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昌飞机制造厂准备采用的两侧进气、装备斯贝发动机的强6方案之一，这本来应该说强6的最优选择 前言一提到可变后掠翼的强6攻击机，作为大名鼎鼎的强5的继承者，大家或许为这么一款造型新颖的战机未能服役感到遗憾——作为新中国首次使用电传系统和可变后掠翼的战机最终无疾而终，是不是让南昌飞机制造厂和总师陆孝彭他们受委屈了………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不，并不是这样。 嗯，虽然这很符合旧中国培养起来的一代知识分子的口味和普遍价值观，他们的极少部分人自视甚高，认为什么都是自己是对的。 出了问题，都是上级“泥腿子”领导们不懂，他们在骨子里是根据自己的利益和残存的阶级属性来决定国家重大项目的命运。 这句话非常非常难听，也非常非常让人难以接受——但这就是事实。 毫不客气地说，在50年代启蒙的中国新一代战机设计师中，真正干出成绩的人，几乎全是身在红旗下成长起来的平民子弟，比如歼10的总师宋文骢院士，他还带出杨伟这样能够把控五代战机“徒弟”，但宋恰恰没有在旧中国受过高等教育，而是年轻时参加革命，解放后他是哈尔滨工程学院自己培养的专家！  宋文骢：1947年7月参加解放军并任侦察兵，1954年8月被推荐进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空军工程系学习 这么一位根红苗正的人，在沈飞却被一帮子国民党时代入学或者毕业的大学生和留美生排挤打压，被迫和沈飞不辞而别到了成飞，最终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 而西飞的飞豹主设计师的陈一坚同样如此，他毕业于新中国成立后的清华大学航空系。 但是，某些带着“院士”光环的人是在旧社会受的教育，很多历史并不是他们诉说的那个样子，精致虚伪的利己主义者不是在现在存在，而是始终就存在。 简单举几个例子：顾诵芬的父亲是国民党时代上海图书馆的馆长，顾本人是在解放前考取的上海交大；陆孝彭则是1941年从国民党中央大学毕业；至于主持涡扇6研发耽搁了好几代飞机的吴大观，他是1942年国民党西南联大毕业，其表兄去了台湾，成为台湾著名的东吴大学教授…… 1言归正传，强6从开始到结束，既没有吃透和掌握国家用5架歼6从埃及换来的米格23的技术，也没有配合国家完成斯贝发动机的装机以及消化任务。强6的主设计师陆孝彭和沈飞的顾诵芬院士甚至一起坚决抵制斯贝发动机，使这一项周总理花重金（5亿英镑）引进的发动机和工装设备耽误达30年之久。  周总理在参观引进的斯贝发动机样品 如果说顾诵芬抵制歼13上斯贝，还有一点因为歼13是歼击机，该发动机高空高速指标不够优秀，勉勉强强说得过去的话——那么并不需要追求高空高速的强6，也抵制省油且能大大增加航程的斯贝，这就让人感觉费解了。  两人分别都是沈飞搞歼教1的所谓“七大神行太保”之一 事实上，同为沈飞系的顾诵芬和陆孝彭，他们是坚持要“自己人”的发动机，也就是沈阳发动机研究所（606所）和沈阳黎明发动机厂合作研制的“涡扇6”。至于国家花了几亿英镑引进的先进设备，他们或许认为那和自己没有关系，对个人的“发展”并不重要。 2沈阳发动机研究所（606所）的副所长，后来被有些媒体捧为“中国航空发动机之父”的吴大观，当时正忙着搞“涡扇6”，当然不情愿搞斯贝，这直接导致花了大把外汇的斯贝“落地”困难，最后国家无奈把仿制斯贝任务交给了当时基础条件非常不好的430厂（西安航空发动机厂）。 事过之后，国家也觉得沈阳这帮人闹的太不像话了，于是很快一纸调令把反对“斯贝”的吴大观调到西安的430厂当副厂长，专门负责斯贝的仿制工作———你不是反对吗？那你就去负责你反对的项目吧！  1942年西南联大航空制造专业毕业的吴大观，他的表哥王之铨去了台湾，是台湾东吴大学教授 结果可想而知，吴大观去倒是去了，在利用英国零配件组装完4台斯贝的一期工程完工后，进一步仿制工作就停顿下来，一直僵持到1982年，上面感觉实在耗不起了，只好客客气气把吴大观调到航空工业部，让他脱离一线工作。 到了1988年，航空工业部自己都没了，直接并入航天部，成了航天航空工业部。 3在这样一番国人特有的博弈和折腾下，斯贝实现国产化定型就一直拖、一直拖，直到到2003年才真正完成定型………而那个时候，英国人的斯贝生产线都拆除十几年了！ 小编认为，如果能学到外国先进技术就要认真学，当然很多情况下人家是不给学的，但是有机会就要好好抓住。 像斯贝引进工程中的波折就太可惜了，前期中国和西方蜜月期有条件学的时候不抓紧学，由于内部斗争，让基础水平差的单位和有抵触情绪的人去搞斯贝，本身就是一个悲剧。 等到若干年后在海军航空兵的支持下歼轰7起死回生，重新上马斯贝工程，这个时候和西方关系已经恶化，没有老师可以问，我们常常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任何一个小问题都需要新一代航空人花费比原来多得多的时间和精力。  更可惜的是，沈飞系不惜一切代价力保的“涡扇6”，连斯贝的结局都不如，尽管“涡扇6”有漂亮的台架数据，加力推力达到138千牛，推重比给领导汇报说达到7。 从数据上看，涡扇6甚至超过了早期美国普惠F100-PW-100的水平，属于“遥遥领先”，但是这一切仅仅只是纸面上的数据，实际闭门试验中它状况百出，在台架上的寿命都不足100小时，根本不具备实用价值。  当然，闭门试验是一回事，黎明厂让首长参观台架试验又是另一回事，反正首长也不太懂行，也不可能蹲在那里100小时，只要看着发动机呼呼地在台架上运转就很是满意了，但丑媳妇总是要见婆婆的，指标数据再漂亮，黎明厂就是没办法装机实际应用，后来国家慢慢也看出，继续涡扇6的研制，这后面可能有无数的天坑等着…… 果不其然，一直到80年代，特意等着装配它的飞机都纷纷下马了（包括歼13、歼9、强6），自称推重比到7的“涡扇6”，还是一个半拉子工程，于是历时近30年的它终于也下马了……  3斯贝和涡扇6相爱相杀的故事，另外再单独写一篇文章都写不完，就此打住！ 扯远了，赶紧收住，回到强6身上来： 提到强6，就不能不提到强5，现在看起来，强5在歼6的基础上改机头进气为两侧进气似乎是很大创新，但你知道当初陆孝彭总师这样改的初衷是什么吗？——是高瞻远瞩为安装雷达腾出空间？NONO！你错了！亏得陆孝彭是国民党中央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在机头安装两门30毫米机炮！  箭头处为强5原型机30毫米机炮射击孔 但搞笑的是，强5机头的两门30毫米机炮只能在地面校射时使用，空中开炮时炮口烟雾很容易直接被吸进进气口，引起发动机严重喘振停车，飞行员根本不敢在空中开炮。后来只好把机炮移到两翼翼根，在机头加上毫无用处的一大坨配重才算解决问题。 说实话，强5采用两侧进气纯是巧合，属于“歪打正着”，因为陆孝彭、顾诵芬他们最早搞的歼教1就是两侧进气……  量产型强5把机炮挪到了两翼翼根处  陆孝彭在量产型强5前面留影，同样可见机炮已经移至翼根，而空出来的机头当时没有装雷达，就是配一坨死重 4说完强5，现在终于该轮到本文主角强6了！ 1976年6月，鉴于远程保卫西沙南沙的现实需求，海空军现有的强5最大起飞重量还不到12吨，带弹能力和作战半径都达不到要求，三机部（后来的航空工业部以及再后来的航天航空工业部）正式下达了“一种长航程大载弹量攻击机”研制任务，并要求各飞机制造厂（主要是是沈飞、西飞和南昌飞机制造公司）都要提交方案。 沈飞顾诵芬的歼轰8被空军认为“不切实际”，最早出局；西飞陈一坚的歼轰7，空军看了后非要改成并列双座，厂家和空军分歧很大，暂时也推进不下去。 西飞一直坚持串列双座布局，认为空军要求的并列双座（如图））使机头横截面过大，严重影响飞机性能 唯独南昌飞机制造厂陆孝彭他们提出的强6，引起空军很大兴趣，因为单看设计数据，强6那真是一个无敌的所在：整机全是当时最时髦的设计：包括但不限于可变后掠翼、电传技术、向下俯射火控雷达等等等等……… 因为南昌有埃及搞到的米格23样机，强6于是就有两种设计方案，一种方案是干脆完全照抄，把发动机按三机部要求换成斯贝，多快好省地完成任务，南昌飞机制造厂的张道政、朱杭训和朱晓彪等同志就持这种观点。 另一种就是陆孝彭总师提出的坚持等待沈阳黎明厂的“涡扇6”，适当参考从越南搞来的美制F111（残骸），然后将米格23的两侧进气改为机腹进气，模仿F16的皮托管进气道解决大仰角飞行时的进气量问题，其他的，诸如可变后掠翼以及垂尾和平尾设计则和米格23保持一致。 当然，最后肯定是总师陆孝彭说了算，因此强6的最终气动设计外观，可以看作米格23和F16的“混血儿”。 这个角度看强6确实有点F16的意思 5下面，从公开资料我们可以看看强6的性能： 1.最大武器载荷4.5吨， 2.作战半径900公里， 3.除了对地攻击能力外，也具备和敌空中缠斗的能力 ， 4.采用可下视下射的雷达和电传系统。 这些性能都是设计指标，和强6最终能否实现没有直接关系。 事实上，就是达到上诉指标性能，强6的性能也就一般般，就拿作战半径来说，西飞歼轰7由于采用省油的斯贝，其转场航程3650公里、作战半径更是达到1650公里，远超强6。 强6不太尽如人意的还有就是苏联在可变后掠翼方面的技术，本来就不成熟，因此，即使最完美情况下完全摸透了米格23技术，涡扇6如期投入实用，它也落后同时期的西方产品F14、F111、狂风甚至我们自己的歼轰7。 更不幸的是，在设计过程中，南昌飞机制造厂发现，无论怎么拼命减重，其结构超重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和苏联米格23战斗机相比，在其基础上逆向测绘的国产变后掠翼机构居然超重12%，要知道，飞机上减重一克都堪比黄金，光是变后掠翼机构都超重这么多，强6几乎不具备投产意义。 另外，所谓的电传控制系统、下视下射雷达、自动驾驶仪、平显等等配套厂家统统还未搞定，更重要的是，哪怕是苏联的定角变后掠翼控制软件，陆孝彭他们可能对“控制软件”是一个什么概念都没有弄懂搞清，更不说侈谈研发和运用了。 当然，涡扇6一直无法定型也困扰着强6。 6其实，在进展并不理想的情况下，空军和三机部还是给过强6一次机会。当时三机部拿着5亿英镑的斯贝“宝贝”甚觉烫手，沈阳方面又坚决不要，于是就想到强6用斯贝不是正合适吗，也好让5亿英镑引进的生产设备和发动机不至于闲置。 没想到陆孝彭一口拒绝，为此他还给三机部写了正式报告。后果可想而知，部里本觉得自己一片好心，认为南昌应该能够体谅上级，结果却拿到了一份写满了“强6不适合装斯贝”的报告，而南昌自己搞可变后掠翼又进展不大，换谁恐怕都会觉得生气。 于是1978年部里便传来消息：虽然空军不愿意，但海军航空兵愿意自己掏钱上马串列座舱的歼轰7，西飞也乐于使用斯贝。你们江西的强6暂停投工投料，先做技术性储备（实际上等于下马了）。 这时南昌才回过神，立刻要翻案，再次提交了《强6很适合装斯贝》的报告，并且让陆孝彭赴京“解释”，据陆孝彭自己回忆，时年58岁的他去北京之后，部里领导反复推说忙，不见他，后来在不断努力下终于勉强听取了他的汇报，但没有改变任何决定。 陆孝彭当时在北京就心脏病发作了，空军曹里怀副司令出面，让陆住到空军总医院调理。 1987年，“变后掠翼技术研究”课题结束，或许为了安慰陆孝彭一生的努力，1991年，该课题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不过，从此部里再也没有给南昌（今天的洪都）国家投资型号的任务，后来洪都的K8、L15事实上都没有“准生证”。 现在看来，决定停止强6的研制是正确的，歼轰7机长21米，翼展12.8米，机高6.22米，武器装备除了1门双管23毫米航炮之外，机翼下方6个外挂架可以挂载超过6吨弹药，包括C-801K/803空舰导弹、航空炸弹、火箭发射器，以及霹雳-5、霹雳-8、霹雳-9空空导弹，在引进苏30战斗机之前，歼轰7战机一直都是中国海空军作战能力最强的战斗轰炸机。 写在最后的话正像甲午海战之前一样，日本海军的将军们，跟中国北洋海军的将领，很多都是留学英国的的同学。 但是，我们的学习，学到 90%左右的时候，就觉得不需要再学了。这些留洋的学生，觉得既然能够率领舰队远航各大洲，演习打靶，也能打中目标，练舰队的行列式，也操练得很好。 那么我们什么不会呢？ 于是，就像解放后东北一些人一样，老师可以不请了，省钱是一回事，独立自主和尊严更重要。 所以，甲午开战之前出现了著名的“降旗事件”，我们把英国老师赶走了，后来有些人还夸那些赶走老师的学生。 反过来，日本人却一板一眼地学，直到甲午开打，英国老师，还在他们的舰队中。 客观地说，西方的东西，肯定也有不怎么样的成分，有不符合我国实际的内容。 但学的时候，却只能老老实实去学，不可能一上手，还不会走，就练习跑。 真正本土化的时刻，得等到我们都学会了，不仅会做作业，而且能写研究论文的时候。 表面上看，这是不肯认输，不肯承认别人的优势。实际上，就是惰性，一种总想走捷径的惰性。 这样的惰性不消解，我们做出什么样的努力，都是表面文章，无济于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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