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邦炜著：《宋代政治文化史论》
人民出版社，2005年
唐代学校的盛衰
唐代教育事业不无可称道之处，诸如学校专业的增设、规程的订立、外国留学生的培养等等，都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占有一席不容忽视的地位。然而断言：“唐代学校空前昌盛，殊为少见”，恐怕未必。假若仅仅依据《唐六典》，唐代学校虽非盛况空前，倒也尚属可观。无奈此书系行政制度专著，书中所载多半属于纸面上的设想，而非生活中的实情，至多只能反映其成书前后即开元、天宝年间的情形。就总体而论，唐代学校并不景气，前有愧于两汉，后逊色于宋、明，与有唐一代强盛无匹、繁荣无双的美名不甚相称。唐代学校可以分为中央官学、地方官学、私学三大类，下面分类作些考察。
一、中央官学
在唐朝统治的289年间，作为学校主干的中央官学屡兴屡废，几起几落。其间，某些最高统治者尽管力图振衰起敝，结果不是收效至微，便是仅能奏效于一时。我们认为，唐代中央官学并不景气，依据有三。
（一）衰敝时间很长。唐代中央官学的衰敝，并非始于安史乱后，而是反复出现，先后四度。
第一度：唐初（618—631）。唐高祖李渊号称“颇好儒臣”， [1]企图振兴学校，他在义宁二年（618）五月，“初入长安，开大丞相府”时，便“下令置生员，自京师至州县皆有数”， [2]其中，中央官学的生员定额为：国子学生72员，太学生140员，四门学生130[3]员，总共不过342员。可是若干年后，这个并不算高的定额并未达到。李渊临退位前，不免浩然长叹：
凋弊之余，湮替日多，学徒尚少，经术未隆。
出于笼络人心，粉饰升平的需要，他再说了一堆“兴化崇儒”的套话，又开了一张《兴学敕》的空头支票。[4]诚如《旧唐书·良吏传序》所称：“武德之初，余风未殄”，李渊无法改变“隋末学者凋丧，儒教凌迟”[5]的状况。
第二度：唐高宗以后（650—712）。唐高宗李治尽管在龙朔二年（662）增置东都国子监，将生员均分于两都就学，但两都国子监生员总共不过1000人，不到贞观年间的三分之一，而西京国子监仅有生员500人，[6]不足贞观年间的六分之一。李治频幸东都，西京国子监的衰败事出有因，不足为怪。同时，他还一度关闭书学、算学、律学三所学校。[7]《旧唐书·儒学传序》如实指出：
高宗嗣位，政教渐衰，薄于儒术。
武则天称制后，更是：
二十年间，学校顿时隳废。
中央官学陷入了有其名而无其实的境地。当时人陈子昂讲：
国家太学之废，积岁月矣。堂宇芜秽，殆无人踪，诗书礼乐，罕闻习者。[8]
韦嗣立也说：
国家自永淳（682）以来，国学废散，胄子衰缺。[9]
唐中宗李显“神龙复辟”（705）以后，采取补救措施，放宽等级限制，扩大收生范围，[10]以便摆脱中央官学“殆无人踪”的窘境。可是情况并无明显好转，直到唐睿宗李旦景云年间（710—711），仍然是：
礼经残缺，学校陵迟。[11]
足见，即使在相对稳定发展的唐代前期，中央官学也曾经出现过长达60多年之久的衰败局面。
第三度：安史乱后（755—805）。安史乱起，“兵革一动，生徒流离”， [12]“硕儒解散，国学毁废，生徒无鼓箧之志，博士有倚席之讥”。[13]永泰元年（765），叛乱平息数年之后，依旧是：
国子监室堂颓废，军士多借居之。[14]
唐代宗李豫不禁哀叹：
太学空设，诸生盖寡。絃诵之地，寂寥无声。函丈之间，殆将不扫。上庠及此，甚用悯焉。
他接受国子祭酒肖昕的建议，“投戈而讲艺”，[15]决定重修国子监，补充国学生，力图使中央官学生员能够达到550人。[16]据记载，经过短短7个月，国子监重建一新。但仅从其工期之短一端，也可想见其工程质量之差。仅仅过了10余年，到他的儿子唐德宗李适时，中央官学又呈现出疮痍满目的惨况：
博士、助教耕犁其中，播五稼于三时，视辟雍如农郊。堂宇颓废，磊砢属联，终朝之雨，流潦下渟。既夕之天，列宿上罗，群生寂寥，攸处贸迁。
面对此情此景，当政者的态度居然是：
陛下不以闻，官不以问，执政之臣不以思。
同样，李豫增加生员人数的规划也没有实现，到唐德宗时，六所中央官学“存者三，亡者三”，[17]生员总数仅达274人。[18]足见，安史乱后中央官学的状况较之唐高宗以后，可谓等而下之。
第四度：长庆以后（821—907）。唐穆宗李恒长庆已降，中央官学濒于崩溃。唐文宗李昂虽存重振学校之想，但因财政拮据，不得不在太和八年（834）公然下令削减生员定额。[19]一时之间，中央官学“化为废地”、“尽垦为圃”。[20]朝廷无力修缮，只得让官僚出“光学钱”“修学钱”。[21]但中央官学面貌依旧，并无起色。至于唐末“离乱之后，（书籍）散失颇多”，“藏书之府无屋一间、无书一卷”。[22]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官学自然更难维持了。其时，林宽有诗一首，题曰《穷冬太学》，诗云：
投迹依槐馆，荒亭草合时。
雪深鸢啸急，薪湿鼎吟迟。
默坐同谁话，非僧不我知。
匡庐瀑布时，何日副心期。[23]
此诗即是崩溃中的唐末中央官学的如实写照。
由上所述，不难发现：唐代中央官学先后四度衰败，总共长达210余年，几乎占了唐朝整个统治时期的四分之三。这恐怕是不能视而不见的。
（二）兴盛日子甚短。毋庸讳言，唐代中央官学确实出现过三次较为兴旺的局面。这同我们的看法岂不矛盾吗？并不。让我们先看实况，再作分析吧。
第一次：唐太宗时（631——649）。唐代中央官学的兴盛局面首次出现在贞观五年（613）之后的10余年间，唐太宗李世民因而博得了“解戎衣而开学校，饰贲帛而礼儒生” [24]的盛誉。他振兴学校的主要措施有：增筑学舍1200间；增置国子学、太学、四门学等三学生员；恢复隋朝曾经设置过的书学、算学、律学等三学；[25]在唐高祖设立的宏文馆里设置生员；增设崇贤馆（后改称崇文馆）；培养吐蕃等少数民族学生；招收新罗、百济、高丽等外国留学生。其时，六学二馆生员定额为3200人，[26]几乎是唐初的10倍，而且实有人数突破定额，最多时达到8000多人。后来，刘禹锡曾说：“贞观时，学舍千二百区，生徒三千余，外夷遣子弟入附者五国”。[27]李观也说：那时“学有六馆”，“生有三千”。[28]可惜，这番繁荣景象犹如过眼云烟，转瞬即逝。《新唐书·儒学传序》云：
唐三百年之盛，称贞观。
此言不妄。而《旧唐书·儒学传序》称：
（贞观）儒学之盛，古昔未之有也。
言过于实。其实，李世民其人“略输文采”，刚胜于柔，他在历史上仅以武功见长，不因文治著称。
第二次：唐玄宗时（712—755）。唐代中央官学经过唐高宗以后的衰敝之后，转机再现于唐玄宗李隆基即位之时。他重视发展学校教育，声称：
弘我王化，在乎儒术。[29]
唐玄宗在开元二十五年（737）增置崇玄学，又在天宝九载（750）创办广文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在开元年间下令修成《唐六典》，对各级各类学校的体制作了比较系统的规定。按照这个规定，中央各类官学的生员总额为2881人。另据《新唐书·百官志三》，其时还有广文馆学生70人。这样，总额当为2951人。开元年间的国子祭酒杨瑒说“学徒三千”，[30]显然是举其成数，但也表明当时实有生员人数与定额基本吻合。此时，生员定额虽仅略少于贞观年间，但实有人数不足贞观盛时的一半。同时，刚刚设置不久的广文馆在安史乱前便“雨坏庑舍”，而“有司不复修完”，结果“自是遂废”。[31]即使如此，然而较之唐高宗以来的情形，毕竟今非昔比。
第三次：唐宪宗时（806—820）。唐代后期中央官学状况较好的时候，当推唐宪宗李纯元和年间。唐宪宗重建东都国子监，[32]并力图改变安史乱后“馆无定员”的现状，于元和二年（807）重定两监七学生员数额，总共650人。[33]这个定额不到唐玄宗时的四分之一，而当时实有生员尚不足此数。据刘禹锡披露，仅有428人。[34]难怪他要“叹天下学校废”，埋怨“今室庐圮废，生徒衰少。”[35]同时，国子祭酒郑余庆也感慨：
太学荒坠日久，生徒不振。[36]
可见，元和重振中央官学，效果并不显著。
从上述史实中，不难发现：唐代中央官学的兴盛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具体而言，不外三点。
首先，历时甚短。前后三次总共不过70余年，仅约占整个唐朝统治时期的四分之一。短暂的兴盛岂能掩盖长久的衰敝？笼统地说“唐代学校空前昌盛”，恐有“一俊遮百丑”之嫌！
其次，趋势不妙。无独有偶，北宋时期也曾经出现过三次兴学运动。可是，北宋兴学一浪高过一浪，崇宁胜过熙宁，熙宁胜过庆历。而唐代兴学呢？相反，一次不如一次，元和不如开天，开天不如贞观。贞观初盛之日即是最盛之时。
再次，程度有限。贞观年间，生员一时达到8000余人，在唐代堪称盛事。可是，须知：东汉后期太学生多达30000余人；[37]明成祖时国子监生近万人。[38]足见，在中国古代，贞观盛况既非空前，也未绝后，而且相形之下未免见绌。
（三）纪律差，学风坏。唐代中央官学纪律十分松懈，教学秩序极不正常。生员当中，赌博猜拳即所谓“樗蒲六博，酗酒喧争”[39]者有之，无故旷课即所谓“服勤多阙，仰止徒虚”[40]者有之，吵架打架即所谓“争论遂形于颜色，各持捶以相打” [41]者有之。更有甚者，“悖慢师长，强暴斗打”，[42]学生竟然打老师。对此，柳宗元在《与太学诸生书》中有逼真的记录：
始仆少时，尝有意游太学、受师说，以植志持身焉。当时，说者咸曰：太学生聚为朋曹，侮老慢贤，有堕窳败业而利口食者，有崇饰恶言而肆斗讼者，有凌傲长上而谇骂有司者，其退然自克特殊于众人者无几耳。仆闻之恟骇怛悸，良痛其游圣人之门而众为是沓沓也。遂退讬乡闾家塾，考厉志业。过太学之门而不敢跼顾，尚何能仰视其学徒者哉！[43]
中央官学已经混乱到了人们过其门而“不敢跼顾”，见其徒而“何能仰视”，闻其事而“恟骇怛悸”的地步，唐朝政府自然要进行整顿。可是，不整顿还罢，一整顿便酿成事端。如开元年间，“学徒渐弛”纪律有差，国子祭酒阳峤“课率经业，稍行鞭”，采用严格考试加轻微体罚的办法予以整顿。“学生怨之，颇有喧谤”，一群学生在一天晚上将阳峤打死在外。学生打死校长，实在骇人听闻。最后，唐玄宗下令“杖杀无理者”，风波“始息”。[44]然而每当朝廷搜捕“凌慢有司，不修法度”的学生时，学生们往往又“咸闻惊惧，莫敢保安”。在一片混乱状况中，生员势必学业荒疏，“艺业不劝”，“文章帖义，不及格限”者比比皆是，而“特殊于众人者无几”，[45]培养出来的人才不多。诗人韦应物诗云：
少年游太学，负气蔑诸生。[46]
而在唐代的知名之士当中，像韦应物这样上过太学的，真是寥若晨星。可是，后来的宋代则是太学生“登巍科，都显位，前后相望，事业伟然”。[47]这又是唐代有别于两汉、宋明之处。尽人皆知，造就人才的多少是衡量学校兴盛与否的主要依据。既然如此，那么唐代中央官学显然不配以“昌盛”二字相称。
二、地方官学
在唐代，地方官学是中央官学的枝叶。其状况较之主干，更加可怜。以下三点，即是明证。
（一）从来没有出现过全国性的兴盛局面。尽管李渊在即位前夕，便命令州县官学录取生员：
上郡学置生六十员，中郡五十员，下郡四十员，上县学并四十员，中县三十员，下县二十员。[48]
但这徒属具文，并未兑现。因此，他又在武德七年（619）二月下诏：“州县及乡里并令置学”。[49]可是，仍无实效。直到唐高宗时，情况依旧是：
诸州县孔子庙堂及学馆破坏，并向来未造，生徒无肄业之所，先师阙奠祭之仪，久至飘零。
“向来未造”、“久至飘零”这八个字表明，即使在贞观年间，州县官学也既无校舍，又无生员。有鉴于此，李治在咸亨元年（670）“诏州县官司营葺学庙”。这道诏令多少有些作用。如在四川，“想成均而变色”的“三蜀名儒”便于此时兴修了益州九龙县（治今彭县城关镇）、遂州长江县（治今蓬溪县郪口乡长江坝）县学庙堂。[50]可是，全国性的兴盛局面尚未形成，便进入了“学校顿时隳废”的武则天统治时期。开元年间，尽管《唐六典》规定州县官学生员名额：京都学生80人，大、中都督府、上州各60人，下都督府、中州各50人，下州40人，京县50人，畿县、上县各40人，中县、中下县各35人，下县各20人。但这个定额比起往后的宋代，简直少得可怜。北宋崇宁五年（1106），建州浦城（今属福建）这个边远小县学生人数即达1000余人。[51]而在唐代连这个极低的定额也只能写在纸上，不能兑现。如永州（治今湖南零陵）州学，学员居然仅有15人而已。[52]安史乱起，“连战交捽，率无宁岁，耳说钲鼓，不闻弦歌，目不知书，不害为智。”[53]其时，州县官学“堂宇大坏，方郡县多故，未便缮完”，以至“讲习之事设而不备”。[54]到叛乱平息之后的大历二年（767），唐代宗在《崇太学诏》中说：
干戈之后，学校尚微，僻居远方，无所谘禀。……负经来学，当集京师。[55]
很明显，他的着眼点在于恢复中央官学，而对于地方官学则不闻不问、听之任之。整个唐代后期，地方官学的大致情况是：“虽设博士、弟子，或役于有司，名存实亡，失其所业。”[56]不仅“边州素无学校”，[57]甚至在“邹、鲁儒者之乡”的兖州（今属山东）也处于“垂五十年”，“不知礼教”的境地，未曾“立学讲经”。[58]总之，在唐代，从全国范围来说，州县官学只有衰敝之时，而无兴盛之日。
（二）至多仅能兴盛于一时一地。唐高宗以后，有关州县官学兴盛的事例，散见于各种文献之中。如显庆中，韦机在檀州（治今北京密云）“敦劝生徒”；[59]神龙中，韦景骏在肥乡（今属河北）兴建“学舍”；[60]开元初，倪若水在汴州（治今河南开封）“劝励生徒”；[61]唐肃宗时，李栖筠先在常州（今属江苏）、后在苏州（今属江苏）“大起学校”；[62] 唐代宗时，罗珦在庐州（治今安徽合肥）、王纲在昆山（今属江苏）、李椅在福建“修学宫”；[63] 唐德宗时，常衮在福建、郑余庆在兴元府（治今陕西汉中）“创学庐”；[64]元和中，韩愈在潮州（今属广东）、曹华在兖州“立学讲经”；[65]杜悰在许州（河南许昌）“作学舍”。[66]一时之间，一些州县官学“学废日久”的局面得以改观：在李栖筠治理下的苏州，“远迩趋慕，至徒数百人”；[67]在王纲负责下的昆山，“遐迩学徒，或童或冠，不召而至，如归市焉”，“有不被儒服而行，莫不耻焉”；[68]在李椅管辖下的福建，“家有洙泗”，“户有邹鲁”，“生徒祁祁”，“儒风济济”，“海滨荣之，以不学为耻”；[69]在杜悰主持下的许州：
讲筵有位，鼓箧有室，授经有博士，督课有助教。……父诲其子，兄规其弟，不游学堂，与挞市同。[70]
可是，这些现象犹如茫茫戈壁中的几片绿洲、渺渺苍海里的几座孤岛，在唐代终究属于个别事例。惟其难得，所以人们“称咏不已”，要为这些地方官树碑立传了。古语说：“人存政举，人亡政息。”唐代地方官学正是如此。偶然来了个重视教育的青天大老爷，州县官学便兴盛起来；过上三年两载，人事更易，“后生无所从学”的旧貌立即再现。如大历七年（772）李椅在福建兴学，据称已经改变了“闽中无儒家流”的状况，可是当常衮建中初（780）赴福建任职时，又是“闽人未知学”。其间相隔不过8年，变化之大实在惊人。总之，唐代地方官学的兴盛局面没有行之有效的制度作保证，仅仅靠个别有识之士来支撑，因而只能出现在个别地方，并且不能持之以恒。
（三）主要是行礼之处而非就学之所。唐时往往庙学并称，所谓庙指孔庙，所谓学即官学，学生不仅要“讲读以时”，而且要“如法以祠”。[71]孔庙是顶礼膜拜“圣人”的地方，连皇上也要毕恭毕敬地亲自到庙里去释奠。唐代统治者普遍重庙而轻学，孔庙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远远高于官学。他们在兴建时，以修庙为主，如韦机在檀州、倪若水在汴州都是如此；在经费上，以祭祀为主，如“夔（州）四县岁释奠费十六万”，而“于学无补也”。[72]如此厚此薄彼，造成了许多州县有庙而无学。当时，“郡邑皆有孔子庙”，[73]但未必有官学。对于这个现象，宋元之际的史学大师马端临有所揭示：自唐以来，“往往庠序颓圮，教养废弛，而文庙独存。”为什么会出现“庙祀虽设而学校不修”的状况呢？他接着指出：“长吏之有识者以兴学立教，其事重而费钜，故姑葺文庙，俾不废夫子之祠”。[74]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庙、学并存的地方，州县官学的主要活动常常是以行礼为主、教学为辅。学生按政府的规定，不仅要“习吉凶礼、公私礼”，而且要到“有事处”，去“示礼仪”，[75]这样势必占掉许多学习时间。更有甚者，学生不务正业，专门行礼。如李栖筠作刺史时的常州，学校“堂上画《孝友传》示诸生，为乡饮酒礼，登歌降饮，人人知劝”；[76]曹华做观察使时的兖州，“躬礼儒士，习俎豆之容，春秋释奠于孔子庙”；[77]韩愈任刺史时的潮州，师“以督生徒，兴恺悌之风”，“行乡饮酒之礼”，“闻鹿鸣之歌”。[78]足见，这种兴盛局面实属祭祀行礼之盛，而非学校教学之盛，是不能李代桃僵，以假充真的。
上面是就州县官学而言。至于乡里官学，继武德七年二月诏令之后，唐玄宗又在开元二十六年（738）正月下诏：
天下州县，每乡一学，仍择师资，令其教授。[79]
然而正如近人吕思勉所说：
此等法令，皆成具文。[80]
当然，我们无意全盘否定唐代乡里之学的存在。陈子昂曾“入乡校”，[81]白居易自称“乡校竖儒”，并在其《与元九书》中言及各地“校乡”，[82]史有明文，无可置疑。不过，唐代乡里之学“两无”、“两自”，官学其名，私学其实。所谓“两无”，即教师无定员、学生无定额，连号称详尽的《唐六典》对此也未作任何规定。所谓“两自”即：经费自筹，政府不拨，只好仰仗捐献——天宝年间，苗晋卿便曾经“出俸钱三万为乡学本”；[83]校舍自理，政府不管，往往屋无一间——贞元三年（787），宇文炫“请京畿诸乡村废寺并为乡学”，结果“疏奏不报”，[84]连破庙也不给。总之，唐代乡里之学自生自灭，没有什么兴盛局面可言的。
三、私学
在唐代，私学的状况究竟如何？近人邓之诚说：唐时“学校为官所立，私人不得设立。” [85]不过，“千虑一失，智者难免”，邓氏之说并不可信。其依据为《文献通考》卷46《学校考七》所载开元二十一年（733）五月敕：
不得辄使诸百姓任立私学。
仔细通读此敕可知，“不得辄使”四字当属上句。而“诸”字呢？经查《唐会要》卷35《学校》所载同敕可以确定，系“许”字之误。这样，此敕应为：
许百姓任立私学。
情况大致是：开元二十一年以前，政府对于私学的设立有所限制，此后则不作任何限制。可见，唐朝政府并非禁止设立私学。在前面所引的《与太学诸生书》中，柳宗元自称不敢去上太学，只得就学于“乡闾家塾”。又如贞元年间，胡珦在献陵“市置田宅，种树为业，教授弟子。”[86]这显然便是一所私学。
不过，唐代的私学较之其他朝代，确实黯然无色。在《旧唐书·儒学传》为其立传的45名硕学中，曾“开门授业”者仅李载、张士衡2人，不足总数的5%；在《新唐书·儒学传》为其立传的78位鸿儒中，曾“聚徒教授”者仅曹宪、王恭、马嘉运、张士衡、盖文达、啖助6人，不足总数的8%。其中，生徒最多的当推贞观初年退隐白鹿山的马嘉运，“诸方来授业至千人”。可是，这与“开门授徒者，编牒不下万人”[87]的东汉学者相比，实属小巫见大巫，何足挂齿！何况在这7人当中，除啖助、李载2人而外，其余5人其人其事均在唐初。唐初巨儒讲学山林，无非是隋末博学避乱“归乡里，以教授为业”[88]的余绪而已，实属强弩之末，微不足道。
人们或许会问：唐代不是已经有了书院吗？是的，“书院”二字确实反复出现于唐代文献之中。但下面三点似乎应当注意：首先，从时间上说，除张九宗书院首见于贞观九年（635）外，其余都出现在唐代中叶的开元十一年（723）之后，这并不是整个唐代始终具有的历史现象；其次，从性质上说，政府兴办的书院只是藏书和校书之所，并非学校，私人设立的书院大多数是个人读书和治学之处，并不招徒就学；再次，从程度上说，尽管已经出现了少数聚徒教学的书院，如刘庆霖在吉水（今属江西）皇寮书院、陈珦在漳州（今属福建）松州书院、陈衮在江西义门书院、罗靖和罗简在奉新（今属江西）梧桐书院都曾讲学，[89]但这毕竟只是刚刚破土而出的嫩芽，还很幼弱。总之，设立书院、聚徒讲学在唐代并未蔚然成风，其意义仅仅在于为宋代书院的发达奏响了一曲微弱的序曲。
四、赘语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唐代学校前比两汉，后较宋、明，实在逊色。不仅如此，而且其状况远远不如极盛于当时的佛教。在唐朝人的言论中，儒学不如佛教的浩叹，简直不绝于耳。唐朝初年，李渊感慨：
岂有沙门事佛，灵宇相望，朝贤宗儒，辟雍顿废，王公已下，宁得不惭！[90]
中期，柳宗元叹息：
（庙学）堂庭庳陋，椽栋毁坠，曾不及浮图外说！[91]
末季，皮日休哀号：
呜呼，西域氏之教，其徒日以讲习、决释其法事，视太学又足为西域氏之羞矣！[92]
听听唐朝人的呼声，他们对于当时学校的状况是多么不满！照此看来，我们认为唐代学校并不景气，估计恐怕并不算低。
至于唐代学校何以并不景气，愚意以为，因素颇多，而关键在于唐代正处于选士制度由荐举向科举转化的过渡阶段，半荐举半科举的不阴不阳局面正是造成唐代学校不生不死状况的重要原因。限于篇幅，这里姑且置而不论。
载《四川师院学报》1985年第2期。
注 释
[1][48]刘昫等：《旧唐书》卷189上《儒学传序》。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
[2][31][52][60][81][82]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44《选举志上》；卷202《文苑传中·郑虔传》；卷197《循吏传·韦丹传附子韦宙传》；卷197《循吏传·韦景骏传》；卷107《陈子昂传》；卷166《白居易传》。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
[3]此据《旧唐书·儒学传序》。《玉海》卷112《学校·唐国子监》作“一百二十”。孰是？待考。
[4][15][49][55][90]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105《崇儒》。商务印书馆1959年影印本。
[5]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597《学校部·选任》。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本。
[6]《旧唐书》卷4《高宗本纪上》：“（龙朔二年正月）丙午，东都初置国子监，并加学生等员，均分于两都教授。”东都国子监到底有多少生员？《旧唐书》卷24《礼仪志》云：“门生三百员、四门俊士二百员。”既然是两都均分，那么西京国子监生员也应是五百员。可见，西监生员锐减，即使两监生员总数较之贞观年间也有减而无加。
[7]据《唐会要》卷66《广文馆》可知，书、算、律三学于显庆三年（658）九月四日停办，龙朔二年（662）五月十七日恢复。
[8]陈子昻：《陈拾遗集》卷9《谏政理书》。《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24][29][44][61][79][83]《旧唐书》卷88《韦思谦传附子韦嗣立传》；卷190上《文苑传序》；卷24《礼仪志四》；卷185下《良吏传下·阳峤传》；卷185下《良吏传下·倪若水传》；卷9《玄宗本纪下》；卷113《苗晋卿传》。
[10]据《新唐书·选举志上》及《唐会要》卷36《附学读书》所载神龙元年（705）九月二十一日敕。
[11][12][20][40][41][50][92]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652《上东宫请讲学启（张说）》；卷765《贡举议并序（贾至）》；卷816《问国学记（舒元舆）》；卷510《投诸棘寄判（于岘）》；卷511《释菜争论判》；卷845《益州夫子庙碑（王勃）》、《遂州长江县先圣孔子庙碑（杨炯）》；卷690《移成均博士书（皮日休）》。中华书局1966年影印本。
[13][30]董诰等编：《全唐文》卷645《请崇国学疏（李绛）》；卷294《谏限约明经进士疏（郑虔）》。中华书局1963年影印本。
[14]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24永泰元年。中华书局1956年点校本。
[16][32][36]王溥：《唐会要》卷66《东都国子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点校本。
[17][28]李观：《李元宾文编》外编卷2《请修太学书》。《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8][71][86]韩愈：《韩昌黎集》卷37《请复国子监生徒状》；卷30《唐故中散大夫少府监胡良公墓神道碑》。《国学基本丛书》本。
[19][22][39][42][45]《册府元龟》卷604《学校部·奏议三》。
[21]“修学钱”始于元和年间，“文吏月俸百取一，以资完葺”学校（《新唐书》卷165《郑余庆传》）。咸通中，命“群臣输光学钱，治庠序，宰相五万，节度使四万，刺史万”（《文献通考》卷41《学校考二》）。大顺元年（890），又令“内外文臣各于本官料钱上每一缗抽十六助修国学”（《册府元龟》卷604《学校部·奏议三》）。
[23]曹寅等编：《全唐诗》卷606。中华书局1960年点校本。
[25]此据《新唐书·选举志上》：太宗“又增置书、律学”；《唐会要》卷66《广文馆》：“书、算学，贞观二年（628）十二月二十一日置，隶国子学（“学”似应作“监”）。”而《旧唐书》卷4《高宗本纪上》称：“（显庆元年）十二月乙酉，置算学”；《唐会要》卷66《广文馆》云：“律学，显庆元年（656）十二月十九日置。”史籍记载歧异，录以存疑。
[26]此据《新唐书》卷198《儒学传序》。《旧唐书·儒学传序》作“三千二百六十员。”
[27][35][72]《新唐书》卷168《刘禹锡传》。
[33] 据《新唐书·选举志上》可知，元和年间两监七学的生员数额分别为：“西京国子馆生八十人，太学七十人，四门（学）三百人，广文（馆）六十人，律馆二十人，书、算馆各十人；东都国子馆十人，太学十五人，四门（学）五十人，广文（馆）十人，律馆十人，书馆三人，算馆二人。”
[34]刘禹锡：《刘宾客文集》卷8《国学新修五经壁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7][87]范晔：《后汉书》卷79上《儒林传序》；卷79下《儒林传论》。中华书局1965年点校本。
[38]据黄佐：《南雍志·储养考》。台北伟文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75年版。
[43][91]柳宗元：《柳河东集》卷34《与太学诸生书》；卷5《道州文宣王庙碑》。《国学基本丛书》本。
[46]姚宽：《西溪丛语》卷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7]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11《学校·记太学前庑题名（郑起潜）》。《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1]据脱脱等：《宋史》卷157《选举志三》。中华书局1977年点校本。
[53][66][70]《刘宾客文集》卷3《许州文宣王新庙碑》。
[54][68]《文苑英华》卷816《昆山县学记（梁肃）》。
[56][73]《韩昌黎集》卷31《处州孔子庙碑》。
[57][59]《旧唐书》卷185上《良吏传上·韦机传》。
[58][77]《旧唐书》卷一百六十二《曹华传》。
[62][67][76]《新唐书》卷146《李栖筠传》。
[63]《新唐书》卷197《循吏传·罗珦传》，《文苑英华》卷816《昆山县学记（梁肃）》，《文苑英华》卷847《福州都督府新学碑（独孤及）》。
[64]《新唐书》卷150《常衮传》、卷165《郑余庆传》。
[65]《东雅堂昌黎外集注》卷5《潮州请置乡校牒》，《旧唐书》卷162《曹华传》。
[69]独孤及：《毘陵集》巻9《福州都督府新学碑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4]马端临：《文献通考》卷43《学校考四·祠祭褒赠先圣先师》。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十通”本。
[75][84]《唐会要》卷35《学校》。
[78]不著撰人：《东雅堂昌黎外集注》卷5《潮州请置乡校牒》。《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0]吕思勉：《燕石续札·郡县乡里之学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85]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中册第116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88]李延寿：《北史》卷82《儒林传下·王孝籍传》。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
[89]参看陈元晖：《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第6—7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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