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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蒋凌楠（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曾引入一系列的苏俄概念，但终因水土不服而隐去。既有研究认为“苏维埃”也是如此，因外来名词不适应中国环境而被“人民代表大会”一词所取代。若将概念变迁放回中外思想史的互动之间，翻检20世纪20年代的文献就会发现，1927年以前新潮知识分子包括中共党员经常提到“劳农政权”“工农政府”等名称，即指后来统一名称的“苏维埃”。这提示我们，俄国的“совeт/soviet/苏维埃”概念，给近代中国带来的新观念是多层次的，仅对新名词本身作文本分析是无法完全理解的。 “苏维埃”（совeт）原义是俄国本土的会议组织，起源或与俄国的村庄自治传统有关。1905年和1917年两次革命期间，工人和农民各自组织了苏维埃。列宁十分重视这一组织传统，在《四月提纲》中号召“一切权力归苏维埃”，掀起了布尔什维克的社会革命，俄国革命后的新政权也正式建立起自下而上的苏维埃制度。列宁还进一步从理论上确立苏维埃的地位，认为它是理想的无产阶级专政形式。另一方面，第二国际理论家将“苏维埃”看作无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民主相结合的实现形式，认为它在理论上开拓了一种新型民主政治形式的可能性。一战后欧洲大陆一度沉浸在苏维埃的革命热潮中，与这种政治改革理念密切相关。 “苏维埃”概念传入中国的背后，实际上有上述两条思想史脉络并行。一是作为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创新，职业代表制思潮兴起；二是以工农劳动者为主体的政治体制的引入。这两条思想脉络同时传入近代中国，发挥过关键性影响。学界对于这两种政治思想分别有所讨论，但很少提到二者的相通之处。既有研究对“苏维埃”革命与制度建设的考察，一般沿着革命史的脉络进行，而“职业代表制”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常以民国政治制度史的视角展开。本文尝试将“苏维埃”概念的传入，放回国际共产主义发展史的背景当中，展现俄国新制度苏维埃与西欧职业代表制之间的关系互动，探讨这两种政治思想在从五四时期到20世纪30年代苏维埃革命过程中的交汇与融通，对中国革命与现代制度转型的影响。早期中共党史植根于中国近代思想史之中，“苏维埃”新名词引入所带来的思想观念转变是本文的关注核心。从思想史脉络考察，可以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俄国道路对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吸引力与影响力，理解“苏维埃”的魅力与遗产。 一、民国初期的职业代表制新潮民主制度在近代的出现，首先表现为以政党为中心的代议制形式，但其缺点在19世纪资本主义的烈性发展之下暴露出来。从内部看，议会为政党所左右，不时沦为利益交换的工具，难以代表真正的民意；从外部看，由于社会发展不平衡、劳资矛盾严重，导致工人运动不断发展，要求改变被资本集团所垄断的政治制度。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冲击，更使西方文明一时陷入危机。欧洲事务日益复杂化，议会常常应对不及，西方政治制度遭遇空前挑战，理论界开始寻求代议制的改革方案。于是，职业代表制的设想就被提了出来，其基本理念是以职业团体为选举单位，改良政党议员代表性不足和腐败问题。同时，由于欧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壮大，劳动者群体利益备受关注，20世纪前期产生了很多重视产业劳动者的职业代表制方案，如英国的基尔特社会主义、法国的工团主义等，试图利用工会的团体力量，组织直接民主的参政方式。欧洲主要政党和政治势力也不得不开始吸收社会主义民主纲领中的主要内容，如扩大民主、福利政策、限定工作时间等。 欧洲政治社会的这一新趋势，很快被中国知识分子获悉，他们尝试将其运用在政治实践里，以解决当时的政治乱象等问题。民国初期的议会实践颇为波折，被时人激烈批评，批判对象由政客发展到政治制度本身，形成了反思代议制的热潮。 反思代议制缺陷的同时，政界开始有借鉴欧洲职业代表制的声音出现。1920年，吴佩孚提议以现有团体选举， 组织国民大会，以解决时局，引起舆论关注。此议与其政府顾问、美国政治学者芮恩施（Paul S.Reinsch）的提议有关。《东方杂志》随即展开对代议制的讨论，并专门刊登了芮恩施的建议——“应当召集国民会议征求意见”。他认为，国民会议应当以既有社会职业团体为基础成立，任务首在制宪，其后成为国会代表选举的一环。芮恩施特别指出，这样建议是顺应职业代表制的世界潮流的，“此盖近代'代表权利’（Representation of Interests）之学说，为当今世界政治之潮流，为将来世界政治之潮流”。 《东方杂志》之所以回应积极，主要是因为游学欧美的编辑与政界、学界之间的互动。如编辑杨端六曾留学日本和英国，关注世界政治之潮流，较早宣讲职业代表制，并鼓励中国社会团体组织起来并参政。他认为，欧美议会是根据地域划分的区域选举，而基尔特社会主义则要以职业组织进行改良。反观中国议会政治失败，正是因为没有职业团体的组织作单位，因而他提议“把两院合并，用地方上的固有职业团体，如教育会、各学校、商会、工农机关作初选单位，指定有当选资格的若干人，而后付之普通选举”。这种职业代表制在民国政治实践的可能性，获得了主编钱智修的认同。 另外，以梁启超、张东荪、张君劢等为中心的研究系、《改造》同人，此时正致力于介绍英国基尔特社会主义，也借机在《东方杂志》上介绍这一理论的议会改良实践。相较而言，《改造》侧重介绍社会主义的历史与理论，而《东方杂志》则以务实著称，宽容兼纳，少“主义”而重时政，着重理论的可行性，成为宣传职业代表制的阵地。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成员徐六几、郭梦良也逐渐倾向基尔特社会主义，与研究系交往密切。1921年，徐六几在《东方杂志》上专文阐释基尔特社会主义中可联系现实政治的部分，即职业代表制。其后，直系军阀于1922年8月恢复国会，抛出制宪问题，《东方杂志》推出“宪法研究”专号，徐六几还为中国实施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职业代表制提出设计蓝图。 徐六几的介绍，是近代中国人对于职业（职能）代表制较早的学理论述，理论来源于英国基尔特社会主义者柯尔（G.D.H.Cole）。柯尔辨明了所谓“代表者”不是代表“人”，而是“代表若干人类之共通的，一定而又限定的目的”，即“共通的见解”。因此“某种的职能以'职能的代表’（Functional Representation）作他代表的原理”。这正是柯尔继承了卢梭关于民意的观点，认为个人意志不能被代表，代表制的基础是代表不同人群的利益，因而看重团体作为实践民主的单位，结合职业团体，提出由职业代表制替代代议制民主。职业团体的组织与管理，则是基尔特社会主义关于社会经济制度改革的基本观点。 柯尔的职业代表制理论影响了一批民国知识分子。1921年2月，章士钊在政界失意，游历欧洲，亲身感受到欧洲代议制改革的声浪。他回国后激烈批评议会制，提出“职业救国论”，即提倡职业代表民主主义（System of Vocational Representation），以士农工商军等职业团体代表施政。 王世杰是另一位从学理上赞同并宣传职业代表制的政治学者。在《东方杂志》1921年前后论及欧美代议制改良的文章中，王世杰提供了重要的政治学理论支持。他从社会主义对代议制民主的改革角度，列举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德国社会党以及英法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改革主张。其中，基尔特社会主义的“业组议会”就是职业代表制的一种设想。在反思代议制的潮流下，王世杰认为代议制已经处于民主的对立面，当时的民主潮流是“以职业代表制，改造以地域与人为标准的代议制”。“职业代表制”（professional representation）或称“职能代表”（functional representative）是“劳工的德谟克拉西”（industrial democracy）。“凡有一种职业的人，便应享有一种选举权与被选举权。选举权的支配，应以职业为标准，不应当以人为标准。” 陈独秀作为倡导五四新思潮的核心人物之一，对于反思代议制的思潮也深有感悟。他在五四初期批评政府和议会时还只是泛泛而谈“平民政治”，但经过两三年的了解后，即对职业代表制表示赞同。1923年，他明确指出：民初议会无阶级基础，既不能发展资本主义，也不能代表民意，只能用革命的手段废除，“改用由现存等团体（如工会、商会、教育会、律师公会等）选举的国民会议、市民县民会议，代替现在职业议员的国会及各级地方议会”。同年，恽代英也建议，学习“俄国之以职业或产业组织为单位”去改革议会，自县而上“用职业团体选举法”重选议会。 综上，1920年前后，受欧美思潮的影响与对民国初期议会政治的反思，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倾心于职业代表制的改良方案，既有《东方杂志》等舆论引介宣传，更有吴佩孚、章士钊、陈独秀等为时局而呼吁。此时虽属提议阶段，但人们逐渐接受了职业代表制对代议制的改良理念。其后历经1924年国民会议运动、中共领导的苏维埃革命与制度建设探索、抗战时期国民参政会等实践，中共与民主人士对这一政治理念达成一定共识，最终由苏维埃民主制度发展到政治协商会议、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职业代表制的理念一直贯穿其中。 二、“苏维埃”的传入与翻译职业代表制最初传入中国时，与英国基尔特社会主义联系密切，后人以此推论它必与苏俄制度大相迥异。但在民国时人看来恰恰相反，职业代表制与苏维埃制度联系紧密。只有在民初反思代议制的思想背景下，才可以清楚地看到二者之间的联系。以宣传基尔特社会主义著称的研究系学人的态度首先表明了这一点。 1919年梁启超、张君劢等游历欧洲，亲身感受到一战后欧洲的政治动荡与新思潮的勃兴。梁启超认为俄国苏维埃制度值得仿行，“俄国内各地方之苏维埃政府，有些于总苏维埃之外，别设一部一部的苏维埃……我想这种组织是很好的。将来国际联盟政务扩充，增设新部，大概都要用这个组织。就是各国内部立法行政机关，也可仿这个意思重行改组。”张君劢曾留学德国，也一直留心政治新思潮，他到达欧洲后立即搜集了最新的苏维埃俄国宪法和德国魏玛宪法草案，分别翻译发表在《解放与改造》和《时事新报》上。 一战后欧洲大陆反思代议制的热潮，还有一种激进的表现，即直接进行苏维埃革命，然后施行苏维埃的职业代表制。俄国十月革命正是列宁以苏维埃的名义号召发动的，革命成功后建立了自上而下的苏维埃制度。德国十一月革命后建立的魏玛共和国，虽然镇压了社会民主党政权，但新设了各级劳动者会议及中央经济会议，部分实现了职业代表的参政监督。 民国时期知识分子已经意识到，俄国与德国在议会政治改革方面是欧洲的先锋，两国最初都有工人组织参与革命，革命后的制度果实中也加入了职业代表的因素。张君劢兼采这两条政治道路的优缺点，号称“左德右俄”，将苏维埃俄国与民主社会主义德国作为职业代表制的两种实践相提并论，为其后职业代表制与苏维埃制度的讨论提供了基本线索。 张君劢译《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宪法全文》即《1918年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根本法）》，开篇即宣布成立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及地方的全部政权均归苏维埃掌握。张君劢译为“工人、兵士、农夫代表之'苏维埃共和国’”，并解释“苏维埃译言会议，英译为Council， 德译为Bat， 然各国均用Soviet原名，故译之为苏维埃。总之以兵工会议为直接统治机关，此会议共和国（Soviet Republic）之名所由来也”。张君劢译德、俄两国新宪法，成为1920年前后论职业代表制的重要文本依据，“苏维埃”译名也悄然在中国知识界流行。 推崇职业代表制的《东方杂志》也从这一方向介绍“苏维埃”。1920年2月该杂志刊登沈雁冰所译《俄国人民及苏维埃政府》，作者是美国著名社会学者、劳工运动组织者戴维斯（Jerome Davis）。戴维斯并不赞成布尔什维克革命，但他认同苏维埃作为职业代表制的优势。他介绍苏俄的情况：“广义派（指布尔什维克——引者注）仅仅一党派耳，而苏维埃则为一种政府之形式。余虽极反对广义派，然余经详细考察各级苏维埃组织之后，余知能代表俄民全体者即苏维埃会议也。”他还特别谈到苏维埃的特征：“代议士之选举，不以地理为单位，而以业务为单位。” 1920年罗素访华，也曾介绍过这一信息，激发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俄国政治体制的新认知与大讨论。罗素认为，此前英国社会主义者期待的是“代议政府的一个新样子”“一个新式代议政府的有趣的实验”。他描述了苏维埃应有的样子：“在其中只有劳动者有投票权，其选举区域之划分，半依据职业为标准，不采用地方选举制”；苏维埃的权力应来源于基层选举，如“与那个自乡村会议起直至全俄苏维埃止的一串选举，这全俄苏维埃便是俄国人民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的权力所托根的”。在罗素的印象中，英国基尔特社会主义与苏维埃的共通性应该大于差异性，而苏维埃制度被欧美世界最看重者也在于它作为民主的革新形式。 自1920年起，《新青年》也从欧美文献中译介了很多“苏维埃”的信息。如第8卷第1号新增“俄罗斯研究”栏目，首先解释了“俄罗斯苏维埃政府”，继而大篇幅介绍各级苏维埃的选举程序，认为苏维埃制度“最有趣味的地方，就是拿职业来作代议制度的单位，打破从前以地方作单位的制度。除了最高的一级之外，所有各处的苏维埃，都承认职业是分配代表的单位”。而苏维埃选举制和议会制的区别在于：“第一，选举权只限于生产的人，这一般从财产所有权得到进款的人完全排斥。第二，所有的代表是代表各种职业的，并不是代表城里各部分的地方的。” 此后，政界每有议会改良或立宪风潮，苏维埃与职业代表制都被当作重要资源予以借鉴。如1924年国会再遭解散，舆论再次讨论中国未来的政治出路，《东方杂志》重提职业代表制的可行方案，认为苏维埃俄国“是实行职业代表制之政体的唯一国家”，德、英、法等国也有部分实践可资借鉴。民国时期知识分子已普遍认同俄国新政有职业代表制的特点。 前述悄然流行的“苏维埃”概念是在欧洲思想界反思代议制的背景下传入的。同时期另一种描述俄国新政治体制的日文译名“劳农政治”，则充分反映了俄国政治以工农劳动者为主体的特色。 俄国十月革命后遭国际封锁，中国舆论所获消息有限，直到苏俄对华废约宣言传来，对俄关注方渐增加。虽有少数报刊称革命政权苏维埃为“兵工会”“军工代表会”或“兵工委员会”等，但这个时期对俄国新政权的报道十分有限。直到1919年9月戴季陶仍感叹：“俄国的事，报纸上的记载，各持一说，究竟是怎么一个情形，几乎使我们看报的人，堕在五里雾中。” 而这一时期的日本则持续关注着俄国。1918年日本外务省的文件中频繁出现关于俄国新政府的报告，对俄国政府采用了几种不同的称呼，有时称“过激派政府”或“劳农政府”，有时称俄政府决议机关为“人民代表委员会议”，还有时称“俄国劳农政府”或“劳农俄国”。1918年东京公开出版的《俄国革命记》，讲述了“劳农政府”的建立过程，将其解释为“工人及农民的政府”，又称“国民执政内阁”。由此可见，日译俄新政府名称，经常将“劳农”并称，突出了新政权里工农两大劳动群体的主体力量，这一点直接影响了中国知识分子对苏俄的认识。 从日本吸收马克思主义资源的李大钊，较早描述了俄国新政权与欧洲各政府的不同。1918年，他将“Bolshevism的胜利”后所组成的政权形式，称为“劳工联合的会议”，指的就是俄国新政治形式“苏维埃”。他说：“主张一切男女都应该工作，工作的男女都应该组入一个联合，每个联合都应该有中央统治会议，这等会议，应该组织世界所有的政府，没有康格雷，没有巴力门，没有大总统，没有总理，没有内阁，没有立法部，没有统治者，但有劳工联合的会议，什么事都归他们决定。”此处“工作的男女都应该组入一个联合”，正是指各地方劳动者组织“苏维埃”，然后召集“中央统治会议”，“劳工联合的会议”就是对苏维埃代表制度架构的描述。 李大钊很熟悉日文文献中的“劳动者”就是“产业社会的劳动者”工人的代名词，他所用的“劳工”指的是以工人为主、包括农民在内的劳动者。以他为代表的中国社会主义者偏爱用“劳工”一语，在1918年到1919年初的《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新纪元》等文章中宣扬“资本主义失败，劳工主义战胜”。当然，“劳工”也包括广大的农业劳动者群体。李大钊在谈论农村问题时说：“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因此，这种“劳工联合的会议”，就是指“劳农会议”或“苏维埃”，只是不够简洁，未被广泛采用。 日译名“劳农政府”1918年传入中国舆论界，最早出现在各大报刊转载的东京通讯中，后渐有文章简介。《晨报》报道俄国情况较为详细，时间也较早，连载《劳农政府治下之俄国》，介绍俄国经济生活中居于领导地位的是“劳动者”，“一切工业的、商业的、农业的事业和团体一律归劳动者管理”。在政权组织上，“1918年1月18日列宁政府在宪法会议所宣布的宣言书”，明确“俄国是劳兵农的共和国，劳兵农总会统揽中央地方的政权”。 欧美文献的翻译也受到“劳农政府”译名的影响。1919年英国作家兰塞姆（Arthur Ransome）的游记对俄国的观察较为平实，在欧美反响极大，亦较早翻译发表在《晨报》上。译者黄凌霜起初将“Soviet Government”意译为“劳工会政府”，取义“劳工主导的会议形式之政府”，与李大钊的译法相类似。一周以后，黄凌霜参考了当时报刊更常用的译法，改译为“劳农政府”及其代表“劳农会”。 1920年“劳农政治”的受关注程度达到了高潮，1922年以后渐少。以“劳农俄国”或“劳农政府”翻译“совeт/Soviet”几成固定用法。1920年各团体回应俄国对华宣言普遍使用“俄国劳农政府”的称呼，少数团体混用“苏维埃政府”与“劳农政府”，或以“苏维埃共和国”作为全称而“劳农政府”为简称。 除了俄国，中国报刊还跟踪报道了匈牙利、捷克随后成立劳农政府，德国、法国、英国、美国等革命者也在筹划劳农政府，展现欧美革命潮流，并出现了“劳农主义”“劳农界”“劳农革命”等说法。如1919 年4月《每周评论》头版头条述评“各国劳农界的势力”，分称“劳农两界”，共同“与资本家决斗”。8月，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提及“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这也是对苏维埃的简化理解。 总之，“劳农政府”的译名代表着俄国政治的最大特点——以工农劳动者为主体，一下子吸引了正在寻找革命道路的中国知识分子，而他们对于苏维埃政治的兴趣才刚刚开始。 三、“劳农政治”背后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仅有“劳农政治”的译名是不够的，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主动译介与吸收相关学说。五四时代成长起来的新青年蔡和森，接受了张君劢的译名“苏维埃”，但不赞同其民主社会主义观点，直接从欧洲文献中吸收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他刚到法国勤工俭学，从时事新闻里了解到革命运动有“四种利器”的组织形式，即党、工团、合作社、苏维埃，其中只有苏维埃是“无产阶级革命后的政治组织”，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联系在一起。蔡和森意识到，苏维埃是布尔什维克区别于孟什维克的标志，“布党主张极端的行以下的公式，即阶级战争 无产阶级专政=Soviets”。他进而认识到建设苏维埃是阶级革命理论中关键的一环，“阶级战争质言之就是政治战争、就是把中产阶级那架机器打破（国会政府）。而建设无产阶级那架机器——苏维埃。工厂的苏维埃、地方的苏维埃、邦的以至全国的苏维埃，只有工人能参与，不容已下野的阶级参与其中，这就叫做阶级专政。” 此时，整个欧洲处于一战乱局与社会革命激荡之中。蔡和森还从时政报纸中注意到各国革命形势，除了俄国苏维埃，匈牙利也成立了苏维埃共和国，工团主义革命者还在法国策划苏维埃共和国。这些消息使他相信，无产阶级革命与苏维埃制度是世界大势所趋，遂明确赞同走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在20世纪20年代初的社会主义论战中，中共越来越感到需要系统的理论支持。因李达、李汉俊、施存统等多位党员有早期留学日本的背景，日本社会主义者就成为他们吸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介。俄国革命后，山川均等日本社会主义者转向布尔什维克主义，致力于介绍布尔什维主义理论以及苏俄的新政权情况。1921年，山川均与夫人山川菊荣共同完成的《劳农俄国之研究》一书出版，并将其中一章“苏维埃研究”单独发表。李达很快关注到这一新作，翻译并推荐发表在《共产党》上。翌年全书译毕，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书中较早提到列宁的名言“一切权力都归劳农会”。陈望道也翻译了该书“劳动俄国的劳动组合”一章，发表于《新青年》。 此时，虽然国内已出现“苏维埃”的音译，但李达仍按约定俗成意译为“劳农制度”。其所译《劳农制度研究》一文将苏维埃的思想来源、历史发展和俄国现行制度一一加以介绍。施存统评价“真是一篇有价值的文章”，“我等由此而知'苏维埃’性质的大要”。关于俄国制度的思想起源，该文追溯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欧洲工会运动中的职业议会设想与尝试，回应了欧洲社会主义者对职业代表制改革的关怀。但作者强调，这种改革的本质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创新。列宁发展了马克思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该制度不仅是“俄国现在政治组织”，也是“马克思以来成为悬案的历史的问题的解释”，“把产业的代表代替地方的代表而组织的制度，是劳农制度的根本思想”。这正是无产阶级对敌对阶级独裁的制度形式，即“无产阶级平民主义，根据阶级对立的事实，以产业的单位所举的代表做基础” 。“劳农制度”渐渐成为苏俄式无产阶级专政的代名词。 山川均继而叙述了“劳农会”在俄国革命中所发挥的作用。到1905年俄国革命时，彼得堡出现了党助力组织的代表劳动阶级的“劳农会”，列宁对此印象深刻，后遂有1917年革命中“劳农会”的“再现”与“发达”。而俄国劳动者生活之苦，人们自发的集会遍布，形成了“俄国劳农制度的萌芽”，“劳动者（专指工人——引者注）、兵卒、农民”分别自发产生的委员会参与革命。因此，“劳农会是从阶级斗争中自然产生出来的无产阶级的组织”，不是按照政党理论组织而成的。在俄国史论述中，苏维埃不只是一个政权组织形式，而是作为革命的有力组织出现的，这对于中国革命无疑有着直接的借鉴意义。 文章还论及劳农会作为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劳农会就是劳动者农民兵士的代表委员会”，“各村落各都市之中，都有劳动者农民兵士选出的代表的劳农会”，“各地方劳农会的代表者，集合起来，即是全俄劳农大会；全俄劳农大会，代表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最高权力”。 从中共在社会主义论战中的对手方——研究系、《改造》学人的反应中，也可以看到时人所理解的“劳农政治”特点。如前所述，张君劢、张东荪、梁启超等引介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职业代表制，也从制度改革的角度理解苏维埃，但他们对主体明确的俄国“劳农政治”较为排斥。这种复杂的态度从侧面印证了“苏维埃”制度的多面性，也说明以“劳农”为主体的政治道路并不容易实现。 张东荪和梁启超都明确表示中国不宜实行“劳农政治”或“劳农主义”，一则不赞同其中的无产阶级专政特质，二则对于中国的“劳农”群体能否成为革命实体有所质疑。张东荪在社会主义论战中回应马克思主义者说：“太早”的“劳农主义”即是“伪劳农革命”，“必是纯粹破坏的”。他判断中国尚未形成有力的“劳动阶级”。梁启超也否认中国存在欧美那样的“劳动阶级”或“无产阶级”。 而早期信仰共产主义的青年，正是从无产阶级专政的方法中看到了“劳农政治”的可行性。如毛泽东在新民学会力言赞成俄式道路，因为“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十月革命给中国社会主义者带来了新的俄式政治理念，尽管其背后包含各种因素，但早期共产主义者非常看重“劳农”的主体性，除了普遍接受工农代表的民主制度以外，开始意识到引入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重要性。“劳农政府”作为“苏维埃”的意译词，传达了革命时期农民与工人组织联合的斗争策略，让中国知识分子重新审视农业国的革命力量。至于如何在中国具体分析并动员工农群体，则是他们需要面对的实践问题之一。 四、苏维埃的移植与早期实践特点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指出：“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明确以苏俄为榜样，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中共二大宣言提出，工人在民主主义联合战线里“时常要记得他们是一个独立的阶级，训练自己的组织力和战斗力，预备与贫农联合组织苏维埃，达到完全解放的目的”，“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类似以工农兵苏维埃为目标的话语，在中共早期文件中屡见不鲜。 早期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纲领文件受到俄国影响极大。苏维埃是俄国革命的主要特色，自然也存在于中共革命的长期规划之中。1920年共产国际二大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提纲，明确了东方落后国家应当“建立农民和工人的共产主义组织，以便领导他们走向革命和创立苏维埃共和国”。但在一段时间内，“工农兵苏维埃”只是停留在中共的纲领和宣言里，未能在实践中组织。 直到第一次国共合作，北伐推进了工农革命，中共才进一步明确国民革命的主力是工人、农民、兵士，打出“全国工农兵大联合万岁”等宣传口号。但国共合作伊始，苏俄和共产国际接受孙中山关于“苏维埃制度不合中国国情”的意见，要求中共不提苏维埃革命或工农政权。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国的革命形势陡然一变，共产国际不得不反思中国革命策略问题。反对派季诺维也夫认为必须立即在中国提出“建设苏维埃”的口号，国民党右派的叛变证明资产阶级不能领导工农，“只有建立苏维埃才能保证和准备中国走上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进而“摧毁旧的资产阶级的政府机构和开始建立新的政府机构”。反对派在共产国际内部宣传这一观点，指责斯大林、布哈林主导的中国革命策略有失误，但共产国际并不同意立即在中国成立苏维埃。斯大林坚持“苏维埃不是任何时候都可以成立的——苏维埃只有在革命浪潮特别高涨的时期才能成立”。在他看来，苏维埃不成为政权机关，就“变成空架子”，中国革命还要依靠有军政实力的国民党左派和武汉政权。为了维系与国民党左派的关系，中共放弃了自己组织群众“苏维埃”的尝试。实际上，无论斯大林还是反对派都对中国国情有相当的隔阂，如何具体地将苏维埃移植到中国，只有中共在探索中才能找到正确的道路。 与国民党划分界线，真正打出“苏维埃”的口号，主要缘于中共革命实践的现实需要。1927年8月21日，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指示，仍决议“现时不提出组织苏维埃的口号”，“本党既组织革命的工农暴动于左派国民党旗帜之下，自然还只限定于宣传苏维埃的意义”。这是“苏维埃”口号仅限于宣传而待将来革命实践的过渡状态。这种过渡状态持续不到一月，问题再次被前线干部提出。经过八一南昌起义、汉口八七会议以及计划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等实践，中共已经认识到，必须要和以前的国民党旗帜划分界限，主动要求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9 月 19 日，中共中央决定“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苏联驻华人员也建议应该立即打出“苏维埃”的口号。由此，中共坚定了以工农兵为主体的武装革命道路，明确提出“召集工农兵代表大会”以及建立“苏维埃”的口号。轰轰烈烈的苏维埃革命时期到来，又经过边区农村武装割据的道路转变，最终发展起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1931年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开始了新的苏维埃制度建设。 在苏区，群众即使不能完全理解代表大会制度，但经过中共的宣传，也都认识到“苏维埃”是工农自己的。据1929年湘赣边苏区报告，“群众对于苏维埃的认识很微弱，只知道'埃政府’是他们的政府而不知道'埃政府’的内容”，“这是一般群众政权的意识的薄弱，而一般同志对于政权的认识也是莫名其妙的缘故”。实际上，抽象的政治概念本就远离民众生活，在国民教育缺乏的情况下，即便不被误读，也会望文生义。关键不在于外来词，而是宣传的核心观念。使民众理解“苏维埃”的符号对应着“工农”“我们自己的政府”，就是中共不断加强苏区政治文化宣传的成效。 因此，“苏维埃”的传入，启发了中共对工农劳动者主体性的政治发掘，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革命思潮与运动都起到了助推作用。知识界对劳工的关注开始下沉到基层，工农运动起步。“苏维埃”代表的“工农”政治主体观念，超越了新名新知本身，成为20世纪中国革命的基础观念之一。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指出：“过去我们叫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苏维埃就是代表会议，我们又叫'苏维埃’，又叫'代表大会’，'苏维埃代表大会’就成了'代表大会代表大会’。这是死搬外国名词。现在我们就用'人民代表会议’这一名词。”“苏维埃”的用法最终被取代。“苏维埃”概念的引入与实践在中共革命史上至关重要，曾占据中共主流话语达30年之久，其所包含的职业代表制理念、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等思想内涵都已经融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制度建设之中。 五、结 语俄国革命实践，使得马克思主义中很多关键政治概念得以实现，“苏维埃”是其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列宁曾专门解释无产阶级专政与苏维埃的关系。苏维埃制度包括两种政治内涵：一是在反思代议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民主因素，即实现以工农为代表的人民民主；二是保障阶级革命得以实现、无产阶级政权得以长存的无产阶级专政。 相应地，“苏维埃”概念传入中国之初，就包含了这两种政治思想。一战给西方世界带来了持续的社会震动，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与代议制的危机。从俄国革命蔓延开来，西欧、中欧、东欧、美洲等地都曾发生革命与改革，这是新一波政治革新的实践。苏维埃政权组织形式，继工团主义、基尔特主义等理论之后，提出了新的劳动者职业代表制的解决方式。因而，苏维埃诞生之初就受到欧美思想界的极大关注，也影响了中国知识分子。民国初期，中国开始了学习西方民主政治的大规模实践，奈何议会政治屡遭武人强权破坏，民众颇为失望。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欧洲反思代议制热潮中得到启示，转而引介、推广职业代表制理论。新传入的俄国苏维埃，被看作是职业代表制的一种形式，有着代议制改良的名声，被广为倡议。 革命后的苏俄新政权，最初被日文文献称为“劳农政府”。其后，有关“劳农俄国”的情况被零星地译介到中国。早期中共党员从不同的社会主义文献中获知关于工农联合代表会、无产阶级专政等知识图景，在社会主义论战中进一步宣传。更为重要的是，根据列宁的理论指导和俄国革命的榜样示范，工农群众作为主体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成为切实可行的方案。“苏维埃”概念的传入，为中国带来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景。 1948年至1949年，毛泽东结合中国国情，将“苏维埃”这种融合了无产阶级专政与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特色概括为“人民民主专政”。这种新型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念，历经国民会议运动、苏维埃运动、国民参政会、政治协商会议等实践，得到众多民主人士的认可，最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制度建设作出了贡献。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2023年第4期，注释从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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