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您为何选择哲学作为您的大学主修科目并继续研究哲学？
科赫：我为何首先选择哲学，个中缘由已不易道明。当我还在读高级中学时，我就不知为何产生了一种感觉，认为哲学就是我应该做的事情。于是我读了一些哲学家的作品，读了一点尼采和叔本华，但对于经典的大哲学家，像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和康德等人的作品，我并没读，而仅仅读了点柏拉图。
但我并不满足于我所读到的东西，对我来说似乎人们应该走得比这些哲学家更深更远；不过这些哲学家所讨论的东西对我来说倒似乎是人们能够提出的最有趣的问题。学哲学并不是我特意作出的决定，而是因缘际会的结果。我并没有考虑其他选择，而是径直走入哲学之中。实际上，大学时我有两个主修科目，一个是哲学，另一个是曰耳曼学，即德语言文学。按照这种学位组合，我可以在五年后通过一次考试成为一位高级中学的教师，但我从未认真考虑过这种选择。驱使我继续走哲学之路的是一种关于我们何以在世界上存在的神秘感。
谢：您为何选择海德堡大学？又为何在此继续读博士？
科赫：我在高级中学毕业后去海德堡大学纯属偶然。有许多大学可供选择，但最后我认为海德堡大学是最著名和最古老的，于是我就选择了那里。但我并没有考虑过海德堡大学的哲学如何。
当时我只知道一位名叫伽达默尔的哲学家在那里教学，但我对他不甚了解。直到我来到海德堡时我才知道，原来在20世纪70年代，海德堡大学可能是全德国最有趣的学哲学的地方，因为D.亨利希（DieterHenrich)在那里教学；还有M.汤尼生（MichaelTheunissen),他对黑格尔、克尔凯郭尔和马克思做了很多研究；还有E.图根哈特（ErnstTugendhat),他（与亨利希一起）将分析哲学引人了海德堡。伽达默尔当时已经退休，但还在教学。
所以海德堡可能是当时德国最适合学哲学的地方，而我在那里一切都顺利，因而没有理由去换另一所大学来继续我的学习。在毕业考试后我留在海德堡并在D.亨利希的指导下写了我的博士论文。1981年，亨利希接受了慕尼黑大学的聘请，他在那里向我提供了一个“学术助理”（助理教授中的一种）的工作，我这才离开了海德堡。
谢：您当时为何选择D.亨利希当您的博士生导师？
科赫：当时我对他还不是很熟悉，我只是上他的课多一些而已。我当时觉得他的康德研究和黑格尔研究特别有意思，对他在分析哲学上所做的工作也有些兴趣。于是1976年时我决定在他那里参加考试。在此期间我们相互间增进了了解。恰好此时他正在寻找一位学术助理，即一位学生可以通过为教授做些誊抄和复印文稿以及整理脚注等工作而获得一定收人。于是他把这个职位给了我。这样，我便顺理成章地在他那里读了博士。
谢：亨利希是否在方法论上和研究课题上对您的学术生涯影响很大？
科赫：他对我影响很大，但首先不是在哲学本身，而是在“学术准则”这个方面。譬如他认为，博士生应该独立自主，要对自己的博士论文全部负责。一个正在撰写博士论文的人不再是一个学生，而是一个年轻学者，因而应该是积极的、批判性的，并且应该写出一些哲学上的新东西。此外，他不喜欢“本校聘任”，也就是说，他认为，如果某人在一个大学通过了其教职资格论文而获得教授资格后，最好不要在母校接受他的首个教职。这些准则我是从亨利希那里学来的。
此外，既然我长时间在他身边工作，我自然还受到他的一些实质性的影响，例如我从他那里学到了许多关于如何解释经典文本的方法。不过，对我最重要的理论上的影响，也即通过阅读著作和文章受到的影响，很可能来自当时的分析哲学家奎因、戴维森、斯特劳斯，最重要的是W.塞拉斯（W.Sellars)。在阅读这些人的著作时我创生了自己的方法。对我而言极为重要的一位学术上的老师是R.罗蒂。当时他在法兰克福大学任教，离海德堡只有90公里远。
在1977/1978年的整个冬季学期，他在法兰克福大学开设了一个关于塞拉斯的研讨班，同时还开设了一个关于美国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奎因、戴维森、普特南和克里普克）的研讨班。我每周都去那里参加罗蒂的这些研讨班。实际上，通过罗蒂，我对塞拉斯有了相当的了解。当时我正在写博士论文，原计划是写关于康德的实践哲学的，但在罗蒂的影响下我决定改动一下我的课题，写一篇关于康德与塞拉斯的博士论文。因此，罗蒂和分析哲学对我来说是极为重齊的。
谢：罗蒂和分析哲学对您来说极为重要，但我同样注意到在您和D.亨利希之间有一种方法论上的相似，那种被称为“论证一分析性重构” （
argument-analytischeRekonstruktion)的方法。您如何看待这种相似性？您可以谈谈“论证一分析性重构”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吗？
科赫：实际上，“论证一分析性重构”对我而言似乎就是最自然的东西。除此之外，一个从事哲学的人还能如何处理哲学文本呢？在做学生时我就一直疑惑，为什么亨利希要给这种方法一个特别的名称呢？对我而言它是一种寻常的处理文本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你紧盯着一位哲学家提出的命题，然后问自己，这个哲学家是如何到达这个命题的，是从什么前提出发推演出这个命题的。
于是，你开始寻找其前提及其论证，将关注点转到像“所以”、“因而”、“由此可知”等关键词上，力图揭示出导向此结论的论证结构。这时你可能会发现缺了一些前提，这意味着这位哲学家并没有将其前提全部说出。于是你不得不考虑，何种未被言明的前提能有助于这个论证，而且你还必须注意，你所添补的前提会不会与这位哲学家的其他命题相冲突，你必须确定你的重构与这位哲学家在其他地方作出的论证相符合，确定它不会扰乱这个理论本身。亨利希所说的“论证一分析性重构”，基本上就是这样的。当然最好是你可以在文本本身中找出一个完整的论证，但大部分时候论证是不够完整的。
谢：接下来的问题是关于形而上学的。在20世纪，拒斥形而上学被许多哲学家看作了一项主要任务，形而上学成为了一个贬义词。但我注意到形而上学是您的主要研究领域，不仅在历史研究的意义上而且在体系分析的意义上。我想知道您为什么专注于形而上学？
科赫：在20世纪有许多对形而上学的批判，但这并不仅仅发生在20世纪。如您所知，康德就已经批判过传统哲学，在康德之前也有过很多这样的批判。因此对形而上学的批判由来已久。实际上，对形而上学的批判与形而上学本身一样古老。诚然，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在20世纪变得普遍，但事情并不是像看起来的那么简单。例如，胡塞尔就将自己的现象学称为“第一哲学”，这是形而上学的其中一个名字。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的解释学方法也可以被称为第一哲学。而对于分析哲学而言，例如对于图根哈特而言，哲学语义学或者先天语义学也占据了形而上学的位置。达米特和早期维特根斯坦也将语义学称为一种“第一哲学”。这些难道不能称为形而上学吗？根据我的研究，第一哲学专注于真理概念，专注于这一事实：我们这些会说话的动物提出真之诉求（Wahrheitsanspriiche)。这是哲学可由之出发的基本事实。以我之见，如果你从这一关于真之诉求的基本事实出发，那么你就走在了从事第一哲学（如果你想称之为形而上学，那么就是从事形而上学）的最好道路上。
谢：我注意到您对形而上学的概念作了一点改变。如果关于真之诉求的事实成为了形而上学的出发点，那么即使在20世纪，许多哲学家都可以找到他们作为形而上学家的共同目标。不过如您所知，在17、18世纪形而上学作为一门学科被划分为四个部分，其中最基础的部分是普通形而上学即存在论（orato/ogia)。存在论的中心并不是关于真之诉求的事实，而是“是之为是”。其余三个部分即三门特殊形而上学(metop/iysicaipeciaZis)是基于对“是”的研究的。那么，关于“是”的形而上学与关于“真”的形而上学是两种不同的形而上学吗？还是说它们之间有某种密切关联？
科赫：我认为它们是同一个东西，因为根据我的研究，“是”（being)在其最基本的样式中等同于“是真的”（being true)。因而我们是从“真理之是”（veridical being)那里出发的。我们提出真之诉求这一事实居于传统存在论的中心。如果我们要求某物是真的，那么我们就是在要求某物“是这样”（is the case）;如柏拉图所说：我们要求某物“是”（&)。
因此，对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巴门尼德来说，σν、seiend[σν、seiend两词分别是希腊语和德语的系词的现在分词，相当于英语的being]，或者εζναι、sein[εζναι、sein两词分别是希腊语和德语的系词的（现在时），相当于英语的to be]，并不是一个关于存在之物（something which exists)[在此，既然科赫教授这么明确地讨论exist（以及exsitence）与being之间的关联和区别，译者认为暂时将前者译成“存在”而不是“实存”更能表明科赫教授再次的看法]的词语，不是作为存在（existence)的“是”，而是作为“是这样”的“是”，因而乃是“真理之是”，“是真的”。
因此我认为，如果我们从“是”的基本含义是“是真的”、“是这样”这一事实出发，那么我们可以回溯到形而上学的本源。这样一种“是”乃是“是”的基本样式。所以，即使（不是“即使”，而是“首先是”）存在论（也）应该从这一事实出发：我们提出真之诉。这是存在论的来源。后来在存在论的历史中，在中世纪和近代早期，“存在”意义上的“是”走到了存在论的幕前。但这是“是”的一种独特的和衍生的含义。原初的含义始终是“真理之是”。
谢：这里我们已经触及了关于“是”之意义的复杂问题。时间不允许我们在此问题上走得更深人。我想您的意思是清楚的：“是”的原初意义是“是真的”。不过我还有些疑惑，为何您认为真之诉求是整个第一哲学中最重要的东西？
科赫：或许还算不上是哲学中最重要的东西，因为还有些议题也很重要，例如自由和幸福。不过，直接从追问“何为自由”或“何为幸福”开始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不知道如何继续，不知道从何下手回答这些问题；不但难以给出好的回答，甚至难以找到给出回答的方法。
但是，如果从追问真理开始，要找到一种像哲学方法这样的东西就要容易得多了，因为，如同奎因在相关语境中曾经说过的那样：在句子和命题这里你有可以下手的东西。因此，如果你追问真理，那么你便拥有一些或真或假的命题。如果你从这一事实出发，你就拥有一些可以加以处理的东西，而且你不会错失任何东西，因为你对真理的反思将不可避免地导向对幸福、自由、时间等东西的反思。于是你便过渡到另外一些重要的哲学议题上。如果某人直接从自由开始，我认为要找一条穿越哲学丛林的道路是很难的。
谢：您在研究形而上学问题时经常运用分析哲学的方法，您如何看待分析哲学在您的整个思想中所扮演的角色？
科赫：我常常惊异于这样的事实：我们至今还具有两个不同的哲学概念，分析哲学与欧陆哲学。从字面上来看，它们二者并不相配（也不能相互冲突），因为“欧陆”是一个地理标签，而“分析”是一个方法论标签。尽管如此，人们认为并且还一直认为它们是两种不同的东西。事实上，它们确实如此（尽管它们不应如此）。存在两个不同的理论家团体，欧陆的和分析的，他们相互轻视，尽管他们能从对方身上学到很多。
我们必须力图澄清“分析哲学”这一表述的含义。它可以指一种特定的哲学思考的风格，这种风格因弗雷格和罗素的著作而可能，并且由一些在维也纳和剑桥以及后来在牛津和美国的哲学家所践行。这仅仅是一个偶然的历史性标签。但“分析哲学”这一标签可能意指的是什么？一种想法是（维特根斯坦、达米特和图根哈特），分析哲学可以被定义为一种使语义学成为第一哲学的努力。
于是我们就拥有了一个关于分析哲学的清晰概念。但语义学必然不可以与认识论分离开来。语义学是第一哲学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必须将语义学与认识论、存在论和心灵哲学结合起来才能构成第一哲学。维特根斯坦后来意识到这一点并且作了改变。语义学无法承担第一哲学的重负。因此，这种意义上的分析哲学并没有成功。
分析哲学的另一种观念是，寻找命题与判断的逻辑结构。现代逻辑为我们做出判断提供了一种逻辑语法，而传统的经典逻辑则提供了一种不同的、尽管是相关的分析命题的逻辑形式的方法。人们可以将二者加以比较并从两种方法的差别中引申出一些结论。
这非常重要，因为它触及我们思维方式的结构本身，而这对于哲学来说是核心的，因为我们思考的方式与事物“是”的方式是（或可能是）内在地相关的。所以，我们常人思维的逻辑形式与实在的范畴形式可能是内在相关的。因此我们必须揭示出隐藏在多种多样的语法形式（它们因不同的自然语言而有所不同）之下的逻辑形式。我们要找出思维共有的逻辑形式和逻辑结构本身。这就是我意中的分析哲学，它对作为整体的哲学来说极为重要。举个例子。
当我说哲学必须揭示出逻辑形式时，我说的并不仅仅是哲学命题的逻辑形式，而首先是日常命题的逻辑形式。我们以“有些狗是黑的”这句话为例。它的逻辑形式是什么？传统的形式逻辑会说：首先，这个句子有所谓的“量”：这是一个特称命题（“有些……”）而不是全称的(“所有……”）或单称的（“名叫费多的那条狗”）。其次，这个句子有主词（“狗”）。再次，是一个肯定系词（“是”）。最后，这个句子有一个谓词（“黑的”）。
所以，上述句子的逻辑形式可以转化如下：“（1）量词：有些，（2）主词：狗，（3）系词：是，（4）谓词：黑的”。——接着，人们可能开始在世界中力图寻找：（1）“有些”（someness)，然后是（2）狗（当然实际上是存在的），（3）“是性”（Is-ness)(事物与属性之间的一种逻辑的一存在论的黏合剂），以及（4）“黑”这种属性。于是，这样一种对逻辑形式的特殊转化将引导(或误导）哲学家们到某种特定的存在论中。
现代逻辑却这么说：这个句子根本不是主谓句（像“费多是黑的”那样），而是两个不完全原子句的合取（即“x是一条狗”，“x是黑的”，与一个所谓的存在量词合在一起：“至少存在一个x满足……”）。因此，这个句子的逻辑形式是：“至少存在一个x满足X是一条狗而且x是黑的。”——这可能会将人引向一种完全不同的存在论。
谢：您已经澄清了您关于分析哲学的观念，但是不是所有命题的逻辑结构都可以通过现代逻辑或传统逻辑而得到揭示？比如说，如何以此处理海德格尔晚期思想中的命题？
科赫：海德格尔有一个问题是，他将自己置于现象学的传统之中而后声称自己只是描述现象。现在，描述是一回事，给出论证又是另一回事。因此问题在于他不情愿给出长的论证；他仅仅提出其论题，而且说这是其方法的一部分。不过，如果一个哲学家不给出其论证或者仅仅是草草概述其论证，那么人们就难以理解什么是他所追求的东西。
所以，就我个人而言，如果我要理解海德格尔的命题，我（在读完第一遍之后）将不得不离开他和他的文本并进行我自己的哲学探询。事实上，我发现，当我以（如斯特劳森所说）追问我自己在讨论事物时作出何种预设这一方式来从事哲学时，我会出乎意料地达到某些有趣的成果，后者使我回想起我在海德格尔那里读到的东西。只有在这种时候我才能抓住海德格尔的意思。
重要的是：由于他不给出详细的论证，人们很难完全理解他所说的东西。于是，如果你偶然地独立于海德格尔而想到了一些与他相配的命题（例如在以斯特劳森的精神从事描述形而上学时），那么你可能终于达到了一个可以理解海德格尔的程度了。而他本人对于力图理解他的人而言却只能提供有限的帮助。如果你想理解他，那么你首先必须离开他，而后可能带着从别处获得的装备回到他那里。在我这里就是这样。
谢：在18、19世纪的德国，哲学乃是整个文化的中心。所有学者、甚至几乎所有的市民都在阅读和谈论哲学，因为无论他们研究和从事的是什么，他都必须或多或少懂一点哲学。但在今天已经很难找到这样一个地方，所有人都如此关注哲学。哲学作为一个学科在今天受到普遍冷落，尤其是在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比较中。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依您之见，哲学在何种程度上还能对诸种科学和整个文化产生影响？
科赫：这些问题诚然是不易回答的。哲学的理论建构从来都只是少数人的事业。在18、19世纪或许有很多人对阅读哲学感兴趣，但只有很少人写作哲学、以哲学为业。今日情况是相同的，尽管今天哲学教授的数量要多于100年前。真正发生改变的是，在大学中哲学被推到边缘地带。
一开始，哲学是大学的中心，然而那时大学并不是社会的中心；今天，大学成了社会的中心，但这并不归功于哲学而是归功于自然科学与技术。于是，哲学只是诸多学科中的一个。此外，哲学因为其专业化而大大丧失了它对社会的重要性。在先前的时代，一位作家、艺术家或者作曲家会对哲学有些接触，不一定会很深人，但多少会懂一些。
今天这已不再显得必要。哲学转人了学术专业之中，变得专门化和学院化，大部分人不再在意它了。这是很久以前在美国就发生的事。在美国社会中哲学从未变得重要过。在欧洲，例如在法国和德国，哲学家在公众中曾经能发出重要的声音，但在最近几十年里情况越来越像美国了。
产生这种现象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哲学已经耗尽了它的概念资源。这一点我并不能完全肯定，只是猜测。如果黑格尔是正确的，那么哲学应处理的一切，即所有的概念和范畴，都已经置于我们眼前了。在哲学中已经不再留有任何东西可用于创新和改革。这与古典音乐的情况是相似的。
诚然在今天还有作曲家，但他们的创作已经不再具有如贝多芬时代那样巨大的影响力。可能在古典音乐中，同时也在哲学中，一切重要的可能性都已经被穷尽了。我认为，海德格尔也有同样的感觉，这就是为什么他在晚年开始讨论“另一开端”。哲学作为一门学术性科学开始不断重复；许多哲学家只不过是用新的技术修正来重复着已有的回答。
也许还有一种完全重新开始的可能性，从一种（如晚年海德格尔所想的）不再被称作“哲学”、而是被称作（暂且这么说）“思”（Denken)的东西开始，这种东西不再以一种学术科目的方式、而是以全新的方式被践行。但在我们真正拥有这种新开端之前，我们难以知道这种新开端究竟是怎样的。就我个人而言，我对传统的哲学并没有那么悲观，我认为在我们所知的哲学中还有很多有趣的事等着我们去做和发现。这就是为什么我至今还在写作。
如果说哲学还能对整个文化和社会产生重大影响，那么还会需要很长时间。我们举柏拉图为例：柏拉图曾经被遗忘了很长时间，但在近代早期他又变得重要，因为物理学家们，例如开普勒、伽利略和牛顿，开始以一种不同的方式，也即数学的方式来进行研究。他们回到了柏拉图的观点，把数学作为自然的基本结构。
因而哲学的影响是某种长期发生的事，人们或许只能在一两千年以后才会知道，今天哲学中最重要的东西究竟是什么。所以，我们今天创生的哲学，或许数千年后才会被注意到，这时一种巨大的影响就出现了。当然，今天哲学也还在处理着一切人类生活中核心的和基本的概念，诸如幸福、自由、正义。我们作为从事哲学的人，就应该能够在这些重要议题上说出些有趣和重要的东西。
谢：我最后一个问题是，您对我们学习哲学的学生有何建议？
科赫：学习哲学，要紧的是不要忽视了哲学的历史。我相信大多数大学都会开设这类向学生提供哲学史概观的课程。而比这种概观更为重要的是，获得对哲学史中一位重要人物的深入理解。就我个人而言，当我还是海德堡大学的学生时，我就花费了很多时间研读康德。康德将哲学处理为一个整体，他具有这种哲学整体的概念，对实践哲学、理论哲学和艺术哲学都加以处理。
从对康德的阅读中我学到了很多。从柏拉图或者亚里士多德开始也可以得到哲学整理的概念。因此我建议初学者选择哲学史上的一位大人物作为开端，从这里出发你会发现其他东西会各得其所并且相互结合起来，而后你就可以得到一幅关于哲学的图景。所以我认为，对于一位学生来说最重要的是，从一位将哲学看作整体的经典哲学家开始，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等等。选择谁不要紧，但我认为应该选择一个。
谢：我很同意您所说的从一位经典哲学家开始。根据我自己的经验，相比于20世纪的大部分哲学家而言，那些主要的经典哲学家以更为完整的方式处理哲学问题，并且更为关注逻辑论证。因此我也曾建议初学者从这些经典哲学家开始。
科赫：是的，我很同意您的建议。此外，我也建议他们不要忘记了那些大问题。什么是“是”，什么是意志自由，“是自由的”意味着什么，什么是幸福，什么是真理。从事哲学的人应该一直将这些大问题挂在心上。
最后，拥有一种方法论技能极为重要，因此从事哲学的人要学点逻辑学并在任何情况下都力图运用逻辑一分析的方法。那些想在哲学上有所建树的人不应该忽略了分析的方法。
综上所言，对于哲学学生我有三点建议：
（1）从一位经典的大哲学家开始；
（2）关注大问题；
（3）不要忽视了逻辑一分析的方法。
谢：感谢您的这些建议，而且感谢您今天的整个谈话，我从中学到了很多，而且我相信更多的人也能从中有所收获。
科赫：我很乐意与中国的学生们和学者们分享我的看法。
来源：《世界哲学》，2015年第2期
作者：科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