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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迈克尔·莫里斯（Michael Morris） 萨塞克斯大学哲学系教授，研究领域包括：哲学史、语言哲学、分析哲学等，著有《维特根斯坦与〈逻辑哲学论〉》《剑桥语言哲学导论》等。 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是20世纪的一部伟大哲学著作。就其论题广度与思想深度而言，可与之媲美的是两部未完成的著作：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和维特根斯坦本人的《哲学研究》。不过，就算和它们比起来，《逻辑哲学论》也显得异乎寻常。它短小精悍，警句满篇。本书既反映出作者的秉性，也反映出他创作时的心境。 1889年，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出生于奥地利的一个在欧洲数得着的高门巨族。童年时期，他养尊处优、谨持礼法，却也被寄予了难以承受的厚望（很小的时候，他的两个哥哥就自杀了）。中学毕业后，他开始学习工程学，先在柏林，后在曼彻斯特。在曼彻斯特期间，他先是对数学有了兴趣，后又迷上了数学基础问题。他读了两部数学基础领域的开创性著作，都是刚问世不久的：罗素（Bertrand Russell）的早期著作《数学原则》（The Principles of Mathematics）和弗雷格（Gottlob Frege）大致同期的《算术基本法则》（Basic Laws of Arithmetic），后者试图表明算术仅仅建立在逻辑基础上。1911年，他前往耶拿拜访弗雷格，弗雷格建议他去剑桥投奔罗素门下。 点击封面查看  《维特根斯坦与<逻辑哲学论>》 [英] 迈克尔·莫里斯 著 李国山 译 大学问 出品 广西师大出版社 2022年8月 这个时候，罗素的观点已有了变化。他刚同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一道出版了不朽的《数学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该著作极为详尽地发展了弗雷格《算术基本法则》的一般观点，而且使用了一套纯熟的技术—这套技术主要用于克服罗素在弗雷格系统中发现的一个矛盾。那个时候，罗素是逻辑学界的重要人物。不过，按他自己的话说，他因撰写《数学原理》已疲惫不堪。维特根斯坦粘着他，跟个讨厌鬼似的。罗素回房间，他也跟过去，没完没了地问问题，连换衣服时也不消停。但他可不只是一个讨人嫌的家伙：他学得极快！罗素很快便发现，维特根斯坦就是那个能将技术性的逻辑工作推进下去的人，而他本人已然力不从心了。 直到1913年，维特根斯坦都在构想后来成为《逻辑哲学论》主干思想的那些逻辑观点。这些观点的第一份记录是那一年写下的《逻辑笔记》，这一作品（现作为后来的《笔记本》的附录发表）对于想要理解《逻辑哲学论》的人而言，是一份重要的资料。然而，到了1913年底，维特根斯坦觉得，他要是还待在剑桥的话，就甭想做他本来有能力做的事情了。于是，他决定独自一人移居挪威，就在那儿展开工作。1914年春，摩尔（G. E. Moore）前去探望他。摩尔是剑桥的另一位哲学家，是同罗素一道反叛黑格尔主义的领袖之一，而正是这一反叛行动，开创了英语世界的分析哲学。 尽管摩尔年长不少，可他甚至无法在谈话中做一个对等的参与者：实际上，维特根斯坦是请他记下自己口述的笔记。《在挪威向摩尔口述的笔记》也作为《笔记本》的一个附录发表。 1914年夏，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维特根斯坦立即加入了奥地利军队。维特根斯坦参军绝不是应付差事—事实上，他急切盼望上前线，而且在战场上表现得极为勇敢—但他也没有停止做哲学。他在笔记本上记下思考所得，其中有些笔记本保存下来了，以《1914—1916年笔记本》（尽管最后一条笔记是1917年1月写的）出版。这些笔记从关于逻辑基础的问题开始。第一条笔记就这样写道： 逻辑必须照顾自己。 维特根斯坦前两年所关注的，主要是由他对罗素和弗雷格工作的担忧所引出的那些困难。可是，1916年6月，维特根斯坦所在部队陷入残酷的战斗，伤亡惨重。就是在这一当口，笔记的主题转向了人生意义问题—这实际是转回了一直困扰着他和哥哥们的那些问题，这些问题同时也困扰着世纪之初维也纳一个特定阶层的大多数人。打那以后，他正撰写的著作就把他对逻辑基础的探究，同关于人生意义的态度糅合在一起了。 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维特根斯坦把他的战时笔记本整编成了《逻辑哲学论》一书。有一份初稿留存了下来，就是《逻辑哲学论原稿》（Prototractatus），其最终版本是1918年夏的打印稿。然而，维特根斯坦发现，出版它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最后还是借着罗素的大名，连同出自他笔下的导言—维特根斯坦本人并不喜欢它—才得以于1922年问世。1该书本来用德文写成，但出版时有英文对照，译者署名奥格登（C. K. Ogden），但翻译工作似乎主要是拉姆齐（Frank Ramsey）做的。拉姆齐是剑桥的一位杰出数学家和哲学家，时年尚不满二十岁。 《逻辑哲学论》出版以后，维特根斯坦退出了学术生活—实际上也退出了他那样背景的人自然该有的日常理智生活。他千金散尽，甘做一名奥地利乡村教师。拉姆齐前去拜访了他，而他又渐渐投身到哲学当中，一方面是通过拉姆齐对《逻辑哲学论》提出的问题，另一方面是通过维也纳的一帮年轻哲学家的兴趣，这些人深受《逻辑哲学论》影响，并围绕它形成了由逻辑实证主义者组成的“维也纳学派”（'Vienna Circle’，卡尔纳普是该学派影响最大的成员）。维特根斯坦最终于1929年返回剑桥，开始重新考察《逻辑哲学论》的那些论题，并逐步在1930年代实现观点转变，直至其后半生的伟大著作《哲学研究》（该书主要部分完成于1945年，尽管到1953年他去世以后才出版）所达到的那个位置。 阐释者面临的难题 有两样东西让《逻辑哲学论》的阐释者—无论是学者还是学生—倍感困难。第一是它的风格，第二是它的内容。维特根斯坦在序言中摆明了他想要的风格。如下是开门见山的一段话： 想理解本书的人，恐怕得自己有了其中表达的思想—或者起码类似的思想。—因此，它不是教科书。—若谁读懂它并从中得到快乐，它的目的就算达到了。（TLP, p. 27） 他就没打算让读者轻松自在。这种想法在他后期著作《哲学研究》的序言里得到了回应： 我无意于让我写的东西为别人免去思考的麻烦。不过，要是可能的话，去激发起某个人自己的思想。（PI: x） 维特根斯坦前期思想和后期思想之间，至少还是有些共同点的。事实上，《逻辑哲学论》要比《哲学研究》难把握得多：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有时仿佛有意用缩略的形式表达自己的观点，让理解更困难，而不是更容易。他前后期的写作风格大相径庭：《哲学研究》极为沉稳—甚至派头十足，但《逻辑哲学论》却有些愣头愣脑。看一个例子，怀特海和罗素的不朽之作《数学原理》的技术系统主要用来处理罗素在弗雷格系统里发现的悖论，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对此只用了五个段落（3.331—3.333），就得出结论： 罗素悖论就这样消除了。（3.333） 这项工作似乎有意要弄得难一些，为的是逼读者自己思考。令人沮丧的是，这似乎妨碍了这本书的一个目标的实现。我们禁不住会想到，维特根斯坦特别希望弗雷格会是“读懂它的那个人”，而他在该书付梓之前就给弗雷格寄去了一个打印稿。谁曾想，弗雷格一点也没读懂。（不过，维特根斯坦的希望也没有完全落空：他当真找到了这么一个人，弗兰克·拉姆齐，他读懂了这本书—并从中得到了巨大的快乐。） 浓缩的风格带来了严峻的困难。刚开始学说一门外语的人都熟悉“假朋友”（false friends）的危害：看起来和我们自己语言中的词很像的那些词，我们倾向于认为它们的意思一样，可实际上却天差地远。《逻辑哲学论》中就有很多“假朋友”，甚至对于专业学者来说尤其如此。其中有些短语和论证片断会让我们想起在别的作者那里看到过，而当我们读到这些时会抓住它们，揣想维特根斯坦所想到的，会是同其他那些作者所想到的类似的东西；可他常常并不是那么想的。 然而，主导维特根斯坦风格的还不只是这种不合常理性。他的行文浸透着质朴的诗意。在该书序言靠后的地方，他写道： 要说我的这项工作有何价值，只在如下两点。第一，它表达了一些思想，就此而言，这些思想表达得越好，其价值就越大。钉子敲击得越到位。（TLP, p. 29） （我们一会儿就回到第二点上。）我们这里看到，维特根斯坦首先注意的是本书思想的表达方式—事实上，这优先于那些思想是否为真（这一问题他放在下一段里探讨）。他这里表现出的是一位诗人的关切（尽管他所用的是一个平常的意象），而《逻辑哲学论》就是一项诗意的工作。我想，除了单纯趣味的考虑之外，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这其中还另有一个特别的理由。 遗憾的是，对于想要弄懂《逻辑哲学论》的人来说，这种诗意风格俨然就是一位“假朋友”：该书的有些评论抑扬顿挫的节奏诱使我们以为知道他说的是什么，而我们却真的不知道。该书的第一条评论—世界是一切发生的事情—就是一个例子。 这本书的另一个难点，是它的内容—确切地说，是其内容的一个特征。固然，本书有些地方很技术化，维特根斯坦又没有耐心做讲解，但这还不是最难的。真正的难题在于，这本书初看之下是悖谬的：它似乎要摧毁自己。全书倒数第二节是这么开头的： 我的命题以如下方式起阐明作用：理解我的人，当他借助并经由它们向上攀爬时，终究会认识到它们是没有意思的。（6.54） 我们自然会注意到，维特根斯坦不由得要做这种诗意的处理。但要命的是，这句评论似乎宣布该书的语句（“我的命题”）都是毫无意义的。 为看清这会给读者造成的困难，我们需要反思一下阐释实践是怎么回事儿。阐释是由我们所知的“善意原则”所主导的。这张标签所珍视的是这样的观念：要是我们的阐释把某人当傻瓜，那便不能很好地阐释她。但这当中有更简单，也更深刻的寓意，这便是，阐释一个文本就是去理解它。而理解一个文本，就是将它表象为有意思的。一般情形下，将一文本表象为有意思的，就是将其表象为，说了某种在该语境中合理说出的东西。但如下这一点，至少是这么做的最低条件：将该文本表象为字面上有意思的，亦即，不是没有意义的。这么一来，《逻辑哲学论》倒数第二节便给阐释者加上了难以承受的负担：为了将其表象为说了某种在该语境中为合理的东西，我们似乎不得不将其表象为什么也没说。 这个一般性难题有其特殊的应用。通常情况下，在阐述一部作品时，如果我们有清楚的证据表明它的作者否认某种东西，那么我们便有理由认为，他没有在说那种东西。 遗憾的是，假如一部作品宣称自身是悖谬性的，这条规则的援用就不得不格外小心了。我们就得巧妙地做出判断，以确定哪些否认表明作者并不意指某种东西，而哪些否认又不表明他有这层意思。就《逻辑哲学论》的情形而论，一位阐释者可以认为维特根斯坦在说某种东西，而另一位阐释者则会指着文本中的一段说：“看呐，他这里否认那一点。”第一位阐释者可以回应说，“是的，他确实是这么说的”，然后不觉得对她的阐释有修正的必要。 我本人的看法是，这部作品的悖谬性，乃是认为其表达方式—其诗意的写作方式—很重要的理由之一。由于这部作品是悖谬的—由于其本身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不能真正将它看作试图说出任何东西。而我们可以用另一种方式让这里的诗性语言发挥作用，以实现一种不同于陈述真理的目的。（不过，这是最后一章要做的事情。） 这和维特根斯坦所说的、赋予其著作以价值的第二种东西有关。维特根斯坦确实宣称所有哲学难题在其中“已从根本上被最终解决了”（TLP, p. 29）。然而，让这部著作有价值的并非这一点。维特根斯坦继续写道： 假如我在这点上没有弄错，那么，此项工作的第二点价值就在于：它表明，这些难题都解决了，所得也少得可怜。（TLP, p. 29） 而这也同他一度想写在序言中的话有关。就像他告诉出版商路德维希·冯·费克尔（Ludwig von Ficker）的： 我那时想写下的是，我的著作由两部分构成：呈现在这里的部分和所有我没有写出来的部分。而恰恰这第二部分是重要的。（WSP, 94-95） 这隐匿于晦涩难懂、格言警句和诗情画意的风格之下：目的是要赋予没被说出来，却最为重要的东西以某种意思。 《逻辑哲学论》学术 当前，我们正处于《逻辑哲学论》学术—同时也是一般而言的早期分析哲学学术—的令人振奋的时期。一部分原因是，分析传统刚刚才清醒地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其自身所做的各项工作也可以历史地加以对待—就是说，由某位有哲学头脑的哲学史家来研究。（用最简单的话来说，我将具有哲学头脑的哲学史家看作这样的人，不到最后时刻她不会放弃对所研究哲学家的观点的合理性的信念；一部哲理性的哲学史，就是企图重构对某种哲学观点的辩护。相反，一个没有哲学头脑的理智历史学家，会在其对某个观点或观点的某种改变的解释的很早一个阶段，便求助于未经辩护的说明性因素。）分析传统近来意识到，它自身的核心工作并不只是对时下某个争论做出贡献：它们所表达的观点足够独特，以至需要从远在自身之外的东西那里得到辩护。 这种新近兴起的、对分析传统的哲理性学术兴趣的核心，是对伯特兰·罗素的兴趣的复兴。这种复兴一方面促成了近些年来罗素哲学论文的发表，而且也反过来受益于这些发表。对《逻辑哲学论》尤为重要的是在1905年的伟大论文《论指谓》（“On Denoting”）和题为“认识论”的手稿前后撰写的那些论文的发表。后者于1913年在数周之内完成，却被放弃发表—显然因为罗素不知道如何才能躲过维特根斯坦对它的批判。与此同时，严肃的研究工作正持续不断地投入《逻辑哲学论》以及它不那么正式的前身《逻辑笔记》和战时《笔记本》的实际撰著史。眼下，我们更多地了解到了维特根斯坦对之做出回应的那些观点以及他的回应所处的周遭背景。自问世以来，除了这部作品的作者之外，恐怕没有谁会比我们对它有更多的了解。 对《逻辑哲学论》的兴趣，除了得益于有关早期分析哲学的学术工作的兴盛之外，还受到了近年来关于这部著作的阐释的一场争论的激发。按流行的说法，这场争论在两个阐释学派之间展开：一方是自我标榜为奉献了一个“新维特根斯坦”或一种“果断”解读的那些人，另一方则是被以某种方式看作传统派的那些人。而事实上，参与其中的远不止这两拨人，他们着力关注的阐释难题也各有不同。所有这些阐释难题的核心，就是《逻辑哲学论》明显的悖论，以及作为其一部分的把哲学作为空谈加以摈弃。争论之一恰恰是就“空谈”是什么意思而展开的：是否可以区分出明显的空谈和毕竟还有些意思的空谈？而明显的空谈是否就是一派胡言？另一个争论是：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是否认为，存在着无以言表的真理，亦即无法陈述出来的真理，但传达出这些真理却被当成这部著作的目的？再一个争论涉及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对哲学的态度，与他在后期工作尤其《哲学研究》中对哲学的态度之间的关系。那些自以为奉献了一个“新维特根斯坦”或一种“果断”解读的人，大都认为其后期工作体现了对某种特定的、他们称之为“形而上学”的做哲学方式的拒绝；此外，他们还倾向于认为，维特根斯坦所做的拒绝是正确的。接下来，他们又这样来解读《逻辑哲学论》，仿佛它和《哲学研究》—还有他们本人—在拒绝“形而上学”上是根本一致的。跟这些倡导对《逻辑哲学论》做一种新的或果断阐释的人唱反调的人士则认为，在维特根斯坦前期和后期工作之间有着根本的分歧。 我的写作思路 近些年来出版了大量关于《逻辑哲学论》的学术文献，忽视它们是愚蠢的，而想要在众多阐释性争论中不取任何立场，也是做不到的。但我的目标一直是，不让文本负载过多的历史细节，以提供一种可为大家所用的东西，即便对那些在阐释性争论的主要论点上最终不认同我的人来说，也是如此。撰写此书，首先是想让一个非常难以弄懂的文本变得可以理解。因此，它集中关注文本自身的细节—尤其是那些从一开始便（通常也一直是）十分费解的细节。 这些难点是由我前面已论及的该作品的诗意风格，以及如下这个明显的事实所造成的：维特根斯坦不断提出一些逻辑上相互依赖的、名言警句式的论断。若有一种逻辑上的依赖，就得有使这种依赖清晰起来的论证。可是，由于维特根斯坦耐心不足，又对诗意表达情有独钟，所以鲜见清楚的论证。论证的缺乏是导致该书难解的主因。所以，我主要关心的一直是，尽可能清楚明白地表达那些谁都觉得可以在那里找到的论证。显然，这有损作品的诗意，偶尔还会略去生花妙笔。但是，在妙笔与托词之间有清晰的界线，而一旦感到这个界线没有了，我就尽量做到清楚明白、毫不含糊，甘愿以不够微妙为代价。我以为，这是服务于学生和学者的最佳途径。 自这部著作首次被研究以来，我试图清晰呈现的这些论证，就一直是学术争论的主题。没有任何东西配称作关于这些论证的标准观点，所以提出一种清晰的阐释，难免会惹出争议。这意味着，本书不可能只是导论性的，像人们有时期待学习指南该是的那个样子。但我一直试图如学生们需要的那样尽量清晰地展现论证的每个步骤，同时也指明同其他阐释的区别。 当然，在清楚展现这些论证时—至少在我展现它们的期间内—我是非常严肃地对待所展现的这些论证的。这势必会把我卷入由该书明显的悖谬性引出的那些争执点，但在摆明论证的过程中，我不会深陷其中。相反，直到最后一章，我才较为详细地探讨它们，做出适当的处理。 有一个阐释问题，我这里没做深究。它涉及前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关系。这里无法适当处理这一问题，因为理解其后期工作并不比理解《逻辑哲学论》容易，尽管造成这种困难的原因略有不同。不过，尽管这里不是为某种阐释做论证的地方，但我简要地说一下我的倾向性意见，会有助于读者把握本书的定位。首先，我倾向于认为，维特根斯坦在其后期工作中，并不像通常认为的那样反形而上学。其次，我倾向于认为，在其前后期工作之间，至少存在着一个简单而有决定性的哲学分歧：前期工作赞同（尽管以一种被其悖谬性弄复杂了的方式）而后期工作却拒绝《逻辑哲学论》语言哲学的中心论点，即语言的形式和世界的形式是一样的。 一种康德式的概览 探讨一部难解的著作，一个提纲挈领的概览总是有帮助的。由于其评论有一个数字编排顺序，所以《逻辑哲学论》自带一种特殊的概要。该书展现了它的七个主要论点： 1.世界是一切发生的事情。 2.发生的事情，即事实，是原子事实的存在。 3.事实的逻辑图像是思想。 4.思想是有意思的命题。 5.命题是基本命题的真值函项。 （基本命题是其自身的真值函项。） 6.真值函项的一般形式是：［p, ξ, N（ξ）］ 这是命题的一般形式。 7.对于不可说者，必须保持沉默。 依据第一个论点的注释所展示的编码系统，该书的所有其他内容都作为对这七个论点的评论或说明，或者作为评论的评论，或者作为评论的评论的评论，等等。 接下来的各章可大致分配给如下这些评论。第一章涉及论点1和2。论点3中用到的“图像”这个概念会在第三章中加以说明，而它于论点4中在语言上的运用是第四章的主题。对语言的探究有一个确定的历史，这是第二章的主题。第五章处理论点5和6。维特根斯坦认为这两个论点会给唯我论问题带来重要的影响，而这是第六章的话题。第七章探讨论点6在逐步导向论点7的过程中，为哲学带来的进一步后果。 不过，如上概览不大可能为初读此书的人带去她所需要的帮助。我们想知道整个是怎么回事儿，而这七个论点并没有揭示得很清楚。这里有必要回想一下，维特根斯坦的《战时笔记》在论及这个研究规划时是以下面这个评论开头的： 逻辑必须照顾自己。（NB 2; TLP 5.473） 我觉得，对这句话意思最简单的理解，是把它当成得自对一个广义康德式哲学难题的某种关切。（难以确定的是，维特根斯坦对康德的东西—实际上也是对任何东西—到底读了多少。 但他的哲学之路无疑有着某种广义的康德式定位。）接下来，我将从这个略微不同的视角，对《逻辑哲学论》做一个简要概述。当然，这是有争议的，就像《逻辑哲学论》阐释中任何别的东西一样。可是，初读此书的人士，需要为其勾勒出一个轮廓来。再说了，有一个可见的轮廓总比没有强，哪怕最后当一幅漫画给扔了。 这里便有一种提出康德所关注的某些论题的方式。我的一位数学家朋友有回对我这么说：“数学家们关心数与数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而正是这样一些数，可用来为实在世界中像牛羊这样的寻常事物计数，这难道不令人称奇吗？”显然，我这位朋友看问题的方式颇为奇怪，但要说出到底哪点不对劲又不那么容易，而要弄清为避免陷入这种套路必须接受什么，就更加困难了。 一开始，我们会倾向于这么说：数可用来为实在世界中的寻常事物计数，并不是什么偶然事件；毋宁说，在拥有事物的那一刻，我们必定就能区分开不同的事物，从而也能区分开一个事物和两个事物，而这向我们提供了为它们计数的可能性。总之，并不是数有自身的来历，随后被用于为事物计数；宁可说，它们源自对事物的计数，而正因为如此，它们才获得了吸引数学家注意的有趣属性。 这种回应并不全错，但在两个关键方面显出不足。第一，只是区分开事物，对计数还不够，对算术也不够。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关键的附加概念—关于某种类型的一个系列中的后继者的概念。这样我们就可以问：关于一个后继者的概念从哪里来？第二，说数源自区分事物，这当然没有任何问题，但这又给关于事物的构想施加了压力：关于一个事物的概念需要连带着关于同一性（还有与之关联的特异性）的概念。此外，同一性概念似乎与分类关联在一起：我们要识别一个事物，就得把它当成属于一个特定种类的一个事物来识别。这样我们便可以问：关于一个事物的概念，外加这些与之关联的同一性和分类概念，是从哪里来的？ 无论怎么说，我们都得考虑到关于这些基本概念（像所有概念一样）的一个重要事实：它们都带着某些承诺，而我们倾向于把这些承诺视为必然真理。有些东西似乎对于任何可描述为连续的关系都必然为真。有些东西似乎对于任何可当作一个事物进行计数的东西都必然为真。关于同一性似乎存在着某些必然真理。而且似乎有这样一些东西，它们对于任何可说成是属于某个特定种类的东西，都必然为真。我们禁不住会说，我们在考虑寻常的计数实践所预设的东西时，所揭示出来的正是关于世界的必然真理。原只为消除我的数学家朋友的惊讶，不想却把我们引去考虑世界的必然结构—要使计数甚至交谈成为可能，世界绝对必须是怎样的。 大致说来，这便是康德所想到的。有些东西对世界必然为真，而这些便是我们考虑要使数学—确切地说，一般性的思维—有意义所要求的是什么时，所揭示出来的东西。这本身就让人迷惑。我们自然会想，我们关于对世界为真的东西的理解，是由经验提供的—通过我们借感官对周遭事物的感知。但经验似乎只向我们呈现偶然真理：呈现真的，但并非必然真的东西。我们观察到一只羊在一座山上，或者一根指针在一个表盘上的实际位置：我们并没有观察到羊、山、指针和表盘必定是怎样的。所以，我们怎么可能知道事物在世界上必定是怎样的呢？怎么可能知道对世界必然为真的东西呢？ 还只是大致地说，康德的回答是这样的。他认为，一个真理要是必然的，就得是在不求助经验的情况下可以被知道的，就是说，它必须是先天的。但是，要作为一个关于世界的真理，它就得超出可仅仅通过分析相关概念得来的东西：它必须拥有某种由世界，而不是由概念提供的东西。用他的术语说，这意味着它必须是综合的，而不是分析的。所以康德认为，要应对类似我的数学家朋友那样的困惑，我们得诉诸一类特别的真理：既是综合的，又是先天的真理。这本身就令人迷惑不解。为让世界提供某种概念之外的东西，似乎需要与世界的某种遭遇或亲知：康德称这种亲知为直观。但这种亲知或直观，一定不被允许与它所传达的真理是先天的这一事实相妥协：它必不可求助于任何经验。于是康德便认为，必定存在某种关于世界的先天亲知或直观。接下来的挑战，便是去理解这样的事情是如何可能的，而这便是康德本人的正面哲学的开端。 如果我们把维特根斯坦当成是在对这种立场做出回应—即便他的回应不是，或者一开始不是，直接针对康德本人对这一立场的表达的—我们便可以理解他在《逻辑哲学论》中所做的事情。根据维特根斯坦从罗素那里得来的一种逻辑观，必然真理是由逻辑处理的事务。坚持认为“逻辑必须照顾自己”，就是坚持认为，必然性在某种意义上独立于世界，也就是坚持认为，我们可以知道我们视作必然的或逻辑的真理，而无须任何关于世界的亲知或直观。按这种观点，要加以抵制的，是先天综合真理这个观念。 有这么一种方式，可避免诉诸先天综合真理，同时依然既容许存在关于世界的必然真理，又容许我们知道它们。我们通过坚持认为先天真理（只要此处还谈得上真理）只是通过理解我们借以向自己表象世界的系统而被知道的，来避免诉诸先天综合真理：若我们诉求的只是表象系统的性质，那我们就仍然在分析的而非综合的（用康德的术语）领域之内。但是，只要满足某个特定的条件，对这一系统的理解，其实可以为我们提供关于世界的知识。我们需要坚持认为，该系统必定要么作为镜子，要么作为被镜现的东西的方式，就是世界必定所是的方式。假如我们拥有表象系统和被表象世界之间的这种符合关系，我们便拥有实为关于世界的必然真理的东西的先天知识，却无须关于世界的任何先天直观或亲知。 窃以为，这里粗略表达的便是《逻辑哲学论》所提出的观点—要是还能说《逻辑哲学论》提出了什么观点的话。其核心就是关于某个表象系统—任一表象系统—和世界的关系的论点：一者必定在某种意义上镜现另一者。就是这样一个假定：一个表象系统和世界必定具有相同的形式。这就是《逻辑哲学论》中的语言哲学的中心论点，也就是被有些误导性地描述为“图像”理论的那种观点—由本书七个主要论断中的论点3和4所表达出来的观点。 关于形式同一性的假定为真，仅当世界是某个特定的方式，同时语言也是某个特定的方式。要使同一形式假定为真，世界必须所是的方式，在论点1和2以及从属于它们的评论和说明那里得到详细阐述。语言必定所是的方式，在论点3、4、5、6及对它们进行说明和发展的评论里被展现出来。可是，若同一形式假定为真，则会发现，要陈述出它来，会面临难题：我们无法借语言走出语言本身和世界间的镜式关系。而这意味着整个康德式的哲学事业成了不可能的。这也适用于任何想要言说我们与世界的关系的哲学—包括《逻辑哲学论》本身。而这也说明了为什么会有论点6靠后的那些评论和论点7。如此便表明，正确谈论康德式难题的唯一方式，却以推翻所有哲学而告终。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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