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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和平解放后，国民党绥远省主席董其武开始着手部署绥远起义前的准备工作。 1949年2月，蒋介石发来电报，称：“董主席其武率绥省军政机关及所属部队西撤后套地区，与二马（马步芳、马鸿逵）互为犄角，阻止共军西进。” 董其武在与众人商量后，很快复电蒋介石：“一、绥远目前还算稳定，尚无共军大举进攻之迹象，暂时不必西撤；二、驻绥部队中下级军官多为本地人，轻易西撤，可能多有逃跑，部队难以稳定；三、即做必要的西撤准备，成立绥西行署，疏通思想，安置家属，确有必要时，可顺利成行。” 蒋介石见董其武不服调动，于是变换手法，下令停发了绥远军政费用。这一招，确实让董其武压力不小。 绥远本不富裕，驻军及各类机关人员多达10万余人，这样一来，军政开支立即陷入困境。董其武多次以文电申请和派人交涉都没有效果，答复只有一句话：“让董主席来！” 董其武心如明镜，如果前去必然会被软禁。因此，他多方筹集资金，并启动原来傅作义兴办的奋斗基金会的经费，给军官每人每月发5元、士兵每月发2元，家属实行供给制，以解燃眉之急。 同时，董其武召开军政各界会议，利用停饷事件做起义前的思想工作：“停发我们的军政经费和补给，说明蒋介石对我们已经不信任了，想把我们置于死地。我们部队是有过吃苦的历史和传统的，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刻，全体军政人员和人民要上下一致，节衣缩食，共度时艰。” 董其武苦苦支撑了两个多月，实在支撑不下去了。于是，便派第一一一军参谋长樊折桂前去代为述职。 对此，樊折桂很吃惊，问董其武：“和平道路变卦了？” 董其武如实相告：“述职是幌子。主要是借机要点东西，解决困难，待机应变才是真意。还有，你也是知道的，目前咱们处境十分困难，维持生活已成问题，走向和平还需要时间。现在蒋介石、李宗仁多次来电催我去述职，显然是企图阻止绥远走和平道路。如今飞机都派来了，我考虑再三，不便亲自去。你表面上代表我去述职，请求在物资经济上接济我们，实际上是应付局面，拖延时间，等待机会，使我们对未来的变化有精神上的准备。另外，这事已通知傅（作义）先生，并得到解放军的认可，你大可放心。” 樊折桂此行，还是挺有收获的。蒋介石给了1900两黄金和12万银元，随同飞机带回的还有几箱美制电镀六轮手枪和大量宣传小册子。 董其武在获悉蒋介石的“慷慨”后，通过傅作义秘密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说：“蒋介石的黄金可以收下，但是这点钱怎么能解决董其武的经济困难呢？应该想方设法帮助他解决困难。” 随后，董其武命令独立第七师师长张世珍率部向西开到河套地区。独立第七师忠诚可靠，实力较强，装备也好。 董其武对张世珍说：“目前我们的敌人已不在东边，而是在西边了。你师进驻河套后，坚守住乌不浪口和西山嘴，没有我的命令，擅自向西逃窜的部队一律予以解决。同时，在关键时刻，要防止西边二马的部队向我们进攻。” 张世珍回答：“明白。请董主席放心！” 董其武这样安排，是一箭双雕之策，既保障了绥远西部的安全，也起到了迷惑蒋介石的作用。 1949年9月18日，经过董其武的努力和大量准备工作，驻绥远的国民党军将领大都表明了起义的态度，绥远和平起义的时机已成熟。于是，董其武组织了《绥远和平起义通电》签字仪式。 对于《绥远和平起义通电》，董其武很慎重。对于第一稿中的大骂蒋、李、阎，董其武说：“光骂管什么事？我们起义要讲明我们的历史和立场。我们多年抗日，牺牲了多少人，受尽艰难困苦，目的是什么？必须把这一点讲明白，这是大义所在。” 起义通电成文后，董其武又通过傅作义传给毛主席过目。毛主席看完《绥远和平起义通电》后，说：“告诉傅作义、董其武，通电稿我看过了，原文照发即可。只是这个稿子要把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的全名写出来，这是历史文件，免得后人不知道蒋、李、阎是谁。” 1955年，解放军实行军衔制，7月18日，北京军区司令员杨成武主持召开授上将、中将军衔征求意见会议。 会上，董其武得知自己将被授予上将军衔，觉得受之有愧，要求向军委反映自己的意见，并在会后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请杨成武转呈毛主席。 7月25日，杨成武来到董其武驻地。一见面，杨成武对董其武说：“毛主席明确指示，杨成武可以不当上将，董其武一定要当上将！” 9月27日，北京隆重举行授衔、授勋仪式。董其武从毛主席手中接过一级解放勋章、从周总理手中接过上将军衔时，他感慨万千，激动之情难以用语言表达。 后來，由于各种原因，董其武的入党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直到1982年12月13日，北京军区司令员秦基伟向董其武宣布：“批准你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2年12月21日，政治部北京军区休干处为董其武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1989年3月3日，董其武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结束了他传奇的一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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