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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击作战已到待机状态,师指挥机构还未确定——轮战中的参谋故事

 春城春短春芳 2023-11-01 发布于吉林

参谋小院周天宏 撰文

1987年1月,一八一团九连出击作战准备已经到了待机状态,但是,师指挥机构还没有确定下来。

时任作训科副科长的我,跟随赵文泷副师长和李效锋副参谋长,住在团里指导出击作战的准备。

为了师的指挥机构编成,我的建议工作可以说是绞尽脑汁了。

这是我这一辈子最难的一次筹谋与建议,也是一次没有结果的建议。

为了年轻的参谋人员更多的了解真实的战场,本文也顺便地、尽量多地涉及边境局部作战中的指挥问题。

——“10.19”出击作战留下的疑惑

1986年10月19日,我部一八二团九连对敌55号高地进行了阵前出击作战。

“10.19”出击作战是一次战果辉煌的胜仗,但是,在师团指挥方面却出现了一些不够顺畅的事情。

当时,赵文泷副师长带领李效锋副参谋长和炮兵指挥部主任苗浩善、作训科长杨家卷在34号阵地开设了师前指。10月22日,赵副师长就写出了洋洋万言的《前指纪实》,比较具体地记载了出击作战中的一些重大事件。

从赵副师长的《前指纪实》可以看到,在“10.19”出击作战中,在团指、师前指、师基指之间,曾经有过三次意见分歧。

出击作战已到待机状态,师指挥机构还未确定——轮战中的参谋故事

赵文泷副师长(右)与彭勇团长(左)

第一次意见分歧:关于出击分队接敌的开始时间。

赵副师长在《前指纪实》中写到:

按预案突击队应于十九日凌晨三时半至四时接敌。二团前指于十八日17时35分提出四点决心建议,核心问题是将接敌时间提前到两点。师前指经慎重研究,认为如二时接敌必然一时起床,在战士连日饮食、睡眠都不好的情况下,接敌前三个小时休息时间太短,体力难以维持;其次接敌太早,到达冲击出发阵地时间亦太早,距战斗发起时间过长,容易出现意外问题,因此师前指否定了团指的决心建议并要求原则上不改变行动计划,并于18时零7分答复二团。

约22时30分师长来电话,要求二时出发,前指陈明利弊,坚决不同意二时接敌并提出可改为三时接敌的决心,时隔不久,22时40分至45分炮指苗主任和作训科李参谋分别接到军炮指及作战室……的指令,该指令已明确接敌时间改为二时。这一事实表明二团前指接到师前指否定其二时接敌的指令后,仍坚持原议,但他们没有继续向师前指陈述而直接报告师长,师长同意其意见又向军指报告,如此重要问题未告师前指。

对这种严重的破坏指挥程序的行为我极为恼火。当即给二团团长打电话(这是十九日唯一的一个电话),电话上我耐心讲明不能二时接敌的原因(三条理由)及120炮运用原则问题后口气不平静地谈了以下的话:“指挥程序至关重要,越过师前指直接向师长打电话决定问题是可以的,我没意见,但对你们这样决定的问题前指概不负责。xx同志,在这种时刻我不得不提醒你,不要轻易改变经过几个月研究而定下的决心……

第二次意见分歧:团请示推迟炮火准备开始时间。

赵副师长在《前指纪实》中写到:

九时前即研究F时间问题。最后计划中的时间范围为十点半至十三点。九时前彭勇来电话请求将F定到十二点之后。我们答复是鉴于天候有利,如果部队于十时前到达冲击出发阵地则应于十一时半至十二时之间选定F时间,绝不可推到十二时之后。基指同意该决心,师前指遂正式通知二团前指。

十一时半将F时间报集团军。这时机关工作进入紧张的阶段,电话不断,炮兵、工兵、通信、侦察均按此时间进行着准备。但就在炮击即将开始前六、七分钟,彭勇来电话要求推迟。我问他为什么?他很为难地讲三营长因去看地形,至今尚未回到无名3号洞。

一听此事我的心一下子悬了起来。此时河西炮兵即将开火,已不可能再改变命令,但狄(营长)不能按时回来则有可能造成误伤,在几秒钟内我矛盾以以及最后内心下定了河西及一、三团按计划于十二时炮击,如狄十二时回不来,二团方向则推迟五分钟。对二团这一变化机关只有几个人知道,都很恼火,炮兵不同意改变时间,但我决定十一点五十八狄不归则下令推迟五分钟。恰恰十一时五十八分狄回到无名3号洞,计划未改变。

顺便说一下,狄返回时,二团团长并未报告,在十一时五十八分炮兵正要下达口令时,我问了一声狄国平回来没有,李副参谋长说刚刚到。

关于推迟炮火准备这件事情,傅金保参谋长在《“10.19”出击作战中的师首长和司令部》中也记述了这件事情:

按照作战方案,12时开始重点炮击,而各个佯动方向要早于攻击方向5分钟即11点55分开始炮击。

11点50分,就在整个老山战场的炮击即将开始的时候,一八二团电话要求推迟炮击时间,原因是营长狄国平出去看地形还没有回来。

师基指所有人都急了!

我当时来不及多想,立即对师长、政委讲:“不能让二团推后,按时炮火准备!”

师长、政委立即同意我的意见,机关回复一八二团的电话刚放下,就听到了前方的炮声。

把两个师首长的记述一对照便知:赵副师长当时不知道,团在向师前指请示报告的同时,也给师基指请示报告了。这一次与前一次不同的是,师前指与师基指的意见不谋而合。

第三次意见分歧:关于出击分队回撤时间。

赵副师长在《前指纪实》中写到:

在此期间二团提出在无名3号洞休息到天黑再组织回撤,此建议经前指充分研究被否定。前指要求(分别由我对王参谋长、作训科对二团作训股长打电话)回撤部队一方面清查人数,抢救伤员,特别是重伤员,另一方面休息、恢复体力、至15时30分必须定下回撤决心。我估计二团前指将此建议同时报师基指了。师长几乎同时来电话征求意见,我告诉他现在因战士跑不动尚不能定下具体回撤时间,但原则上不能拖得太迟,可采用多路小群分批次回撤的办法。

1986年10月26,也就是“10.19”出击作战后的第7天,在大家还在欢庆胜利的时候,我们师党委常委专门召开了扩大会议,分析了“10.19”作战存在的问题和教训,其中也分析了指挥方面存在的问题。

那一天,我做会议记录。

第一个发言的是参加师前指的李效锋副参谋长,他首先说了作战指挥中存在的问题:

1、开设团前指、师前指增加了指挥层次,下一步一团拔点时可不设师前指,或将师前指与团前指合并。

2、关于指挥关系,应逐级负责。

出击作战那一天,关于二团出击分队何时从阵地出发的问题,师前指认为3时好,团直接向师基指报告2时出发。

3、关于指挥所人员编成

师前指开始定为11人,后成为26人,不精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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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常委会记录剪辑

傅金保参谋长说到:

一、要强调按级按职办事,便于调动各级积极性。

战斗中,对49、55、57号阵地敌人的高射机枪压制不好,若按级按职指挥可能解决得好一些。师团混在一起有依赖思想。

大的事情应加强请示报告

如撤出战斗等关节问题……

四、要强调贯彻力、控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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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常委会记录剪辑

最后,党委书记张海阳(政委)在总结发言的时候也说到指挥问题,他说:

组织指挥方面:

(1)领导层次问题:我了解师前指还是起到了作用,在重大问题上还是提出来许多好的建议,如3点出发、关于冲击时间、关于回撤时间的建议都是正确的。炮兵的运用,前指组织较好。今后设几个层次,干什么事还可以再研究探讨。

(2)火力压制:对敌高机、直瞄炮压制效力不够。杨科长(作训科长杨家卷)提出用火箭炮覆盖三次的建议很好,对敌炮兵压制很好。

(5)指挥关系问题

这个问题将来要理顺。谁负什么责任?一定要清楚。将贵专谋。

大的关节问题由师、军负责,一般问题由师团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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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常委会记录剪辑

从赵副师长的《前指纪实》和师常委会的分析看,在“10.19”作战中的三次分歧确实是存在的。

其实,在师前指和师基指之间还有些不和谐的议论。那就是师基指在战斗实施中的越级指挥。

关于师基指在战斗中的越级指挥,我是直接见证人。

“10.19”出击拔点作战那一天,我科长杨家卷在师前指,我在师基指,不到半个小时的战斗,我一直站在刘登云师长身后记录并协调作战值班室的指挥勤务,我亲眼看到,刘师长电话没有离手,指挥也没有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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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9”出击作战时的刘登云师长

当时,因为通信科“将跟进架设到九连指挥所的线路,直接调到团前指、师前指、师基指的指挥所,一线串四机,并加开设备进行信号放大……它把师团指挥员一下'推’到了最前沿,”为师基指的越级指挥提供了可靠的技术条件。在攻击发起前,当听到连长在电话里说发现敌暗火力点的时候,以及攻下敌人阵地时听到营长喊“敌人从56号反冲击”,师前指和团前指没有来得及说话,师长就直接给站在他对面的炮兵指挥部副主任安智生下达了命令。此时,由于炮兵有关指挥所也在同步监听,又有预定方案,炮火的反应只是几秒的事情。

从当年在战场到现在的三十多年时间,我一直认为师基指的越级指挥是正常的、自然而然的,也是时效最高的指挥。

具体分析当时的情况,当师基指与师前指、团指同时在一条电话线里听到一线突击队遇到敌人反击行动的时候,一方面,分分秒秒都会有生命的付出,分分秒秒的迟疑和客套都会增大流血牺牲;另一方面,这些情况及处置方案在原来预案里都有,不论谁当师长,都不会等待下级的建议,更不会客套的去征求下级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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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司令部通信保障详报剪辑

我们现在对“10.19”出击作战中的指挥方式作个综合分析:

1、实战中,指挥人员的意见分歧是常有的,也是正常的。在上级否定下级意见以后,下级如果仍然坚信自己的意见,越级向更高首长机关反映情况,也不能说是错误的。在以后的边境局部作战中,这样的事情还会发生。

2、师前指在此次战斗中的决心都是对的,但是,不管师前指的指挥能力高与低,开设师前指,明显的增加了指挥层次,增大了指挥流程。这一点,大家的认识基本上是统一的。

当通信联络稳定又快速的时候,如果打破条令的框框和以往的习惯,不设师前指,把团指、师前指、师基指三级指挥机构变成团指直接对师基指的两级指挥机构,可以缩短指挥流程,提高指挥时效。

在边境局部作战中,仗小影响大,重大问题的决策层次比较高,有些事情,师前指在接到团指请示后无权做最后的决定,还得转报师基指。这样,就多了一个指挥层次,增大了指挥流程。如果把师前指的这些精明强干的指挥人员都编在师基指,他们的合理意见能够更快的实现,但是,却可以避免团指多头请示的问题,还可以避免师基指超越师前指的问题。

3、要不要越级指挥的问题,大家的说法不够明白。

——“08-1号工程”中的指挥:众说纷纭的意见与议而难决的过程

1986年11月11日,在我们刚刚进入一团的时候,李副参谋长召集我们对出击作战做了总体的研究,其中就研究了指挥问题,我的工作笔记本里记着初步的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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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工作笔记剪辑

11月16日,我把这个提纲整理成文,题为《对“08-1号”工程几个问题的探讨》,其中对指挥问题有了进一步的探讨,尤其是根据“10.19”出击作战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尽力精简指挥机构”、“适情实施越级指挥”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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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08-1号”工程几个问题的探讨》剪辑

但是,李副参谋长对此还没有完全认可,他在文件上批示到:“关于战术原则的探讨我看可以,作战的组织指挥及炮兵火力运用我意再专题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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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效锋副参谋长的批示剪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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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效锋副参谋长在阵地上

从我当年工作笔记发现,12月1日上午,我们又研究了“师团营指挥所及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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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工作笔记剪辑

在我当天的工作笔记里,有我当时对师团营指挥机构的初步考虑:

指挥编成:

可供选择样式:

1、师团营合为一体;

2、师团合、营单开。

倾向于第一:

(1)营指靠前观察亦不便;

(2)营指单开指挥力量不够;

(3)单开指挥周期长;

(4)合开依然有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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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工作笔记剪辑

从我的工作笔记看,到了1987年元月初,也就是出击作战到了待机状态的时候,指挥机构编成问题逐步成为热点问题。我在元月3日的日记里记到:

晚上师团研究工作安排和指挥机构。

关于指挥机构,赵国民团长提出营指放在08,主要负责清查人员,现地组织部队,不参与作战指挥,我觉得好,师长同意了。

关于师前指问题,我提出两种方案,一是不去首长,仅去机关作、炮、通部分人员,作训起联络作用,通、炮参与指挥,协助指挥。二是去首长及各部门人员。倾向于第一案。若第二案,师首长必须是能定决心的师长、政委。若去个副师长,定不了决心,还要接受团报告,多了一个层次。从人员上讲,赵文泷副师长去看病,若去则是李副参,李去既不能指挥团长,又得参与,关系难处理。

师长觉得第一案好,但又觉得不去师首长显得不重视。

出击作战已到待机状态,师指挥机构还未确定——轮战中的参谋故事

我的日记剪辑

我在元月3日的工作笔记里也找到相关内容:

赵(国民)团长(说):

营指在08(阵地),主要负责清查人员,组织部队行动,不参与作战指挥。

师长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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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工作笔记剪辑

出击作战已到待机状态,师指挥机构还未确定——轮战中的参谋故事

刘登云师长(左二)、李效锋副参谋长(左三)、赵国民团长(左一)、彭勇团长(右一)在阵地上

我在元月6日的日记里记到:

昨日到今天,几次议论了指挥所编成问题,赵团长提出营指在08阵地,专负责清查人员,师同意了。关于师指,师长倾向于上09,即师长、政委、参谋长同上,带机关部分人员,我看这是最佳方案,不知师里其他首长如何表态。

我在元月26日补记的日记里记到:

24日……下午,参谋长主持我们研究指挥编成,参谋长主张派师前指去。

我在26日的日记里还记到:

午饭后回坪寨(师基指),15时开会,团汇报了基本案和强攻案,以及准备情况。赵国民最后提出,请师明确师前指的编成,团向师前指负责还是向基指负责?还说请师前指的同志不要随便扩散消息,师基指要以团正式报告为准。

李副参汇报了三件事:一是工作安排;二是几大情况处置案;三是师前指编成的四种形式。前两个问题原则同意,师前指这个最敏感和棘手的问题“因时间”未议。

从26日师常委(扩大)会情况看,指挥机构问题虽然没有研究,但是,明显感到这个问题争议比较大,而且师团之间有了点“火药味”。

第二天下午,我们接到通知:因为政治外交原因,我们的出击作战任务取消了。可是,那一天上午,我们还在继续研究指挥机构问题。

我在元月27日的日记里记到:

出击作战终于取消了!

早晨,我们5点钟起床去看综合演练。上午回来研究了师前指的编成问题。赵副师长完全同意我的观点:师派协调指挥组随团行动,职责一是观察了解情况;二是协调各配属分队行动如技侦、干扰、气象等;三是指挥炮兵战斗;四是向基指提出决心建议;五是当团与(师)基指联络中断时代替师基指。这样既有事干,又不被束缚住;既可指导团行动,又不强制团服从。关键是减少了一个指挥层次。

上午,马副司令员来集团军找军长谈话,这时,我们便判断情况不妙,若是同意出击,则会立即发特级报的。下午,军长政委来师,传达了军委指示,服从政治外交需要……

就这样,代号为“08——号工程”的阵前出击拔点作战,从开始下达任务到取消任务经历了八个月时间,师的指挥机构却始终未能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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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出击作战任务取消了,我们在沙盘上留影

——我的所想、所为与体会

指挥机构问题八个月没有达成定论,这肯定是遗憾的事情。

我个人只参加了后边不到三个月的出击作战准备。对于我这个年轻参谋来说,在那三个月的时间里,出击作战指挥问题的研究与承办,给了上了一堂课。

在那三个月里,对边境局部作战中的指挥问题,我经历了从理论到实践、又从实践到理论的探索与体验,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得到升华。

在那三个月里,指挥机构问题的研究与承办是一项很难的工作,在艰难工作中,我的参谋工作也得到了难得的磨砺与提升。

三十年后的今天,重新翻腾这个事情,有点体会与年轻的参谋人员分享:

边境局部作战中的指挥,确实是一个难题

指挥的方式与指挥机构的设置,在理论上不是什么难题。

在战斗条令和教材上有明确的原则。

在课堂上,谁都可以讲许多。

但是,在边境局部作战条件下的特殊作战中,指挥机构与指挥方式却是一个难题。比如要不要设前指的问题,不仅仅涉及指挥时效问题,还有责任因素、个人功过因素以及锻炼部队等因素。对于几十年没有打过仗而习惯于按部就班的组织指挥的军人来说,越级指挥往往会有许多逆反心理和非议。

网上对1985年的211高地作战议论纷纷,其中许多议论就是围绕指挥机构与指挥方式进行的,在我的《六十七军在211高地重振军威的历史意义》中,涉及指挥问题的篇幅很多。

我们的出击作战,准备了八个月,已经到了待机实施的时候,指挥机构问题还没有达成定论,并不是因为师首长机关无能,反而是因为想法多、研究深。如果没有根据战场实际的研究思考,那倒是简单的,按照条令教材派一个副师长去就是了。

指挥机构问题八个月没有达成定论,也不是因为师首长闹矛盾。大敌当前,首长们每一种意见的着眼点都是出击作战的胜利,所有的赞同与否定都与人际关系没有关系。

当一项工程的施工方案有多种选择的时候,意见的分歧与争议不仅是正常的,而且是有益的,即所谓集思广益。

首长们的意见分歧是正常的、经常的、有益的,但是,给参谋人员带来的麻烦可是不小的,需要我们参谋人员掌握更多的资料、具有更高的认识,还要有积极灵活的协调首长的能力。

所以,当时,作为主要的机关协调人员,我真的是绞尽脑汁了。

所以,我想告诫年轻的参谋人员,当你走上边境局部作战战场的时候,切不可轻视组织指挥的方案与实施。

要积极而灵活的进行首长之间的协调

首长与首长之间如果发生了意见分歧甚至发生矛盾,我们参谋人员无法回避,而且,有的时候,只有我们这些小参谋才能协调得好。

把首长们的不同意见协调到一起,参谋工作才会顺利进行。

协调首长们的分歧很难,但是,如果首长们的意见分歧不能消除而恶化,参谋人员的工作难度更大。

协调首长们的不同意见,需要极高的责任心和智慧,这个问题我在《怎样当好参谋》一文中已经全面的说过,(链接)在这里只强调有关的几点:

——要有信心。

只要我们认真去努力,参谋人员是可以协调好首长们的。

在实战中,大敌当前,生死攸关,首长们一般不会固执己见,更不会有意识闹分歧。即使谁想固执己见,也得讲道理。

——坚持正确的意见和协调方向。

在首长之间的协调,虽然也要讲点灵活,但是,总体上要从作战大局出发,尽力维护更为合理的意见。

决不能按个人感情去跟风。

也不能一味维护大官的意见。按照军队的指挥原则,形成决策之后,要执行下级服从上级的原则。但是,在大官还没有决定之前,我们参谋人员可以积极地引导首长的决策,力争使决策更加合理。不盲目的维护大官的不够合理的意见,实际上是对大官的负责。

参谋人员始终着眼作战大局,维护合理与正确的方案,长此以往,才能得到首长们的信任。

——要灵活协调方法

领导管理下级都需要讲究方法,下级协调上级就更要注意方法了。

当一些首长的想法有明显不足的时候,不要直来直去的否定,要善于诱导首长自己逐步认识自己的不足。

如果你要促使首长改变他的想法,必须先肯定和表扬他的长处,再以商讨的口气提出改进的建议。如:首长的想法有很多好处,但是,如果再把XXX完善一下就更好了。

当首长们意见分歧比较大的时候,要多在会前进行私下协调,防止会上争吵而使矛盾激化。

当年在战场,为了这一次出击作战的指挥机构问题,我不仅在研究会议上提出过多种方案,也多次私下给相关的首长汇报过。

参谋人员自己要有高见

参谋人员要想协调职位和见识都比自己高许多的首长,自己的见识必须有一定的高度。

面对首长们的众说纷纭,参谋人员自己如果没有一定高见,就无法与首长们讨论,就难以说服首长们统一认识,也难以拟制出首长们都能够签字的建议报告。

一个传话筒参谋,没有自己的主见,对谁都点头哈腰,就没有办法在首长之间协调,甚至会扩大首长们之间的分歧。

轮战的时候,我对出击作战的指挥以及战法,都从理论与实战的结合上做了全面、深刻的学习与研究,我不能说我把指挥问题都研究透了,更不能说我的见识有多么高,但可以肯定的说,对出击作战的指挥问题,我当时的认识与分析能力不低于一般水平。所以,首长们能够听我的分析,我能够参与首长们的讨论,也能够在首长之间进行私下的协调。

参谋人员对自己的观点要自信但不要自负

在反复探讨师团指挥机构问题的时候,我更多的赞成师长、政委带师基指主要人员上1175.4高地的坑道,与团指挥所合二为一,直接指挥到连。

在我多次建议之后,师长赞同这个方案了,我便把这个方案作为首选方案写入建议报告。在26日师常委(扩大)会前,为了这个方案能够在会上通过,我去给政委汇报。张海阳政委善于钻研军事理论的,而且军事理论造诣很高的。我以为政委肯定也会赞同的,但是,政委听了我的意见后想了一会说:天宏啊,你这个方案,是动了脑子了,但是,还考虑的不够全面,不行。

忽的被泼了一盆冷水,我愣愣的望着政委:政委……这样指挥流程最短,时效最高……

出击作战已到待机状态,师指挥机构还未确定——轮战中的参谋故事

作者与张海阳政委在坪寨指挥所

政委说:

从军事指挥理论上看,确实指挥时效很高。但是,这次轮战的一些特殊情况你考虑没有,比如锻炼部队的问题,我们轮战的一个重要目的是锻炼部队,如果师长政委直接到一线,容易直接指挥而代替下级指挥员,使他们得不到锻炼。还有,我们师独立出来打仗,师主要首长去直接指挥,如果打得好,我们不好自己宣传自己;如果在战斗中出现一些不好的事情,我们就很难辩解,也不好给团里开脱。而你说的指挥时效问题,并不是师长政委不去一线就不能达成,我们现在的指挥手段比较稳定、比较快,“10.19”的时候,一条电话线同时联通师团营连多级,关键的时刻,师长的电话都直接打到一线突击队了。另外,我们已经准备了八个月了,作战方案是很完善的,尤其是意外情况的处置方案很完善,还有,从团长赵国民、政委李太忠到连长汪海江、指导员李卿君,他们都是很精明的指挥员,应当能够处置好的。

出击作战已到待机状态,师指挥机构还未确定——轮战中的参谋故事

一八一团首长机关部分人员,右三为团长赵国民,右四为政委李太忠。

出击作战已到待机状态,师指挥机构还未确定——轮战中的参谋故事

汪海江(左四)、李卿君(左五)和九连的弟兄们

张海阳政委分析问题的高度不仅我当时很敬佩,二十多年后,在集团军院子散步的时候,我给刘雷政委讲了这个事情以后,他也很敬佩。

这个事情,对我教育很大。

参谋人员一定要有自己的看法,但是,对自己的意见却不能太执着、固执。

因为,你认为正确的不一定就是正确的。由于职业角度和职务层次,我们参谋人员往往习惯于仅仅从军事角度看问题。

还因为,兵不厌诈。在惯于施谋用计的战场,没有一定之法。最佳的方案不一定都能够得到确认。

要善于以万全之策应对众说纷纭的首长意图

当年在战场,面对首长们的众说纷纭,作为拟制方案的参谋人员,我给自己确定的首要目标是:我的建议报告能够得到几个层次的首长的签署而进入师常委会。

在首长们各有各的意图与意见的时候,我也有我的倾向性意见,但是,我写的建议报告,却不能是对我个人的认识的阐述与论证,而是能够给首长们的研究提供一个基本方案。

我的建议报告,通向师常委会的道路是很长的,要经过科长、副参谋长、参谋长、主管副师长、师长、政委六个关口,如果其中有一个首长不签字,我的建议报告就上不了会。

怎么样才能使我的报告上会呢?

我当时的想法是:不仅把所有首长的想法都写进方案,而且,把有可能采取的所有方案都写进去,即所谓万全之策。

对于参谋人员来说,把有可能采取的所有方案都写进去的万全之策,是最全面的方案,能够让首长们进行全面的权衡而没有疏忽。

出于对作战方案全面考虑的万全之策,而不是出于哪一位首长的意图或者各个首长的意图,可以引导首长们放下自己的观点,也放下对别的首长的观点的挑剔,着眼作战指挥大局,重新进行全面的分析研究。

按照这个原则,我当时进行全面的分析后认为,无非是四种方案,所以把四种方案全部写进建议报告,那就是:

1、师长、政委直接上的师基指方案。

2、一名副师职首长上的师前指方案。

3、师机关上的观察协调组方案。

4、谁都不上的按级指挥方案。

后来,虽然师常委会没有形成决议,但是,我的“万全之策”顺利的上会了。

作为参谋,我的基本工作完成了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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