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行一步的人

干事情，尤其是干大事情、新事情，都需要有人带头先行一步。

但古话又说的是“枪打出头鸟”，因此先行一步的人搞得好就是先锋，搞不好就成了炮灰。

01

时间来到1977年的一天，时任四川省广汉县委书记的常光南同志，还没有想到自己要当先锋，他只是像往常一样到乡里转转。

在西高公社的一个生产队，他惊奇地发现，这里的水稻和玉米都长得尤其好，比其他生产队高到不知哪里去了。

常书记觉得蹊跷，在水土、肥料等生产力要素一致的情况下，庄稼长得出类拔萃只有一种可能：生产关系动了。

果然，在常书记的“逼问”之下，生产队长如实交代，他们早在前一年初春，就悄悄实行了包产到组。他们各组商定，每季粮食收获之后，国家的任务如数缴纳，超产的部分集体和个人四六分成。

这事与现行政策严重不符，所以只能悄悄地干。

在常书记发现时，他们的包产到组已实行了一年，这个生产队的粮食总产量从13.5万公斤涨到22万公斤。

常书记听到后，第一反应并不是当即取缔。相反的，他自己动起了在全县推广实行“包产到组”的心思。

不过，他这人还是比较谨慎，由于兹事体大，他想方设法到省里搞了一次“越级汇报”。省里领导倒是痛快：一个县的动静太大，你先搞个试点吧。

众所周知，搞试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方法。试点搞得好，就坚持；搞得不好，关了就是了。关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

其实包产到组或到户，许多地方早都想做，但没有谁敢挑这个头。而常书记似乎“轻而易举”，就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为了吃这只螃蟹，他选择了一个叫金鱼的公社做试点。不是因为金鱼和螃蟹都是动物，而是因为金鱼公社的书记最积极，他说：

包产到组，一亩田就能增产100斤，如果做不到，你撤我的职。

这个螃蟹一吃，常书记和广汉县的命运齿轮，都开始启动了。一年之后，金鱼公社的产量不是一亩增加了一百斤，而是增加了二百斤。

图为1978年的金鱼公社。

后来我们知道，中国的农村改革有两个起源地，一个是安徽的凤阳县，一个就是四川的广汉县。广汉金鱼公社的包产到组，比凤阳小岗村的分田到户早一年左右。

02

为什么是常书记当了这个先锋，这是个问题。

看他“吃螃蟹”的过程，好像十分顺利。他没干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就是在田埂里转了一转，在领导那汇报了一下，最后点了一只“金鱼”就妥了。

不是说改革是没有硝烟的战争吗，没硝烟味就算了，怎么还闻到炊烟味了呢？

常有人分析说，这就是中国的农村改革的特点，它是自下而上推动的。从历史上说，许多自上而下的改革往往都失败了，比如，王安石的变法。而自下而上的改革因为顺乎民意，往往比较容易成功。当政者只要点头同意就可以了，这就很容易。

这种说法对不对呢？

其实，这就是有点”以今日同昨日”，忽略了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

常书记后来自己回忆的，他当时心里也很虚啊！虚在四川话里，就是怕的意思。

他也是老资格了，不会不知道在1960年代初，包产到户、包产到组就受过了严厉批判，不少干部因此丢了官、倒了霉，包产一事自此被视作禁区。

因此，点头是很容易，但这头一点，就把自己的前途命运赌上了。

常书记敢突破禁区，不是说他有多大的宏图伟志。给他撑腰打气的，就是常识。

或者说，是良心。

他说自己当时有个念头，就是在基层搞了几十年，群众还贫困，不富裕。而广汉这个地方属于川西坝子，川子坝子就是天府之国，条件很好：

不富裕就是我们的工作问题。

常书记的举动有风险，但他也不是蛮干和盲干。对于准备带头的人来说，所应当做的是评估条件和气氛，这不仅有助于降低自身的风险，也能提高事情的成功率。

常书记是怎么评估风险的呢？

当然是学习领导的讲话精神啊！

在1977年的当口，小平同志刚刚复出。他学习了小平的讲话，注意到了“解放思想” “开动脑筋”等等词语。他也学习了省委领导的讲话，省委提出“要把农业搞上去”。

学完之后，常书记得出一个结论：政治气候已经可以搞了。

从这里我们看出，所谓的气候并不是抽象的，它决定了人们是否敢干事、是否敢投入的意愿。这就叫调动积极性。

因此，我们又可以说中国农村这场“吃螃蟹”的改革，虽然是自下而上发生的，却也是在自上而下形成的氛围中烘托出来的。

上和下，是相互作用的。

图为1979年2月，四川日报对广汉金鱼公社的报道。配发的短评标题是：不要忌讳一个“包”字。

03

包产到组让广汉成为了先进典型，尝到甜头的常书记又继续到乡里转转。

1979年6月的一天，他转到了一个叫向阳公社的地方。

他见到公社的酒厂厂长双眼通红。厂长告诉常书记，为了完成上交给公社的五万任务，我的责任重大啊。其实，这五万恐怕不是他睡不着觉的主要原因，接下来这句才是：

我还想超个一两万，大家再分点嘛。

原来，这个公社将旗下的几个工厂都搞了承包，交足国家的，就是个人的，从厂长到工人的积极性空前高涨。

常书记看到这个，心思又动了：既然农业包产了，工业为什么不可以承包呢？

在1980年代的改革中，“包”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关键词。虽然现在看来，一个“包”字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但对打破当时僵化的体制，是有意义的。

既然要搞承包，那就需要公司化运作。于是，向阳公社就成立了一个“农工商联合总公司”，在这个总公司下面，分成了农、工、商三个业务线。公司设立一个董事会，各个业务线都有人在里面当董事。

这个公司成立之后，就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效应：原来公社的角色，就显得有些尴尬了。

过去，公社的职能是一把抓，既要承担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又要管种地和生产，是一个政经联合体。政经联合的弊端，就是政不政，经不经，都难以搞好。

那么，政经分开之后，公社的牌子要不要索性摘掉，回归到乡政府呢？

吃不准的常光南书记又去省里汇报了，省里的书记还是一样的办法：搞试点。而几乎与此同时，更高级别的领导还告诉他四个字：

势在必行。

常书记勤汇报，跟领导关系好，引得周边邻县的领导很羡慕。有位县领导就说：

他广汉当然搞得好哦，常光南满腰杆别的是尚方宝剑。

这当然是一句玩笑话，但也说出一点事实：要让人打冲锋、做试验，没有一点尚方宝剑啊，是不行的。

这并不是偏爱，因为试验成功了，就可以推广到全体。这是让人先行一步的意义。

不久之后，在1980年的8月，向阳公社的牌子换成了向阳乡。在换牌之前，常书记定了三条原则：不登报、不宣传、不造声势。

图为1980年向阳公社摘牌。

可是，这件事情还是被跑得快的国外记者，给宣扬了出去，引起了世界的关注。

这时，有个文化程度还算高的公社书记，就对常书记说了一句话：

书记你知道吗，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家没得一个好下场。

常书记一听，就又有点害怕了。不过他转念一想，自己是汇报了的，领导也支持；而且，他认为自己的这样做，符合解放思想的要求，只要群众满意，就要得。

若干年以后，一切都尘埃落定，常书记将包产到组和摘掉公社牌子，视作他一生最引以为傲的两件事。他给自己总结了两句话：

求实于事，富民为先。

我看到这个话，感叹这位县委书记的水平高啊！

04

1987年，小平同志在对外宾回顾中国农村改革时，说了一段话：

有两个省带头，一个是四川省，那是我的家乡；一个是安徽省......还有一些省犹疑徘徊，有的观望了一年才跟上，有的观望了两年才跟上。中央的方针是等待他们，让事实教育他们。

翻看小平同志的讲话，会发现他提到家乡的次数并不算多。而这一段表扬的话，作为四川人听到自然是值得骄傲的。

在他倡导的这场改革开放里，家乡人没掉队，还是带了头的。

如今的广汉，并不以当年那场改革闻名于世。每天从高铁广汉北站出来的游客络绎不绝，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地：三星堆。

当年常在乡里转转的常书记，恐怕没有想到自己治下的这方土地，埋藏着那么多无价的宝贝。

前些日子，我陪外地朋友也来到广汉。看完三星堆之后，我带他来到金鱼公社，现在叫金鱼镇。

站在田埂望去，当然只有普通而繁忙的秋收景象。只是在镇上的一些宣传里，还讲述着当年改革的故事。

朋友说，你为什么带我来这里。

我说，让你看看什么叫在希望的田野上。

参考资料：

四川改革开放口述史，史党共中出版社

包产到组：1976年的广汉“破茧”，中国经济时报

一场被“逼”出来的农村改革，四川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