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致敬林奕含”“古代版房思琪”“师生恋”……《九义人》这部剧自诞生起，身上就贴着许多沉重的标签。这些标签一方面能为剧集迅速引来关注，但同样也意味着，它将承受观众更为严苛的审视与质疑。 编剧黄芬不怕。“如果你怕，就不该碰这类题材。” 《九义人》剧情讲述的是，淮州府内的烟雨绣楼名声在外，但背地里绣楼先生吴廉却多次性侵、诱奸绣女，其中一位名为蔺如兰的绣女反抗无果，最终自尽。七年后，挚友孟宛集结了与此案相关的另外七人为如兰复仇，在精密的计划以及运气的加持下，最终翻案。 在以往的同类型题材中，大部分时间里，受害者会被刻画为“等待被拯救”的绝对弱者，而在《九义人》这部剧中，无论是蔺如兰还是孟宛，她们均是作为受害者本身，主动地进行反抗，堂堂正正地追求自己想要的正义。 不再是传统形象中需要被帮助、被表达的一方，这一次，黄芬给了女孩们自己表达的机会。
作为观众，在观看《九义人》这部剧的大多数时间里，我双拳紧握，剧情激烈处会忍不住锤击桌子，无论是评论区还是弹幕里都随处可见观众敲下的愤怒发言。作为编剧的黄芬，在写下那些令人紧张、愤怒、不安、落泪的情节时，又是怎样的心情与状态？继探讨家暴问题的《江照黎明》后，再次尝试女性题材，黄芬又有哪些新的思考与创作心得？ 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和黄芬聊了聊。谈话中，黄芬的语速很快，关于《九义人》，她有很多话想要讲。  身为女性的表达欲《九义人》改编自豆瓣阅读的同名小说，原作只有2万字，每个人看完之后的反应都不一样。 制片人杨尘看完原作，立马跑去书店买了一本《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后来因机缘巧合发给另一位制片人娄米男，她在飞机上看完就哭了，于是俩人一拍即合，促成了《九义人》项目的开始。而编剧黄芬，看完原著后几乎立刻就确认了，这是自己想做的剧。 黄芬承认《九义人》的原作激起了她的表达欲：“因为我本身是一名女性，当我看到类似的故事或者新闻时，确实会感到愤怒、愤慨，这是很自然的。”而作为一个编剧，黄芬能做的就是通过把小说改编成剧集，让更多的人，看到、知道并且思考这个故事。 从2021年的夏天黄芬拿到原作开始，整个创作过程持续了14个月。在前期，黄芬和制作团队更多的是在网络上研究新闻案例，每个案例都有着不同的前因后果，但在黄芬看来，一字字一句句的背后，记录着的是极为相似的内核。 “每次看到有类似的女孩出来发声，控诉类似的遭遇，我都觉得故事的底层有着很多共通之处，我们把共通的现象总结提炼出来，并最终投射到《九义人》的创作里。”
为了尽可能还原真实事件中，不同受害者在遭遇性侵犯后的不同态度，《九义人》刻画了多种不同的受害者形象：有如兰这样天真热情，追求公义的邻家小姑娘，也有高程程那样，为了所谓的清白名声不敢作证的富家大小姐；有孟宛这样犹豫迟疑，但却聪明沉着的穷人家的女儿，也有三娘那样勇敢正直，但却不被世人信任的风尘女子；还有田小玲那样出身书香门第，坚信自己不会被坏人诱惑的孤傲女生。 当时正值疫情期间，《九义人》制作团队的工作通常是在线上展开，偶尔有线下碰头机会的时候，大家常常会聊得忘记了时间，最久的一次从上午见面开始，一直聊到晚上十一点。在黄芬的记忆里，那是一段忙碌又模糊的日子，有时他们在制片人住的酒店楼下大堂讨论，随后又转战至附近的小酒馆，找各种因地制宜的场景开会，话题没有停过。 虽然是在创作一个非常沉重的话题，但过程中，团队成员大多处于高昂的状态。“聊得很嗨”是黄芬对于团队讨论过程的感受，某种意义上，《九义人》让团队的每个人都获得了平时少有的，探讨女性话题和女性困境的机会与空间。 有两个人物曾在团队中引发激烈讨论，一个是剧里原创的人物柳三娘，一个是最后出场的田小玲。
黄芬设置柳三娘这个角色更多的是为了做出区别感。在一众小家碧玉、高门大户之外，出生于烟柳之地的柳三娘，似乎一开始就背负着更多的有色目光。即便柳三娘是其中唯一一个逃脱了吴廉的奸计，没有被奸污的女子，但她的证词依旧不会有人相信，在外界环境的逼迫与污蔑下，她的命运还是发生了转变。 至于田小玲，则是代表着与主角蔺如兰相反的一类女生。黄芬印象很深，在一次豆瓣看片会上，只看了部分内容的观众站起来发言，认为不是所有的女孩儿都会像蔺如兰那样天真，有些女孩儿是不会被哄骗的。田小玲这个角色恰恰是对于这个提问的回应。
黄芬说道：“田小玲最初也是抱着这样的想法，但是当吴廉真的下手后，还是没办法反抗。她不是被诱奸的，她是真的被强暴了，很多人都低估了这件事的危险性。当你没有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有一种我跟别人不一样的心情。” 《九义人》里，受害的女性有着完全不同的人物特质，但最终走向的却是同一个“羊入虎口”的结局。 做《九义人》这部剧的过程中，黄芬一次次地将《房思琪的初恋乐园》翻出来看，越看越心酸。“一个感受就是，虽然《九义人》的故事发生在古代，房思琪的故事发生在当下，但是隔了那么长的时空，里面的所有境遇和内核，都没变。一长一短的两部小说，所表达的底色是共通的。” 不是爽剧！“谨以此文致敬林奕含女士。原谅我无法给出更痛快更圆满的结局。”这是原著作者李薄茧在《九义人》小说最后写下的话语。
改编成剧集后，《九义人》一共拍了25集，采取上下阕交叉的形式进行叙事。其中，上阕主要讲述七年前蔺如兰状告吴廉奸污的心路历程，下阕则聚焦于七年后孟宛苦心谋划，帮助如兰翻案的“复仇”故事。 一集上阕、一集下阕的播出方式，好处在于能够形成足够的戏剧张力，人物出场时也能上下阕相互关联，故事感和悬疑感都更强烈。但问题是，剧情牵引的情绪大开大合之间，很多观众会误以为这是部“爽剧”。 黄芬否认了这一点：“《九义人》不是爽剧！本质上，这是一部现实主义的故事。” 很多抱着观看爽剧的心态观看《九义人》的观众，大多对于故事结局表达了不满，但这其实是一种观看预期上的错位。就如同原作者无法给出更痛快的结局一样，“在剧中，就算最后吴廉死了，复仇的过程中每个人付出的代价也都是巨大的。 甚至即便孟宛和其他七位义人谋划了多年，最终扳倒吴廉的关键还是太后的态度。从任何一个维度上来说，这都不是一个爽剧。” 在黄芬看来，《九义人》的故事内核注定了这是个悲剧，而这个故事的灵魂在于上阕中“蔺如兰状告吴廉”的这条主线。 实际上，原著中对于蔺如兰七年前的案件草草略过，只是通过捕头刘薪的视角告诉读者“他（刘薪）下狱那日，此案尚未了结。等他出来，女孩儿早已成一座小小的坟冢。”但黄芬和制作团队都认为，七年前的故事有必要进行扩写还原，因为相比七年后的“复仇线”，蔺如兰的这条线具有更多的现实意义与价值。
创作上阕故事的重担被黄芬揽下，但当她真正坐在书桌前开始执笔，逐渐带入到蔺如兰的视角后，面对的是“最痛苦的一次创作”。尽管黄芬此前也曾写过《江照黎明》这类家暴、女性自救的原创剧本，但在她看来，书写蔺如兰的故事远比之前的创作更沉痛：“蔺如兰的遭遇是全方位、来自于各个维度的困境，甚至说白了，有时候你会觉得这是无解的。” 在上阕的9集里，除了交待故事背景的第一集，剩下的8集中，每一集蔺如兰都在追求正义的路上遭受阻拦。 蔺如兰识破吴廉真面目并且报官后，前往绣楼调查的捕头很快便被金钱收买了；想要寻找此前的受害者、受害者家属作证也接连被拒绝，唯一愿意挺身而出的柳三娘则是因为出身被判证言无效；没有讼师愿意帮忙写诉状，唯一愿意出庭的讼师也是被吴廉收买，设计暗算如兰的小人…… 越是追求正义，就越绝望，到最后一次在衙门败诉后，甚至连家人都开始动摇。
一般情况下，黄芬的写作是规律且理性的，一天工作5到6个小时，上午写两小时，下午写四小时，不会有特别大的情绪，不允许自己被情绪带着走。 然而在创作《九义人》上阕时，黄芬时常会联想到：“要是我在几百年前位于蔺如兰的处境，有什么办法去突破这种困境吗？可是反过头来看现代社会的新闻，蔺如兰的遭遇不是还在上演吗？”这种思考对于黄芬而言不止是痛苦，还有痛苦之外包裹着的无力与沉重。 观众其实也很郁闷。在下阕的弹幕里，总是能看到“上阕太气人了，要看下阕缓一缓”，甚至也有观众选择先一口气把下阕的复仇故事看完，再返回去看七年前的剧情。 这也正是编剧采取上下阕形式的另一个原因：“我们有讨论过是顺序叙事还是闪回，顺序叙事的话前面的内容过于压抑了，但如果频繁闪回，也不太利于观众的观感。所以才想出了双时空完全切割、穿插讲述的方式，作为一种情绪上的调剂。” 黄芬不想刻意去迎合观众，《九义人》里的很多表达都是“反娱乐”的，但“这就是现实的状况”。  不要说教，要好故事虽然出发点是“我是女性，我要表达”，但在实际的创作过程中，黄芬时刻提醒自己不能性别决定立场：“我们的核心是去做一种故事的呈现，而不是像社会学家那样做批判。” 剧集播出到后面，有不少观众开始给出“高开低走”的评价，除了前文中提到的觉得“不够爽”的观众，还有一部分声音集中在对第19集的不满。这一集主要以插叙的方式讲述了反派吴廉的成长故事，在一个父母并不恩爱的封建家庭中，幼年喜欢刺绣的吴廉受尽了排挤。 部分观众的不满在于：“19集完全没必要不如删了，他的原生家庭不幸，并不是他作恶的理由。”“他少年的不幸是父亲和伙伴的排挤造成的，可为什么长大后针对的是女性？”“他小娘对他那么好，结果他却反过来戕害女性，编剧别给反派洗白了！”
这些争议早在制作团队的意料之中。 团队内部曾探讨过这集存在的必要性，也曾设想过观众会有哪些不同的声音，播出后，大家发现观众的反对意见与当初自己在黑板上列出的几乎没差。但黄芬选择保留这集的原因是： “一个反派角色，要么就把他当作标签化的人物来写，写他就是纯粹的恶。我理解观众的情绪，但是作为创作者不希望任何一个角色只是标签化的符号。吴廉为什么变成了现在的样子？为什么这么偏执？为什么爱绣梅花？这一定是经历过很多事情的。” 一个现实的例子摆在制作团队眼前。《九义人》中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苏绣有大量的展现，团队专门找来了苏绣世家的非遗传承人来剧组做刺绣指导，令大家都很感慨的是这位男性传承人小时候也曾因为自己喜欢刺绣、跟着家里人学习刺绣而被同龄人嘲笑过，所以他很能理解剧中吴廉小时候被排挤是种怎样的感觉。 也有观众思考到了更深的层次，认为“女性是父权制的第一受害者，但男性何尝不也是另一种受害者。”这一层内涵也是黄芬想表达的，在当时的环境下，每个人都是父权制的受害者，但是每个人的选择却又不同。 蔺如兰遭受诸多非议仍然坚持寻求正义，而吴廉却选择成为一个欺负无辜者的坏人，黄芬解释道：“毫无疑问，吴廉就是一个坏人，我们没想洗白他。” 《九义人》试图展现的是一种环境与人物的复杂性。剧中呈现的很多边缘人物，其实扮演的都是“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的角色。
比如绣楼里知道一切但因为卖身契在吴廉手中而选择沉默的嬷嬷；自己也曾被表哥哄骗失了身，但却仍帮助丈夫吴廉作恶的吴大娘子；在家中备受家暴摧残，但仍执迷不悟希望女儿靠男人过上好生活的孟宛母亲；同为女性，但却毫无同情心，对受害者恶语相向的其他绣女…… 剧集上线后，这种扭曲与割裂，甚至从故事里蔓延至了现实空间，弹幕里、评论区里依旧有人将矛头对准受害者，发表一些受害者有罪的言论。 这一刻，剧外某些观众的反应与剧内引人深思的剧情，形成了闭环，《九义人》的现实意义也开始显现。 就像中国台湾作家蔡宜文所言：“任何关于性的暴力或是基于性别而产生的暴力，都不是由施暴者独立完成的，而是由整个社会协助施暴者完成的。” 《九义人》的重要之处恰恰在于，它向我们展示了在一个压抑的社会氛围下，一个女子想要寻求自我救赎和社会正义到底有多么的难，在绝对反派之外，还有多少隐藏的“加害者”在将她推向毁灭的结局。 除此之外，《九义人》还试图在剧中探讨很多类似的深层次话题，诸如“到底什么是清白？什么是正义？”
让很多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剧中高程程的一段台词： “如果你真的告赢了又如何。没错，吴廉是会被定罪，烟雨绣楼可能会倒，但更重要的是，那些曾经所有踏入过烟雨绣楼的绣女，无论她们有没有被侵犯过，她们的名声也就全都完了。这件事里根本没有输赢，你是在维护你想要的声誉，她们也一样。” 在寻找证人的阶段，孟宛甚至一度怀疑过，到底要不要为了如兰一人牺牲无辜之人，复仇到底是真的为了社会大义还是怀揣着私心的小义？ 编剧无法给出答案。 “影视剧解决不了现实问题，我们也不希望用说教的姿态去面对观众，我们能做的就是提供一个好的故事，尽可能地呈现一些内容，给观众一个场域进行讨论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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