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爆炸发生约10亿年后，宇宙中逐渐形成了数以亿计的恒星和星系，其中就有我们人类所在的银河系。差不多距今46亿年前，银河系里的人了一颗超新星的爆炸又成就了太阳系。几乎同一时间，一些围绕太阳高速旋转的气体和尘埃在引力作用下凝聚成了一个火球，这便是地球。此后，地球逐渐冷却，并用了约5亿年的时间，从一个炽热活跃的火球变成了一个凉爽宜居的蓝色星球。这个被称为宇宙大爆炸的学说产生距今只有不足100年的时间，至今它依然是一个科学假说，但它代表了今天人类普遍采用的观察和解释世界的方式。
对未知的过去，我们不再用神话去编织，不再用传说去推测，而试图用科学理论去构建，用科学实验去推导，用观测数据去验证，凡是发生过的，都可能留下痕迹。当我们在实证的前提下探寻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这个永恒的问题时，唯一的解答方案就是不断地去寻找往事留下的蛛丝马迹。所幸，这个伟大星球的地表和地下有无数的证据沉睡着、隐藏着，等待被我们读懂。对线索的发现、分析和连接，或许能让真实故事的拼图渐渐完整。当我们开始叙述有据可考的中国历史，故事的拼图应该是从我们脚下的土地开始的。
肆·家园
现在我们都知道，人是地球上姗姗来迟的生物，人类出现之前，地球早已是一片生机勃勃。几千万年前，这是属于古生物的星球，它们依靠天生地养，在自然的赠予和保护中、在自然规律形成的食物链里，也在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下，安然地生存、搏斗和死亡。
一个平常的日子里，灾难来临，或许是因为大地掀起了巨大的震波，或许是因为火山爆发了积蓄已久的能量，总之，平静被突然破坏了。那是一个瞬间，没有逃生的时间和可能，一只母羊紧紧怀抱着自己的孩子，顷刻间被淹没在厚厚的土石之下。虽然都被称为羊，那时生物的外形跟今天的同类颇多差异，但有一些本能或许始终不曾改变过。
母羊和小羊被深埋地下千万年后，骨骼变成了化石，同样被凝固的还有那灾难时刻的惊心动魄以及感天动地的母爱。很久很久以后，古生物学家在今天甘肃的和政地区发现了它们，取名为“和政羊”。这是地球上独一无二的一个物种，距今约有1200万年。
我们无法完整地了解和政羊生活的那个世界，但因为这样一次又一次的考古发现，我们获得了无数个信息碎片。
已有的自然地理学说告诉我们，当时的灾难源于一次地壳的变化。地球经过很多个用“亿年”作为计数单位的时间变迁，大陆不断合并、分裂、漂移、再合并，在距今1亿7500万年前形成了七个巨大板块，也就是今天的七大洲。
非洲大陆断裂后，其中的一块经过五千万年与亚欧大陆板块相撞，大量生物因此遭受灭顶之灾，它们从地球上消失了。这是一个悲伤的结局，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是一次伟大的开始。
两大板块撞击的结果是一座被称为喜马拉雅的巨型山脉的隆起，它成为目前这个星球上海拔最高的山脉。一同崛起的还有一座平均海拔超过四千米的雄伟高原，这便是被称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
如同巨大的屏障，高原阻挡和改变了大气层的流动，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气候单元。从青藏高原向东，地势不断下降，并呈现出明显的三级阶梯，一直延伸到大海。因为喜马拉雅山的雪水融化，两条大河从这里发源，西高东低的地势令它们一路向东汇入海洋。我们称之为黄河、长江的这两条河流以及它们的支脉，灌溉了喜马拉雅山向东向北的广袤土地。
旧的物种消失了，而受益于新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新的生命找到了理想的栖息地，它们或巡游于江湖，或聚集于山野，或奔腾于草原，或翱翔于天际。
当时的中国大部分区域被森林覆盖，冷热适中，四季分明，植物有肥沃的土壤，动物有丰盛的食物。从后世的理论看，适者生存，大自然仿佛为人的登场准备好了一切。宇宙的历史、地球的历史、生物的历史，都已经翻过无数跌宕起伏的篇章，人的历史才将要打开第一页。
实际上，在地球历史99.9%的时间里，都不曾有人类的身影。如果把地球历史浓缩成一天，我们会发现，直到最后两分钟，人类才终于现身。
关于人类究竟如何起源，又如何出现于我们身处的这片土地上，直到现在还很难给出一个确凿的答案，或者可以说，证据依然不足以平息众说纷纭。
大约200年前，一个叫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的人提出了他的理论。他认为人类是一种高级动物，起源于某一种低级动物，比如猴子，在漫长的岁月中为了适应生存环境，逐渐进化成人。这个被称为“进化论”的学说为人类起源提供了一个科学的解释，虽然不断遭到质疑和挑战，但依然是目前最主流的观点。而已知的是，在距今大约300万年前，黄河与长江这两条大河边上有了人。
近100年间，我们在北京房山周口店、辽宁营口金牛山、河北阳原泥河湾、山西襄汾丁村、宁夏灵武水洞沟等等地方发现了大量人类早期的生存遗迹，石制工具、动物骨骸、植物遗存，甚至还有燃烧后的灰烬。它们静默如谜，但并非沉默无语，曾经参与过鲜活生命场景的这一切，试图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或许，我们可以试着用历史缝隙中掉落的些许凭据，拼接出远古中国人的生活。
清晨并不浪漫，它意味着觅食的开始。作为丛林的一份子，食物不是生存的手段，而是目的，新鲜的果子、树叶、植物的根块和种子都可以果腹。然而，这片深受季风影响的大陆难以做到一年四季均衡供给，有时过剩，有时匮乏，为此，他们不得不一次次迁徙。
大量石制工具的出土告诉了我们点滴变化的发生。早期的工具相当粗糙，我们称之为旧石器。但人就此拓展了获取食物的途径——渔猎，他们制作捕猎的陷阱和叉鱼的器具，把磨尖的石头绑在木棍上当武器，搏杀那些比自己更灵活、更有力量的动物。小小一块肉带来的能量可能比花数小时进食植物获取的还要多，肉类富含脂肪与蛋白质，杂食令人体变得强壮，花在进食上的时间也大大减少。
而火的使用让人类吃上了熟食。用火的痕迹在中国多地的考古发掘中都有发现。可以想见，几十万年前的人最幸福的时刻可能就是围坐在篝火边享受美味、温暖和安全。
身为这个星球上最具智慧的物种，学会用火和取火的人类拥有了对抗自然的有力工具，但置身残酷的丛林竞争中，绝对力量的悬殊令危险无处不在。
在大型动物的世界里，人类处于食物链末端，时常被饥饿的猛兽环伺。我们在中国北方的阴山岩画里见到了老虎的形象，这或许就是某一天虎口脱险的人决意留在石头上的记忆和祈祷。人总是对高于自己的力量产生崇拜，于是他们把崇拜的动物刻绘下来，这在各种文明早期都可以见到。丛林是生存的战场，每个存活下来的人都经过了艰苦卓绝的奋斗。
今天照耀着我们的太阳以亘古不变的东升西落，见证过不知多少代人的生命接力。气候在改变，环境在改变，人也在改变，迁徙是常态，哪里食物丰沛，哪里安全舒适就去哪里。通常他们沿着河流向从未涉足的区域进发，这样一走就是数十万年，仿佛在大地上缓缓地流浪。
活动范围在增加，人的能力也在增长。我们看到，人类已逐渐能够制作便于携带的细石器工具或者复合型工具。
这样的行走，总会有一个结束。在距今8000年左右的某一天，一群人来到了一处三面环山的台地，有一条河绕着台地拐了一个近乎90度的弯，然后向远方流去。经验告诉他们，高高的台地以及环绕的河流意味着天然的防御，既能避开洪水，又能阻挡野兽。
如果把视野再放大一点，会发现他们身后是绵延数百公里的巨大山脉，远处则是一望无际的广阔平原，黄河横穿而过。他们选中的这个地方，今天我们称之为磁山，位于黄河北岸，太行山东麓。一段新的历史从这里开始了。
在荒野中漂泊的疲惫先民意外发现这宜居之地时应该是喜悦的，但停留一段时间后，他们又一次面临抉择，是像往常那样跟随季节变化再次迁徙，还是在这里止住脚步？我们猜想，谁都没有充分的理由说服对方。最终，一部分人选择延续传统继续上路，另一部分人则留了下来，无论寒暑都不再离开。
对后者来说，这是一次新的冒险，因为他们选择了改变。从迁徙变为定居，他们能活下去吗？他们会活得更好吗？
把自己的命运和一片土地紧紧连结在一起。当时的人们一定不会想到，这将会带来怎样不可磨灭的影响。而我们知道，土地从此成为中国人生命的一部分。对于整个中国大地而言，这样的变化是一个史诗般的历程，其间充满了得与失乃至生与死的考量。或许，历史就是由无数个偶然成就的必然。
和磁山先民做出同样决定的人群越来越多，距今约9000至6000年左右，位于北方黄河流域的大地湾、裴李岗、半坡、大汶口以及南方长江流域的河姆渡、大溪等古文化遗址，都出现了定居的村落。
定居生活到底会带来哪些变化？答案在时间里逐渐浮出。过去，族群四处漂流时，脆弱的婴儿和幼童存活率较低，而且由于行动迟缓会成为旅途的负担，人们有意控制出生。
生活稳定后，生育率显而易见地提高了。人口增加代表着劳动力的增加，可以形成更加精密的分工与协作，一个个以血缘为纽带的原始聚落逐渐成型。今天，透过留存下来的史前聚落遗址，我们似乎依然能感受到几千年前先民们的呼吸。
人类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最能代表新生活的莫过于刚刚诞生的房屋。之前，他们以洞穴加上潦草的遮蔽栖身，随走随弃；现在，他们开始为住宅花精力、花心思。做长期打算了。
磁山人已经会用木头搭建圆形或椭圆形的半地穴式建筑，地穴深约1.2米，直径约三米，通过一段斜坡或是台阶连接室外的地面。地穴四周立起一根根结实的柱子，柱子之间是厚厚的木骨泥墙。有的房屋中间还有一个中心柱，与四周的墙一起撑起房顶。房顶覆盖茅草或是植物的茎叶，屋内铺有芦苇编织成的草席，用以坐卧。
这些在今天看来十分简陋的房屋，带给磁山人的不仅是安逸，更是对未来的信心。安家是中国建筑史的开端，更是中国人所有美好生活的起点。
勇敢的磁山人探索出各种新技能，尤其在工具制造方面展露身手。除了石斧、石凿、石锛、骨镞等渔猎采集和加工工具，他们的院落里还出现了石刀、石铲、石磨盘、石磨棒等新的生产工具，这应该与他们正在尝试的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密切相关。
他们的缝纫技术也大为进步，除了编织渔网，他们还会用亚麻、苎麻等植物的纤维织成麻布，与兽皮一起缝制衣服，日子像模像样的过起来了。
考古发掘向我们呈现的是新石器时代充满生机活力的生活图景，一切都显示，磁山人已经走出了完全依赖自然的日子，他们开始在大地上扎根。
越来越热闹的聚落里还出现了新成员。磁山遗址出土有明确为家猪、家犬的骨骸，还有疑似家鸡的鸡骨，但这还并不是中国最早的家畜。
如果给中国境内的各类家畜驯养列出一个时间轴，大概是这样的。距今约1万年左右，河北省中部出现狗；距今约9000年左右，河南省南部出现猪；距今约5600到5000年左右，甘青地区出现绵羊；距今约4500年左右，黄河流域出现黄牛；距今约4000到3600年，甘肃省东部出现马；距今约3300年左右，河南省东部出现鸡。这些动物除了能够提供稳定的肉食来源，还是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帮手，人类再也不是严酷的丛林法则下的弱者了。
为我们带来史前生活生动信息的还有一个重要载体——陶器。全球范围的考古发现显示，人类很早就已开始制作和使用陶器，陶器先后出现在各个原始人类聚落点，考古学家将其视为一个大致“平行的全球创新”过程。
中国最早的陶器发现于江西省万年县仙人洞，距今约2万年，此后经历不断的技术和工艺改进。但因为不易携带，笨重易碎，所以大量陶器的出现是在人们减少了流动之后。
而陶器又进一步巩固了人们的定居生活。直口、平唇、无颈的盂和大量鸟头型的支脚是磁山文化陶器群中最具特色的部分，占据了陶器出土总数的70%以上。它们简朴而实用，虽然器形相对单一，但通过不同形式的组合以及大小规格的区别，几乎可以适配任何需要，扮演炊器、盛器、饮器、食器等等角色。
陶器的成熟标志着磁山先民对火的掌控有了新的突破。当时烧制温度较低，约在摄氏800度到900度左右，制成的陶器也较为粗陋、简单。然而，这却是他们第一次按照自己的意志创造出来的非天然材质的物品，意义非凡。
为了让盛器结实耐用不渗水，他们陶洗陶土，制成质地细密的泥质陶。同时，为了防止炊器受火时因干燥收缩而导致器壁开裂，他们又在粘土中掺入不同比例的砂子，这便有了夹砂陶。这种火与土交融的工艺，历经数千年时光洗礼，把远古的故事带到了今天。
陶器作为主角的故事中，最典型的场景就是烹煮吃喝。此前，人们加工食物大致有三种方法。一种是将生食直接放在火上烧烤，或者裹一层泥再放入火中；一种是在灼烧后的石头上加热，还有一种是在地上挖坑，铺上兽皮，放入水和食物，然后将烧得滚烫的石头投入其中。现在，磁山人可以把食材放入陶器中烹制，既高效又卫生。陶盘、陶钵、陶碗、陶杯，各式各样的食具让人们吃饭、喝水更加便利。
根据功能不同，陶器的形状、构造也大相径庭。长颈、鼓腹、双耳的小口长颈双系壶，磁山共出土了17件。新石器早期，谷物酿酒已是黄河和长江流域的普遍现象，这些壶或许就是酿酒器具，小口鼓腹可以控制酒液温度和氧气供应，带孔的双耳则便于携带。这是长期定居沉淀下来的生存智慧，这智慧正在中国大地上蓬勃蔓延。
在磁山之外，大大小小的原始聚落也相继进入琳琅满目的陶器社会。以今天的秦岭、淮河为界，早期陶器在中国呈现出两大区域体系。南方以长江中下游的江西仙人洞和湖南玉蟾岩为代表，陶器出现的时代较早，器形为圆底釜类器；北方以华北平原西侧的北京东胡林与河南李家沟为代表，陶器出现的时代较晚，器形为平底直腹罐类器。
釜和罐都是炊器和盛食器，略有不同的是，罐主要用来煮熟食物，釜的功能相对更全面，既可煮又可烹，类似于人类最早的锅。
对热爱生活的中国人来说，厨房里永远少一口锅，更好用的、更好看的那一口。这是先民们定居后使用的两种经典炊具鼎和鬲（lì），共同特征是都带有三足，相当于把支脚和器身连接在一起，用起来更便捷。它们替代了之前的罐和釜，成为新一代烹制器具。两者最大的不同是，鼎的三足为实心，可以明显分出腹和足两部分；鬲的三足为空心，肥大、可通水，腹也是足，足也是腹，受热面积更大，加热速度也更快。
鬲的出现比鼎稍晚一些，由于地域文化的区别，传播过程中一度呈现出西北高地用鬲，东南平原用鼎的分布。
基本问题解决了，但此外还有没有能带来其他口感的烹饪方式呢？有一天，中国人发现了蒸汽的妙用，于是一件新的器物诞生了。
底部带孔格的陶器叫甑（zèng），相当于现代蒸锅的上半部分，初时放在鼎或鬲上使用，后世就干脆把它们制成一体，取名为甗（yǎn）。
器型的变化和工艺的进步，满载着中国人对安宁幸福的不懈追寻。陶器不再仅仅是功能性的，它越来越精美。日子安稳了，就会激发起对美的向往和更长远的愿景。
在四处为家的日子里，先民们很少对某个地方产生强烈的依恋。如今，长时间的定居让他们与自己选择的土地深度捆绑在一起，一种从未有过的情感产生了。他们熟悉这片土地，爱这片土地，也离不开这片土地。他们把丰衣足食、繁衍生息托付于此，把喜怒哀乐、生死荣辱、梦想与希望都存放在这里。
有了和土地的亲密关系，就有了家的概念，家是一个能给予足够安全感的地方。安全感来自于遮风避雨的房屋，也来自于自给自足的温饱。很多年后，中国人在创造“家”这个字时，特意取了两样事物，屋顶以及被驯养的动物代表猪。为了“安定”这个朴素的心愿，中国人从此专注于对家的营建，这份热爱至今不变。
而真正促成这一切变化的核心是两粒小小的种子，粟和稻，它们即将长久地连接人和土地，并深刻地影响中国和中国人。它们原本是自然界毫不起眼的杂草，粟即小米，它的祖本是狗尾草，稻的祖本是野生稻。前者主要在北方的黄河流域，后者主要在南方的长江流域。它们在各自的世界里默默生长着，直到距今1万年前后，中国南北大地的先民们仿佛心有灵犀一般，分别从它们身上窥见了农业的奥秘。
农业出现的时间大致是人类开始尝试定居但尚未完全定居的时代，那时的人有了相对固定的生活据点，但在某些特殊的时段，例如冬季，他们会短暂离开之后再回来。而农业的产生彻底打消了他们对定居的顾虑，他们决定相信土地的承诺。
很难考证是什么样的灵感触发人类进行这场伟大的试验，就像驯化动物那样，有一天，中国人开始了对植物的驯化。
磁山人的祖先很早就知道，一些草本植物的果实不仅可以吃，掉进土里还会生根、发芽、长大，然后再次结出果实。种子，这个名词的诞生还需要一些时间，但先民们已经行动起来，他们尝试把野生植物的种子埋进家附近的地里，方便来年采集，也不用担心与人争抢。在植物与土地的单纯关系中加入人的因素，这便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有意识的种植。
在北方，人们选中了狗尾草；在南方，人们选中了野生稻。这片被季风眷顾的大陆，没有辜负每一粒种子对它的期待。我们现在知道，亿万年前那次地壳运动，两大板块相撞，喜马拉雅山脉和青藏高原隆起，都是在为这个遥远的新时代做准备。
肥沃的土壤，充足的水分，温暖的阳光，四季分明的气候。冬去春来，埋藏在地下的种子被唤醒，新芽萌发，一点点钻出地面，大地果然不负所托。
人类无疑更喜欢那些穗大、饱满、味香、口感好的果实，播种时便会有意选择，人类也会朝着便于人工收获的方向育种。比如野生稻，原本匍匐生长，不一定每年都结籽，且成熟时间不定。在人的定向培育下，最终它们变成直立生长，成熟期趋于一致，生长周期也缩短到一年内。但这是一个比想象更为漫长的改造过程，直到千年甚至更久过后，北方的狗尾草和南方的野生稻才变成真正意义上的粟和稻。
很难说究竟是我们驯化了植物，还是植物驯化了我们，播下种子的人总是期待收获，为了这份预期，我们更加坚定地守在了土地上。
实际上，磁山先民在驯化粟之外，还最早开启了对核桃的种植，并同时驯化了一种名为黍的作物。考古工作者在磁山文化遗址清理出88个存有粟和黍的窖穴，若按体积换算成新鲜的粮食，或有数万斤，这也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粟和黍最多的文化遗址。
粟和黍最早诞生在1万年前的海河流域，在距今约8000年左右的辽河流域、渭河上游地区、山东泰沂（yí）山地边缘地带，都可见踪迹。在距今6500年前后的仰韶文化早期，粟和黍已经在北方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
差不多也是这一时期，产量更高的粟在农作物中的比重逐渐超过了黍，成为北方先民的主粮，在原产于西亚的小麦尚未翻山越岭来到中国前，统治了中国人的饭桌数千年。
多数学者认为，稻的驯化最初发生于长江中下游一带。迄今发现的最早的稻米遗存之一，位于长江中游的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距今约12000年左右，遗址中的烧土和陶器中夹杂有大量的稻壳和叶子。当时的人们还没有把稻作为主要食物，他们不会想到这些小小的颗粒未来会养活全世界一半的人口。
研究表明，野生稻从最初的人工栽培到完全驯化，是一个数千年连续演进的过程，恐怕永远无法划出清晰的分界线。考古遗存表明，在距今7000年左右的河姆渡，水稻的产量已经很大。同一时期，在长江流域的多处遗址都发现有早期稻田和灌溉系统，稻田堆积中发现的大量微小炭粒表明，人们已经使用旱季烧荒法来清理稻田。虽然那时人们的食物依然是广谱的，但中国人正在缓慢而清晰地走向一个全新的时代，我们称之为农耕。
到距今约5000年前后，幅员辽阔的中华大地上，不同地区的人们几乎做着同样的事情。在北方，马家窑、仰韶、大汶口、红山等地的先民较早就已进入到以种植粟为主的农耕时代。在南方，大溪、屈家岭等地则开始了大规模的稻作农业。
这也是中华文明“多中心起源”的时代，不同的区域孕育了不同的类型文化，并形成多个中心。它们的发展有快有慢，在自我成长的过程中与周边文化不断地碰撞与融合。但不管如何曲折，最终它们都走向了农耕文明。
这是中国人最早的家园，许多个家在一起，就将成为邦、成为国。无数先民的选择为中国文化奠定了农耕文明的基因，农耕不仅仅是一种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也是一种思考方式，一种情感方式。它成全了中国人对安居乐业的梦想，也塑造了中国人安土重迁的性格，它在源头上塑造了中国。而我们和土地的关系，自此牢牢地凝固下来，几千年都不曾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