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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今5300年前，环太湖的良渚文化率先进入文明阶段，以玉帛古国模式成为东亚大陆最早的国家。 良渚古国存在一千年后终结，长江下游文明发展进入低潮，而黄河中游的中原再次成为文明潮高峰。
陶寺遗址位于山西襄汾汾河东岸，面积约300万平方米，主体年代距今约4300至3900年，1958年被发现，1978年开始正式发掘，至今仍在考古进行中。
考古还发现了观象祭祀台，被称为最早的天坛，通过复原建筑上的12道观测缝，可观测一个太阳回归年的20个时节。 如果陶寺在当时被视为“地中”，那可称为“最初的中国”。
当然也有对由地下基址复原出地面建筑合理性的争议，观测时节也经过考古学家和天文学家反复研讨。 还是通过文物来看陶寺在中国早期国家形成和中华文明核心形成中的重要地位吧。 陶寺很多重量级文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出土了，分别收藏在临汾博物馆、山西博物院和考古所，现在考古所的那部分终于展出了。
陶寺属于大中原范围，又在黄河与太行山之间的晋西南，历来是四方交流的重要孔道。 陶寺的众多文物上可以看到不同区域、不同时代的文明影子。
圭是中国古代的重要礼器，最初可能是委派各级管理者的凭证。  钺是军事权力的象征，常见于良渚文化和海岱地区的大汶口、龙山文化。  陶寺文化双孔玉刀 顿时，线上互动就变成了答辩会。   陶寺还出土了大量与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相关的器物。 陶寺大墓中出土了与木俎和猪骨在一起的V字形石厨刀，良渚文化中也有十分相似的，过去将这类大型有刃器认为是犁一类的破土器 。  陶寺文化石厨刀 这件石厨刀格外大，应该是由实用器转为礼器用途了。
陶寺文化中多见玉璧、玉琮，但不同于神权色彩强烈的良渚文化，王权体系和强调地中的陶寺更讲天人合一。  因此陶寺玉器去掉了良渚玉器繁缛的神人兽面纹，成了素面佩戴功用的装饰品，玉质也普通，主要是来自甘青地区，追求的是玉琮的庄重。
陶寺彩绘陶器上的纹样，也与东方大汶口文化和北方赵宝沟文化接近，只是个体较大，纹样也相应放大，朱红颜料绘在磨光黑陶衣上，色彩鲜艳，花纹斑斓夺目，具有更强的装饰效果。 陶寺兼收并蓄，但局限性也很明显，影响区域就在晋西南这一块，不像更早的良渚文化控制了长江下游，也不像后来的二里头文化成为广域王权国家。 中国文化最讲礼，礼的核心是秩序，礼器就用于标明等级。 陶寺发掘了1300余座墓葬，墓地呈明显的金字塔式分层，反映出当时社会已具有明显等级。 其中，6座墓规模特别大，随葬品数量特别丰富，有专用礼器，墓主人应是陶寺的最高统治者，也就是等级最高的王者之墓。 陶寺文化彩绘陶盆 簋是盛谷类食物的容器，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已经具有标志等级身份、祭祀等礼仪内涵。 这件陶壶出土于陶寺最高等级墓中，在壶口发现有苫盖麻布的痕迹，可能是用来装酒的。 陶寺文化彩绘陶壶 陶寺众多彩绘陶器中，最重要和最知名的，还是被视为陶寺国徽的彩绘龙纹陶盘。 龙的形象最早见于查海文化，仰韶、凌家滩都有，红山文化更多，到了陶寺时期被王独有，正式成为了王权和国家的象征。 最具特点的M3072墓龙盘和唯一红白两色彩绘的M3073墓龙盘，都收藏在考古所，现在考古博物馆并列展出。 2013年M3072墓龙盘被列为国家禁止出境展览文物。 神秘的瑞玉成为了新的王权象征。
陶寺遗址出土了玉圭、玉璧、玉琮、玉钺等礼器，都是王之重器。 钺最初为军事权力的象征物，后来成为王权的象征，汉字中的“王”字就是从钺的象形演化而来。 陶寺文化玉钺 玉璧被认为是天的象征，是拥有者与天沟通的象征。 陶寺文化玉璧 玉琮是地的象征，持有者可以将神的意志传达到人间。 陶寺文化玉琮 除了礼器，陶寺大墓中还出土了大量奢侈品，在表达等级的同时，也反映了拥有的财富和特权。 陶寺出土了24件玉骨组合头饰，由半圆形和弧形穿孔玉片、玉坠饰、绿松石饰片、骨笄组成，以黑色胶状物粘合在一起，应该是陶寺贵族女性的装饰品。 中国是礼乐之邦，《尚书·舜典》记载尧舜时已有八音的礼乐制度，共金、石、土、革、丝、木、匏、竹8类材质乐器。 这是已知最早的礼乐，标志陶寺文明程度大大前进。 陶寺文化石磬 这就是八音中的石音。
东下冯出土的二里头文化石磬已做打磨，但还有棱角。殷墟武官村出土的石磬表面非常光滑平整了，还有虎形纹饰，可见从新石器时代至商代的前进轨迹。
陶寺出土的鼍鼓和陶鼓，是中国最早的实物鼓。 陶鼓也称土鼓，是一种蒙兽皮的陶制打击乐器，敲击振动发声，鼓底部有三个凸起的小洞，推测是调节鼓声高低的气眼。 陶鼓敲响，咚咚声悠扬悦耳，是八音中的革类。 根据对陶寺大墓出土研究，这些乐器都有使用痕迹，应是实用器，不是为入葬专门制作。 当时也已经有了礼乐器的固定组合，1对鼍鼓、1件石磬、1件陶鼓为一组，以鼍鼓为中心，石磬和陶鼓在两侧， 鼍鼓、陶鼓加特磬是最高等级配置，是陶寺首领的专用礼乐，是中国最早的乐队。
陶寺出土的陶铃、陶埙则绝大多数出自居住区，更可能是日常的实用器，为八音中的土音。 陶寺还出土了铜铃，属于八音之金，其他的木丝竹类乐器难以保存，因此没在陶寺遗址中发现。 陶寺文化陶埙 陶寺严格的等级和礼制，被认定为“己经是建立了国家政权的祭祀权力实行垄断并且由一个家族世袭传承的文明社会”。 临汾古称平阳，文献记载是帝尧建都之地。 陶寺遗址在年代、地理位置、内涵、规模和等级以及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等方面，都与尧都相近。
1984年，考古人员在陶寺晚期垃圾坑里发现了一只残破的扁形陶壶，上有用朱砂书写的红色字符。 扁壶出土后却一直很神秘，2006年才对学术界公布，外界更是长期不知道。 2005年出土了一件骨耜，上面的疑似人工划痕，被解读为“辰”或“家右”。 2006年又发现了一片朱书扁壶残片，有一小块不完整的字符。
陶壶上的字一看就是汉字，而且是成熟汉字，不是单个的符号，是可以连读表意的文字，更是比甲骨文还早七八百年的文字。 陶寺曾被认为是夏文化，上世纪末学术界认定二里头是夏代都邑，年代更早又不同于二里头文化的陶寺就被寄予了新的希望。
陶寺和二里头有庞大的建筑工程和多重政治架构，应该有文字用于管理。 二里头一直没发现文字，而在陶寺出土了文字。
“文”在中国古代书面语言中可以说是最好的一个字，意为有文德之人，形容美好、伟大等意义。
但在壶平腹上的红色字符就有多种解释。 字符分上下两部份，上部为圆角方框，似乎象征城，中间为一横线，似乎象征地平线，下部形似一人做跪拜样。
严格来说这个字符还没有识读，但更多人希望是“尧”，也有认为是“唐”，还有说是“邑”。 如果是“尧”就很重要了，可以认定陶寺尧都。“唐”也还好，文献记载尧就是唐陶氏。
现在确定陶寺中期在公元前21世纪，按夏商周断代工程已进入夏代纪年，与尧舜禹启的记载明显冲突。 扁壶字符的撇、捺笔锋清晰，应是用毛笔书写，在扁壶的破口处还涂了一圈朱纹，说明朱书时这件壶已经残破。
考古发现与信史之前传说的关联还是要慎重。 陶寺中晚期发生毁灭性巨变，早中期墓地被毁，曾被解读为尧与舜两大集团的权利争斗，也有说发生在舜与禹之间。
不管如何释读陶文和复原历史，陶寺朱书陶文确定是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汉字。 青铜器被视为文明三要素之一，因此中国青铜器和铜礼器起源一直是热点问题，陶寺发现的中原地区早期铜器非常瞩目。 陶寺目前出土了4件铜器，最先发现和最著名的就是于1983年在陶寺M3296号墓出土的陶寺铜铃。 陶寺文化铜铃 纯铜质软性脆呈红色，一般称为红铜，铸造时铜液流动性差，冷却收缩性大，容易造成铸造缺陷，与合金的青铜相比更加原始。
陶寺红铜铃其貌不扬，但却意义重大，因为它是中空的，需要两块以上的复合范才能完成制作，所以它是迄今所知最早的完整的复合范铜器。 这说明中原地区在龙山时代已掌握了复合范铸造工艺，为二里头青铜礼器群的问世准备了技术条件。
主要成分是铜和砷，应是以含砷铜矿石冶炼铸造的砷铜器。 2005年，在陶寺中期小城内的中期贵族墓地内IIT7464层发现1件铜环，为范铸红铜器。 2007年，在陶寺中期宫殿区IFJT3的夯土中出土一件铜残片，为砷铜器，推测是一件铜容器的口沿，可能也是复合范铸造。 不过也有观点认为红铜在中国存在时间不长，用含砷的铜矿石冶炼表现了对合金的探索，应该是以礼容器为特征的中国青铜时代的前夜。
陶寺铜器反应了红铜向青铜、锻造向铸造，单范向合范的重要过渡，陶寺也因此在中原青铜文明的崛起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这就是中国青铜时代的前夜。 陶寺是中华文明形成中非常特殊的国家类型，有超大都邑却疆域不大，文化发达却非常脆弱，甚至被戏称为依托运城盐池的盐商豪富集团。 但陶寺无疑是满天星斗时代最亮的那颗星，被认为是中原成为中华文明真正中心的开端。 继续跑，带着赤子的骄傲！
最后，在交响版《月亮之上》的战曲中， 完整地欣赏中国考古博物馆的陶寺展厅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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