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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丽梅/文
武术不仅仅是一种能打的技术，更是司马迁眼中巷闾百姓“缓急，人之所时有也”的平不平事，孔子眼中“有文事必有武备”的国事策略，汉学家眼中社会精英的乡村自治，新时代国家领导人眼中助力国运昌盛与国脉传承[1]的有效载体，也是无数中国少年的英雄梦。然而，2017年一段“徐雷之战”的网络视频掀起社会热议，甚至引发新闻界的关注。此后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传统武术在与现代搏击对决中屡屡失利，激发了吃瓜群众与社会人士对武术的轮番“打假”与“救赎”呼吁。对于代表中国国粹的武术，要有效应对武术打假与救赎，首先应该明确武术来自哪里，该如何走向未来。法国年鉴学派告诉我们“过去和现在是密不可分的”“唯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通过时段的划分能清楚地看到“几个叠加的历史层面”(布罗代尔语)，从根本上把握历史总体。历史如此，武术发展亦如此，武术技术与道的体用胥有和须臾不离关系[2]已为学者所关注，但诸如练为体、战为用[3]，武德是体、武礼为用[4]，武德为体、功夫为用[5]等观点不一且较为碎片化。梳理中国武术发展体用观的话语生成与演变，既是对近年来约架打假现象的一个深入反思，也能为文化自信与体育强国背景下“武以成人”培育新民提供借鉴。 1先秦“止戈为武”“持戈行军”的以德统力奠定武术德、力一体的文化基因“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由戎而武”的“持戈行军”、“由祀而武”的“止戈为武”建构了先秦武术以德统力而德、力一体的体用观文化基因。 1.1兵(力)为辅：国之大事“持戈行军”的勇武膂力武备治理“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是史学钜编《左传》对先秦社会现实的描述。戴国斌教授采用知识考古方法对“武”字考证还原社会现实，认为出现于公元前17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上古时期的甲骨文“武”字由“戈”和“止”组合而成，“戈”为武器、“止”为行走，以“象人持戈以行”表示征伐的持戈动武，由此推论“武”的本义是军事，是国家动用暴力的武备治理法[6]。上述推测符合孔子“有文事者必有武备”的国家治理战略，也与《左传·宣公》“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的记载一致，证实了“武”的军事性质及克敌制胜武备之用。为了生存或谋霸业，励战尚武是先秦常态，勇武之力是“武”的原初用词，从齐相管仲“于子之乡，有拳勇股肱之力、筋骨秀出于众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谓之蔽才，其罪五”(《管子·小匡》)，墨子“凡我国能射御之士，我将赏贵之。不能射御之士，我将罪贱之” (《墨子·尚贤下》)，战国吴起“然则一军之中，必有虎贲之士，力轻扛鼎，足轻戎马，搴旗斩将，必有能者。若此之等，选而别之，爱而贵之，是谓军命”(《吴子·料敌》)等的描述可以看出，勇武之力是解决国与国冲突或护疆保国的主要手段或方式。 克敌制胜的武备需求促进了先秦对“武”之勇武膂力的认识与实践，如《荀子·议兵篇》对力的性质进行“齐人以勇力击斩敌者，号为技击”的描述等。另外，从先秦战争方式可以对当时力的作用形式及功效进行推测，西周时期两军对垒的车战是战争的主要方式，远距离对射是主要发力方式，属于直力的范畴。春秋时周王室衰微，诸侯争霸使得战场由平原地区扩展到水网山林，“易则利车，险则利徒”背景下步战逐渐取代车战[7]而出现了“直兵推之”的剑直刺。直力主要来源于肩臂的膂力，“昔人谓笨力称之曰膂力，其力在肩膂之间也，不能主宰于腰形于手指也”[8]。随着骑兵的出现，战争中铠甲等武事防御设备的加强及砍杀等攻击手段灵活化的要求提高，攻击手段又由砍杀取代了直刺而结束了春秋的剑器时代，武备升级对力的精准度及力度要求水涨船高。《孙子·虚实》关于力有“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故能为敌之司命。进而不可御者，冲其虚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等的记载，可以推测先秦时人们在使用勇武膂力基础上，对力度的发挥已经有了时间投入、方法积累和追求成效的工夫雏形认知。“工夫”一词在魏晋就已经出现，有费时的时间性文化特性，也有苦练功成的巧方法文化特性。“工夫”是兑换“功夫”的货币，功夫以时间为酵母，能将功法迁移到身上，表现出超乎想象的身体奇迹，发挥惊人的功力[9]，如果没有经过专门、系统的长时间练习，很难达到“能为敌之司命”的效果。  1.2德为统：国之大事“由祀而武”的“止戈为武”文事治理先秦是《军志》《军政》《令典》等军法典籍的创始阶段，韩非子对上述兵学文化进行宏观梳理，概括为“上古竞于道德”[10]，就是强调殷商、西周及春秋前期的战争有规则意识、底线意识，争义不争利[11]，这与商周“礼乐文明”体制的社会现实和政治背景较为吻合。顾颉刚对竞德的文化根源进行研究，认为春秋之时文武不分，“古时之士，皆为武士”[12]，故而能在战争中散发出“不以杀伤为事，也不以灭国为目的，只求维持国际势力的均衡”的“传统封建贵族的侠义精神”[13]，先秦武德研究实为对军事处理国与国关系的军礼进行探讨。先秦贵族的侠义精神来源于先秦德之义，主要指天德与制度之德[14]，上达天命，下及万物、器用，是宇宙法则向人间的落实，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左传》引《军志》言“有德不可敌”，强调在称霸中德与兵是德主兵辅的定位，德关乎国族的兴衰与人王天命予夺，先秦以德授权与失权的例子比比皆是，诸如“惟我周王灵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尚书·多方》)而周克殷，“鲁不弃周礼，未可动也”(《左转·闵公》)，“郑有礼，其数世之福也”(《左转·襄公》)等等，都是德主兵辅社会背景下对竞德意义的强化。 对“武”有“止戈”之解的文化源头可追溯到舜时代，历史典籍《吕氏春秋·尚德》及《韩非子·五蠹》都记载了有苗不服，舜训练军队执干戚舞而苗服的典故。对于“武”之止武的相关类似理解还可见于其他文献，如《易·系辞上》将“武”的理想界定为“神武不杀”，《孙子兵法》将“不战而屈人之兵”作“善战者”解等。先秦竞德传统也不是一成不变，从韩非子“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的描述可知，春秋与战国末期诸侯争雄中“德”对“力”的规范与训禁有所松缓，出现了楚人“敌利则进，何盟之有”之背盟，晋人“不可以当吾世而失诸侯，必伐郑”(《左转·成公》)等赤裸裸以力统礼的历史现实[15]，但从整个先秦历程来讲，社会的文事武备策略整体上还是延续了从殷周之际到春秋末年期间形成的所谓“德的时代”。  2“行侠仗义”和“工夫”：秦汉到明末清初武术守德备力的体用观形成从秦汉到明末清初，武术都是以“击”与“舞”两条腿走路。国家一方面注重创新训练技巧与方法，提高军旅武术的集体化阵战实效；另一方面随着中央集权逐渐加强，国家对民间武术暴力进行了儒化征用，形成守德备力的体用观发展。 2.1击与舞：民间和军旅武术中巧力的工夫化趋向与发展古代武术的发展出现了“击”与“舞”两条腿走路的现象[16]，对力量的技巧性使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司马迁曾有对秦军作战情景的描述“秦带甲百馀万，车千乘，骑万匹，虎贲之士，跿跔科头，贯颐奋戟者，至不可胜计”(《史记·张仪列传》)，西汉时期鲁人孔安国诠释为“若虎贲兽，言其勇也”，由此看出当时军旅武术的勇武之力，科头是不戴头盔地入敌厮杀，从“跿跔科头，贯颐奋戟” 也可推测其搏斗具备了一定的技巧与方法。根据距离秦代不远的东汉班固在《汉书》中的记载，汉代有13种“兵技巧”，有文字记载“199篇”，班固解释说“技巧者，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之胜者也”[17]，即“兵技巧”就是为战胜敌人而模拟实战训练的徒手和持器械成套练习方法。有学者以汉画像石为论据研究认为武术的基本步型在汉代基本定型，弓步、马步、跪步和仆步动作在汉代已经存在，且弓步和马步较为多见，马步大多以“四六”高马步出现，弓步大多是高弓步或大弓步，实战性较强[18]。军事作战主要仍是集团式的“一齐涌进”，军事武术主要突出“战阵”和“齐勇”特征，关注“积众弱以成强也”的合力之效，个人武艺高低对胜负没有太大的影响。明朝时倭寇不断侵犯边境，军旅武术更是加强了对技击方法和战术原则的关注，戚继光在《纪效新书》中已经有了枪法扎准的力量训练方法记载，并进行了“其进锐，其退速，其势险，其节短；不动如山，动如雷震”[19]的训练效果描述。同时期其他将领还有了对力量使用战术原则的总结，如将领俞大猷的“刚在他力前，柔乘他力后；彼忙我静待，知拍任君斗”(《剑经》)等。从戚继光“能舞而不知对(击)，能对而不知舞，虽精只作下中”(《练兵实纪》四十一)的总结中，可以明确推断军旅武术力量训练中对方法与实效的重视。同时，《纪效新书》还总结了枪、棍、拳、刀的各种要诀，其“拳经捷要篇”中也有如“而其妙也，颠起倒插；而其猛也，披劈横拳”等对手、眼、身、步等协调用力的描述，充分说明了军旅武术中力的使用不再只是本能性的勇武外力，而是具有了对发力规律和协调性的内在探索。明朝中期，军旅武术时常出现少数倭寇击败上千明军的异常现象，抗倭需要使集体阵战的军旅武艺出现了明显的向个人技术发展的趋势，此段时期武艺出现了明显的个人特点，如《纪效新书》中记载了“山东李半天之腿，鹰爪王之拿，千跌张之跌”等虽有个人特点但没有传承，不能讲是流派，但已为后续武术劲力发展的流派传承夯实了基础，新中国第一位武术博导邱丕相推测“拳种、流派主要是从明代开始的”[20]有一定理论依据。明末清初，火器运用在军事战争中逐步盛行，军旅武术实现了向民间的快速转化，军事武术中对动作技术方法、战术原则、个性化探索以及内在化追求等实践，均为后续武术的功夫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练为战”的军旅武术推进技巧之力不断发展与创新之时，武术的民间发展也日益丰富。角抵从“秦始皇既并天下……讲武之礼，罢为角抵”[21]一直延续到唐代，据《唐书·宦者刘克明传》记述，角抵这一徒手搏斗可导致“碎骨、断臂、流血中庭”，可见其技击性较强。同时在汉代，“比武”已经发展成为一种供观赏的活动，如嘉祥县出土的汉画像石《对剑》(17号汉画像石，嘉祥县武氏祠管理所藏)及徐州汉墓出土的汉画像石《比武图》(46号汉画像石，徐州汉画像石博物馆藏)[22]等可以佐证。先秦时流传的武王伐纣武舞在汉代发展为“巴渝舞”，到晋代改名“宣武舞”，为武术套路的形成与身法的强调奠定了基础。到唐代时，杜甫在《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中描述到“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从公孙娘舞剑可知武术套路发展的水平。唐代武侠小说有“客勿恃弓矢，须知剑术”的评价，说明与剑术相比，射箭只是一种不足恃的技能而已[23]，暗示出身法的出现对于武术技艺发展意义重大。宋朝时出现了各种武术擂台比赛，有相扑、拳术、棍棒等，注重身法的体现，宋朝时打套子也盛行，宋太宗时有“选诸军勇士数百人，教以剑舞，皆能掷剑于空中，跃其身左右承之”(《武备兵要》)的记载，既表现出武舞艺术化的发展，也由此看出武术劲力形成前身法使用的普遍化。元代禁武，武术在元杂剧中得以继续发展，使得演练技巧得到发展。明代不提倡元代角力，又没有继承宋代相扑，所以角抵运动不如拳术流行[24]。清代社会需求是民间武术传承与发展的主要动力，随着冷兵器退出历史舞台，武术发展集中于商业保镖及看家护院等社会治安的维系，亮镖、亮拳等个性化的“切磋与交流”等，促进武术门派和拳种开始大量创立和涌现。从秦汉至明末清初的武术发展可以看出，此阶段武术发展虽出现了方法的积累、技击原则的探究、内在性强调的巨大进步，但并没有达到功夫“强调功力，更强调行道成人[9]”“主体自我修炼的转变感、日常生活的实践感”[25]的身心修炼与主体转化育人境界，所以仍定义此阶段武术动作为“工夫”。 2.2义(德)的儒化收编：中国武术对理想臣民的塑造战国至汉，“侠”已成为令统治者不可小觑的政治力量，中国古代社会中除“戎”与“祀”之国家大事，对臣民管理与规训的社会秩序建构是国家重要内容。自秦始皇统一六国到清朝，由于对“武”盲动和虚妄等负面效应的批判性反思，禁武虽成为常态，但“贵侠”之风长盛不衰，一部古代发展史就是一部对侠客的儒化收编史。“侠”几经嬗变内涵丰富，只有通过“探源和溯流”[26]式研究，才能比较准确地理解其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古代社会，“侠”历史大致经历了游侠-任侠-豪侠-生活之侠的臣民化塑造历程。有研究对游侠与任侠做出定义“能养士结客，有很多人依附者为任侠，单身或少数的剑客，则为游侠。任侠可为游侠之主”[27]。汉代荀悦指出游侠“生于季世，周秦之末，尤甚焉”，原因在于“上不明，下不正，制度不立，纲纪废弛”之故[28]。秦朝统一六国，通过郡县制、统一文字与度量衡等策略加强了中央集权，到汉朝时随着推恩令等政策的实施，中央集权更加集中，汉武帝时统治者对势力强大的游侠采取打击措施，但司马迁却以“缓急，人之所时有也”的义，将“儒、墨皆排摈不载”的古代游侠列入史册。《游侠列传》全篇，“义”字反复出现9次，此“义”与孔子对君子行为特征“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不是同一含义。冯友兰先生早就指出，英雄和圣贤“绝不是同一类人”，他对英雄的界定是“立功的人，谓之英雄。他们在事业上有很大的成就，但亦不常有很高的境界”，他指出英雄的行为“可以不是不道德的，可以是合乎道德的，但不能是道德的”[29]。有研究指出，战国末期出现了儒侠融合的现象，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刺客“不欺其志”“士为知己者死”之义与游侠“功见言信”“不爱其躯”之义进行儒化想象，借用儒家“仁义”为游侠正名，将游侠精神看成接续儒家仁义观念的可贵支脉，意在把侠客之义纳入到正统文化中，是突破了身份与地位界限塑造理想臣民的表征。通过融合儒、侠、刺客之义对荆轲进行一体化的形象塑造，内含将个性精神追求与社会归属进行协同的隐喻，这种儒侠一体的想象是如实再现历史趋势的一种自觉选择[30]。汉武帝之后，儒、侠的界限逐渐模糊，游侠之义渐渐与儒家仁义相融合，“游侠”逐渐蜕变为“豪侠”[31]，有任侠之风的直臣构成“儒侠”合一的形态，历经魏晋南北朝而至唐代，游侠精神被儒家所吸收整合成为重要的精神资源，出现了像李白等儒、侠一体的典型精神代表。司马迁后再无正史为侠正名，但是文学小说承续了接力棒，唐代武侠小说凸显武功高强，以“奇”与“豪”结合即把武艺和侠气统一起来的小说创作为个体向团体的合编埋下了伏笔。 宋时，“侠”逐渐与“武”分家，甚至仅仅抽象为一种对武隐蔽化的精神气概。宋代侠与武的分离和“杯酒释兵权”的军事背景、解除节度使制衡官员权力的政治背景等中央集权加强密切相关。宋代禁武，此期侠文化的价值魅力在于“武”的忠义精神，从构建理想社会秩序的意义而言，宋代侠客命运的最好归宿是招安，武被在场缺席地隐蔽化了。宋代以“忠义双全”定格侠客，“义”前加“忠”，是对“侠”的“人格整合”与“文化规训”，将单个的“游侠”行为向国家统筹的中央集权归并，这种“尚豪侠以代英雄”[32]实则是儒侠互补。诸如《水浒传》描写北宋宣和年间农民起义的108条好汉风风火火奔向梁山，浓墨重彩对宋江的仁义形象进行塑造，注定了好汉们最后招安的结局，这一侠之“忠义”面相的呈现从宋开始，从此游离于社会秩序之外的游侠力量不复存在。到明清时期，随着商业长距离运输及社会治安维护的需要，出现了以武为生并被大众认可与亟需的社会行业，如镖局、看家护院及武术门户的师徒传承等，使得武侠之义有了“英勇无畏”“礼仪当先”的新内涵，正式被社会接受。此期的武术行业以身体的技击技能与社会交往能力为成本，具有极高的危险性，对伦理规范的要求也较高。武术人从事镖局生意，集体无意识地承认镖局的饭是朋友给的，镖局做的是在刀刃上讨口食的生意，生存的残酷教会了武术人“礼仪当先不输人，三分保平安”的生存法则，同时积累了丰富的手德与口德，就算遇到盗贼抢匪，仍旧先礼后兵。如遇“饿虎”(不行江湖规矩，武功强悍的土匪)，镖师们必将英勇前往，履行“人在镖在”的职责，哪怕以身殉职，也在所不辞，表现出忠诚无畏和血战到底的精神品质。从事镖局职业者多是武林高手，往往是一个拳种门派中的师徒或师兄弟，同宗同门，人亲义亲刀把子亲，遇事总会相互照应，舍生忘死。对于看家护院而言，武术人往往遵循“护院全凭刀共枪，全凭说话能应当，开言答话劝他走，不必动怒把他伤”的礼仪为先。武术门户师徒传承更加讲究礼仪规范与社会交往，从习武入门到学成出师，要经历入门门规的筛选、拜师礼、习拳礼等伦理规训，在以心还心的武术传承中还构建了师徒亲亲关系“非亲而亲”的“家”共同体，完成外在伦理规范到内在道德人性建构的教化使命[33]。清代侠义小说更是增加对侠客伦理的规训与教化内容，以侠义小说集大成美誉的《三侠五义》则以清官行为来引导和整合侠客伦理。  3“尚武精神”和“功夫”：清末民初至近现代武术崇德尚力的体用观转型清末民初至近现代是武学发展的鼎盛时期，也是武术暴力被国家征用的文明化转型时期，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对中国当头棒喝几近导致社会秩序失灵，摧残了国民的身体与精神，迫使崇德尚力的武术成为救国药方，被征用为强国强种的国家利器。 3.1暴力的国家征用：武术劲力的体系化与体育化发展清末废除武举制，武术在民间得到快速发展。然而，甲午中日战争的爆发迫使中国陷入人人受宰割的危险境地，知识精英转借“人之病夫”对中国进行想象，隐喻中国人体质柔弱、心力不强以及民族精神的濒临崩塌。国人通过制度革新、技术革新对“百不如人”的“病夫”进行医治无果后，转向“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张伯苓《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的曲线救国战略。知识精英依托“土洋体育”之争，做出以武术“冀以涤除东亚病夫之恶谥，振起民族固有之精神”身体强国的抉择，将“国民”作为改造对象，将“尚武”作为强国药方，以“国”之面向唱响改造“病夫”的革命号角[34]，武术由统治阶级禁止的对象华丽转身为改造国民的利器，并有了官方与社会传承组织即学校和国术馆。身体形象就是国家之力的直接表征，为快速改变国人形象激发民族精神，快速普及武术成为发展目标，简化教学成为流行趋势，对抗类技术成为首要传承内容。武术简化教学的目的是在简化招势的基础上能使人快速掌握，既可用于杀敌，也能强身健体，如尚云祥所传的简化形意刀法、李存义教的不站桩形意拳等都是简化理念下能使劲力快速上身的功夫推进，使得尚武不仅是一项搏斗技能，更是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状态表征。梁启超、蔡元培等知识精英以武术兵操改造国民，使学校成为“国民之制造所也，国风之渊源也，军国民之熔铸炉”[35]；政府也组织中央国术馆与地方性的精武体育会，以期实现张之江“全民武化”及梁启超“吾所谓武，精神也”的救国革命理想。据统计，在1928年至1937年全国24个省(市)设立国术馆分部，各县(市)达到12个。为更好地引导武术发展，中央国术馆举行“国术国考”，“鲜血淋漓”“类同鸡斗”的比试引发了对武术的体育化改革思考。1915年教育部明令“各学校应添授中国旧有武技”，1923年将体操式武术课改为体育课；1912—1927年，相继开办了27所培养师资的体育学校开设武术课；1933年中央国术馆在南京创办的国术体育传习所，使武术开启了以自然科学理论为支撑的科学化传承。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梁启超“有健康强固之体魄，然后有坚忍不屈之精神”的呼吁，毛泽东“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革命准则，以及国人“由国术养成之人体美，不只表现于筋肉血色间；更影响于感情流露”[36]等厚重期望犹如警钟长鸣，但是学校开设武术课大多处于“学生喜欢武术而不喜欢武术课”的尴尬境地，武术拳师杨澄甫认为“盖缘后世学者言术而不言理，视为技艺，而不用作锻炼身心之具耳”[37]。 在学校武术及国术馆国术发展之时，民间武术的门户传承在应对门户之争与外国强敌侵犯中既立异排他，又一致对外，创新与发展成为主题。形意拳、太极拳、八卦掌等拳种与门派林立，各门户一方面要传承与创新本门派技术使其在门户之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另一方面在必要时还要应对外国侵犯者的挑衅，致使“击必中，中必摧”的功夫战略成为必要选择。在日常师徒间教之比试化、学之比试化等提升习武者眼力(向恺然语)、找漏(徐纪语)等“击必中”能力基础上，门户还实施“通常要在四面有墙的院子里”等隐蔽传承，既服务于门户的身份认同建设，又以结果性的成效诱导而强化武术人对“中必摧”效果的认同。在“中必摧”战略实施中，各门户拳种积累出利用身体整劲发力的入门拳架，如心意拳的钻、裹、践；八卦掌的单双换掌、太极拳的单双缠打、披身二捶等[38]。另外，在关注身法的基础上，更加推进了武术“头第一、眼第二、颈第三、肩第四……”等周身密诀下“头者身之魁……眼者身之主……颈为头目之枢……肩为一身之前锋……臂乃一身之门户……手，身之围护者手也”[39]的身法功夫，形成身体梢、中、根三节“起、随、追”的触发性联动发力机制和“守中”[40]的特色格斗理念，以及“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的功夫节奏认知，以练武术就是练敏感的身体感应技术与战术服务于拳种百花齐放“击必中，中必摧”的功夫上身目标。形意拳师郭云深提出“三层道理、三步功夫、三层练法”的拳术理论，充分认识到发力的精髓由内修达成。武术家孙禄堂更是在各家技法基础上，以“中和真一之气”为依据，在《拳意述真》中超越所有技击形式第一次正式提出“内劲”，凝练出因敌成体与感而遂通的技击原理与修身根本。内劲以“道”指导拳，孙先生还以“形意如实心球、太极如皮球、八卦如钢球”[41]等进行拳种劲力概述，引领武术发展朝向如何打得漂亮、如何赢得精彩等追求精气神的内在超越和审美能力发展，武术既可以技击，也可以修身，“力”的不同应用区分了“功夫”的文与武，也为武术暴力文明化转向的精神培育与健身强体提供了支撑。当今对门户武术百加针砭，殊不知当初正是这些武术传人在面对国家危难时挺身而出，如霍元甲应战英国大力士奥皮音，蔡龙云应战俄国大力士马索洛夫等，在招招见实、拳拳到肉中“打”走“病态”、“打”出康健、“打”跑帝国主义、“打”出国家富强。许多武术拳师更是在抗日战争时不但自己奋勇杀敌，而且快速传播武术，成为践行武术为国为民的抗日英雄。 3.2 以德效国：尚武精神对国民的改造与重塑通过尚武精神改造国民“为国为民”源于宋代以来的“侠义”实践，宋代之侠逐渐与“武”分家，有时甚至与暴力之“武”根本无关，而被抽象化为一种为国效力的精神力量。余英时先生诠释到“任何人具有此种精神气概，无论他的社会身份是什么，都可以叫做'侠’”[26]，这就为“侠”具有普适性服务国民改造事业提供了理论支撑。近现代以降，武术创新改造国民归属统治阶级的传统，发展为以武育人而重塑新民，并通过社会性组织如精武体育会等对国民进行教化，精武体育会以“提倡武术，研究体育，铸造强毅之国民”为宗旨进行武术传播时，把武术与国民塑造联系了起来，既倡导见义勇为体现武术本色，又强调铸造强毅之国民对武术力量进行创新转型，重新诠释了新时代“侠”的内涵与魅力，使得武术作为一种优雅的暴力手段和绚烂的审美形式进行传播与教化。武的全民教化使游离于社会秩序之外被摒弃的“侠”转型为见义勇为与强毅国民的精神力量，成为以德效国的核心内涵。 近现代文学也对武与侠的转型进行了艺术化的呈现，如老舍的武侠小说并不大肆铺展飞檐走壁等武功，而是以世俗生活中的普通人物甚至底层人物为主角，通过塑造众多胸怀民族大义的人物形象创新“侠”的内涵，将武德内化为民族文化中能医治病灶、焕发生机的基因，创新为改造国民的重要精神资源[42]，这是以武育人之爱国气节与精神气质的德性彰显。倘若老舍文学小说把重点只放在诸如“口吐白光，斗了三天三夜的法而不分胜负”等概念英雄的武功描写上，便会离题太远。毛主席曾说“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43]。近现代出现了黄飞鸿、霍元甲、杜心五、大刀王五等一批武术爱国形象的群像建构，其除暴安良、匡扶正义、强毅国民的“侠”事迹使得以正义与力量为符号发挥“为国为民，为友为邻”作用的“侠士”续接了武士文化的悠久传统与历史生活文化表达。梁启超也在尚武精神的倡导中，将“以武犯禁”“为私人报恩仇”等“儒墨不载”的“游侠”形象，改造为“尚武进取”“爱国爱民”“全民尚武”等“国之栋梁”的“民族英雄”形象，完成了“武侠”由“重私义”的独立个体到“尚公义”的集体精神意象重构。“武侠”新形象促进了国民“文武审美的复归”“民族尊严的觉醒”“社会责任的自觉”，完成了“武德”价值塑造，成为凝聚“爱国、进取、担当”等国民精神的新武德[44]，激发现实生活中国民的身体力行。如八国联军侵华时，53岁的李存义参加义和团，奋勇杀敌，率众夜袭天津老龙头火车站，痛杀守站俄兵；霍元甲、蔡龙云等武术精英挑战英、俄大力士，雪洗国耻，以自己的身体诠释了现实生活中“为国为民”“为邻为友”的新侠义精神。近现代武德精神已经彰显出由人物形象到民族精神的文化品牌构建，为后续新民培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4德与力的救赎：“徐雷之争”等约架“打假”现象的武术反思在武术日渐成为人们生活方式的同时，却因技击之弱使其德与力一体化的标签陷入危机，需要重拾身心体验的功夫习练，对弘扬民族精神气节与阳刚气质的武德进行救赎。 4.1技击之弱：约架“打假”引发对武术之力还原的呼吁经过民国时期“强国强种”与新中国“增强人民体质”两次国家化的规训与转型，武术进行身体改造、强化健身养生的功能已经得到民众的共识，武术已经完全由秩序之外的异化力量融入到国民的日常生活中。再经过国家领导人“太极拳好”、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的设立，以及亚运会、青奥会国际赛事等的身份，武术俨然已经获得了合法性的社会认同标签。然而，武术的本质是技击，虽然社会对武术技击力量的需求已大不如传统社会，但丧失技击实力的武术却会导致社会对武学和武术从业者的信任危机，从武术约架引发新闻媒体及社会人士的热议即可略见一斑。武术约架有一个俗名叫“打假”，源自于武术发展中体现出的一种奇怪现象，即民间武术拳师会制造各种传人、宗师等的虚名来掩盖自己弱化的技击功能。2017、2018年民间MMA爱好者徐晓冬私下挑战的太极拳师魏雷、咏春拳师丁浩，以及2020年自由搏击爱好者王庆民击败的浑元形意拳师马保国等都是此类，因为头衔与技击力反差之大的滑稽性，以上事件被冠名为“徐雷之争”“徐丁之争”与“马保国事件”。这些事件有三个共同之处，一是都是民间业余搏击选手挑战所谓的武术宗师；二是都是武术宗师大败，甚至全无招架之势；三是某种程度上都是所谓的武术宗师事后扬言，自己的功夫是点到为止，发力的话会伤害对手等等。无论事后如何粉饰，明眼人一看，就能判断技击实力孰优孰劣。尽管当前有各种批评，但武术宗师缺少功夫身体的反应与反击实战经验是不争的事实，最基本的前提如速度跟不上，不管是太极宗师雷雷还是形意太极掌门马保国甚至较技时连最基本的反击动作都没有，完全是被动式的挨打。 与民间武术拳师连连失利不同，备受批判与否定的散打却在一定程度上创新了武术功夫传承，以简捷动作得分频率高的事实接续了武术功夫简洁有效的特点，如男子散打比赛中直拳的使用比例远远高于其他拳法，鞭腿使用频次压倒性地高于其他腿法。即便是偏于一隅的拳种，如太极拳也在20世纪90年代创新出双方在沾黏状态下摔法、拿法、跌法的竞技推手比赛，只允许攻击耻骨以上、颈部以下部位而创新了听劲实践，这是武术对抗创新的典范。在现代体育规则限制下，各对抗性拳击项目大多都进行了“精于一隅”的转型创新，如西方拳击规定只许使用直、摆、勾3种拳法，韩国跆拳道主要使用腿法，中国跤只允许使用摔的技法等。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学校是传承武术的主体，在学校体育课程研究专家季浏对武术课尤其套路“无运动负荷”“无战术”“无比赛”碎片化知识和技能的批评下[45]，有学者提出创新继承“偏于一隅”拳种遗产而为“精于一隅”学习与竞赛的改革方案，如以“达人秀”模式将武术竞技变成学生阳光公众形象武艺展示的舞台；以美国NBA技能赛模式将武术“基本功、基本动作、绝活”改造成学校武术的竞技内容；以“超女”和“好男儿”模式激活场内外观众互动，以子女习武记录片大赛、父子互动的家庭作业等方式探索家长参与式的武术比赛新模式[46]，重拾身体体验创新功夫传承，服务于武术快乐与成功体验等身心发展的自我技术修炼。 4.2 武德之虚：虚假英雄人设崩塌的根源较技切磋是武术发展过程中的常态，然而与传统武术点到为止、以德服人不同，无论是闫芳隔空击人，还是2017—2020年间一系列的约架现象，基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挑战者宣称是打假。在现代社会，约架“打假”事情复杂，但无论挑战者还是被挑战者，应该说皆为社会表演者，他们都有想扮演英雄角色的心理期望，挑战者以约架私斗的不文明方式满足自我英雄道德至上的欲望，被挑战者甚至不懂MMA的规则，没有实战性参赛经验，处于一种虚名的蛊惑就被卷入类似野架的私斗中，高强度的认知不平衡性与暴力性不但致使名誉身体双受损，而且也使中国武术陷入危机状态[47]。而被挑战者之所以被卷入，与其说是因为宣称自己是太极宗师、形意掌门等关系密切，不如说是由于其对自我英雄化的道德人设标签以忧国忧民、嫉恶如仇的道德制高点构建自己的人设[48]具有绝对的关系。在自信自强的新时代，武术应该构建武德共同体空间重塑公正助人的“侠义”形象，以“武以成人”培育具有民族精神的中国梦新民，而不是到处招摇撞骗伪装侠义的江湖骗子。 忧国忧民的真武侠已经远去，招摇撞骗的假武侠人设也已崩塌。21世纪初，面对文弱之风盛行的现状，面对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国家层面把培育民族精神提上日程。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把“坚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重要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2004 年中宣部、教育部联合发文提出“体育课适量增加中国武术等内容”，学校武术成为育人身心的自我技术被提上日程；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同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明确提出到2025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体系基本形成。国家对传承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重要性和迫切性的关注，深层意义是对国民理想人格的期许与展望。当前，学校开设武术课不只是传承武术技术，而是以武育人，2017年全国学校体育武术项目联盟成立，学校武术被赋予助力国运昌盛与国脉传承的历史使命，致力于创新性继承武术文化而以武育人。以上种种，为始于情、终于情“动之以情”强化主体情感培养而完善精神气质的武术功夫拉开了“锻炼行道、练以成人”主体转化的新时代育人帷幕。 5 结 语从先秦走来的中国武术，以气节与气质表征的武德和身心体验的功夫是武术发展的核心内涵。经历以德统力的护国保疆、守德备力的行侠仗义、崇德尚力的强国强种、育德彰力的强身育人等各种历史检验，中国武术用千年武脉自证了武德为体、功夫为用的传承与演变逻辑。武术功夫经由膂力、巧力、偏于一隅的拳种劲力、规则限制下精于一隅的体育之力蜕变，不断内在化而被国家征用；武术武德经历敬天爱民、儒化尊礼、效国爱民、平民英雄理想人格的演变，不断大众化而被国民接纳。创新身心修炼的功夫与气节气质兼备的武德教化，实践新时代“武以成人”的主体转化，成为武德救赎的一剂良方。 参考文献：略 （孟云飞转自山东体育学院学报》 2022年第2期 P65-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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