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有两个军团编入左路军，草地分兵时，高级干部站在哪边？

1935年6月，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两大主力会师于懋功，革命力量大大增强，双方都极为高兴。

可是，此时的中央红军历经多番血战，较为虚弱，只剩下不到两万人。而红四方面军才从川陕根据地走出，足足有八万之众。

力量对比悬殊之下，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氏野心膨胀，不断向中央要权。为了团结同志，中央在很多方面都进行了让步，只是在涉及到原则问题时并没有妥协。张氏见一时没办法达到目的，就先假装配合中央。

随即两大方面军进行混编，以红5军、红9军、红31军、红32军、红33军等部为左路军，以红1军、红3军、红4军、红30军等部为右路军，两路一同按照夏（河）洮（河）战役计划进发。（混编后，军团番号统一改为军，红32军即原红九军团）

没想到的是，左路军行至坝地区时，张氏拒不北上，反而企图裹挟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南下，甚至有动武的倾向。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机关只好带着红1军、红3军先行离开，以此避免可能出现的红军打红军。

可这样一来，左路军中的红5军、红32军（原红一方面军红五军团、红九军团）处境就非常不妙，面临空前压力，两个军团的军政正副首长各是什么反应呢？

一、原红五军团长董振堂

董振堂虽然是宁都起义后才参加革命队伍的，但他党性极强，得知张氏要强行南下后，立马提出反对。

可惜此时红四方面军势大，他的话没起到什么作用。张氏见多方拉拢没有效果，便迅速调亲信黄超接任红5军政委，同时派出部队在红5军中“掺沙子”，想尽办法削弱董振堂对部队的掌控。

当大军行至卓木碉后，张氏公然宣布“另立”，董振堂再一次反对，还在会议上顶撞了张氏，这个勇气非常难得。

张氏对此非常愤怒，其亲信黄超见状上前打了董振堂一个耳光。在战场上死都不怕的董振堂，受此侮辱竟意外地忍了下来，概因他不希望同志拔枪相向。

不过这并非屈服，会后董振堂去找到刘伯承，两人密谋商量准备武力捉张，然后绑着他胁迫北上。但朱德总司令得知后认为风险太大，一旦这样做基本是不死不休的结局，遂劝阻了。

董振堂随后又提出把原中央红军的人都拉出去单独北上，但朱老总还是拒绝了，毕竟这意味着彻底决裂，朱老总是整个红军的总司令，他不希望看到这一步。

无奈之下，董振堂只好听从安排，后跟着南下，接着又悲壮西征。

董振堂最终牺牲在了高台，令人痛心的是，其实他至少有两次可以避免这个结局，但就因为太有党性，自己硬生生放弃了。

一次是在西征前，董振堂看出此行凶险，强烈提出反对，他写了信让警卫员高志中带回中央。这时候只要他耍一下滑头，完全可以用身体不适等理由抗拒西路军的命令，待中央回信一到，他就可以调回陕北，但他没这样做。

高志中找到中央领导后，朱老总想用电台把董振堂叫回来，奈何红5军的电台在黄超手里。高志中立即跑回去，可惜董振堂已被强令出发七天了。

还有一次是在高台，马家军以十倍的兵力进攻，董振堂率部艰难抵抗了7天，他尽力了，本应该要突围的。然而尴尬的是，此时黄超带着电台在临泽，他没有接到命令始终没有突围。

董振堂本来提前在敌军包围薄弱的北城附近挖了地道，如收到讯号，随时能冲出去。就因为坚守党性，最终血洒高台。令人无比惋惜。

二、原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

李卓然在历史上跟毛主席很亲近，曾任红军司令部总直属队总支书记、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办公室主任、中央局代秘书长。

毛主席宁都会议被排挤后，很多人都不敢沾上关系，李卓然却多次去探望。在遵义会议上，李卓然也是投出坚定一票，助毛主席恢复领导职务。怎么看他跟毛主席关系都不一般。

然而，在卓木碉会议上，李卓然却为张氏站台，说了很多污蔑之语，真是令人没想到。张氏对他这个态度却很满意，后来委以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西路军政治部主任等职。

不过历史证明了谁才是正确，西路军战败后，李卓然基本脱离一线指挥，此后长期负责宣传战线，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中央宣传部部长。

三、原红五军团参谋长陈伯钧

陈伯钧参加过秋收起义，上了井冈山，是毛主席的嫡系，他跟军团长一样坚决要求北上，张氏就将他调到了红9军任参谋长。

在张氏公然宣布“另立”后，陈伯钧多次找到其理论，因而遭到记恨。张氏随即将他职务撤去，多次安排人开会批斗，还把他的战马、望远镜等物品抢去，即便如此陈伯钧也没有屈服。

等到红二方面军前来会师后，陈伯钧改任红6军团军团长，这样一来，他就有了长征途中在三大方面军都任职过的经历，也是少有。

后来陈伯钧的军事生涯整体还是比较顺利的，除了抗战前期因为一个耳光惹出祸。1955年，陈伯钧被授予上将军衔。

四、原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曾日三

曾日三参加过朱老总领导的湘南起义，也是老井冈。当张氏要强行南下后，他与董振堂都坚决反对，惹来张氏的记恨，不久曾日三被调到红9军担任政治部主任。

这个调职跟陈伯钧很像，可惜的是曾日三没有被撤职，也没有再调到红二方面军的机会，终踏上了悲惨的西征。西路军在高台、倪家营子等地接连战败后，被迫退入祁连山区，曾日三带着数百人殿后掩护撤退。

1937年4月，他们这支参军抵达安西一带，此时距离星星峡只有约两天的路程，那里有同志接应，可惜此时敌人的大部队也追了过来。

为了让伤员和妇女有机会走，曾日三带着少部分人顽强阻击，当子弹被耗尽后，他怀揣着一枚手榴弹，待敌人上前时拉开引线，壮烈牺牲。

五、原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

罗炳辉是电影《从奴隶到将军》主角的原型，也是官方认定的36位军事家之一。可这一次他却做了错误的选择，还将彭绍辉写给朱老总的信，交到了张氏手里，差点害惨彭绍辉。

这段错误对罗炳辉有一定影响，抗战爆发后，全国达成统一抗日战线，中央为对滇军做统战工作，便让罗炳辉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直到1938年罗炳辉才重返军队一线，到新四军第一支队做陈毅的副手。

1946年4月，罗炳辉凭借战功担任山东军区第二副司令兼新四军第二副军长，只是连年征战对他身体影响很大，他没能一直辅助陈毅稳定山东战局，后来是粟裕来承担了这个角色。

同年6月，在指挥部队获得枣庄战役的胜利后，罗炳辉突发脑溢血病逝。

六、原红九军团政委何长工

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何长工，他早年旅欧期间就接受马克思主义，跟周恩来成好友；回国开展农民运动，又与毛主席结下友情，“长工”这个名还是毛主席为他取的。

后来他参加了秋收起义、设计第一面军旗、在韶关找到朱德促成朱毛井冈山会师、毛主席遵义会议重回领导职务后迅速将他提拔为红九军团政委等等，怎么看他都是中央的铁杆。

然而何长工却在北上南下之争中选择为张氏站台，徐帅回忆录中说过：（卓木碉会议）当时气氛很沉闷，谁也不想出头。于是张指定一方面军的干部发言。他们列举了一些具体事例，讲得很激动。四方面军的同志闻所未闻，不禁为之哗然。

这个“一方面军的干部”就是李卓然、罗炳辉、何长工、邵式平（原红5军团工作部部长）。在如此关键的时刻，越是亲近的人造成的不良影响就越大，所以何长工到达陕北后也就离开军队。

要知道何长工还是董振堂的入党介绍人，两人这差距，哎......不过何长工晚年倒还不错，1980年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成了副国级干部。

七、原红九军团参谋长郭天民

郭天民在中央苏区一直是支持毛主席的，为此还被撤过职，北上南下之争他也是态度鲜明站在中央一边，张氏随即将他调到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学习。

当中央红军成功到达陕北后，张氏封锁了这个消息，郭天民从原中央红军干部曹里怀那里获悉喜讯，立马不顾危险向同志们宣扬，让大家坚定信心。

只是他和草里坏都差点就被以“泄露军事机密”的罪名杀害，多亏朱老总帮忙说情。郭天民后来还作为红30军参谋长跟随西路军出征河西走廊，可惜此战失利，他就与程世才、李先念一起率余部走出祁连山，到达新疆迪化。

后来郭天民一直在军队中做着贡献，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八、原红九军团政治部主任黄火青

黄火青是坚决反对张氏的，在南下的途中，他曾与军部保卫部长卜盛光去找政委何长工，直接表明要北上去寻找中央，此时何长工还没表现出异样，只是没答应黄火青。

后来周纯全来到32军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说北上不正确，并诋毁了一些中央领导人。这次会议，黄火青没有被允许参加，但散会后大部分干部都来找到他。这时黄火青才知道军长和政委都变了。

干部们要黄火青带着大家一起北上找中央，他本人也有跟红5军一起走的想法，但考虑到只有向西穿过荒无人烟的西藏才能摆脱红四方面军，可没有电台无法跟中央联络，贸然出走会山穷水尽。最终在朱老总的劝说下只能放弃。

后来张氏将黄火青调离部队，一直没有分配工作，有次还差点因为生病死了，幸得“神医”傅连暲救治，吉人有天相。

他也参与了西路军，最终跟李先念等人翻越祁连山、进入新疆，又一次绝境逢生。往后他逐渐转入地方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最高检察长。

革命之路是大浪淘沙，这句话真不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