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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罕默德·安瓦尔·萨达特出身卑微，1918年12月25日，出生于尼罗河三角洲的曼努菲亚省迈特·阿布·库姆村。他的父亲名叫穆罕默德·萨达特，是名军医，母亲有苏丹血统。 由于家境贫寒，萨达特年幼的时候，夜间为了在土坯房里找个暖身之处，只得睡在面包炉旁，由于从小受到伊斯兰教的熏陶，因此成为了一个虔诚的穆斯林。 萨达特从小就抱有两个坚定的信念，一是长大成为一名了不起的军人，一是要赶走从1882年入侵埃及的英国殖民者。 尽管家里很穷，他的父亲还是想方设法把他送进本地的穆斯林学校读书，1924年，萨达特随父亲到开罗上学。 然而，落户在开罗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家人必须为了生计而四处奔忙。更让萨达特无法忍受的是，他的父亲在定居开罗后不久，就连娶两位年轻姑娘——法图姆和阿米娜，而正是由于她们的到来，使萨达特的亲生母亲在家里的地位一落千丈。 法图姆和阿米娜为这个家增添了不少人口，因此萨达特就有了十几个兄弟姐妹。在这十几口人里，地位最低的就是萨达特的母亲。她每天像奴隶一样被全家老少使唤着，父亲还动不动就对她拳脚相加。 而在十几个兄弟姐妹里，萨达特是被排挤的那个，经常被孤立。 尽管生活艰辛，但萨达特却依然有自己的梦想。他渴望成为一名军人，萨达特非常崇拜凯末尔，1919年，凯未尔领导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推翻封建王朝，击退外国侵略，于1923年宣布成立共和国，并担任第一任总统。 在萨达特的心目中，凯未尔是“一个崇高的榜样。”他把描写凯末尔的一本名叫《灰狼》的书视为珍宝，这本书在他面前“展示了一个光辉灿烂的世界。他不止一次地幻想过自己穿起军装雄姿勃勃的样子，以及亲手把英国殖民者从埃及赶出去的英雄形象。 萨达特回忆说：“当我们在开罗的住所的大门打开时，我脑子里便涌现出一个新世界。墙上有一张像，这张像令人感到突兀。它把人带入了波澜壮阔的历史场面。真是咄咄怪事。它既不是埃及领袖穆斯塔法·卡迈勒的像，也不是国王的像，那是土耳其领袖穆斯塔法·凯未尔·阿塔图尔克的像！” 这张像打动了萨达特，他就去问父亲和别人，从那里听到了许多关于这位领袖的事迹，也听到了一些关于他的神话与传说。 萨达特的青少年时期，正是亚非拉人民争取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的伟大时代。埃及虽于1922年名义上取得了独立，但实际上，仍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军队继续驻守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照旧控制着政府，控制着具有重要经济价值和战略意义的沟通地中海与红海、连接大西洋与印度洋的苏伊士运河。 1932年，印度民族主义领袖莫汉达斯·甘地在赴英途中访问埃及。14岁的萨达特曾经从报上看到有关甘地为反对英国在印度的统治而进行斗争的文章。 他了解到，为了抑制英国造的西服输入印度，甘地身上仅裹一条自己纺织的“多蒂”，即传统的印度缠腰布，给他的同胞们作出自给自足的榜样。 年轻的萨达特为此深受感动，他开始模仿甘地，也只穿一件像围裙一样的腰布，还打算自己织布，甚至常常一个人坐在自家的房顶上，苦思冥想，忧国忧民。 在开罗上中学时，他一方面读书，一方面打工，因为贫困始终伴随着他。为了养家糊口，有时，只好沿街乞讨，到处流浪，然而，这却铸成了萨达特坚强不屈、奋发向上的优良品性。打工读书之余，他用较多的时间去研读《古兰经》。 1936年，萨达特中学毕业后，进入开罗阿已萨军事学院。那年正好英国与法鲁克王朝签订了进一步控制埃及的《英埃同盟条约》，埃及人民反对英国殖民主义和腐败无能的法鲁克王朝统治的英勇斗争，激发了他的民族主义热情。 同年，他在开罗阿巴萨军事学院参加了民族主义组织“青年埃及党”。1938年，萨达特结束了在皇家军事学校9个月的课程，并被授予少尉军衔，派驻到埃及南部的敏哥巴德镇。 也就是在这里，他结识了年轻的纳赛尔，他们有共同的志向，就会有共同语言，萨达特与纳赛尔等10个年轻爱国军官成立了一个秘密革命团体，这就是“自由军官组织”的前身，目标就是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埃及。 后来，这个组织因推翻埃及法鲁克王朝而闻名于世，纳赛尔脱颖而出成为埃及民众心中的英雄，一直跟随纳赛尔的萨达特，也顺理成章地成为组织里的佼佼者。 1940年，萨达特被派往离开罗几英里远的马阿迪。在这里，萨达特结识了后来的挚友哈桑·伊兹特。 伊兹特是个空军军官，也是个不可多得的技术人才，更重要的是，他跟萨达特有一样的理想和志向，经过伊兹特的引荐，萨达特又参加了空军的一个爱国组织。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萨达特幻想依靠德国的力量来削弱英国在中东的势力。1943年，他因同两名德国间谍合作，从事反英活动而被捕入狱，一度被开除军籍，在狱中过了两年的铁窗生活。 两年后，也就是1944年，萨达特越狱成功，开始了漫长的逃亡生活。在逃亡中，他依然继续从事反英民族独立运动。 1945年，萨达特自己组织了一个从事暗杀、绑架活动的秘密团体，这个组织提出“为了埃及的独立而进行组织和行动。” 他参加了暗杀华夫脱党党魁纳哈斯和法鲁克王朝负责财政的阿明·奥斯曼的行动。 因为，这两个人暗中与英国人勾结，所以萨达特决定“为国除害”。行动一成一败，纳哈斯几次都幸免于难，奥斯曼则被一击刺杀。可是，这件事暴露后，萨达特虽然一夜间成了埃及人们心中的反殖民英雄，但他本人也在1946年1月，再次被捕入狱。 这次入狱，萨达特一直待到1948年才被再次释放，因而错过了1948年巴勒斯坦战争，对此，萨达特深感遗憾。他惋惜他说：“当我的同志们都在行动时，我还是个囚徒。一名军人不能驰骋在战场上，这就是最大的不幸。” 1950年1月，萨达特恢复了军职，并被派往了西奈北部的拉法，在这里，他重新联系上了纳赛尔。纳赛尔邀请萨达特重新加入“自由军官组织”。1951年，萨达特晋升为中校，成为纳赛尔领导的“自由军官组织”的核心成员。 1952年7月23日，“自由军官组织”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君主专制的武装起义。萨达特是在武装起义的第二天，得到纳赛尔通知，随后立即赶往武装起义的大本营，与那里的官兵会合，并代表“自由军官组织”发表了推翻法鲁克王朝的第一个声明。 仅仅三天的时间，这场针对君主专制、推翻法鲁克王朝的革命运动就取得了胜利，为埃及开辟了一个新的历史进程，也让纳赛尔、萨达特和“自由军官组织”成为埃及新历史的开创者。 1952年革命胜利后，萨达特从一名普通的军官一跃而成为执政的“革命指挥委员会”成员。1953年，埃及共和国成立，但政治首脑并非纳赛尔。不过，经过短暂的过渡之后，1956年，纳赛尔成功地当上了埃及的第二任总统。 纳赛尔当上总统后，由于各派别之间的斗争，萨达特遭到了同僚的诬陷，并没有得到重用。但是，萨达特在这场权力争斗中表现出了惊人的忍耐力，并以不求功名、只求为国效力的姿态，重新拾回了纳赛尔的信任。 此后，他担任过《共和国报》主编、国务部长、埃及伊斯兰大会主席、国际伊斯兰教协会秘书长、国民议会副议长、议长等职，直到1969年，当上了副总统。 1970年9月28日，纳赛尔因心脏病发逝世后，萨达特任临时总统。同年10月15日，埃及政府组织全民投票，萨达特以票选的压倒性优势当选为埃及共和国的第三任总统。  埃及前总统萨达特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萨达特继任总统后，在政治上，主张民主；在经济上，实行开放政策，在外交上，则推行“积极中立”和“不结盟政策”，反对霸权主义，力图打破中东“不战不和”的局面，以谋求和平解决中东问题。 他坚决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但是，“思想僵化的人，永远无法改变现实，因此，他也就永远不会有所进步。”这是萨达特40年代在法鲁克王朝的监狱中悟到的哲理，正是这一思想转变，促使萨达特在内政外交上做出重大调整。 他仅用了12个月时间，就完全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对于反对他的政敌，则毫不留情地予以打击。前副总统阿里·萨布里主张亲莫斯科的路线，于1971年夏被他投入监狱，据以色列“摩萨德”得到的情报，当时，至少有700多人被捕。 同时，萨达特改变了纳赛尔建立的一党制而实行多党制，上台后不久，他就允许新闻自由。1973年4月，萨达特又下令取消财产监管法，恢复了在纳赛尔时期被抛到一边的司法系统。其中，最重要的是放松了外汇管制，以利于振兴经济。他还鼓励被忽视的私人经济成分，并保证不对它们进行监管、没收和国有化。 1974年，萨达特命令抵偿在纳赛尔时期被强令没收的资产，其他一些改革包括释放在纳赛尔时期未经审判就被判监禁的几千名政治犯。 为了加快发展国民经济，萨达特在1974年制订了《10月工作文件》，宣布实行门户开放政策；同年，颁发了43号法令，以便吸收外国资本和先进技术。 另一项重大的改革是在经济上向私人企业——外国投资者重新开放，这些人在纳赛尔总统任职期间，由于对实行国有化感到害怕，因而全部转移了自己的投资目标。 因为，萨达特总统想吸引外国投资者来恢复被战争破坏了的埃及经济，作为他的自由化措施的一种结果，埃及在1973年得到了世界银行2100万兰特的贷款，用来更换破旧的机器，解决了埃及工业的燃眉之急，使很多关闭的工厂重新得以生存。 1973年10月以后，至少有五家美国银行在开罗投资，一位美国外交官说，“这是一场淘金热——美国发现了埃及。”美国、日本、西德以及阿拉伯国家都想向埃及投资。据最保守的估计，截止到1980年5月以前，投入开罗的阿拉伯和其他外国资本已超过5亿美元。 萨达特继任总统后，试图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埃以纷争。但是，由于以色列态度僵硬蛮横，第三次中东战争和谈失败，埃及人民要求收复失地洗刷国耻，而苏联在中东地区力图保持的“不战不和”的局面使埃及精疲力竭，经济几近崩溃。 在这种情况下，萨达特被迫以战求和，寻求强国新途径，决定发动了第四次中东战争。 1971年，萨达特频繁来往于苏联和埃及之间，他希望能从苏联那里获得更多的武器装备，但是，因为勃列日涅夫并不相信萨达特能够打赢以色列，而且，根据苏联的全球战略部署，他也不希望看到中东“不战不和”的局面因为萨达特而被打破，所以，驳回了萨达特的请求。 本来打算在这一年就将以色列问题解决的萨达特，在得不到苏联支持的情况下只能将计划推迟。 1972年，萨达特依然将外交重点放在了武力解决以色列问题上，但是，因为仍旧得不到苏联的支持，三番五次碰壁之后，萨达特一气之下，开始清除了苏联在埃及的势力，并且在外交政策上开始向美国靠拢。 1972年7月，萨达特下令驱逐了15000名苏联军事顾问和专家；1974年同美国恢复了外交关系；1976年，宣布废除埃、苏“友好合作条约”，禁止苏联军舰使用亚历山大港。 在各国领导人看来，萨达特似乎是放弃要以武力对付以色列了，但真实的情况却正好相反，萨达特在检查本国军备后，认为已经足够发动一场局部规模的战争。 他的想法和所有人都不一样，他并不想把这场即将发动的战争无限扩大，而是只希望发动一场小规模的局部战争，目的在于收复一部分失地，而并非逼以色列投降。 而且，根据埃及当时的军备和战力，也不足以对以色列发动一场全面战争。为此，1972年10月26日，萨达特免去了主张发动全面战争的埃及陆军总司令萨迪克等人的职务，开始按自己的想法对战争进行部署。 第四次中东战争是萨达特强国战略的重要一步。为了增加取胜的把握，萨达特还与叙利亚、巴勒斯坦结成攻打以色列的联盟，经过认真准备，他决定在1973年10月6日发动第四次中东战争。 10月6日，是伊斯兰教的斋戒节，同时也是犹太人的赎罪日，在这一天，根据教规，犹太人都会待在家里，足不出户，斋戒沐浴，诚心祈祷。 而且，10月也是阿拉伯世界的斋月，对于伊斯兰教徒来说，这个月不能发动战争。萨达特就是反其道而行之，他打算利用这次奇袭，打以色列一个措手不及。 1973年10月6日凌晨，埃及派出200多架轰炸机在西奈半岛上空连环出击，短短20分钟后，驻扎在西奈半岛的以色列军事指挥部以及雷达干扰中心、通讯系统、导弹基地都被夷为平地。 以色列军队还没来得及反应，埃及地面部队就强行渡过苏伊士运河，发起了新一轮的攻击，很快就占领了以军阵地。以色列在运河边沿修筑的防护工程被捣毁，西奈半岛基本上已被埃及军队控制。 战争的前几天，战事一切顺利，以军损失惨重，埃及成功地收回了苏伊士运河东岸。10月11日，埃及大规模装甲部队挺进西奈半岛。 在接下来的战斗中，以色列军队回过神来，开始展开反击，埃及军队的猛烈攻势被扼制。10月14日，战局发生逆转，以色列军队先是突破叙利亚军队的防线，攻入大马士革的近郊，随后，又在苏伊士运河上架起4座浮桥，强行突入埃及，并很快就攻打到离首都开罗只有100多公里的地方。 此时，美国和苏联这两大军事强国终于开始干预这场战争。 10月22日，在美苏间的谈判结束后，联合国通过了停火协议，下令以色列和埃及间的战斗立刻结束。于是，埃以双方开始停止军事敌对行动，并坐到了谈判桌前。 1974年1月18日，双方最终签署了停火协议。根据协议，埃及从此以后将收回整条苏伊士运河的管理权，苏伊士运河至此回到了埃及的怀抱。 从战争开始，到最后签署停火协议，历时3个多月，埃及和以色列在战争中互有损失。但是，这场战争，打破了以色列军队在阿拉伯世界无敌的神话，让埃及扬眉吐气。 十月战争后，埃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是阿拉伯世界的核心，萨达特则成为其他阿拉伯国家领导人的榜样。 第四次中东战争后，萨达特意识到，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深重无比，绝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走和解之路，才是正道。 他纵观世界政治格局趋势后，提出了埃及内外政策的二个指导性意见：第一，在阿拉伯世界中保持领导地位；第二，发展埃及经济，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援助，生产力是不分国界的；第三，同意美国的建议，重新开放苏伊士运河，从而与以色列和平相处。 1977年11月，萨达特在埃及人民议会上突然宣布，他决定亲赴耶路撒冷，为埃以和平谋求新的的契机。当时，所有在场的议员和内阁成员都被惊得目瞪口呆。 顷刻间，全场哗然，议论纷纷，他们还以为这是神志不清的胡话，是在辩论最激烈时的失言。当一些人在弄清楚自己并没听错后，忍不住高喊：“以色列乃罪恶的虎狼之国，千万不可去啊！” 但是，萨达特去意已决，面对众人的反对淡淡地说：“为了和平，我将走遍天涯海角，为什么要排除以色列？” 当时，马雷议长首先想到的是怎样防止这一消息扩散出去，他迅速跑到总理府与全国各地报纸的总编们联系，要求他们不要发布这一消息。 可是，当萨达特得知后，马上找到马雷对他说：“我不是在演戏。要知道这是非常严肃认真的事情，这条消息一定要发！” 萨达特来到耶路撒冷，在以色列议会慷慨陈词。直到这时，以色列总理贝京和许多部长才相信，萨达特不是在开玩笑。1978年9月6 日，在美国的调解下，萨达特和贝京签署了具有划时代意义“戴维营协议”，他和贝京分享了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又过了一年，埃及和以色列正式缔结和约。 《埃以和约》签订后，以色列在巴基斯坦自治问题的谈判中仍坚持顽固立场和吞并耶路撒冷的蛮横行径，迫使萨达特不得不中断埃以谈判。 《埃以和约》签订后，军队的任务和作用较前不同了，开始滋长着对萨达特的不满情绪。1979年底，有170多名高级军官因对埃以关系正常化有保留意见被勒令“提前退休”。 据报道，1980年，以色列国防部长魏茨曼访问埃及期间，埃及有些空军人员拒绝欢迎他到基地参观。 同年五月，萨达特曾两次遇刺，其中一次是共和国卫队一名少校干的。5月间，在军队的中下级官员和士兵中流传着反对萨达特的狂热小册子，指责萨达特趋向西方是实利主义，说他将毁灭埃及固有的宗教信仰。 当局一下拘捕了200多名军人，其中不少人后来被处死。开罗警备队19师师长因不接受保卫贝京访问埃及和伊朗前国王巴列维的安全任务被交付审判。 1980年以来，埃及穆斯林和科普特基督教徒之间的教派冲突事件不断发生。1981年6月，开罗市红角区发生教派间械斗，估计有70人死亡。伊朗的宗教狂热，也波及埃及，不少穆斯林极端分子利用并煽动宗教情绪，攻击埃及政权背叛真主教义。 发行量达8万份的“穆斯林兄弟会”《呼声》杂志，经常刊载强烈反对萨达特内外政策的文章，要求在埃及建立像伊朗那样的伊斯兰政权，1981年初，宗教极端分子在开罗总统府门前广场上举行的10多万人的开斋节祈祷会上，张贴和散发反对萨达待的传单，提出尊教参政。而且，在萨达特8月份访问美国期间，开罗一个教堂发生了爆炸事件。 1981年4月以来，以色列加紧袭击在黎巴嫩的巴基斯坦解放组织营地，悍然炸毁伊拉克的核设施，使坚持“戴维营协议”和加速实现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萨达特处境十分尴尬。 中东十月战争后埃及经济虽有所增长，特别是石油工业发展迅速，但萨达特所许诺的经济繁荣并未出现。加上粮食、住房严重缺陷，物价猛涨，中下层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有所下降。 少数人利用“经济开放政策”大发横财，统治集团内部贪污腐化行为也时有所闻。上层人物中“官僚主义”和“裙带关系”一时盛行，一小撮富豪显贵过着花天酒地、挥金如土的生活，而广大群众却终年劳苦，生活穷困，甚至连最基本的衣食住行也不能保障。两相对比，悬殊极大。 这种不合理现象，容易引起人们的怨恨和社会不安，加深了国内的矛盾。反对派迫不及待地利用这种形势加紧扩展自己的力量和影响，加强对萨达特政府的攻击，说萨达特个人奢侈腐化，光别墅就几十座，汽车100多辆，不像他的前任纳赛尔那么简朴。 这时候，在埃及国内，反对势力于1980年2月组成“全国团结阵线”，提出实行议会民主，限制总统权力。流亡国外的人在前陆军参谋长沙兹利的纠集下，于1980年3月成立了“埃及民族阵线”，总部设在大马士革，口号是要用合法手段或暴力推翻萨达特政权，废除《埃以和约》，而且，得到叙利亚、利比亚、阿尔及利亚、南也门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支持。 1980年12月，在议会的辩论中，反对党不同意埃及向美国提供军事便利，并反对埃以关系正常化。1981年3月，议会最主要的反对党社会主义劳动党联合一些无党派议员提出，成立调查美国在埃及的秘密军事基地问题的委员会。 6月，反对党又指责埃以和约牺牲了巴勒斯坦事业，要求议会重新审议埃以关系正常化，并要求召回埃及驻以色列大使。 还有另一个反对党——亲苏的民族进步联合党，也竭力反对萨达特的“联美、和以、抗苏”方针，要求与“拒绝阵线”阿拉伯国家言归于好。 1981年1月底，开罗举办国际书展之际，该党插手埃及和巴勒斯坦学生的反以色列示威，导致学生与军警发生流血冲突。 此外，一些秘密组织也在开罗与亚历山大等城市频繁地制造破坏、爆炸事件。广大知识分子和一部分政府官员认为埃及对以色列让步过大，对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的孤立现状颇有微词。 反对派认为，在以色列未对巴勒斯坦承担任何义务的情况下让其在开罗建立大使馆，对埃及是个耻辱。反对派呈现了联合斗争的趋势，试图推翻萨达特政府。 1981年9月3日，萨达特以“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安宁”为名，进行了一次空前规模的大搜捕。虽然政府方面一再声称此次逮捕的主要对象是反政府主义者，但在逮捕的3000多人当中，有学生、政治家、宗教领袖、记者、律师以及一批无辜的原教旨主义者。 这些人当中有谴责批评过萨达特的人，有些是萨达特早就想除掉的政敌，有些人则是仅仅曾经写过反对政府的文章，文章中涉及政府的贪污腐化内幕。 尽管这些措施已经有些过分，但萨达特仍发出警告说：如果再有人捣乱，就要采取比这猛烈10倍的行动。他宣称手中有一张7000多人的名单。 这次打击的重点显然是伊斯兰团体，但并没有制服穆斯林，反而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大逮捕的第二天，在阿巴斯地区的罕年清真寺发生了7000多人的游行示威。示威群众在清真寺做完礼拜后，浩浩荡荡走向街头，高呼“萨达特是真主的敌人”，其声势震动了整个埃及。 在任何一个像埃及这样的阿拉伯国家，宗教的地位至高无上，林林总总的宗教团体更不胜枚举，这些宗教派别原则上一致笃信伊斯兰教义，但同时，也存在着纷繁复杂的教义冲突和矛盾，因此很容易爆发宗教冲突，严重威胁社会安定。 而萨达特这种完全针对宗教行为的做法，无疑为他惹来了一个庞大的宗教敌人——原教旨主义者。而且，萨达特在这件事上表现出了他不可避免的霸权主义和独裁统治的一面。正是这次非公正的搜捕行动，让越来越多的人走到了萨达特的对立面。 对萨达特的不满情绪在开罗悄然扩散，原教旨主义小组在暗处四下放风，要对萨达特采取行动，在开罗的各教派组织不时传言要杀掉萨达特。事后证实，当时有11个不同的组织要干掉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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