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猛龙清颂碑 晋至“八王之乱”，王室内讧以后，势力逐渐衰微。晋室东迁至灭亡，从公元317~420年，是南朝。在北方，随着西晋的灭亡。形成了“五胡十六国”的混乱时期。之后，鲜卑族拓跋氏结束十六国，建立北魏，促成了149年的相对稳定的统一局面，这是北朝。 南北朝时期，中国书法艺术进入北碑南帖时代。南派书法相当繁荣，著名书法家有南朝宋之羊欣、孔琳之、薄绍之、谢灵运、萧思话，齐之王僧虔、王慈，梁之萧子云、陶弘景、袁昂、庾肩吾、阮研，陈之智永等。 北朝碑刻书法，以北魏、东魏最精，风格亦多姿多彩。北派书法成就亦不凡，虽书写者多为庶人，常不具名，但留下来的碑刻却是难得之艺术作品。著名书法家有崔浩、郑道昭等。 南朝多临法帖，北朝刻石为多，南北各有千秋，因特色不同，有北碑南帖、北楷南行、北雄南秀之谓。若论南北两派之代表作，则以南朝·梁·陶弘景的《瘗鹤铭》、北魏·郑道昭《郑文公碑》（即《魏兖州刺史郑羲碑》）为最，此二碑刻可谓“南北双星”。  《爨龙颜碑》局部 南北朝时期，著名的碑刻及书帖有《爨宝子碑》、《爨龙颜碑》、《郑文公碑》、《始平公造像记》、《张猛龙碑》、《石门铭》、《瘗鹤铭》、《张黑女墓志铭》、《泰山金刚经》、《司马显姿墓志铭》、《刘怀民墓志铭》、《元羽墓志铭》、《元显俊墓志铭》、《元珍墓志铭》、《高归彦造像记》、《西岳华山神庙碑》、《智永楷书千字文》、《智永真草千字文》、《龙门四品》、《龙门二十品》、《张玄墓志》、《王远书石门铭》等。 南北朝书法家灿若群星，虽无名书家为主流，但他们继承了前代书法大家的优良传统，创造了大量的优秀作品，也为隋唐时代书法百花争放的鼎盛局面创造了必要条件。 南北朝书法以魏碑为最胜。魏碑，是北魏及与北魏书风相近的南北朝碑志石刻书法的泛称，是汉代隶书向唐代楷书发展的过渡时期书法。康有为说：“凡魏碑，随取一家，皆足成体。尽合诸家，则为具美”。唐初几位楷书大家如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等，都是直接继承智永笔法、取法六朝碑帖而来的。 南北朝时期的书法，是我国书法史上发展的重要阶段。清代书法家、书法理论家康有为在其名著《广艺舟双楫》中，对南北朝碑刻有“十美”的评述。他说：“古今之中，唯南碑与魏为可宗。可宗为何？曰有十美：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象浑穆。二曰笔法跳越。四曰点画峻厚。五曰意态奇逸。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八曰骨法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丰美。是十美者，唯魏碑南碑有之。”1如此看来，碑刻的魅力的确不小。 北朝以北魏立国最久，所以北碑又称魏碑。自隋唐以降，历代书家都未重视魏碑，一直到清朝的中叶，清代著名金石学家、刊刻家阮元首倡“南帖北碑”的说法，才引起世人的注意，而后又有包世臣、康有为等人的赞同，遂取代“帖学”而成为书界主流地位，影响至今。 现就一些著名碑刻书法特点略述如下： 《爨龙颜碑》，南朝·宋·大明二年（公元458年）建立。此碑在清·道光六年（公元1826年），为金石家阮元出任云贵总督时访求名碑所得。碑高3.38米，宽1.46米。正面碑文24行，904字，背面题名三段，共313字。 该碑文书法古朴典雅，带有隶书意味，气势雄浑端庄，结构多变刚健，给人们一种壮美的感觉。《爨龙颜碑》与东晋《爨宝子碑》同为历代书家所重，世称“二爨碑”。 爨龙颜碑词采富丽、文笔凝炼，反映出爨道庆高超的文学修养。碑文笔力雄健，结体茂密，继承汉碑法度，带隶书遗意，运笔方中带圆，笔画沉着雄挺、兴酣趣足、意态奇逸。有人评为“淳朴之气则灵庙为胜，隽逸之姿则爨碑为长”，康有为对此碑推崇备至，说此碑“与灵庙碑同体，浑金璞玉，皆师元常（钟繇），实承中朗之正统。”他在《碑品》中将爨龙颜列为“神品第一”，赞其“下画如昆刀刻玉，但见浑美；布势如精工画人，各有意弃，当为隶楷极。” 《石门铭》，全称《泰山羊祉开复石门铭》，为北魏著名的摩崖石刻之一。北魏·宣武帝永平二年（公元509年）正月，太原典签王远书丹、武阿仁凿刻于陕西褒城县东北褒斜谷石门崖壁。此碑书体柔美多姿，形体飘逸雅致、圆润秀隽，康有为评为“北魏圆笔之宗”。康有为将其列为“神品”，称赞说：“石门铭飞逸奇浑，翩翩欲仙，若瑶岛散仙，骖鹤跨鸾”。 《张猛龙碑》北魏·正光三年（522年）刻，在山东曲阜孔庙，。书法劲健雄峻。清金石家杨守敬评为：“整炼方折，碑阴流宕奇特。”又评：“书法古淡，奇正相生，六代所以高出唐人者以此。” 《张猛龙清颂碑》立于北魏·明孝帝正光三年（公元522年），全称《魏鲁郡太守张府君清颂之碑》，现在山东曲阜孔庙中，无撰书人姓名，为张猛龙之颂德碑。古人评价其书“正法虬已，开欧虞之门户”，向被世人誉为“魏碑第一”。碑文书法用笔方圆并用，结字中宫紧收，字呈长方，字形稳健大气，笔画横平竖直，又富有变化，开合适度，妍丽多姿。清·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将此碑列为“精品上”，并称“《张猛龙》如周公制礼，事事皆美善”、“为正体变态之崇……结构精绝，变化无端”。清·杨守敬在《学书迩言》中说此碑“书法潇洒古淡，奇正相生，六代所以高出唐人者以此”。  郑文公碑 《郑文公碑》，即《魏兖州刺史郑羲碑》，北魏摩崖刻石。北魏·宣武帝永平四年（公元511年），郑道昭为了纪念其父所刻。当时，郑道昭是光州刺史，刚开始刻在山东平度市的天柱山巅，后来发现掖县（旧时山东省莱州市称谓）南方云峰山的石质较佳，又再重刻。第一次刻的就称为上碑，字比较小，因为石质较差，字多模糊；第二次刻的便称为下碑，字稍大，且清晰，共有五十一行，每行二十九字，但并没有署名，直至阮元亲临摹拓，且考订为郑道昭的作品后才受至重视。郑道昭（公元？~515年），字僖伯、开封人，自称中岳先生。也是康有为版的南北朝十大家之一，喜好诗赋，堪称当代最大书家。 郑文公碑的笔画有方有圆，或以侧得妍，或以正取势，混合篆势、分韵、草意于一体，即既有篆书的婉畅、隶书的端庄，又有草书的洒脱，集刚劲妩媚于一身，堪称不朽之作。此碑以方笔居多，风骨凝练厚重，多以中锋行笔，刚健之中不失遒劲。结体宽博平正、气势磅礴；用笔刚健劲挺，形态含蓄朴厚、刚健婀娜，是难得一见的碑刻作品。 《瘗鹤铭》刻于南朝·梁（传）天监十三年（公元514年），陶弘景书，楷书摩崖，存90余字。 原刻在镇江焦山西麓石壁上，后遭雷击滑坡，碑文下半截落入江中；此后，上半段也消失了，传世的拓片多为伪作。南宋·淳熙间（公元1174~公元1189年）挽出一石二十余字，清·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又挽出五石七十余字。清·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镶嵌于焦山定慧寺壁间，共九十余字。清·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闲居镇江的苏州知府陈鹏年曾募工打捞出五方《瘗鹤铭》残石，共93字。 经历代专家考证，《瘗鹤铭》原文应在160字左右，现在尚有很多缺失。自此，《瘗鹤铭》残石的打捞成为学术界一件重要的牵挂。1997年，镇江博物馆和焦山碑刻博物馆联合对《瘗鹤铭》残石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考古、打捞，发现了“欠”和“无”二字，但仍残缺很多。2008年10月8日，《瘗鹤铭》残石打捞考古又一次开工，此次打捞发现“鹤”“化”“之遽”等4个字。 《瘗鹤铭》在中国书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被誉为“大字之祖”、“碑中之王”，其书法意态雍容，格调高雅，堪称逸品，艺术价值影响深远，乃至海外。凡是历史上有名字的书法家都在这里留下了书法摩崖石刻，并拓了此铭而去。 北宋·黄庭坚认为“大字无过《瘗鹤铭》”。《东洲草堂金石跋》云：“自来书律，意合篆分，派兼南北，未有如贞白《瘗鹤铭》者。”自宋代《瘗鹤铭》残石被发现以来，历代书法家均给予其高度评价，但对它的时代、作者、思想、艺术等方面一直没有定论，已成为千古之谜。 关于此铭究竟是何人所书，历来就有争议。宋人黄长睿考证它为梁代陶宏景所书，唐人孙处元《润州经》则认为系王羲之书，宋黄庭坚、苏舜钦等亦持此看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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