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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国学”第一季 第三十七期 大家好，我是读者。关注我，带你走进一个不一样的文化历史世界。 上一讲的结尾我们提到，对王导苦心平衡的局面，有一个人渐渐不满，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靠王导扶上位的晋元帝司马睿。 当时流传这样一句话，“王与马，共天下”，说东晋的时候，皇帝是和琅琊王氏一起统治天下的。但实际上，王与马有共天下的一面，也有争天下的一面，因为王导和司马睿虽然老早就是朋友，而且君臣齐心协力，在南方扎稳根基，但他们之间其实还是有争执和矛盾的。
今天这一讲，就来说说王导和司马睿在政治上的分歧。 先来看《世说新语》里记录的一个场景： 有一次，正月初一举行朝贺礼时，晋元帝拉着王导的手，让他和自己一起坐到御床上。王导越是坚决推辞，晋元帝越是拉着不放。最后王导只好说：“使太阳与万物同晖，臣下何以瞻仰？”如果太阳是在万物之中发光的话，我们做臣下的，还怎么瞻仰太阳呢！意思是，您作为天子，受到万民敬仰，自然不能和我们这些臣子并排在一块。 皇帝如此礼遇大臣，这在中国历史上大概可以说空前绝后了。但问题是，司马睿让王导和自己一起坐皇帝的宝座，是单纯给王导崇高的礼遇呢？还是提醒王导，这些年你有点太把自己当回事了，还是想想自己的身份吧？ 《世说新语》把这件事归到了“宠礼”一门，但宠也不一定是宠爱的意思，也可以是高的意思，崇高的礼遇弄到过分的地步，就像一个应该被去掉的最高分。所以有学者把这个行为理解为晋元帝对王导的警告，也不能说没有道理。 司马睿当了皇帝后，他和王导之间，确实有矛盾了，就是皇权和世家大族之间的矛盾，司马睿把王导当作世家大族利益的代表了。 王导告诉司马睿，咱们对待士人要谦和有礼，这意思，不只是别的时代所谓的礼贤下士，而是说，身为这个时代的帝王，就不要去和秦皇汉武对标了，要低调低调再低调，对门阀大族的特权，要充分尊重。 王导主持政务，也正是这么做的，他的执政特点是“以清静为政”，自然是说，不痴不聋不做阿翁，世家大族干了点啥，心里再明白，脸上要装作不知道。 《世说新语》说了这么件事：王导曾任扬州刺史，扬州管辖八个郡，按照惯例，新刺史要往每郡分派一个视察团。视察团巡视完毕，回来向王导汇报工作的时候，其他人纷纷汇报，谁做得好，谁有问题，只有一个人一句话不说。 王导就问他：“你听说了什么没有？” 这位回答：“您是国家辅弼之臣，即便是有吞舟的巨鱼，也宁可让它漏网，怎么能寻访传闻，凭这些来推行察察之政呢！”——察察是指清洁的样子，但实际上经常作贬义用，指吹毛求疵。
这位的话，等于是说，咱们这八个视察团，都是多余的。但王导听了，竟然赞叹着连声说好。其他人一反省自己，也觉得缺了点啥，大概是意识到自己不能有高度、更全面地看问题吧。 王导不愿意查官员有没有问题，自然是因为绝大多数官员就是士族，而且问题实在太大，一查会引发大爆炸。 当时有个叫陈頵的官员，他是少有的靠突出的基层工作表现而熬出头的，在两晋之际，这样的人和基本由高级士族组成的官场，显得特别格格不入。 陈頵给王导写信，严厉批评当时的官场作风，大约是王导没给他什么反馈，他又直接向司马睿进言，提出要对官员加强监管，比如以后谁一接到工作任务就说自己生病，需要领导催促才动起来的，都应该免官。 陈頵的建议，大概反映了当时许多一线基层公务人员共同的心声。但话语权当然在士族手里，陈頵的呐喊被视为不和谐的声音。当然，也没法说他的建议不对，陈頵做人也挑不出毛病，所以处理办法是把他打发到地方上去了。 后世著史和读史的人，很容易为陈頵鸣不平。但王导其实也别无选择，以东晋朝廷所掌控的资源来说，确实没有整顿官场的本钱。王导确实在江东造就了一种平衡，他确实看起来和别的名士一样爱清谈也纵情声色，但他心里知道，维持这种平衡有多难。 东晋的官场风气当然不是一个有作为的政权应有的气象，但这个时代，不想引爆矛盾，也就只能如此了。 不过问题是，司马睿不这么想。他没有意识到，王导维护世家大族的利益，其实也是在维护他的利益。他只是觉得，自己这个皇帝当得实在是不像个皇帝。 司马睿完全是靠王导扶持才当上皇帝的。他本来可能真没啥政治雄心，但皇帝的宝座是有魔力的，一旦坐上去，乾纲独断的追求，没有也有了。 当时东晋的版图，看起来相当广大，不过考虑到人口数量、经济发展水平、交通便利程度等因素，长江以南，只有荆州和扬州最重要。扬州地区，王导是实际话事人，皇帝就是个摆设。荆州地区则基本被控制在了王敦的手里。偏生王敦又是一副野心勃勃的样子。
《世说新语》说，王敦每次喝够了酒，就歌咏曹操的诗：“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然后拿起一支如意，去敲打吐痰的唾壶，把唾壶的边缘，打得全是缺口。 曹操是什么人？他的诗也是能随便念的？你已经是大将军位极人臣，还在那里“壮心不已”，不肯停下来，那是要到什么地步，你才能停下来呢？王敦用如意打唾壶的情报要是送到晋元帝面前，晋元帝大概会觉得自己的心脏就是那个唾壶，被敲得全是崩瓷。 这说的是来自王敦的威胁，这是明面上的，我们再来看看王导和晋元帝之间，是如何暗流涌动的。 《世说新语》里有这样一条记录，说王导评价了三个人，刁协、戴渊、卞壶（kǔn）如何如何，表面上看，他用的全是褒义词，实则藏着贬意，说他们不近人情，行为脱离了名士圈公认的价值标准。因为这三个人的性情和作风，有些礼教气，是许多名士不喜欢的；甚而有些法家气，是绝大多数名士根本不能容忍的。 这三个人里，尤其是刁协和戴渊，是辅佐晋元帝扩张皇权的关键人物。 刁协为晋元帝制定了很多新政策。具体内容，无非是强调有法必依，所以要求官员们端正自身，强化对下属的管理，打击地方上的豪强，清算被隐匿的户口，等等。 戴渊虽然也是宦门子弟，但年轻时是当过强盗的，因此被认为有军事才能，晋元帝让他担任江北流民军总指挥。 晋元帝的这些措施，显然是想重振朝纲，或者用现在的话说，叫全面重建东晋强大的中央集权。这在魏晋时代根本不切实际。 比如，清算被隐匿的户口这一项，当时之所以大量户口被隐匿，是因为很多人都做了世家大族的奴仆。要清查隐匿户口，那就是动世家大族的经济命脉。 再比如，江北的流民军，本来互不统属，谁也不服谁，现在突然在他们头上加了一个领导，就会引起所有人的反感，哪怕有些人本来愿意支持朝廷的，这下也不支持了。 所以这些措施当然都失败了。
如果晋元帝的目标是结束“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只是想打压琅琊王氏，那可以用的招数还是挺多的，毕竟琅琊王氏权势大到这个地步，别的大家族不满的人也很多。但现在你想重振朝纲，那大家都不干了。 而且刁协、戴渊这些人，都出身二三流的士族，本身掌控的资源非常有限，想依靠他们，实在也不现实。于是，晋元帝在除了皇帝的虚名几乎什么也不掌握的情况下，通过一系列新政策，把本来愿意尊奉自己的各派势力，在短时间内都成功逼到了自己的对立面。 首先做出激烈反应的，自然是王敦。王敦宣称要“清君侧”，于是指挥大军顺长江而下直取建康城，要给皇帝一个教训。 对新政不满的世家大族，此时，基本心态是看热闹。 晋元帝要想挡住王敦的军队，唯一可指望的就是江北流民，但前面也说了，他根本就指挥不动这些流民。 所以说，当时的局势是，王导是明白人，但是他尽量装糊涂；司马睿是糊涂人，但是他偏偏想把事情整明白，于是王敦直逼建康城，整个局势，好像已经到了危险的悬崖边缘。 接下来局势怎样发展呢？我们下回再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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