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是我们的根,乡村是我们的梦,乡情是我们的魂,《乡土文学》是你我心灵栖息精神家园。
岁月已无声 文/荷荃菁 第十三章 周妮毕业 今年春天来的早些,南园子云朵一样的槐花开得格外繁盛,我们又吃上了母亲粉蒸的槐花了。院子里浅紫色的楝树花,在微风中摇曳,茅草屋在茂盛的“林”中显得更矮小,几乎被“茂密”淹没了。大姐快毕业了,父母为她筹划着:最好找个体面的工作,能当个民办教师也不错,最差就是参加劳动,以后家里也富裕些,要么好好地嫁人,凭一个高中毕业生(那时高中毕业生稀少),也能嫁个不错的人家。“星期天了,妮儿咋没回来呢?”母亲在吃早饭时,自言自语地说,因为全家习惯了她回家的这个日子。“也许快毕业了,事情多些,没准下午就回来了。”父亲一边吃饭一边接过话茬。“能当个民办教师或赤脚医生,就很不错。”母亲又期待又盘算着说。一个星期过去,又星期天了,大姐仍未回来,父母开始着急了,叨咕着怎么回事啊?发生了什么吗? “你还是去学校看看吧,在家总是担心也枉然。”母亲在吃晚饭时,看出父亲的不安,说出自己的想法。父亲去学校,得知周妮和她的十几个同学响应支援边疆的号召,已经走了。之所以没有通知家里,就是怕家里不同意。父亲突然像挨了当头闷棍一样,拿着周妮留下的信,两眼发黑,愣在那里如同木桩,怔怔地一动不动。“大叔,大叔,没事吧?”交给父亲信的周妮宿舍的女生,见状担心地问。父亲突然一下子清醒过来,站立不稳,摇晃着蹲下来,抱头抑制不住地流泪.....“妮儿她妈,大妮走了。”天摸黑时,父亲才回到家,看见正纺线的母亲,忍着痛苦说。“啊?……”母亲看到父亲失魂落魄的样子,受到了惊吓,说不出一句话,悲痛地大哭起来。“她翅膀硬了,飞了,去边疆了,不要我们了。”父亲又颓丧地说,“是这样,我以为...”母亲立即止住了哭声,还在不停地抹着眼泪,刚才看到父亲的样子,以为大姐与大哥一样没了,所以失声痛哭,又听父亲这么说,情绪稍稍好些。“嗯”。母亲应着,转身把信放在她自己知道的地方,不知道父母为什么没有看大姐留下的信,当然我们也不知道大姐留下过信,许多年以后,大姐第一次回家探亲,才拆开了尘封已久的信。原来大姐在学校读书期间,与王姓同学偷偷谈对象,王姓同学就是后来的我姐夫--王红兵。王红兵的叔叔早些年去了“北大荒”,他叔叔动员他去,说那里的生活比家乡好多了,经常邮寄一些钱物给家里。而王红兵又动员同学一起去(包括大姐),说那里缺人,找工作比较容易。大姐想:毕业后想找到好工作很难,当民办教师,也是撵工分,无工资;在生产队当劳力,挣工分,能不能温饱得看天意,没保障;如果嫁人,就不一定是王红兵了。深思熟虑后,决定与同学一起走出去,初生牛犊不怕虎,说不定能闯出属于自己的一番天地。她很幸运,如所想所愿,来到“红星林场”不久,就落户了,有了稳定的工作,伐木、运木、保护林木,身份由学生直接转换成国营林场工人。但屯里疯传周妮跟人“私奔”了,耳不忍闻,父母为了周妮的“清誉”,很费了一番周折,把上面印有两个大红章子的“支边”证明拿来,让大家看清楚后,才平息了流言蜚语。不久,周妮来信了,把自己的情况告诉了家里,父母半信半疑,打听了与周妮一起去那里的一些同学家人,确认他们在一个地方,父母才稍微放心些。“妮儿的主意太大了,那么远,说去就去了。”母亲一边忙着往供桌上堆放网穗子,一边若无所思地说。“妮儿人大心大了,由不得咱们,能好好的,就不错了。”父亲坐在一旁一边用火柴秆掏着耳朵,一边接过母亲的话茬。“万幸啊,总算有落脚的地方,吃穿不愁。”母亲知道大姐的情况宽慰了许多,接着又说到。“妮儿她妈,我没亲眼看见妮儿,总觉得心里不踏实。”父亲还是有些放心不下地说。“这样吧,农闲时,你约上哪个同学的家长,去一趟,亲眼看看不就清楚了?”母亲鼓动着父亲。“你不想去吗?咱俩一块去。”父亲的头偏向着母亲,揶揄着。“路费多贵呀,能去一个就不错了。”母亲低声说,有些遗憾。“你放心吧,妮儿性子强,保准过活不会赖。”父亲觉得自己娃儿“优秀”,自信起来。“我想也是,一定会好的。”母亲相信父亲,也相信自己的娃儿,盼望、憧憬溢满脸上。最终,父亲也没有实现他说的话。不久,周妮又来信了,信封里夹带了二十元钱,还有她和林场同学的合影,信中指明照片的第二排右起第三个人就是王红兵。“不错,双眼爆皮的,站在人群里,个子高高的,满英俊的,与妮般配。”母亲仔细看了看照片,满意地说。“妮儿在那儿比在家里强,有眼光,有主意,咱们大可放心了。”父亲终于放心地说。时光荏苒,转眼间,周汉已经蹒跚学步了。“育红站”转移到三奶奶家不久,三奶奶病倒了,一时间没有地方,也没有合适的人照看娃儿了,父亲只好说以后再想办法。但目前,母亲每天上班,二姐上学,唯独我是个“闲人”,父亲左思右想,尽管我还是个孩童,照看弟弟的活,落在我身上。我不知道带娃儿有多烦恼,多忙碌,风险有多大,天真地想:每天和弟弟一起玩耍,与小伙伴一起嬉闹一样快活吧。按照母亲的交代,按时喂水(装好的奶嘴);饿了喂点笊篱里的红薯;过两个时辰,把屎把尿;瞌睡了,放在小床上,盖好被子,以免受凉。父亲一再叮咛一定不要贪玩,把弟弟忘了。“三妮,不出去玩吗?大家等你呢。”小胖竟自走进院里招呼我。“不去了,要在家看着弟弟呢。”我回答着,“心”却和小胖飞出去了。“走吧,让他自己在家玩不就行了?”小胖给我出了个主意。“不行,爹说不能贪玩。”我回答着,想和小胖一起玩耍的心,呼之欲出。“哎,有弟弟有啥好的,出去玩都不行了。”小胖想不通,有些失落地说。小胖落寞地走了,院子里又安静了,只有周汉“咿咿呀呀”地说些我也听不懂的什么。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带娃儿,把他撂在一边,自己“玩”蚂蚁,看着它们上树、下来,在地上飞快地跑着,钻进圆圆的小黑洞里,隐匿起来;又有几只蚂蚁搬运着比自己身体大的什么虫子壳,朝着小黑洞推着、滚着、挪着.....猛然间,听不到弟弟的声音了,我的心一下又急又紧又慌,四处搜寻,嗷,从席子上爬到大门口了,睡着了....好不容易等到父母下班回来了,我一阵欣喜,但他们看着周汉满身的泥土,甚至鼻孔、嘴巴也泥污,母亲一边擦洗着一边呵斥我,父亲放下农具,转身瞪着眼睛,像要吃了我,我恐惧极了,“呜呜呜”地哭了起来,心中万般委屈。“你们怎么能这样?她还是个娃儿,大人照看娃儿都吃力着呢。”这是婶婶的声音,也许正巧她走进来时,听见了父母在教训我,就规劝他们。“她婶子,你说啥来着,这不是没办法吗?”母亲看见婶婶,立马变了一副面孔,刚才还“阴云密布”地怒斥我,立马变为一脸灿烂的笑容。“这可不?孩子要教育才行嘛。”父亲也变了一副面孔,怒目而视变为温和的微笑。我不知道婶婶来家里干什么,我突然灵机一动,擦干眼泪,溜了出去,趁机找小伙伴玩一会儿,那才是令人高兴的事。父母又上班去了,机会又来了,小伙伴都来到家里找我玩耍,要么和泥巴捏泥人、抓石籽,叠面包,要么在墙根里捉蟋蟀、捉蜗牛。玩得兴致勃勃的时候,小伙伴很意外,看见隔壁奶奶也来家里了,隔壁奶奶看见我们玩得很开心,没有理会我们,径直地走到周汉那儿,收拾了一下周汉旁边的杂物,抱一下周汉,问周汉“渴不渴”、“饿不饿”什么的,周汉只是“呵呵呵”地傻笑。一会儿,隔壁奶奶就走了。后来,我才知道是母亲请求她关照我和周汉的,担心我照看不好。接下来的日子, 我越来越大胆了,瞅见父母上班走了,我干脆带着周汉去场院里玩,觉着快下班了,急忙把周汉拉扯回家,让父母觉得我没离开院子的样子,一直好好地在照看着他们的宝贝儿子。意外还是发生了,周汉不见了!我和小伙伴一直在跳皮筋,早把周汉抛在脑后了,小胖提醒我说上工的大人们三三俩俩地回来了,我才猛然惊醒,想起周汉。明明我把他放在草墩子上坐着的,怎么不见了?我着急起来了,小伙伴也跟着着急,到处寻找,我担忧又害怕,万一父母回家了,还没找到,咋办呢?父母到家了,我还是没有找到周汉,母亲马上焦急地哭了,我奔跑着歇斯底里地喊:“周汉---周汉---”母亲想到了壕沟、水井,全屯的人都行动起来,吵吵嚷嚷,家里、场院、壕沟、水井、什么旮旯犄角,打捞搜寻,一无所获。我恐慌极了,躲进了英妈家,不敢回去。英妈看着我眼泪汪汪的,不停地抚摸着我的头,安慰我说:“再等等,也许过一会儿就找到了。”看着她淡然笑意的脸,心里的不安减轻了许多。然后她拍了拍我的肩,独自出去了。我站在原地,不停地抹眼泪,我想父亲要打死我了。不一会儿,正如英妈所料想的那样,周汉没有丢,在小伙伴玩意兴浓时,弟弟颤颤歪歪地走出去了,慢无目的地在桥口走着,被上班的婶婶因为身体一时不舒服提前回来时,碰上了,见周汉前后无人,有些担心,就抱着他去三奶奶家了。虽然三奶奶病着,照看一会儿,还可以坚持。放下周汉,婶婶就去大队医疗室看病了。回来的时候,屯里已经“翻天覆地”了,婶婶得知此事匆匆忙忙把周汉抱回来。外面都沸腾了,三奶奶窗门紧闭着并不外面发生什么,婶婶直接把周汉送到家里,大家才算松了一口气,有惊无险啊!“我的儿子,你可回来了,真是要人命了。”母亲接过周汉,抱在怀里,悲喜交集,又哭又笑地说。“多亏他婶子了。”父亲舒展了紧锁的眉头,脸上有着笑意放松地说。“都是自家孩子,正好碰上了,应当应份的。”婶婶爽快地说。“他婶子,以后家里缺少啥,只要咱家有,用不着客气,就过来拿啊。”母亲感激地不知道说什么好,想倾其所有表达她的心意。“嫂子,这么说外道了不是?”婶婶是热心肠的人,觉得母亲小题大做了。“那把银子,娃儿都叫来,咱们一起吃个饭。”母亲觉得婶婶立了“大功劳”,不付出点什么,心里实在过意不去,邀请二叔一家人过来吃个便饭也好。“等空闲了,我们都来,现在我得回去做饭了。”觉得母亲就这么一说,中午时间短,婶婶觉得一家人等着吃饭呢,就对母亲说。然后,转身回去了。母亲让父亲抱着周汉,自己也做饭去了。心情从谷底里跳跃出来,惊喜难掩,在灶屋里忙着也轻快些。“妮儿她妈,三妮呢?”父亲突然想起我来,随口问了一声母亲。“啊?就是没有看见她呀。”母亲一下愣着了,可能自己高兴过头了,没看见三妮也感觉不到了,惊慌地说。“回来了!”父亲看见我和英妈进了院子喜出望外地说。母亲听到父亲说的话,也走出了灶屋。英妈打听到周汉找到了,就带着我回家,我躲躲闪闪地紧跟着英妈。“英妈来了,稀客稀客,请坐。”父亲一臂膀抱着周汉,一手拿来凳子,客气地请英妈坐。“英妈费心了。”母亲也客气地说。我还是紧拉着英妈的衣襟,不敢放松。“三妮吓坏了,你们可别再难为娃儿了。”英妈淡淡地温和地说,那种平和不惊的语气,似千斤重,让人敬畏,父母立即点头答应着。“别害怕,爹娘不会打你的。”英妈转身要走,我还是担心被毒打,不想让英妈走,还攥着她的衣襟不放,英妈拍拍我的肩膀,柔和地说。一场“风暴”平稳地过去了,我常常想,英妈是我母亲该有多好!想起她的样子,就觉得心里温暖。以后的日子里,我仍然是那个照顾弟弟的人,我痛恨自己有个弟弟,小伙伴没有像我一样的,有个累赘,他们多么快活,我羡慕极了。从此每当父母上班走了,还把大门锁起来,隔壁奶奶时不时地趴在院墙上,露出她那一年四季戴着黑帽的脑袋,像电影里恶狠狠的地主婆,观察着我和周汉,我很害怕那双“贼亮”的眼睛。小伙伴再也不来找我玩了,我和周汉就困在四周围墙的天地里“坐井观天”,无趣、烦恼无时不刻地伴随着我。转眼又是中秋节了,大姑来了,我欢喜地叫着“大姑”,她带来了圆圆的月饼,冰糖红绿丝的馅,很香甜。但她还买了一块花布,听她说“斜纹”的,多么好多么好的那种布,我看见那是鲜红鲜红的布,上面印着粉色的小花,好喜欢。大姑说是给周汉做棉衣棉裤用的,母亲一脸的喜悦说絮上新棉花,一定很柔软、舒适、暖和。可就是没我的,我开始羡慕妒忌恨弟弟能穿上这么漂亮的花衣裳,母亲说我捡二姐穿小的衣服就行了,那是母亲纺的线,织成的“家绩子布”,自己浆染的朱红或黑色,穿旧了颜色不均匀,肩、背上浅前襟深,母亲还会在胳膊肘或膝盖上缝上不同颜色的大小补丁,让我厌恶至极,又不得不穿。每当周汉过生日的时候,母亲煮鸡蛋,烙香香的葱花饼,欢喜地说着“周汉过生日了”。可母亲从来没有提过我的生日,就像我没生日一样,我心里酸楚无尽。“三妮,你肯定是爹妈捡来的,你看周汉新帽新衣新鞋的,你呢?”婶婶来家里时常开玩笑地这么说,我立即面红耳赤地跑开了,相信婶婶说的是真的,就躲在角落里暗自哭泣。“她婶儿,不能老这么说,三妮当真了,就不好了。”母亲笑着嗔怪婶婶。“不会吧,开开小孩子的玩笑罢了,好好好,以后不说了。”婶婶不以为然,嘴上却答应着母亲。我心想:为什么这么不公平?连大姑也偏向周汉?难道我真的是捡来的吗?以后许多年里,我带着疑问,渐渐疏离了父母,“捡”来的娃儿还能强求什么呢?最大的变化就是不再贪玩,记住父母说的话,按照他们的吩咐认真地做事,父母也发现了我的不一样,但他们理解为“三妮长大了,懂事了。”作者简介:贺荃靖,女,54岁,公务员。获得过省级学术论文二等奖,并在地方报刊《塔城日报》《塔城文艺》发表《秋思》、《雪颂》、《父亲的节日》、《吐尔加辽的目光》、《守着一个人的爱情》等散文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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