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博古之子去看望王震上将，王震沉默半晌后说：你爸爸是好人

从这个方面来看，博古的形象不是那么好，后来还曾影响到家人，妻子张越霞被降薪、几个孩子受到排挤。博古去世的时间很早，当时他的三子秦铁才5岁，对他没什么印象。

建国后，秦铁一直很困惑，他从外人口中得知，父亲犯过很大错误、对党的影响很大、甚至曾危及革命事业，身为人子，从直觉上来说他不愿相信这个说法。

为了弄明白父亲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有一次他就壮着胆子询问与家里有往来的开国上将王震。王震听后沉默了很久，半晌才叹口气说：小铁啊，你的爸爸是个好人。

王震将军是从战争年代一路奋战过来的，与博古的交集并不少，为什么他会给出这哥与很多人认知不同的评价呢？

这个问题，可以从博古的经历中找到答案。首先要声明一点，本文不是说要洗白或抹黑，能在历史上留下重重一笔的人，都不是简单的“非黑即白”就可以概括的。实事求是，全面了解一个人，才是对历史负责的态度。

博古原名秦邦宪，1907年出生于江苏无锡，他的祖上曾经阔过的，多次接待下江南的乾隆皇帝。后来虽然落败，但也还有点薄财供孩子读书，秦邦宪就一直接受了很好的教育。

在上海大学就读期间，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1926年被选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那个年代去苏联的人，都被要求取一个俄文名字，秦邦宪为自己取了“博古诺夫”，此后基本就使用博古一名了。（为避免混淆，后文一律称博古）

在苏联求学这段时间，博古的理论水平提高了很多，并且结识了影响他一生的人——王明。当时的王明虽然只是中山大学的一个书记，但因为有副校长米夫的支持，实际上已成中国留学生中的领头人，博古也常常跟在他的身边。

1929年王明回国，先在全国总工会工作，后调到中宣部当秘书，1930年博古回国，也只是负责一些宣传工作。

如果按照正常程序，这两个资历不算深的年轻人要成为最高领导人基本是无法办到的事，然而在革命风起云涌之时，一切皆有可能。

由于立三路线的冒进，革命力量遭受了重大损失，共产国际发出指示，要改变斗争方式，并且还派出了王明的靠山米夫来华。

1931年的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担任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不久又升任政治局常委，跻身核心领导层。他上任后立马提拔博古为共青团中央书记，此后两人的命运也是深度捆绑在一起。

同年顾顺章、向忠发相继叛变后，党的处境岌岌可危，在这样的背景下，周总理要去苏区当军事部长，王明则准备跑到苏联。

为了到苏联后还可以继续遥控国内的局势，王明决定把博古推上台。博古听到这个消息时非常惊讶，他第一反应是拒绝，认为自己现在连中央委员都不是，这样不符合组织程序。

但王明将博古视为心腹，还是通过共产国际促成了此事，博古一飞冲天担任中共中央局书记，成最高领导人，这时的他，年仅24岁。1932年底，博古秘密离开上海，于次年1月到达瑞金，依然是中央局书记总负责。

其实看博古的履历就能明白，他当上最高领导人纯属机缘巧合、被王明赶鸭子上架，就他的能力而言，是担不起这么重的担子的，后来他的很多做法也都证明了这一点。

对党内工作，博古完全盲从王明，根本不加以分析研究，并且多次针对毛主席；对军事指挥，他也是迷信共产国际派来的李德，基本上李德怎么说，他就怎么打。所以，苏区的生存环境愈发恶劣，第五次反“围剿”以失败告终，红军因而踏上了悲壮的长征之路。

由于错误的命令，湘江战役我军损失惨重，出发时有8.6万人，一战锐减至3万多人。当看到无数优秀的红军指战员因为自己而失去生命后，博古内心非常自责，曾经拔出枪来要自杀。如果不是身旁有人及时阻止，他的生命就定格在此了。

这件事之后，博古也进行了一定的反思，他不再无条件听从李德的计策。当时中央在讨论下一步的战略方向，李德坚持按照原计划去跟红二、红六军团汇合，毛主席则大声反对，直言这样做就是自投罗网，红军应该转到贵州方向，避开国民党的口袋阵。

双方争执不下时，一贯附和李德的博古，这次选择支持毛主席，红军开始向贵州进发。

事实证明，这条路万分正确，红军总算取得了几个胜利，在打下遵义后，中央召开会议讨论后续发展的问题。

会议由博古主持，首个发言的也是他，对于第五次“反围剿”，他承认这是失败，但不觉得自己的战术有什么问题，还辩称失利只是由于国军兵力太过强大，换其他人指挥情况也会一样。

然后是周总理发言，他直接指出先前中央指挥的一系列失误，还做了自我检讨。接着是张闻天，他说的就比较尖锐，说博古的报告“没有实事求是”，让会场气氛紧张了起来。

随即轮到毛主席，他指出博古和李德等人错误的军事指挥，提出红军应该进行运动战、游击战，还对博古推卸责任的态度不满。他一说完，很多人都鼓掌。在主要人物发言结束后，会议进行投票，在大部分人的支持，毛主席重新掌握领导权。

而博古虽然先前有推脱之意，但也不是耍无赖之人，明白大势所趋后就做了坦率的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最重要的原因，是指挥和战术上的错误，军事上的错误由三人团负责，其中李德、博古负最大的责任。

毕竟博古有些共产国际的背景，会后还有人不甘心，劝博古不要交权。但博古也是有党性的人，没有硬挺着，反而让潘汉年去苏联报告这次会议，等于是让共产国际承认合法性。之后他也没有暗中搞小动作，一直配合新的领导层。

在红一、红四两大方面军北上南下之争时，张国焘曾暗中拉拢博古，说遵义会议不合规，红四方面军不认，言外之意就是老张还准备拥立博古。

但博古也不傻，一方面知道老张此时的许诺过后不会作数，另一方面他亲历了四渡赤水等一系列战事后，对毛主席已经非常敬佩，认为只有跟着毛主席才能有出路，所以就严词拒绝了老张。事后毛主席称赞道：博古是一个很有原则、很有组织观念的人。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博古的工作该如何安排是个麻烦事，毛主席却没有在意往事，他说：1934年秦邦宪没有处理我，叫我当苏维埃政府主席，五中全会又提名我当政治局委员，这次我提议他任中华苏维埃西北办事处主席，这叫礼尚往来。

如果博古纯粹是一个没有能力、只玩权术的人，毛主席断然不会如此推举。后来博古对工作一直兢兢业业，协助周总理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

不过当王明回国时，他又走了一段弯路，毛主席也没有计较，1945年七大时还极力为他拉票，让他担任了中央委员。

1946年，博古以中共代表的身份去往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正当他准备用毕生所学来弥补之前犯下的错误时，悲剧发生了。他与叶挺将军在一架飞机上，不幸遇到空难。

纵观博古的一生，尽管曾经犯过很严重的错误，但在遵义会议后愿意改正，没有一条路走到黑。

党史对他的评价是：“不堪重负的党中央总负责”，这个不堪重负形容得非常好，博古本人都没想到会走上最高舞台，但被架了上去，由不得他。如果没有王明，博古或许会成为一个踏踏实实的干部，奈何。

王震对博古的评价是一个“好人”，毛主席和周恩来也曾肯定过博古。所以，他也是有可取之处。

人，都是很复杂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