极被动，而应当积极主动地尽义以立命。君子修身以俟命，以义为质，积极培育德行，创造条件，等待时机。“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这就是所谓“尽义以立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